最新合同法全文(通用5篇)

第十一条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追认的意思表示自到达相对人时生效，合同自订立时起生效。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效力待定合同中追认的生效时间及合同生效时间的解释。

【条文理解】

一、对《合同法》第47、48条含义的说明

《合同法》第47、48条分别是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权代理人签订的合同的效力问题的规定。

第47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48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根据上述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权代理人所签订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此类合同的效力可以通过追认等方式进行补正。

什么是效力待定的合同?《合同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

学者通说认为，效力待定的合同是指效力是否发生，尚未确定，有待于其他行为或事实使之确定的合同。

效力待定，有时又被称为不确定的无效或浮动的效力。

《合同法》在第47条、第48条、第51条分别就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权代理人订立的合同、无权处分人订立的合同的效力问题专门作了规定，明确这三类合同的效力需要待有关权利人追认后才能生效。

效力待定合同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1)效力待定合同已经成立。

合同成立是一事实判断问题，关系到合同是否存在。

合同成立主要体现当事人的意志，体现合同自由原则。

就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而论，缔约主体就主要条款达成合意足矣。

(2)合同的效力既非完全有效，也非完全无效，而是处于一种不确定的中间状态，这也是效力待定合同与可撤销合同、无效合同的区别所在。

合同效力问题体现了立法者对合同的价值判断，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

对可撤销合同而言，合同在未被撤销前，是有效合同;对无效合同而言，合同的效力是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绝对无效。

(3)效力待定合同是否已经发生效力尚不能确定，有待于其他行为或事实使之确定。

效力待定合同本身是一种效力不确定的合同，但它本身并没有违反强行法的规定和公序良俗，因而法律对这种合同并不进行国家干预，强行使之无效，而是把选择合同是否有效的权利赋予当事人，从而排除法院干预的权力，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

从造成合同效力瑕疵的原因上说，效力待定合同最大的瑕疵在于当事人缺乏缔约能力和处分能力，但这类瑕疵并非不可弥补，而对可撤销合同而言，最大的瑕疵在于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如《合同法》第54条所列举的重大误解、显示公平、违背真实意思等。

权利人的追认行为产生使效力待定的合同确定有效的法律效力。

但合同生效时间从何时起算，不无异议，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

分析这一问题，应从追认行为人手。

二、追认的含义与性质

追认，或称“同意”、“承认”，是指权利人事后同意或者承认。

在效力待定的合同中，追认是有权人对无权人订立的合同予以承认的`一种单方意思表示，其理论基础是行为人事后追认在法律效果上视同于行为人事前同意，立法目的在于使既存法律关系的不确定状态及时稳定下来，以减少讼争，维护市场交易的动态安全。

根据《合同法》第47条和第48条的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和无权代理行为中的被代理人对合同的效力享有追认权。

追认权属于形成权。

依民法基本理论，形成权系指“依权利者一方之意思表示，得使权利发生、变更、消灭或生其他法律上效果之权利”。

形成权具有以下特征：(1)不得单独转让，必须附随其所附之基本权利一起让与;(2)原则上不可附期限或条件;(3)不可成为侵权行为的客体;(4)无相对义务观念存在。

这些特征当然适用于追认权。

追认权的行使受除斥期间的限制。

根据《合同法》第47条第2款、第48条第2款的规定，追认权的除斥期间为一个月。

超过除斥期间，追认权人不能再行使追认权;除斥期间内，追认权人未对合同的追认作出明确表示的，推定为拒绝追认，合同也不发生效力。

追认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依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完成，无需相对人的同意即可补正。

追认行为属于补正行为。

追认的作用在于使他人所为的民事行为发生效力，因此具有补正行为的性质。

追认行为属于不要式行为，无需依特定方式，只要能够表达其追认的意思，即可发生追认的效力。

合同的效力待定制度赋予了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和无权代理中被代理人本人以追认权，保障了其单方利益，但其直接结果是追认权人始终掌握主动权，可在行为对其有利时主张有效，不利时则主张无效，使得合同效力长时间处于不确定状态，对交易相对人产生不测之危害，给交易安全造成悬空动荡。

为了强化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和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各国对追认制度的适用都进行了限制，最主要的就是催告权和撤销权。

相对人的催告权是指效力待定合同中，相对人在知道合同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情况下，得确定一定期间，催告权利人进行追认，以尽快确定合同的效力，稳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我国《合同法》第47、48条的规定，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效力待定合同与无权代理人订立的效力待定合同中，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

三、追认行为的生效时间

《合同法》对追认行为的形式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通说认为，追认通知可以由权利人以口头方式向相对人作出，也可以通过书面方式作出。

以口头表示方式作出的，追认通知发出时间与到达时间一致，追认行为生效时间自无异议。

但如果追认通知以书面表示作出，追认通知发出与到达之间通常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追认行为自何时生效，不无异议。

本条解释规定：追认通知自到达相对人时生效。

追认是法律行为，故应适用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

民事法律行为生效，是指对行为人或其相对人发生效力。

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决定着法律行为的生效时间。

所以，确定追认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对追认行为的生效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将某项内心意志向外进行表达，往往是一个需要一定时间的过程。

传统民法理论一般将表意人已经具备一项完整的意思表示的时间称为“发出”，以区别于意思表示的“送达”。

在通常情况下，意思表示的发出尚不能使其生效，意思表示送达才能生效。

根据意思表示是否需要受领，可将意思表示分为无须受领的意思表示和需要受领的意思表示。

前者是指表意人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相对人(即意思表示的受领人)发出的意思表示，此种意思表示不是向特定的相对人发出的，事实上也不存在这样的相对人，因此，谈不上意思表示应由相对人来受领，如悬赏广告、遗嘱。

后者是指表意人针对特定的相对人发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须受领此意思表示。

须受领的意思表示的本质，在于促使相对人对表意人发出的意思表示作出反应。

然而，表意人发出须受领的意思表示，并非必然产生相对人受领此意思表示并知悉其内容的后果。

这就是说，意思表示的发出还不能使之产生效力，更准确地说，意思表示为相对人知悉或者可能为其知悉时才生效。

在书面表示的情况下，意思表示的发出与相对人受领意思表示的内容之间，在时间上往往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对须受领的意思表示而言，通常必须以送达相对人为生效条件。

就追认行为而言，虽然追认通知是单方意思表示，无需相对人同意，仅凭权利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完成，但仍然需要相对人收到，即需要为相对人所了解或者达到相对人方可生效。

《合同法》第16条规定：“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第26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在要约和承诺生效时间上，均采用的是到达主义，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说，本条解释规定追认的意思表示自到达相对人时生效也是妥当的。

对追认意思表示的具体生效时间作出明确规定，对解决司法实践中有关追认效力的争议问题有重要意义。

试举一例，2009年1月1日，无权代理人甲与相对人乙签订货物买卖合同，被代理人丙于2009年1月5日以特快专递的邮件方式向乙发出追认通知，1月8日，乙收到该邮件。

但乙在知悉甲无代理权后，于1月6日向丙电话通知，作出了撤销该合同的意思表示。

如果按照追认通知发出生效，则1月5日，追认通知生效，买卖合同有效;如果按照追认通知到达生效，则1月8日追认通知方才生效，然而1月6日乙已经作出了撤销该合同的意思表示，因此，该买卖合同无效。

四、效力待定合同的生效时间

一般而言，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时间是一致的。

所以，就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二者之间的区别来说，学者的研究论述主要集中在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的区别上，而很少论述合同成立时间和生效时间的区别。

《合同法》第44条第1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然，也有例外情形，包括：(1)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2)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3)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等等。

《合同法》第44条第2款、第45、46条对此分别作出了规定。

根据《合同法》第47条和第48条的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权代理人所签订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效力待定的合同因追认而成为有效合同，此类合同自何时起发生效力?是使合同溯及既往地发生效力，还是仅自追认到达时起向将来发生效力，不无疑问。

学理通说认为，合同溯及于成立之时发生效力。

本条司法解释也采此观点。

主要理由有三：其一，追认通知并非订立新合同的行为，而是对既有合同的补正;其二，根据《合同法》第44条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追认行为不应产生合同的第二个生效时间;其三，该方案能公平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试举一例：丙于1月1日擅自代理甲方与乙方签订买卖合同，1月2日，乙方发货。

甲方的追认通知于1月10日送达乙方。

丙属无权代理，故该合同效力待定。

如果规定效力待定的合同效力至追认通知到达时生效，则合同于1月10日方生效，乙方的发货行为在合同生效之前，不属于合同履行的内容，乙方的发货行为就无法得到《合同法》的有效保护，若甲方不追认丙即无权代理人的行为，损失须由乙方自己承担。

如果规定追认通知产生的效力是合同自始生效，即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则该买卖合同自1月1日起生效，乙方发货的行为属于履行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效，则可以依据《合同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在本条司法解释的文字表述上，对此类合同的生效时间的追溯应规定为“自合同订立时生效”，还是“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更为妥当，有不同意见。

一般说来，合同的订立是包括要约和承诺在内的过程，是一个时间段，如果规定为自合同订立时生效，恐仍有争议;而合同成立是一时间点，规定自合同成立时起即生效，可能更为准确。

但就效力待定的合同来说，合同的生效时间是对订立时因欠缺行为能力和代理权而导致合同效力瑕疵的追认，因此，在文字表述上，谓追溯至“合同自订立时起生效”更为妥当。

【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十七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1个月内予以追认。

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

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1个月内予以追认。

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

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五、违约责任

第二款的规定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八条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

增加违约金以后，当事人又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第七条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

(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

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本条是对《合同法》交易习惯的解释。

本条对《合同法》中交易习惯这一概念进行了解释，规定了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认定交易习惯的规则，确定了交易习惯的举证责任。本条解释适用于《合同法》中直接或者间接包含交易习惯这一概念的法条。

《合同法》中直接包含交易习惯这一概念的法条共有9条，分别是总则部分的第22条、第26条、第60条、第61条、第92条和第125条，分则部分的第136条、第293条和第368条。从内容上来看，第22条和第26条规定的是承诺的方式和承诺的生效;第60条和第92条规定的是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和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的后合同义务;第61条和第125条规定的是补充协议的确定和合同解释;第136条、第293条和第368条则分别规定了买卖合同、客运合同和保管合同中的一些附随义务。

包含交易习惯概念的第61条又多次被其他法条引用，所以《合同法》中还有许多间接包含交易习惯这一概念的法条。仅买卖合同一章，就有第139条、第141条、第154条、第156条、第159条、第160条、第161和第170条等8条引用第61条，这些法条都涉及根据第61条中的交易习惯填补合同漏洞的问题，从而间接包含了交易习惯这一概念。

可见，广泛运用交易习惯来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合同法》的一个重要特色，而通过司法解释对交易习惯概念进行准确界定对于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本条解释规定，认定《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的前提条件是该交易习惯“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即交易习惯必须适法。强制性规定的目的就是控制和限制当事人的行为，因此，当事人不能通过协议或者交易习惯等理由来规避强制性规定的适用。例如，《物权法》第5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该条是关于物权法定原则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定。因此，即使典权在实践中存在，法院也不能基于习惯做法而认定其物权效力。

另一方面，《合同法》中存在着大量的任意性规范，如包含“另有约定”或其他类似措辞的许多条文。这些规范的主要目的，是在当事人没有考虑到或者有意省略的情形下对当事人的意思进行补充。所以，如果交易习惯可以表明当事人“另有约定”，则应认为该交易习惯排除了《合同法》任意性规范的适用。《合同法》中引用第61条规定时多采取“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应当……”的规定模式，这也佐证了交易习惯在合同解释中优于《合同法》任意性规范的地位。所以，如果按照本条解释确定的交易习惯同《合同法》任意性规定相冲突，则应以交易习惯为准。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某种习惯只是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的做法，而当事人并不知晓，则任意性规范应优先于这种习惯做法。

本条解释规定了两条确定交易习惯的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一)和规则(二)〕：“(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这两条规则充分体现了合同法“缔约自由”的原则，即当事人只应受其所同意的习惯做法的约束。

(一)规则(一)的理解与适用

1.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

在规则(一)中，确定某种做法是交易习惯的要求有两个：一个是客观要件，即“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这体现了交易习惯地域性和行业性的特点。确定交易习惯的另一个要求是主观要件，即“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交易习惯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交易习惯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某种习惯做法仅仅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被通常采用，则该种习惯做法并不足以被认定是交易习惯。交易习惯的认定强调该种习惯做法主观上为交易对方一汀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即习惯做法不能约束不知道该做法的对力一当事人。

2.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理解

因为规则(一)所要求的只是“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而没有要求无例外地遵守，所以某种习惯做法只要经常性地被采用，就满足了客观要件。因此，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完个有可能存在几种通常采用的做法，都满足规则(一)的客观要件。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些做法都无法排他地确定，所以当事人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于将某种做法认定为交易习惯就非常重要，是将一种普通意义上的习惯认定为交易习惯的基本依据。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本解释对主观要件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界定，要求必须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不能是“同意、认可”。也就是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要求不能强化为“同意、认可”;交易对方不承担了解和掌握特殊交易习惯的注意义务。

这种对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界定是相当严格的，意味着即使某种习惯做法已经在某地区或某领域、某行业无例外地得到遵守，交易对方仍然只有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况下才受到这种习惯做法的约束。可见，本规则中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要求加强了对不了解当地习惯或者缺乏业内经验的相对人的保护，也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的尊重和私法自治的要求。

通过规则(一)确定的交易习惯不同于学说上通常所说的习惯法，因为这里的交易习惯的效力基础在于当事人的意思。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可以推知，如果在合同中有明确的条款同某种习惯做法相冲突，则这种习惯做法就不能被认定为交易习惯。

需要注意区分的是，_上述严格要求并不妨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可以采取明示意思表示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确定。例如，如果交易一方在签订合同时书面告知对方合同解释及附随义务的确定应当采取某种习惯做法，而交易对方并未对此表示反对，则应当认为此种习惯做法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的交易习惯。

3.对“订立合同时”的理解

从交易习惯的时间性特点来看，规则(一)要求交易习惯是“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依据本规则，交易方不得以合同成立后交易对方才得知的交易习惯为依据对其主张附随义务或者对合同条款的某种解释，除非交易对方的“得知”直接体现为当事人通过协商一致对合同内容进行变更。

4.对“交易对方”的理解

需要特别一子以强调的是，由于解释中规定的是“交易对方”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故认定交易习惯并不要求当事人双方在合同订立时都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某种习惯做法，只不过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一方不得向交易对方主张该交易习惯，但这并不妨碍订立合同时并不知道该习惯做法的一方主张该交易习惯。

但如果乙发现该习惯做法用于解释合同对其有利，则其可以依据规则(一)主张该交易习惯。可以发现，这样规定有利于在加强对缺乏经验一方保护的同时，避免有经验的一方逃避依交易习惯而应履行的义务。

(二)规则(二)的理解与适用

在规则(二)中，确定某种做法是交易习惯要求该做法是“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当事人双方的实际履行行为直接表明了他们对合同含义的真实理解，所以如果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某种习惯做法，就可以公平地认为该种习惯做法构成了理解和解释当事人双方表达及行为的共同基础，应当认定为交易习惯。另一方面，交易习惯一经确立，当事人就会出于对该交易习惯的信赖进行承诺，履行附随义务和理解合同内容，而《合同法》则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保护这种信赖。

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某种习惯做法可以和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的做法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在一致的情况下，当事人也可以通过证明交易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来主张该交易习惯;在不一致的情况下，则只能适用规则(二)来主张该交易习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仅仅在当事人先前的交易中出现过一次，一般不宜认定为交易习惯。

另外，此处的习惯做法一般情况下指的是某种“以前”反复发生的做法，例如，甲厂是乙商家的供货商，尽管双方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但甲厂在历次供货过程中，都向乙商家提供“环境友好”证明;如果甲厂在某次涉诉供货中突然中断提供上述证明，导致乙商家立刻提出异议，则此次供货之前的习惯做法可以被用来作为证明交易习惯的证据。反过来，如果甲厂在以前的历次供货过程中都没有提供“环境友好”证明，乙商家收到货物也没有提出异议。后甲厂改进服务，开始提供上述证明，则法院不宜根据后来形成的交易习惯认定之前甲厂没有提供证明的行为违约。

(三)规则(一)和规则(二)的关系

相较而言，规则(一)比规则(二)的适用范围更广，因为规则(一)除了可以适用于多次反复交易外，还可以适用于当事人双方的第一次交易。另一方面，规则(一)和规则(二)也不是彼此孤立的。在可能的情况下，法院对于交易习惯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规则(一)和规则(二)，认定的交易习惯应尽量和规则(一)及规则(二)都能协调一致。如果确实不可能满足上述要求，则应认为规则(一)优先于规则(二)，即认为当事人以意思表示排除了惯常做法的约束力。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规则(一)优先于规则(二)的理由在于规则(一)中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直接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因而最接近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如果是普通的地区习惯或者行业习惯，即仅仅满足了规则(一)中客观要件的习惯做法，则应当认为规则(二)中的习惯做法优先于一般的地区习惯或者行业习惯，这也是因为当事人在系列交易过程中形成的习惯做法更能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本条解释规定：“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该举证责任的内容应按照本条规定中两个规则的具体要求来确定。如果当事人主张依据规则(一)确定的交易习惯，则其不仅需要证明地方习惯或行业习惯的存在，还需要证明对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习惯。如果当事人主张依据规则(二)确定的交易习惯，则其应证明在争议案件前双方已经通过经常使用建立了所主张的习惯做法。

另外，因为本条解释已经明确规定了对交易习惯的举证责任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和第7条的规定，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应严格依照本条分配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十二条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本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九十二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第一百三十六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

第二百九十三条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

第三百六十八条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保管凭证，但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