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材料是对特定事件、活动或人物的事实和细节进行搜集、整理和呈现的一种文本形式。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精选事迹材料范例，希望能激发大家对于努力奋斗的热情。
他是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曾主持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动力设计与调试工作，参与指挥大亚湾核电站和秦山核电站二期建设，引领我国核工业实现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历史性跨越。
这位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
作为我国农民运动的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彭士禄继承先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以身许国、科技报国。哪里有危险，哪里有困难，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但在名利面前，他却总是藏着、躲着。有人送他“核潜艇之父”的称号，有人说他是“中国核电站创建人”，他却谦虚地回答：“我只是核动力领域的一头垦荒牛。”
童年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却磨炼了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
彭士禄的童年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1928年，他3岁时，母亲被反动派枪杀;第二年，父亲彭湃也在上海牺牲。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党组织安排他辗转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那段时间，彭士禄见到年纪大的就喊爸爸妈妈，年纪小的就喊哥哥姐姐。
8岁时，由于叛徒出卖，彭士禄被捕入狱。出狱后，由于生计无着，他又沦为“小乞丐”……回忆起这段经历，彭士禄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父母把家产无私地分配给了农民，直至不惜牺牲生命，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
1940年，周恩来找到彭士禄，并把他送到延安。彭士禄常对延安中学的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要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么对得起党?”
1951年，品学兼优的彭士禄被选派留学苏联，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1956年，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把彭士禄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陈赓问。“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语气坚定。从此，他便与核动力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留学那段岁月里，彭士禄从未在晚上12点前就寝。“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80卢布啊!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供孩子上洋学堂，我们能不努力吗?”
主持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动力设计与调试工作，引领我国核电发展历史性跨越。
1958年6月，彭士禄学成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62年2月，他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然而，当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的知识近乎为零，一无图纸资料、二无权威专家、三无外来援助，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学”。
国家经济困难，但彭士禄和同事们士气高昂。“困难时期，我们都是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粮食不够，挖野菜、白菜根吃……那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彭士禄说。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加紧研制核潜艇的任务进一步提上了日程。1965年，中央专委批准研制核潜艇，并要求1970年建成潜艇陆上模式堆。于是，彭士禄等一大批科技人才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的一个代号叫“909”的基地。
在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期间，彭士禄主持了核动力装置的扩大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解决了核燃料元件结构型式和控制棒组合型式等重大技术关键。“每天晚上，彭士禄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热功专家黄士鉴回忆。
“核潜艇项目的初期研究要演算大量数据，彭士禄的计算结果总是最精确。”黄士鉴说，等到自己当了核动力院的总工程师，已经退休的彭士禄还不忘叮嘱他，“不管你现在的位置有多高，重要的数据一定要亲自算一遍，这样你心里才能踏实!”
1970年8月30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度核电，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自主核动力技术的国家。而彭士禄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彼时他已经连续五天五夜没有合眼了。
1970年12月26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值得一提的是，艇上零部件有4.6万个，需要的材料多达1300多种，没有用一颗外国螺丝钉。
和平运用核能，将核能服务于社会，是彭士禄毕生的心愿。1983年，他被任命为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总指挥，为我国核电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1988年，彭士禄担任核电秦山联营公司董事长，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从核潜艇到核电站，彭士禄从事的工作都是拓荒。他说，自己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49岁时，彭士禄在一次核潜艇调试工作中突发急性胃穿孔，胃被切除了3/4。手术后他仅仅住院一个月，就继续扑到了核动力事业上。
公事上一点都不马虎、私事上一点都不计较。
虽为英烈之后，但彭士禄一直很低调，“我从没背过这个包袱，更不会以此自居。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
工作中，彭士禄既严谨细致，又“敢于拍板”。有人问他：“为什么敢拍板?”他回答：“其实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牢牢掌握实验数据，是他大胆决策的科学依据。他曾这样要求自己：“凡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但人总不完美，对事物总有几分模糊。这时就要不耻下问、调查研究、收集信息，通过试验等来搞清楚。”
彭士禄这样看“明白”与“糊涂”的关系：“做一个明白人谈何容易?他要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新见解;对工程技术能亲自计算主要技术经济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但当一个糊涂人则更难，难得糊涂。凡对私事，诸如名利、晋升、提级、受奖等，越糊涂越好。”
彭士禄的病房中，始终挂着一顶海军军帽，帽子上绣着中国的核潜艇。弥留之际，他已无法进食，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却仍然关心着我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彭士禄曾在自述中这样写道：“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属姓‘百家姓’。如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短评)。
彭士禄曾说，自己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这两件事，无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核潜艇是大国重器，于无声处壮国威;核电则是战略性高科技产业，事关国计民生。彭士禄用自己坚挺的脊梁，赋予国家自立、民族自强无穷的力量。
大国重器，心血铸之。回顾彭士禄的一生，始终与祖国同行、与科学共进。童年时期的苦难，培养了他坚韧不拔的品质，以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的高尚精神境界。彭士禄曾说，“如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彭士禄为代表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也铸就了独特的精神气质。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越是前行，越离不开创新;越是发展，越需要一大批优秀的科研工作者;越是艰难，越是需要不断凝聚起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记住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出发。学习“时代楷模”彭士禄的光辉事迹，将更加激励我们从党的百年奋斗中感悟信仰的力量，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再添薪火。(人民日报本报记者谷业凯)。
“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时间20世纪50年代。问话者，是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中国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回答者是正在苏联留学的彭士禄。从此，彭士禄与“核动力”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1年，彭士禄被选派留学苏联。他先后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等几个学校就读，均取得优异成绩，为报效祖国的核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留学时，我从未在晚上12点前就寝过，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彭士禄清楚地记得，当时，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80卢布啊!”彭老动情地用潮汕话说：“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叫儿崽上洋学堂呃，我们能不努力么?”30年后，已身为核潜艇总设计师、总工程师的彭士禄，忘我工作的精神依然不变。彭士禄患胃病20多年，但他总不舍得花点时间去看病。在一次现场调试的紧要关头，他终于支撑不住了，经诊断为急性胃穿孔。手术在工地现场紧急施行，他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医生还发现，胃上还留有一个穿孔而自愈的疤痕。
吃苦与责任。
彭士禄这一生所吃过的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小时候为了生存，他当过乞丐，在广州“感化院”发高烧导致瘫痪差点丢掉性命;后来在东江纵队当小游击战士时得过严重疟疾;在延安当护士时得过肺炎，几经生死。留学期间，彭士禄更懂得珍惜时间，从没在12点钟以前睡觉。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中国在核潜艇的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在这种状况下搞核潜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学”。当时恰逢三年自然灾害，物资供应匮乏，生活极其艰苦。当时摆在彭士禄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摊子：反应堆研究室不到50个人，每人每月平均只有5元行政经费;三年困难时期，大多数人浮肿或转氨酶偏高，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忍饥挨饿;除了五六个人是核动力专业之外，其他人都是来自其他学科的科技人员，大部分还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一切从零开始，学习起来谈何容易?彭士禄深知，仅凭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这需要把自己和别人已有的经验和技能进行转化，同时吸收新的知识。
根据原子能研究所党委提出的“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的要求，彭士禄针对全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文的状况，组织了英语学习。大家从早晨5点多钟起床就背英语单词，甚至上厕所时也在背，夜深了也要背上几遍新学的单词才去就寝。这样边学英语，边看与各自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过了英语阅读关，并且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同时，为了让全室人员尽快都姓“核”，彭士禄和韩铎、蒋宾森、沈俊雄等人在反应堆研究室内开始系统地讲授反应堆物理、反应堆热工水力、反应堆控制、核动力装置等课程。就这样，通过边学习边实践，同志们很快便掌握了核动力装置的基本原理及各系统、各专业间的内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些门外汉迅速地站到了核动力科学研究的前沿。
彭士禄面对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也不能马虎。对于任何问题都要通过调查研究、收集信息、进行试验等来搞清楚。潜艇核动力装置研究初期，为了建立反应堆物理的计算公式，在20世纪60年代只有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彭士禄等科技人员日以继夜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确立了自己的计算公式，但仍没有把握保证反应堆的绝对安全。彭士禄又带领大家做了1：1零功率试验，发现了误差，修正了公式，保证了反应堆在常温下安全可控，把反应堆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彭士禄在领导核电站建设工作时期对工程技术能亲自计算主要技术经济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
彭士禄在接受采访时曾如此描述当时的艰苦条件：“当时条件很差呀，室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而且学的都不是核专业。怎么办?我就和其他几位留苏的同事当起了老师，开设了反应堆等五门专业课给他们讲，两年后，他们都成了核动力学的专家。那时，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时，我们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研究室每人每月的办公费才5元钱，这里面还包括出差费、办公用品费……那时没有电脑，仅有一台手摇计算机，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
外号叫“彭大胆”,“彭拍板”
“彭拍板”，同事们背后喜欢这么亲昵地称呼彭士禄。“这个u雅号u是研究核潜艇时得来的。”彭士禄风趣地解释。1962年，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的各种争论实在太多了。我常常对研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数据讲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彭士禄说，当时自己有两个外号，一个叫“彭大胆”，一个叫“彭拍板”。
“研制核潜艇是从零开始的，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哪有可能?”在试验工作中，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拍板，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想办法克服。“没困难，不冒风险，哪来的创新呢?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核反应模式堆安装出现公差的善后处理，押送核燃料元件等，有危险有困难，彭士禄总是冲在最前，但在名利面前，他却总是藏着、躲着。当指挥长噙着热泪声音颤抖地宣布“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相应的反应堆功率达99%”时，现场沸腾了。“我们成功了!”此时的彭士禄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连分享成功的力气都没了。
“老彭就像一头垦荒牛”
在彭士禄家中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三件宝”：一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处女航的纪念磁盘;二是友人赠送的核电站模型;三是任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时，炊事员送的“垦荒牛”陶瓷塑像。夫人说，她最喜欢第三件，因为“老彭就像一头垦荒牛”。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决定上马秦山一期核电项目。究竟走哪种技术路线?熔盐堆和压水堆两套方案成为争论的焦点。最终，在彭士禄的大力支持下，中国首台核电机组选择了后者，为以后中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后，又启动了大亚湾核电项目，彭士禄任总指挥。回首当时的建设经历，彭士禄说自己学到了三点：一是懂得了一些经济，很早就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二是验算了法国核电的主要参数;三是学到了一点管理学，这对今后中国核电项目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大”家和“小”家。
“大”家就是国家，“小”家就是彭士禄的家庭。彭士禄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自己的夫人有三个：一是核动力，二是烟酒茶，三是自己的妻子马淑英。
1965年，中国核潜艇工程上马时，彭士禄为了工作特地从北京迁到四川。4年后，妻子马淑英也迁到四川。马淑英当年从苏联留学回来后分配在北京化工大学教化学，她深爱自己的教育事业。马淑英讲课讲得好，在学校是出了名的，也因此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当她要离开化工大学跟随彭士禄去四川时，学生们很舍不得马淑英。离别之时，很多学生都来给她送行，哭着跟她拥抱，久久不能放手。来到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后，马淑英便正式转行参与到基地建设工作上来。1971年，因为工作需要，彭士禄再一次搬到武汉任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现719所)副所长兼副总工程师，任职到1973年5月。20世纪80年代主持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工作时期，他更是常驻广州，几个月才能借回京汇报工作之机回家探望一下。
彭士禄80高龄时还在视察核电站的建设工作，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年事已高的他并没有在家享受生活，依然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依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出差，很少能见到家人。对此，孙女彭瑶很有意见。彭士禄每天回来时都是深夜，孙女已经睡着了，而每天早上孙女醒来时，彭士禄却又出去了。为此，孙女跟他还签了一份合同书，大意是如果彭士禄能准时回家的话可奖励啤酒。
荣誉与得失，人生“三张牌”
在荣誉面前，彭士禄院士从不计较得失，也从不提出个人要求。多年来，他总是忙碌在工地或出差。1978年，当他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时，他正在工地上，有人通知他去参加国家科学大会，他根本不知自己是受奖者。在他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时，他还惊讶地说：我也可以得奖?什么时候调级，什么时候评职称，什么时候涨工资，他一概不知，也不打听。别人的房子是越调越大，而他却从七间的将军楼搬到四室一厅的单元房里，把大房子让给别人，他总说，国家给我的太多了。他担任过不少单位的顾问，从不拿报酬。他说，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比拿点小钱更有价值。作为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常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但他坚决不同意。
已经86岁高龄的彭士禄虽然行动不便却依旧神态安详谈吐风趣。“我要感谢玛莎(夫人的俄文名字)对我的爱。她比我小9岁已经是老太婆了。在家里夫人排老大女儿老二然后是外孙女、女婿、保姆我排老六。”言语中透出幽默。
彭士禄是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长期从事核动力研究设计工作，为中国核动力的研究设计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1925年，彭士禄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彭士禄4岁时，双亲就因革命牺牲，过起了四处流浪的生活，先后被20多户革命群众庇护收养。
童年时，彭士禄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还当过小乞丐，最终被中共地下党营救。他曾深情地回忆：“从成为孤儿直到来延安，我在几十位老百姓家里住过。他们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我一点也没有缺失家人的那种亲情和爱。”
艰难成长的彭士禄不忘共产党和百姓的鱼水恩情，立志报国。抗战期间，他加入东江纵队;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祖国科技事业发展，他在核动力研究中攻坚克难，成为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
彭士禄与家人等在红宫红场彭湃雕像前合影。
1951年，品学兼优的彭士禄通过考试赴苏联留学。1956年，他毕业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后又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进修，从此与共和国的核事业紧紧连在了一起。
1958年，彭士禄学成回国，在原子能所工作，主攻核动力。苏联撤回援华专家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彭士禄和同事们的必然选择。
这一年，中国研制核潜艇工程启动，彭士禄受命主持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该工程和研制原子弹一样被列为国家最高机密。“研制核潜艇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政治!”彭士禄在大会小会上，一次次强调。
1970年8月30日，中国第一座潜用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首次达到设计满功率。彭士禄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并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同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82年，国家决定在广东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建造内地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项目，并成立广东核电建设指挥部，任命彭士禄担任总指挥。彭士禄再次披挂上阵，扑到我国首个商业核电站事业中去，为大亚湾核电站以及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做出了突出贡献。
彭氏家风代代相传。
彭士禄的父亲彭湃，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先导者、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始人。1896年10月出生于汕尾海丰县海城镇龙津河畔的彭湃，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领导成立了中国首个县级农民协会，倡议创办和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他在故乡海丰点燃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星火，以燎原之势燃遍广东，影响全国。
如今，在海丰彭湃故居的客厅里，悬挂着六张烈士证，分别属于彭湃，还有他的哥哥、弟弟、侄子以及先后两任妻子。他们相继在土地革命时期，为革命光荣牺牲。而在彭湃的私人书室“得趣书室”里，彭士禄的事迹在陈列着彭湃后人榜样事迹的展厅中格外醒目。
彭家人在得趣书室后政府为彭湃之母周凤兴建的小楼前。
“当日本侵华的战火燃起，我的父辈又毫不犹豫地冲上前线，他们参加了东江纵队，拿起了枪杆子保家卫国。当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之时，我的伯父彭士禄攻坚克难数十载，成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我的堂兄彭实戈也成为一位数学家，他们为了祖国的科技发展前赴后继，默默奉献……”彭湃孙女、彭士禄侄女彭伊娜动情说道。
舍“小家”，为“大家”，彭家的红色精神代代相传。“在我看来，发扬革命精神，传承良好家风，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信念、一种涵养、一种实践。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彭伊娜认为，“责任”“人民”“国家”是彭家家风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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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士禄，男，汉族，1925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广东海丰人，我国著名的核动力专家，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是党的早期领导人、我国农民运动的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上世纪50年代，他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投身我国核潜艇研制事业，担任总设计师，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研制作出突出贡献。改革开放后，他负责大亚湾核电站的引进建设工作，并组织自主设计建造了秦山核电站二期，引领我国核事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曾任原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原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科技顾问，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3月逝世，享年96岁。
因为属牛，彭士禄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与精神。这种性格让他一辈子钻研核动力事业，最终成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
今年3月22日，彭士禄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他的一生，言行如一，正如他在自述所言：“如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搞核潜艇全靠“自教自学”
“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把我往哪里搬。”这句话彭士禄向来身体力行，从年仅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他就一直在履行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
1951年，品学兼优的彭士禄通过考试赴苏联留学，专业是化工机械，他所有的功课全部是优秀成绩。毕业时，彭士禄获得了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1956年，彭士禄即将本科毕业，正逢陈赓大将访问苏联。陈赓把他叫到大使馆，跟他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器仪表等多达2600多项近5万台件，电缆总长近100千米，管道总长30余千米。作为核潜艇心脏的动力装置，反应堆的研制更是难上加难。当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在这种条件下怎么开展工作?彭士禄说：“我们这批人有学化工的，有学电的、仪表的，大多数人不懂核，搞核潜艇全靠4个字——自教自学。”
没有资料、图纸、设备，没见过实物……彭士禄带领科研人员用简陋的计算工具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建立起中国核动力装置主要参数的计算方法，并最终确定了100多个参数。有时为了验证一个参数，科研人员没日没夜地“三班倒”，用仅有的一台手摇计算机和几把计算尺连续算上好几天。
身为副总工程师，彭士禄是基地技术负责人，但他与大家一样住“干打垒”，一起加班加点。彭士禄主持了核动力装置的扩大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攻克了诸多重大关键技术，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基本设计方案。
在彭士禄的带领下，仅用不到5年的时间，我国建造的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就成功实现满功率运行。
“彭拍板”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
彭士禄一生都勇于创新、敢当使命，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豁得出、顶得上，外号“彭大胆”“彭拍板”，他将对国家核事业的坚守转化为果敢行动的具体实践。
1967年，彭士禄来到位于祖国大西南的九〇九基地，开展陆上模式堆的建设工作。作为技术负责人，他总能一眼发现问题所在，当机立断拍板作决定，便有了“彭拍板”这个绰号。
“时间很紧，总要有人拍板，不能无休无止地讨论呀!”彭士禄说。他曾对其他科研人员说：“做实验用数据说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
中国发展核电，究竟该走哪种技术路线?20世纪70年代，熔盐堆方案和压水堆方案如何取舍，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经过科学论证和调研，彭士禄力排众议，提出应采用国际上技术成熟的压水堆并充分利用我国刚建成的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技术经验及其工业配套设施，容量可暂定为30万千瓦。压水堆方案很快得到认可，这一方案也为我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我国核电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很长时间以来，彭士禄的事迹甚至连他的名字都鲜有人知。
“核潜艇工程是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我个人的创造，是千万科技工作者和工人、干部集体努力的结晶。”彭士禄做到了在工程技术上始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在名利晋升、提级授奖上，却坚持“越糊涂越好”。，彭士禄以全票通过荣获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当彭士禄女儿问他此笔奖金100万元港币该如何处理时，他立马说了两个“不要”：一是不要奖金，把它捐给组织，设立人才奖励基金;二是不要以他的名字命名奖励基金。彭士禄说：“此项荣誉和成绩不只属于我个人，它更属于核潜艇人，属于核电人，属于核动力人。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全体参研人员共同奋斗、艰苦拼搏、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群体才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民族英雄，是共和国的脊梁!所以这笔奖金应该奖励那些为核动力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高精尖人才。”经组织多次说服后，他才同意命名“彭士禄核动力创新奖”，奖励在核动力领域作出重要创新成就的年轻人。
短评：深藏功名为国为民。
从中国潜艇核动力堆到秦山一期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都留下了彭士禄辛勤的足迹与汗水。在他为祖国、为人民奉献的一生里，彭士禄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从未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他始终以国家的利益为先，勇挑重担，身先士卒，忘我工作，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的核动力事业。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彭士禄不要名、不要利，但要把核潜艇造出来、要把核电站建起来。他就像深海中的核潜艇，“深潜”一辈子，无声却有无穷的力量，必将激励科技工作者在新时代继续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
以彭士禄为代表的一生为国家而努力奋斗的人，国家永远不会忘记，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
1935年，吴天一生于新疆。1950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一员，吴天一进入中国医科大学军一期学习。当时，中国医科大学正为抗美援朝培养军医，吴天一即隶属于该校的军一期。在校期间，吴天一成绩优异。军一期的学生需要修习38门考试课程，吴天一有27门课程获得了满分。毕业后，吴天一先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新疆工作。不久之后，他和妻子一同响应党中央号召，前往青藏高原，和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一起，投入到建设青海的伟大事业中。初至青海，他就发现身边的同志们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原不适症，心慌、头痛、胸闷等症状频繁发生，甚至有人因此献出生命。作为一名医生，年轻的吴天一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守护高原人民和高原建设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一定要攻克“高原病”！
当时，中国的“高原病”领域还处于空白状态，吴天一和他的同事们面对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处境。青海的建设刚刚开始，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不足，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很艰苦。为了收集到第一手的实地考察资料和临床资料，他几乎全年都在第一线开展工作，从高山到冰川，从雪原到草地，双脚踏过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高海拔地区，与生活、工作在高原各处的人们深入接触。而这一做，就是60多年。除了工作条件的艰苦，他还要面临生命的危险。在高原上的60多年里，他曾多次遭遇车祸，全身有14处发生过骨折，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的耳鼓膜曾被击穿，40多岁时就得了白内障。但这些危险和困难，全都吓不倒他。1990年，年已55岁的吴天一组织了国内第一支国际阿尼玛卿山医学学术登山队，用45天时间，在海拔5000米和5620米的位置建立了高山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使他们获得了大量人在特高海拔低氧环境下的生理和急性高山病的宝贵资料。除此之外，他还曾到安第斯山、洛矶山、天山、帕米尔和喜马拉雅山等地进行长期探索和综合考察。
60多年里，吴天一从昔日的青年医生，变成了如今的耄耋老者。他将自己的大半辈子都献给了低氧生理和高原医学研究，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高原人”。凭借着大无畏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吴天一和他带领的科研团队在高原医学领域屡立功劳，使中国的高原医学研究走到了世界前列。他是我国报告高原肺水肿、成人高原性心脏病、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第一人，创建了我国首个高原医学专业研究机构——青海高原医学研究所。通过对青藏高原上各型急、慢性高原病进行流行病学、病理生理学和临床学的系统研究，吴天一及其团队建立了一套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该标准先后通过三次国际专家组讨论，最终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定为国际标准，命名为“青海标准”，于20__年在国际上统一应用，这是首个以我国地点命名的国际诊断标准，为全世界高原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并于20__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除此之外，在高原低氧适应生理学研究领域，吴天一也作出了突出贡献。通过对青藏高原世居藏族和移居汉族在不同海拔(20__、3000、4000、5000米)的高原现场和模拟高原低压舱内进行静息和运动负荷下的对比，吴天一从整体、器官、细胞和分子多个层面展开研究，开拓了“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提出了藏族已获得“最佳高原适应性”的论点，为人类低氧适应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生物学模式，引起国际高度关注，并于20__年获得香港何梁何利奖。迄今为止，吴天一共主持和参与国家重点、重大科研项目、省部级课题数十个，在国际权威性学术刊物和国家级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250多篇，获国家及省部级以上科技奖19项。
我国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传承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一生专注造核潜艇、建核电站，将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的核动力事业。
1月15日，中国核工业创建65周年之际，彭士禄生前最后一次出现在镜头前，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国家的核事业。
彭士禄的一生，始终热爱党，热爱祖国。他3岁母亲牺牲，4岁父亲彭湃英勇就义，1951年留学苏联，学成归国就投入到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研究论证中。
为了研制新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彭士禄他们从零起步，他重行动、不空谈，埋头苦干，开拓进取，使得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上马两年后开工，开工三年后下水，下水四年后，1974年8月1日，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创造了世界核潜艇史上罕见的速度。此后，彭士禄又做起了我国核电发展的拓荒牛，先后组织引进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指挥自主设计建造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成功让我国实现了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为了祖国的核事业，彭士禄隐姓埋名工作了数十年。49岁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晚年基本失去了胃功能，只能靠一根鼻饲管提供营养。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从未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始终以国家的利益为先。203月22日，彭士禄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时间，上世纪50年代。问话者，是正在前苏联访问的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回答者，是正在前苏联留学的彭士禄。从此，彭士禄与“核动力”结下了不解之缘。
外号叫“彭大胆”“彭拍板”
1962年，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的各种争论实在太多了。我常常对研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数据讲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彭士禄说，当时自己有两个外号——一个叫“彭大胆”，一个叫“彭拍板”。
在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期间，彭士禄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解决了核燃料元件结构等重大技术关键问题。
当指挥长噙着热泪声音颤抖地宣布“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相应的反应堆功率达99%”时，现场沸腾了。“我们成功了！”此时的彭士禄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连分享成功的力气都没了。
“老彭就像一头垦荒牛”
在彭士禄家中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三件宝”:一是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处女航的纪念磁盘；二是友人赠送的核电站模型；三是任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时，炊事员送的“垦荒牛”陶瓷塑像。夫人说，她最喜欢第三件，因为“老彭就像一头垦荒牛”。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决定上马秦山一期核电项目。究竟走哪种技术路线？熔盐堆和压水堆两套方案成为争论的焦点。最终，在彭士禄的大力支持下，我国首台核电机组选择了后者，为以后我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国又启动了大亚湾核电项目，彭士禄任总指挥。回首当时的建设经历，彭士禄说自己学到了三点:一是懂得了一些经济，很早就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二是验算了法国核电的主要参数；三是学到了一点管理学——这对今后中国核电项目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86年，彭士禄调任核工业部副部长，负责秦山二期的筹建。他积极推行董事会制度，首次把招投标机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
人生“三张牌”
在工作、生活中，彭士禄擅长打“三张牌”。
先说“简单牌”。彭士禄的座右铭是凡事越简单越好，做事要做“减法”。在吃、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尽量简单，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搞科研。
再说“懒汉牌”。彭士禄善于发动团队的力量完成使命，也喜欢培养年轻人。他说，新技术发展快，年轻人思想活跃，要放手让他们干。彭士禄手下出了很多优秀人才，都是他的“懒汉牌”打出来的。
如今，86岁高龄的彭士禄虽然行动不便，却依旧神态安详，谈吐风趣。“我要感谢玛莎（夫人的俄文名字）对我的爱。她比我小9岁，现在已经是老太婆了。在家里，夫人排老大，女儿老二，然后是外孙女、女婿、保姆，我排老六。”言语中透出幽默。
1958年底，中国组建了核动力潜艇工程项目，开始核动力装置预研。这一年，彭士禄刚好从苏联学成回国，并被安排在北京的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1959年，苏联以技术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时任中国主席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彭士禄和他的同事们深受鼓舞，决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尽早将核潜艇研制出来。
1961年，彭士禄任原子能所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并受郭沫若聘请兼任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副教授。
1961年-1962年，由于当时中国核科学人才奇缺，核潜艇资料空白，又恰逢3年经济困难，中央决定集中力量搞原子弹、导弹，核潜艇项目暂时下马，只保留一个50多人的核动力研究室，彭士禄作为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负责全面工作。
1963年，彭士禄任七院十五所(核动力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1965年，彭士禄转并到核工业部二院二部任副总工程师。
1965年3月，搁置多时的核潜艇项目重新启动。“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走。”彭士禄告别北京的妻子儿女，只身入川，参与筹建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1967年6月-1971年6月任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基地副总工程师。
1967年起，彭士禄组织建造了1：1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并全程跟踪模式堆的安全运行、分析异常现象、事故苗头、排除故障。1970年7月18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开始，反应堆主机达到满功率指标，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为核动力装置一次性成功运用于潜艇起到决定性的借鉴作用。1970年，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了。
1971年6月-1973年5月，彭士禄任719所(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
1973年起，彭士禄任七院(中国舰船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随后任六机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国防科委核潜艇第一位总设计师。
1983年2月，彭士禄被任命为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兼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还兼任国防科工委核潜艇技术顾问。
1986年4月，核电工作归核工业部管理之后，彭士禄调到核工业部任总工程师兼科技委第二主任、核电秦山二期联营公司董事长，并负责秦山二期的筹建。核工业部改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后，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顾问。
彭士禄主要成就。
20世纪60年代，潜艇核动力装置研究初期，为了建立反应堆物理的计算公式，在只有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彭士禄等科技人员日以继夜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确立了自己的计算公式。为了保证反应堆的绝对安全，彭士禄带领大家做了1：1零功率试验，发现了误差，修正了公式，保证了反应堆在常温下安全可控。
1962年起，彭士禄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和主要设备的论证、设计、试验和运行全过程的前期开发，以及核动力装置的扩初和施工设计，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在主参数的选定、系统组成及关键设备的选型等方面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并可推广应用于压水堆核电站，解决了核燃料元件结构型式和控制棒组合型式等重大技术关键。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彭士禄在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期间，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对核潜艇研制、生产中的许多重大技术问题，如惯性导航、水声、武备、造水装置等拍板决定，协调解决，并指导后续艇的研制、生产，参加、组织研制成功的耐高温高压全密封主泵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20世纪80年代初，彭士禄从军工转入民用领域，在担任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期间，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的重要性及具体措施，提出了核电站建设的时间价值观念，写出了《关于广东核电站经济效益的汇报提纲》，计算了核电站的主参数及经济计算，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良好基础。
1985年，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彭士禄作为第一主要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证书。
1986年，彭士禄在担任核电秦山二期联营公司董事长期间，提出“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及自主设计、建造2台6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机组的方案，亲自计算主参数、进度、投资估算等，提出了同等因子概念与汇率风险的关系，为二期工程提供了可靠依据，期间他还积极推行董事会制度，首次把招投标机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
彭士禄院士主要著作中有关军用核动力装置部分因保密不能发表，至1995年公开发表的文章有十几篇，主要是：
1.《反应堆热工水力计算》，(中国科技大学讲义，1963年)。
2.《中国核能的展望》，(《工业设备与原料》1985年第四期)。
3.《核能在中国能源中的地位》，(《核动力工程》1985年3期)。
5.《为促进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而努力》，(《核动力工程》1989，no.1)。
6.《中国核能的现状和展望》，(《核科学与工程》1989，no.1)。
7.《2×600mw压水堆核电厂的上网电价计算与分析》，(《核动力工程》1993，no.14)。
8.《核能工业经济分析与评价基础》(书)，1995年出版。
福建省“漳州110”，全称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直属大队”，1990年引领全国建立110报警服务台和快速反应机制，实现了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功能的有效整合，赢得了当地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和人民群众的高度信赖，被百姓亲切地誉为“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漳州110”，推动“110”成为人民警察队伍的标志性品牌。中宣部当时会同有关部门，将“漳州110”作为全国重大典型进行宣传，在全社会引起广泛深刻影响。进入新时代，“漳州110”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安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坚持党建引领，筑牢忠诚警魂，深化警务机制改革，着力打造“漳州110”升级版，积极拓展建立网格治理“社区(乡村)110”，进一步提升打击犯罪和服务群众的整体效能，有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漳州110”的先进事迹宣传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认为，“漳州110”是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的优秀公安基层单位代表，是新时代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守护者，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践行者。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体现了人民公安对党忠诚、听党指挥的政治品格，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价值追求，改革强警、锐意创新的奋进精神，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广大公安民警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上的重要训词精神，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漳州110”为榜样，以人民为中心，做人民的保护神，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近日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了您的先进事迹，并授予您“时代楷模”称号。您的事迹让我认识到了您是一位高风亮节、淡泊名利、艰苦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风雨变幻无常的20世纪，您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此中国国防力量再添一国之重器。
您曾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父母把家产无私分配给了农民，直至不惜牺牲生命，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您的父母是英雄，是共产主义的革命烈士，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做共产主义信仰，用热血讲述了什么叫做爱国为民的精神。姓百家姓，穿百家衣，吃百家饭，年幼的您甚至被捕入狱，尝遍了世间苦难。看到年仅10岁的您，因双腿在狱中被折磨得无法行走，愣是爬了十几公里，满身是血回到养母家中，眼眶中不觉充满了泪水。您没有因为苦难的童年而放弃前进的人生，对社会产生哪怕一丝的不满，“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的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
您无疑是好学进取的，以优异成绩取得了前往苏联留学的机会，在苏联留学期间，又获得了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但只因一句“祖国需要”，你就踏上了新的征程，人生轨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祖国需要，您改学化工机械工程为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从新开始;因为祖国需要，您克服资金、技术、环境的困难，带领学生削尖脑袋、坐圆屁股在_大山中攻坚克难，一直默默无闻;因为祖国需要，年近花甲之年，您四处奔波，为祖国核电站事业奠基;因为祖国需要，您捐赠了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00万港币奖金，用于培养核事业人才。您是我们的榜样，是所有中国人的榜样，从您的身上，我们能学到很多很多。要学习您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为祖国可以付出一切的信念，始终把祖国放到心中最高处;要学习您的“艰苦奋斗”精神，攻坚克难担当作为，不畏艰苦奋发图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干出一番事业;要学习您的“淡泊名利”精神，争当螺丝钉，不以名利左右人生，不因虚荣阻碍前进，坚守初心不忘使命;要学习您的“无私奉献”精神，一辈子兢兢业业，不求感恩回报;要学习您的“创新精神”，积极探索未知领域，用创新推动社会发展，用创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用创新巩固祖国安全。
“只要祖国需要，我愿意贡献一切”，这是您的誓言，也是我们的誓言，是我们人生的指路明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在这个理想下，我们都是祖国建设的参与者。“只要祖国需要，我愿意贡献一切”绝不是口上说说就行的，我们要学习您，发扬好“党员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砖头精神”，真正在工作上紧跟党的方向，学习上积极主动，生活上廉洁自律，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基石。中国人中国梦，让我们跟着您的脚步，踏上您曾走过的路，担负祖国使命，肩负群众期盼，为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添砖加瓦。
时光流逝飞快，但您的事迹在时间长河上将被永远铭记，您的成就将被载入史册，您的高尚品格将继续引领中华民族永续前进。
彭士禄，1925年11月18日出生，广东省海丰县人。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后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进修，1958年结业回国。
曾任造船工业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广东省委常委、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顾问、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动力学会名誉理事长。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彭士禄长期从事核动力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在20世纪60年代，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并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参加、组织研制成功的耐高温高压全密封主泵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在80年代初，提出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要素，为大亚湾核电站工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秦山二期核电站的建设中，提出“以我为主，中外合作”，自主设计、建造两台60万千瓦机组的方案，并亲自计算主参数、进度与投资，为秦山二期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88年获国防科工委为表彰优秀总设计师颁发的《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荣誉状》;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1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彭士禄一生经历起伏跌宕，为我国核动力领域作出重要贡献。他常揣着“明白与糊涂”：“凡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儿也不能马虎”，“凡对私事，诸如名利、晋升、提级、涨工资、受奖等，越糊涂越好”。
他是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曾主持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动力设计与调试工作，参与指挥大亚湾核电站和秦山核电站二期建设，引领我国核工业实现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历史性跨越。这位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
作为我国农民运动的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彭士禄继承先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以身许国、科技报国。哪里有危险，哪里有困难，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但在名利面前，他却总是藏着、躲着。有人送他“核潜艇之父”的称号，有人说他是“中国核电站创建人”，他却谦虚地回答：“我只是核动力领域的一头垦荒牛。”
彭士禄的童年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1928年，他3岁时，母亲被反动派枪杀;第二年，父亲彭湃也在上海牺牲。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党组织安排他辗转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那段时间，彭士禄见到年纪大的就喊爸爸妈妈，年纪小的就喊哥哥姐姐。
8岁时，由于叛徒出卖，彭士禄被捕入狱。出狱后，由于生计无着，他又沦为“小乞丐”……回忆起这段经历，彭士禄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父母把家产无私地分配给了农民，直至不惜牺牲生命，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
1940年，周恩来找到彭士禄，并把他送到延安。彭士禄常对延安中学的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要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么对得起党?”
1951年，品学兼优的彭士禄被选派留学苏联，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1956年，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把彭士禄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陈赓问。“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语气坚定。从此，他便与核动力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留学那段岁月里，彭士禄从未在晚上12点前就寝。“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80卢布啊!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供孩子上洋学堂，我们能不努力吗?”
1958年6月，彭士禄学成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62年2月，他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然而，当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的知识近乎为零，一无图纸资料、二无权威专家、三无外来援助，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学”。
国家经济困难，但彭士禄和同事们士气高昂。“困难时期，我们都是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粮食不够，挖野菜、白菜根吃……那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彭士禄说。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加紧研制核潜艇的任务进一步提上了日程。1965年，中央专委批准研制核潜艇，并要求1970年建成潜艇陆上模式堆。于是，彭士禄等一大批科技人才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的一个代号叫“909”的基地。
在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期间，彭士禄主持了核动力装置的扩大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解决了核燃料元件结构型式和控制棒组合型式等重大技术关键。“每天晚上，彭士禄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热功专家黄士鉴回忆。
“核潜艇项目的初期研究要演算大量数据，彭士禄的计算结果总是最精确。”黄士鉴说，等到自己当了核动力院的总工程师，已经退休的彭士禄还不忘叮嘱他，“不管你现在的位置有多高，重要的数据一定要亲自算一遍，这样你心里才能踏实!”
1970年8月30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度核电，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自主核动力技术的国家。而彭士禄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彼时他已经连续五天五夜没有合眼了。
“核潜艇工程是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我个人的创造，是千万科技工作者和工人、干部集体努力的结晶。”彭士禄做到了在工程技术上始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在名利晋升、提级授奖上，却坚持“越糊涂越好”。2017年，彭士禄以全票通过荣获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当彭士禄女儿问他此笔奖金100万元港币该如何处理时，他立马说了两个“不要”：一是不要奖金，把它捐给组织，设立人才奖励基金;二是不要以他的名字命名奖励基金。彭士禄说：“此项荣誉和成绩不只属于我个人，它更属于核潜艇人，属于核电人，属于核动力人。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全体参研人员共同奋斗、艰苦拼搏、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群体才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民族英雄，是共和国的脊梁!所以这笔奖金应该奖励那些为核动力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高精尖人才。”经组织多次说服后，他才同意命名“彭士禄核动力创新奖”，奖励在核动力领域作出重要创新成就的年轻人。
从中国潜艇核动力堆到秦山一期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都留下了彭士禄辛勤的足迹与汗水。在他为祖国、为人民奉献的一生里，彭士禄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从未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他始终以国家的利益为先，勇挑重担，身先士卒，忘我工作，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的核动力事业。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彭士禄不要名、不要利，但要把核潜艇造出来、要把核电站建起来。他就像深海中的核潜艇，“深潜”一辈子，无声却有无穷的力量，必将激励科技工作者在新时代继续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
以彭士禄为代表的一生为国家而努力奋斗的人，国家永远不会忘记，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
高考录取结果出来后，张桂梅不断收到学生发来的喜讯，又一批大山里的女孩子考上大学了。
12年来，她全力推动发展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已经有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从这所学校走出，走进大学，走向她们更广阔的人生。半生坎坷半生贡献，张桂梅坚守滇西贫困地区40多年，把“知识改变命运”的理念带进大山，她坚信，帮助一个女孩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
9月4日，张桂梅当选20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她谦虚地说：“我个人获得的荣誉，是由后面无数的无名英雄支撑的，荣誉是全县人民的。”
“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说‘同学们，请坐’”
1957年，张桂梅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个满族家庭。17岁那年，她随支援边疆建设的姐姐来到云南，后来同丈夫一起在大理喜洲镇一中工作，那是她人生中最平和喜乐的一段时光。
幸福的日子很短暂，，丈夫患胃癌去世，这个打击几乎使张桂梅丧失了生活的勇气。一年后，她决定离开令她触景生情睹物思人的地方。华坪——这座小县城接纳了她。
张桂梅先是在华坪中心中学任教。正当她全身心投入工作以抚平心中的伤痛时，厄运再次降临。
4月，她感觉腹部疼痛，肚子也越来越大，像怀上了5个月的娃娃。到医院检查发现：肿瘤，需要手术。
“老天怎么就对我这样不公平?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夫，难道还不允许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吗?”张桂梅整整哭了一夜，但哭过以后，她决定，这病先不治了——马上要中考的学生更重要。
第二天，她一边吃止痛药，一边像常人一样工作，直到3个多月后把学生送进了中考考场，才向学校说明病情，住院切除了重达两公斤的肿瘤。
常人无法想象她是怎样熬过疼痛这一关的——她腹腔的器官全都移位，肠子粘连贴在了子宫后壁上。医生要求张桂梅休息调养半年后才能工作，但术后24天，她就匆匆赶回华坪，来到新成立的民族中学任教。
不幸的是，不久后，她未痊愈的身体再次出现病症，肿瘤以极快的速度生长。学生们知道老师的病情后，哭着说：“是我们把你累病的。”而张桂梅心里清楚，是学生一直支撑着她站在讲台上，给了她生命的火光，“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说‘同学们，请坐’。”
7月，直到把民族中学的又一批学生送往中考考场，她才去做了第二次手术。
搞核潜艇全靠“自教自学”
“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把我往哪里搬。”这句话彭士禄向来身体力行，从年仅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他就一直在履行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
1951年，品学兼优的彭士禄通过考试赴苏联留学，专业是化工机械，他所有的功课全部是优秀成绩。毕业时，彭士禄获得了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1956年，彭士禄即将本科毕业，正逢陈赓大将访问苏联。陈赓把他叫到大使馆，跟他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器仪表等多达2600多项近5万台件，电缆总长近100千米，管道总长30余千米。作为核潜艇心脏的动力装置，反应堆的研制更是难上加难。当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在这种条件下怎么开展工作?彭士禄说：“我们这批人有学化工的，有学电的、仪表的，大多数人不懂核，搞核潜艇全靠4个字——自教自学。”
没有资料、图纸、设备，没见过实物……彭士禄带领科研人员用简陋的计算工具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建立起中国核动力装置主要参数的计算方法，并最终确定了100多个参数。有时为了验证一个参数，科研人员没日没夜地“三班倒”，用仅有的一台手摇计算机和几把计算尺连续算上好几天。
身为副总工程师，彭士禄是基地技术负责人，但他与大家一样住“干打垒”，一起加班加点。彭士禄主持了核动力装置的扩大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攻克了诸多重大关键技术，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基本设计方案。
在彭士禄的带领下，仅用不到5年的时间，我国建造的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就成功实现满功率运行。
“也许是因为属‘牛’吧，我敬仰‘孺子牛’的犟劲。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彭士禄说。
核潜艇建造成功之后，跟核动力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彭士禄，又领受了新的任务：建造核电厂。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彭士禄就曾提交过秦山核电站的设计方案。改革开放后，中国启动广东大亚湾核电站项目，彭士禄被任命为筹建总指挥，后成为大亚湾核电站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再后又担任秦山核电站二期董事长。
在出任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时，他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会制度，还首次把招投标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
在荣誉面前，彭士禄从不计较得失，也从不提个人要求。
1978年，当得知自己被授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时，他正在工地上忙碌，根本不知自己是获奖者。彭士禄惊讶地说：“我也可以得奖?”因为他总认为，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两个人的作用所能及的，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
什么时候调级，什么时候评职称，什么时候涨工资，彭士禄一概不知，也不打听。评院士也是单位申请的。别人的房子是越调越大，而他却从七间的将军楼搬到四室一厅的单元房里，把大房子让给别人。
彭士禄担任过不少单位的顾问，从不拿报酬。他总说：“国家给我的太多了。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比拿点小钱更有价值。”
国内外很多人称赞他是“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核电站创建人”，对此，彭士禄坚决反对。“我不过是与同事合作，为中国的核事业做了该做的事。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我不是什么‘之父’，只是核动力领域的一头拓荒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