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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悟是指读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首音乐，然后把感悟和感悟写进一篇文章，叫做读后感悟。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我喜欢买书，但不是爱读书的人，每次读书都是虎头蛇尾，一旦不能一气呵成，就从此搁置了，于是家里、办公室到处都是看了一半的书，或将书翻扣着将封面封底统一向上，或夹个书签等待下次能把它想起，理论书籍更是如此。要“照镜子，正衣冠”，我应该老老实实承认，每次写个人评价“能够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其实是撒了谎的，对于我这种说假话已经近乎习惯的人，的确应该“红红脸，出出汗”好好进行一下批评与自我批评了。
儿子读高三，经常会在网上买书，中学封闭管理，无法收快递，地址常常留我的。鉴于此，我比儿子早一步接触到了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的中文版。冬日的午后，天气格外好，太阳暖暖的照着，大院里的银杏树叶子飘落下来，一地金黄。水池边的长椅被晒得暖暖的，四周静悄悄的，应了一句俗话：太平时代“连午后的阳光都是安宁的”，我干脆坐到长椅上，打开快递包裹拿出《中国哲学史》，四周一片静谧，内心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安静乃至干净，“一篇读罢头飞雪”，不知今夕何夕。我这样一个无知的躁动者，第一次与冯友兰先生慈父般的目光深切对望。
不得不说，《中国哲学史》是一本很好的哲学读物，它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思索人生。
冯有兰先生说，“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有些时候，人们常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不同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构成某种哲学的特色。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有着众多的门派和不同的发展完善阶段，在中国，哲学与人人有关，中国哲学支撑起了中国信仰的半壁江山。
《中庸》第一章上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人的感情还未迸发出来时，内心无所谓“过分”或“不及”，这时称为“中”。人的感情倾泻出来，保持恰如其分，达到“和”。“和”来自“中”，“中”又是“和”所必须。这个思想适用于表达人的感情，也适用于表达人的欲望。每个人的行为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都有一个平衡点，使人在表达感情和满足欲望时，知乎所止。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各种人都懂得对自己的欲望和感情适度地满足，社会便达到和谐、安定、秩序井然。当然，有些事情争取是好的，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也必须要去争取，没有人愿意做行尸走肉或仅仅是人生过客，这是一个好时代，我们应当通过努力来成就自己。而现实的欲望常常让人疯狂，不择手段让自己的房子、车子、票子等等各种财富最大幅度的增长，或以自己拥有的各种权力为荣耀，争一时之高下，此刻，是否应该静下来想一想：为了什么？那真是我们想要的吗？富贵也好，贫贱也罢，最后只不过或无或有的一块墓碑而已吧！
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归根到底是哲学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记得有一次在领导宴请西班牙客人时，席间听到这位客人说，中国的问题是“管了太多的穷人，所以富人的负担很重”。此刻，这个问题用中国哲学观点便能回答：“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就是“仁”，这个“仁”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王道”，中国需要富强、渴望富强、离开了“富强”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这是中国近代史最惨痛的经验教训，但中国的问题显然不是简单的“富强”所能解决的，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才是更高层次的富强。
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如果说读史可以明智，那么读哲学，可以让人活得通透。
我喜欢买书，但不是爱读书的人，每次读书都是虎头蛇尾，一旦不能一气呵成，就从此搁置了，于是家里、办公室到处都是看了一半的书，或将书翻扣着将封面封底统一向上，或夹个书签等待下次能把它想起，理论书籍更是如此。要“照镜子，正衣冠”，我应该老老实实承认，每次写个人评价“能够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其实是撒了谎的，对于我这种说假话已经近乎习惯的人，的确应该“红红脸，出出汗”好好进行一下批评与自我批评了。
儿子读高三，经常会在网上买书，中学封闭管理，无法收快递，地址常常留我的。鉴于此，我比儿子早一步接触到了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的中文版。冬日的午后，天气格外好，太阳暖暖的照着，大院里的银杏树叶子飘落下来，一地金黄。水池边的长椅被晒得暖暖的，四周静悄悄的，应了一句俗话：太平时代“连午后的阳光都是安宁的”，我干脆坐到长椅上，打开快递包裹拿出《中国哲学史》，四周一片静谧，内心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安静乃至干净，“一篇读罢头飞雪”，不知今夕何夕。我这样一个无知的躁动者，第一次与冯友兰先生慈父般的目光深切对望。
不得不说，《中国哲学史》是一本很好的哲学读物，它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思索人生。
冯有兰先生说，“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有些时候，人们常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不同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构成某种哲学的特色。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有着众多的门派和不同的发展完善阶段，在中国，哲学与人人有关，中国哲学支撑起了中国信仰的半壁江山。
《中庸》第一章上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人的感情还未迸发出来时，内心无所谓“过分”或“不及”，这时称为“中”。人的感情倾泻出来，保持恰如其分，达到“和”。“和”来自“中”，“中”又是“和”所必须。这个思想适用于表达人的感情，也适用于表达人的欲望。每个人的行为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都有一个平衡点，使人在表达感情和满足欲望时，知乎所止。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各种人都懂得对自己的欲望和感情适度地满足，社会便达到和谐、安定、秩序井然。当然，有些事情争取是好的，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也必须要去争取，没有人愿意做行尸走肉或仅仅是人生过客，这是一个好时代，我们应当通过努力来成就自己。而现实的欲望常常让人疯狂，不择手段让自己的房子、车子、票子等等各种财富最大幅度的增长，或以自己拥有的各种权力为荣耀，争一时之高下，此刻，是否应该静下来想一想：为了什么？那真是我们想要的吗？富贵也好，贫贱也罢，最后只不过或无或有的一块墓碑而已吧！
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归根到底是哲学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记得有一次在领导宴请西班牙客人时，席间听到这位客人说，中国的问题是“管了太多的穷人，所以富人的负担很重”。此刻，这个问题用中国哲学观点便能回答：“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就是“仁”，这个“仁”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王道”，中国需要富强、渴望富强、离开了“富强”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这是中国近代史最惨痛的经验教训，但中国的问题显然不是简单的“富强”所能解决的，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才是更高层次的富强。
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如果说读史可以明智，那么读哲学，可以让人活得通透。
选择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是因为自己一直喜欢哲学，尤其是喜欢渗透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虽然很多人说这本书晦涩难懂，然而在我看来，它已是将中国几千年的哲学思想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给了读者，因为毕竟这本书成书额最初目的是为了给外国人上中国文化课。毋庸置疑的是，这本书英文版在当时绝对堪称是国外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而冯友兰更是中国知识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学者之一。它的问世，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起到了极大的积极意义。而它翻译成为中国后，也更不失为一本言简意赅，轻松易懂的中国哲学读物。
中国哲学简史呈现给我了一个在纷繁乱世出现的文化盛世。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均在那样一个时代兴起，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在那样一个生产力极端低下，战端频起的年代，诸子百家游或是游走于各个诸侯之间抒发自己的治国之道，或是在一方着书教学，或是学以致用，或是为战争或者和平和努力。可以说，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高峰。我们现在的许多思想，所做的很多决策都深深受到那一时期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生活。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重视宗教。德克·布德教授在《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思想》中写道：“他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宗教思想和宗教活动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至少不是宗教的有组织形式），而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这一切使中国和其他主要文明国家把教会和神职人员看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基本的不同。冯友兰教授将宗教等现象称为超道德现象，并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哲学意识（如诸子百家思想文化）太过浓厚，因而在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存在，也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那个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而不再需要宗教的滋养。中国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不是探求事物之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事实上，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宗教的权威被不断削弱。很多维护传统的人们对这个事实感到遗憾，惋惜大众离开宗教是自身的衰退。如果这个世界除宗教之外没有什么办法达到可高的价值，那么人们宗教仪式的淡薄的确是值得惋惜的。而事实上，哲学能够达到更高的价值，它更为直接，也更加单纯。哲学取代宗教的地位，这合乎中国哲学的传统。也体现出了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先秦百家哲学的重要性。
除了在人类至高道德上体现其价值，朴素点说哲学是让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因而去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学问。哲学家就是热爱智慧的人。智慧不是手段而是追求的对象。我们永远不可能占有智慧，至多也只能做到热爱和追求”智慧“。正如冯友兰教授所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具体而言，知识或者科学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通常都具有功利性或有用性，而人类追求和热爱智慧却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智慧本身。我感觉，人应该在哲学的指引下更加智慧地生活；应该在本书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指引下，磨砺人高贵的品格，找回人高尚的人性，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我们或许可以不关心数学和物理学的新进展，直接利用或者享受它们的成果，但是却不应该不关心哲学，因为哲学不是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生存的目的和理想，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关心的问题。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理性审慎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尽管经过了理性的省察也不一定能找到生活的目标。学习哲学就是”上路“。踏上爱智慧的思想之路。哲学史的学习过程就是与前人在思想上进行对话的过程。因为尽管哲学家已经不在，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永远不会过时。()他们为后人提供了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可能方式。
在阐释了中国哲学的精神、背景后，冯友兰教授选取了诸子百家中代表性学说进行了详尽的讲解，其主要篇幅在儒、法、道三家。儒家重人伦，法家重赏罚分明，道家重无为。每个朝代之初，百废待兴，统治者大多励精图治，道家”清虚自守“、”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就其用来作为恢复国力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法律指导思想。而到了统治中期，社会需要稳定秩序，统治者大多采用儒家伦理来教化百姓，使子女孝顺父母，臣民忠于君主。盛极必衰，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每个王朝的鼎盛便预示着她开始一步步的走向衰败。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王朝末期，官吏贪污腐化，鱼肉百姓。此时民怨沸腾，统治者不得不采用法家的重刑法的那套办法来维护风雨飘摇的统治。纵观中国哲学，无论儒家道家还是法家，都把关注点放在具象的人伦关系上，所以被认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哲学。除了最为熟悉的儒家、道家外，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墨家。墨家的认识论理论是一种朴素的实在论，墨家中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先秦的科学家，这自然让我这个学工科的大学生产生了巨大兴趣。在墨子的着作中，还有一部分学说涉及自然科学，如力学、光学、声学等。小孔成像原理还是墨子最早发现的。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他的微分学原理，也比西方要早。因此，他被西方科学界称为东方的德谟克利特。墨子主张从劳动者中选拔人才，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因而墨子被称为平民圣人。墨子老年隐居于鲁山县熊背乡黑隐寺并卒葬于此，现存有土掉沟、黑隐寺、坑布崖、墨子城等古迹供人们瞻仰。
中国哲学并不是一尘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的，如儒家学派就经历了很多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多演变。中国哲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对不断舶来的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直到今天。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其实中国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时一直都具有这样的韧性与海一般广阔的精神。我相信，即使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时代，一个西方文化占主流文化的时代，中国哲学依旧能绽放它的光彩。
冯友兰说，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其实哲学并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实际上它就深深的蕴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只不过我们缺少是它们”浮出水面“，”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理论思维而而已。”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提供的最高福分。“希望人们都能在中国哲学中寻求到心灵的慰藉。
作者冯友兰先生出现在《无问西东》片尾的彩蛋里，绝对的大师级人物，不仅是哲学史家，本人更是一名哲学家。1935年写作完成两卷本巨著《中国哲学史》，1946-1947年冯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文讲授中国哲学史，英文讲稿由他的学生布德整理成书，就是这本《中国哲学简史》，是中国哲学的入门经典。
从先秦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主要的哲学流派，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条理清晰，详略得当，深入浅出，也只有大师做得到。本书一半的篇幅在讲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灿烂的黄金时代。从汉代起主要是儒道，外来的佛教，禅宗的起源，以及儒道的复兴，虽然名家迭出，却远没有先秦时期那样迷人。
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归根到底是哲学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价值，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因此，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也许我们平日并不会思考哲学问题，但知晓了老祖宗们在思考什么怎么思考，就明白了我为什么是我，我们的民族为什么是这样的民族，那都是因为中国哲学的基因已经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血液里，使我们带着一脉相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解释这个世界，去寻找关于一切的答案。
冯友兰先生说，他对哲学的理解是对人生系统的反省。人活着的话一定会想，这种想法是反省。
中国有很多哲学家，之所以被称为哲学家，是因为他们对他们的人生进行了系统的反省。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反省了自己一生的教育教育、人生探索，最终有了论语这一儒家经典。
反思是促进思想的原因。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命令儒学为国家正统学。儒家也吸收了许多其他家庭的思想。汉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是因为他考虑了儒家，儒家受到了很大的弘扬。
生活也是如此。没有反省的生活是无色的，就像雨天一样，没有太阳的照明变得灰暗，没有明亮的光彩。
反省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从出生到死亡们的大脑都在思考。虽然很细，但它证明了我们的生命！
书的最后一句话深深地感动了我。人们经常不说很多话就不会沉默。沉默是金，在成为金之前，不沉默是疯狂的。在光明的成功背后，一定要吃苦，经历黑暗，最终成功，拥抱光明。
哲学是什么?小时候，我完全没接触过，感觉它就像是人们经常谈论的那些很厉害的东西。现在，我依然不懂哲学是什么，总以为它太难，太深奥了。几周前，老师让我们读《中国哲学简史》，我想从中找到我想要的答案。
我花了三个星期读完了这本书。刚读时，觉得挺乏味的，完全不理解其中的大道理，但当老师推荐我们“啃”读之后，我才发现这本书的奥妙所在：它所说的许多观点和理论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是相吻合的，非常神奇，细细阅读之后，感觉这本书还很有韵味。
这本书道理太多且很有深度，我只来谈谈对最为典型的“儒道互补”思想的粗浅看法。儒家，是一个主张“仁”“爱人”的学派，主要讲述如何与人相处，如何更好的融入社会，彰显人的善良本性。而道家却恰恰相反，它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善恶因果，人们只需除去不应该做的事就可以了，以至“无为“。儒家提倡“入世”，融入社会，以人为本。而道家提倡“出世”，清心寡欲，以自然为本。这两家看起来是对立的，毫不相干的，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拿“出世”和“入世”来说吧，儒家提倡的“入世”，其实就是融入社会之中，把握好人际关系。儒家自身也已经做到了“入世”，因为儒家行事高调。汉武帝时期还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潮流，使儒家变得家喻户晓，成为当时的百家之首。相比儒家，道家就显得低调多了，因为道家属于那种归隐派，它追求的是心灵上的满足感和灵魂的超脱感，“超凡脱俗“似乎已经成为了道家的专属名词。况且道家崇尚人与自然，心灵的高尚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一种出世的象征吧。
所谓“儒道互补”，就是做到既出世又入世。人类一生下来就会融入社会这个集体，在现代这个华灯璀璨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总要比人与自然间的相处多得多，所以处理人际关系就显得尤其重要。在我看来入世虽然肤浅，却实用，出世虽然会获得所谓的最高成就，但那是虚无缥缈的。但也不是说出世就毫无意义，毕竟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会有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需要自我安慰，支持和鼓励。这些都是心灵上的，是儒家思想所做不到的。我们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就好比我们现在努力学习，为的是以后能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但学习的同时我们也要坚守本心，不卑不亢不骄傲。当你不过于追求功名利禄，每天过得充实满足的时候，你就成功了。
这本书中还有许多哲学道理，等待我们去理解，同样，这个世界也还有许多的哲学，等待我们去思考，去探索。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但我刚看到《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时却没有什么感情。书的封面是米白色，上面有金色的“冯友兰作品精选”七字，很普通，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宁静，平淡。书在手里没有什么感觉，就匆匆放进抽屉，直到阅读课时才拿出来，当时记得还是现场拆封面。
读这本书的最初感觉是无聊，可以用“好看的想让人睡觉”来形容。书里面有一些是引用古文，没有给你注释，让你自己思考，第一次看着差点睡着了，并没有沉浸在书中的海洋里。就像生物老师说的：“书中的每一个字都认识，都拼在一起你便不知。”哲学也是这道理，因为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感觉很陌生。
渐渐地，我进入书的境界中，慢慢的融入在书中，书中有许多的精华，你唯有“啃读”才会知道其中的意蕴。读完书才明白“啃读”与“悦读”不同，读过这本书与没读过这本书是不一样的——里面有“哲学”的知识，可以丰富思维，增长见识，让人更加智慧。书中有很多历史知识等，读起来也别有一般滋味。哲学就像物理一样，在生活中处处可见，都以不同形式与时代、社会、政治、人生联系在一起。
书中的许多观点令我佩服，就像书中所说的：“哲学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是生命的体验。”它告诉我们需要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用新的眼光来认识哲学。在宇宙间，万事万物存在都有它的理由，我们应顺应自然，明白宇宙的每一事物存在的缘由。
要说不喜欢这本书那是不可能的，议论中夹着少许的描写，内容显得并不太枯燥。但因为书中还有许多古文，看不懂，爱恨有加。书中讲述了许多哲学，儒家、道家、法家……不止国内的，还有国外的，甚至贯穿整个世界。真是太奇妙了!
哲学是什么?一切源泉来自哲学，这本书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谈论的东西。例如：“人没有私欲，他的内心像一面明镜。”这句话警醒我们：把自己的内心磨砺得像明镜一般，时刻提醒自己不犯错误，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被心中的贪婪所迷惑。
书中精华太多，多得我们都不知从何处说起;哲学的应用范围太广，大到国家大事，小到生活琐事，简直无所不包，是天地间最大的学问，值得我们一生去追寻!
以前，我总认为哲学很深奥，很遥远，甚至认为我一定接触不到哲学。然而，我读了《中国哲学简史》后，不得不惊叹，冯友兰先生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虽然对我而言，读这本书有些吃力，但冯友兰先生并没有使用令人望而生畏的专业术语，而是用了许多文浅意深的语言进行论述，还是深深吸引了我。读完这本书，我改变了我的想法，哲学离我并不远，哲学，始于思想。
在书中，冯友兰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人要有思想，首先要弄清楚人能够思想什么，这就是说，在对人生进行思考之前，我们要对思想进行思想。”这句话我认为是哲学的根本。人要能认清自己，认清自己能够思考什么，什么才是自己的思想范畴，在自己的思想范畴之内进行不断地思考，深层次的思考也就能变成反思;自己思考，反思自己，这也许就是哲学的本质吧。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说的“认识你自己”，与冯友兰先生所说是相通的，一切的哲学都是建立在“认识你自己”之上的。只有充分地认识自己，哲学才能使我们提升心灵的境界，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
哲学，即智慧之学，人的智慧来自于人的思考。无论多么伟大的学者、哲学家，他们的智慧源泉都来自于他们那善于思考的大脑，从思考中得到真理，真理的诞生也就是哲学的出现，对他们而言，哲学，无处不在。
“就我而言，哲学是对人生系统的反思。人只要还没有死，他就还是在人生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人生进行反思，至于系统反思的人就更少了。”这段话依然来自《中国哲学简史》，它足够验证“哲学是始于思考”的。“反思”无非就是思想的思想，即深层次的思考，而“系统的反思”是聚反思、总结于一体，就像优秀的学者、哲学家，他们不但善于思考，还善于总结，总结的产物就是“真理”，就像我上面提到的“真理的诞生”，它就是关于思考的总结。
所以做一个会“系统反思”的人，哲学就会离你很近。哲学，始于问题。
近日拜读冯友兰先生之《中国哲学简史》，先生河南人，巧合的是，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二程皆是河南人，今日河南，古之中原也，中原人，居高而心亦高，近王又思道。
哲学，思想之思想，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的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内意义本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先生所述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哲学之人任务便是让人向着越来越高级之境界成长，趋于至善，以成圣人也！
首先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主要是“六家”：阴阳、儒、墨、道、法、名家，接着是秦统一中国，主要用法家。两汉时期，以儒家为主，亦兼用黄老之术。魏晋南北朝出现新道家，梁启超称这一时期为老学时代，佛教此间亦传入中国。到了盛唐，则以佛学为主，并与新道家相互激荡而发展出中国的佛学禅宗。梁启超则称这一时期为佛学时代。宋明时期为更新的儒学，它结合了佛学的成果，梁启超称这一时期为儒佛混合时代，我们今天一般称宋明时期的哲学为理学，称二程、朱熹、陆王等为理学家。再下来就是清代，冯友兰认为清代虽然学术成就巨大，但其哲学思想成就比较逊色。随后，西方哲学传入，进而产生现代中国哲学。
无论何种哲学都是与当时之社会环境、政治生态息息相关，周天子的衰弱，春秋时代的不义之战、战国的争霸、秦王朝的统一又短命、汉王朝稳定的正礼、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动乱、隋唐的盛世、五代十国的短命、宋之繁荣、元明清之禁锢，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需求，不同哲学的需求也正是民众之心理缩影，絜矩之道、无为之道、老庄、阴阳、兼爱、理学、心学……无不是一代代先师们为解忧于民，平治天下之真心，他们才是值得我们怀念、敬佩之人，更是应秉承之道！
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我们知道了我们如何而来。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做必不穷平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我们知道了礼。
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能够把他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他所描绘的对象上，然后通过他的工具媒介把它表现出来。……魏晋新道家让我们知道了艺术的魅力，找到了真风流。
禅宗，儒家和道家之合和，为中国之佛学，而不是在中国之佛学，让佛学从神坛走到平民。
程朱理学，让理气之结合，成为官家之经典。
阳明心学，禅宗之结合，最是那段“五十年后王阳明，开门犹是闭门人”故事引人入胜。致良知，又一次把“三纲八目”完美诠释。
如果用最精简总结，无非八字:内圣外王、以理化情，用此心实现董仲舒之大同愿景。
突然想到王戎失子的故事，“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哲学让我们更加知道自己……更好发现自己……以致觉解。
和一些人一样，一直畏惧或远离中国哲学史，原因有二，一是不能完全理解、充分欣赏原文（古文）；其二是因为中国哲学著作富于暗示，需要更多的历史和文学知识，甚至想象力，个人相当不足。即便如此，还是抱着忐忑的心情阅读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读后，真有“不虚此行”之乐，遂与大家分享之。
通俗易懂说概念。哲学应该是形而上的，就是用一个元素或概念把千变万化宇宙“固定”起来。作者在第一章中，非常好的阐述了哲学的一些概念。比如什么是哲学？作者把它称为是思想思想的思想，然后有系统地表达思想。说到什么是宗教之时，也是非常直白易懂，认为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还用非常有趣的例子解释了什么是超道德价值，爱人是道德的，而爱上帝就是超道德的。其中，还回答了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危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怎么办？作者说，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宗教的洪福。
深入浅出聊背景。哲学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时候受到生活环节的限制和影响。中国是农业大国，土地是百姓的根本，所以房价特别贵，电影《流浪地球》也是带着“老家”去流浪，不同于国外灾难片的移居星球。文中谈到，在中国哲学家的社会经济思想中，“本”是指农业，“末”是商业。在能有交换之前，必须先有生产，因此也就有“本末倒置”的成语，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往往不高，素有“小商小贩”之称。
也就说，“农”是本，“土”是根，土地不能动，祖祖辈辈基本生活在同一个地方，那么中国就发展起了世界上最为复杂，且组织得很好的家族制度。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就必须梳理得非常清晰，也就是儒家所提出的仁、义、礼、智、信。因此儒家或者说中国的哲学，即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也强调个人的名利。因此说，中国哲学即入世也出世。
追本溯源叙“百家”。儒家和道家是中国思想的两个主流，它们成为主流是长期演变，经历了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和不同“诸子”发展而来。在这一章节中，读者可以选择是否兴趣的内容进行精读或略读。理所当然，孔孟、墨子和庄子是必须研读的兴趣对象。
其中，在读儒家之说时，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巧合。苏格拉底是西哲的开端代表，但其没有著作，其“对话录”以及很多观点，都是其弟子柏拉图记录而为。这一点与孔子语录非常像，“论语”并非孔子著作，也是其弟子与之对话录，同样孔子也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弟子——孟子，犹如柏拉图以及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孟子和亚里士多德还有一个共同的主张，“人是政治的动物”，主张只有在国家和社会中，才能够发展这些人伦。
以前，赏百家名言之时，常常感叹观念的正确，赞叹言语的精炼。但读罢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让我追本溯源，去理解或重推这些理论的演变、逻辑，确实比仅仅寻出这些观念和理论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得多，满足得多，“痛苦的苏格拉底”实际上更是一种“高级的快乐”。
朋友圈刷世界杯的时候，我读了这本书，两次。
作者冯友兰先生出现在无问西东最后的鸡蛋里，绝对的大师级人物不仅是哲学史家，本人也是哲学家。1935年完成了两本巨着《中国哲学史》，1946-1947年冯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语讲中国哲学史，英语讲稿由他的学生布德整理成书，是这个《中国哲学简史》，是中国哲学的入门经典。
从先秦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全景式展示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主要哲学流派，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条理清晰，详细适当，深入浅出，只有大师能做到。本书的一半篇幅讲述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它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辉煌的黄金时代。从汉代开始主要是儒家道路，外来的`佛教，禅宗的起源，儒家道路的复兴，名家反复出现，但远不如先秦时代那么有魅力。
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归根结底是哲学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价值，体验高于道德价值。因此，中国哲学的使命是发展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是内圣外王的道路。
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将整个中国哲学史分成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上下两篇。子学时代共16章，主要讲先秦诸子。冯友兰认为，自春秋迄汉初，在中国历史中，为一大解放时代，于其时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皆有根本的改变。这是一个大解放、大变动、大过渡的时期，所以出现了诸子并起的哲学发达时代。
到汉武帝时期，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言论思想极端自由的空气从此消失了。到此，子学时代终结，而经学时代开始。冯友兰把从董仲舒到康有为、谭嗣同、廖平为止的时代称为经学时代。清末年，中外交通，中国社会各方面又起根本的变化，经学时代也就结束了。这种划分方法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那时的冯友兰还没有接受社会发展史观点，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工具来观察社会，但他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科学实践，感觉到这两大时代的哲学有着本质的差异。子学时代的特点是建造，经学时代的特点是阐述。子学时代奴隶制解体，封建制尚在形成中，新兴的阶级及集团各有自己的社会力量，必须要有自己的代言人。秦汉以后，政权统一，政教合一的格局越来越完备，很多哲学家“以述为作”，借古代经典为招牌，装进新的内容，冯友兰称之为“旧瓶装新酒”，从而形成经学时代的特点。这两大段落的划分，今天看来，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着重于哲学家本人思想的重新整理。他认为，中国哲学在论证及说明上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相比，大有逊色。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贯串的著作较少，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所以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在形式上无系统。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否则将不成其为哲学。而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形式上无系统的中国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每个哲学史家都是按照自己的哲学观点来写哲学史，重新整理历史上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冯友兰也不例外。
当时西方哲学流行的看法，哲学包含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三部分，每一部分又可分两小部分。冯友兰认为，西方哲学，每一部分都发达，相比之下，中国哲学注重人事，注重内圣之道，注重修养，不注重知识。对宇宙论的研究也较简单。中国哲学家除了一起即灭的名家外，都不重视逻辑。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首先注重的是人生论，其次是宇宙论，很少注意知识论。他对从《易经》以来中国哲学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也没有多少叙述。他对自己喜欢的哲学家思想叙述充分，如用整整一章介绍朱熹，而介绍朱熹，实际上是发挥他自己的思想。而他对明清之际的唯物论集大成者王夫之却只是十分简略地提到。两相比较，显出了当时冯友兰思想的局限性与党派性。冯友兰自己认为，就《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来讲有两点可以引以自豪的。一点是把先秦名家的辩者区分成两派，另一点是分辨出宋代程颢程颐兄弟思想的差异和各自特点。此二点均发前人所未发，已为中国哲学史界普遍接受。此外，《中国哲学史》还有许多令人称道之处。如，它第一次把佛教哲学列入中国哲学史。再如，在魏晋时期重点介绍了王弼和郭象在哲学上的独特贡献。这种见识在今天看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当时，却算是一个创举。
总之，阅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可获得对中国两千余年的诸多哲学思想较为广泛与细致的了解，亦能对这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的早期思想，有一大致认识。
政治哲学就其核心论题而言，很重要的是探讨个人、社会和国家的边界及其相互关系。自然权利理论认为，个人权利在逻辑上优先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和社会存续都是为着个人权利的实现，个人应该是历史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确认：“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霍布斯说，“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2]洛克则进一步指出，当属个人自然权利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容任何别的人侵犯。自然权利理论介入政治哲学问题，包孕并展示如下三个递进原则：
再次，有限政府原则。政府原本就是为了以个人自然权利的实现者或保障者身份而出场的。因此，侵犯个人自然权利，必然使国家权力与政府仅有和能有的合法性消失殆尽。契约论认为，人们之所以订立契约集合成国家，不外乎是对一种合乎契约精神的、能带给人安全、自由、平等与财产权保护的政治秩序的吁求。
看得出来，上述关于自然权利理论介入政治哲学的三大原则的简单罗列，旨在为政治哲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一个基于人学考察层面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论证。三大原则事实上包孕并体现着如下思想语法：个人是唯一“实体”因而具有本原性;社会与国家都是实现意义上的，即都是为了个人权利之“自然性”的实现，因此具有生成性。进一步从方法论角度看，三大原则支撑和发酵的自然权利理论，还提供了规避国家作“恶”和社会陷入“恶循环”的两条路径：一是以权力(power)制衡权力路径，二是以权利(rights)制约权力路径。前一路径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之“三权分立”奠定了基础，后一路径为资本主义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行为做了舆论先导。与之相应，我们需要警惕两种路径潜在的制度陷阱：前一路径往往导致政府内耗严重、产生不了有效政府和真正负责任的顶层设计;后一路径可能导致政府只关注形式权利，忽视实质权利，最终导致无所为或不敢作为行为。
人性假设逻辑。
哲学史上，基于对人性善恶不同的道德判断学说，可以逻辑地推导出两种方向相反乃至尖锐对立的政府观。一种以性善假设为基础的政府观，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也应该是追求终极的至善。譬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社团(城市社团)所追求的目的应总是为了完成人类最高而最广的善。一种以性本恶为理论支点的政府观则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应该是一种避免大恶的作业历程，即国家与政府的存在就在于为了人民的幸福而想法设法去除“不可避免的大恶”。
回观历史上曾经的政治实践，我们基于人性善恶二重性在公共权力上的增殖发用，进行如下理论澄明乃至信念积聚：
首先，政府的权力尽管必需，但权力本身却异常危险。人们不应该将自身的全部身家性命托付给一代“圣主明君”，即不应该全部寄望于善性从而全能政府上。在这个意义上，似乎防恶才是扬善的前提和基础，最佳的政府当是与人的恶本性相匹配的有限政府。因此，我们认为，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抑制人性中的大恶，从而激发和唤起人性中的各种善潜能;也唯有这样的政府，才足够强大到不仅完成其基本职能，而且又不越俎代庖，危及他人的基本权利。
其次，善恶说本身并无好坏区分，但在此基础上所推论和选择的社会治理与政府建构模式，却因时空的变异而同时显现出程度不同的捉襟见肘的尴尬困境。譬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性善假设及其政治逻辑发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性恶假设及其政治实际运作，本无可比性，但伴随时空在历时态嬗变中的共时态呈现，两种相应国家观及其政府模式都不同程度地显现出各自的先天不足。因此，我们有了下面的学理识见：对于人性，我们不应停留在抽象谈论层面，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建基于不同人性假设基础上的中西不同国家观及其政府模式，我们理应秉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论原则。
第三，在性善假设与性恶假设的单向度矛盾思维模式中难以孕育政治哲学之人性根基。人类历史一再证明，人兼有善恶双重本性，即为善和作恶。既如此，制度设计也就必须充分考虑善恶之双重本性，既要扬善，又要制恶，对于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当然不例外地要考虑到这一点。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道德具有先天的不稳定性，又由于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所以在逻辑上，我们必须坚持去恶优先原则;而在实践层面，民主政治建设势必要将自律和他律的双向规制进行到底。
最后，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完全依赖和建立在人性假设(无论善恶)基础上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体制，都是不自足、不完善的，而是需要彼此互补、相互支撑的。据此我们认为，只有把法律制约与道德激励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克服人性的先天不足;只有把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与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
有限理性理念。
三、臣治——“大儒之效”
前文已经提到，“臣”主要的任务就是负责政治权力的运行。为达此目标，“臣”必须要维系权力秩序中“在上之君”与“在下之民”的和谐。因此，“臣道”也就必须要进行详细的探讨。
“臣”的首要职责是把握好“君命”与“君利”之间合理之度。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荀子·臣道》)。
‘“君利”实际是“国利”、“民利”，这与政治权力的来源相符合。而“君命”在某些时候代表君主的私利。所以“君利”高于“君命”，在某些时候“臣”可以“逆命而利君”。臣之“忠”不是完全听命于君主，而是要以“国利”、“民利”为标准对“君”进行制约。
那么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如何能利君呢?
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荀子，臣道》)。
谏、争、辅、拂是臣在处理与君关系时能达到“利君’’要求的四种形式，各自在不同情况下发挥作用。真正能将“臣”的使命优秀地完成的最好榜样是《荀子》所推崇的“圣臣”：
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荀子·臣道》)。圣臣将君民关系协调得融洽，将政令教化执行妥当，更能“应卒遇变”、相机理事。他不是一个僵化的执行者，而是运筹帷幄的政治家。达到这样水准的“圣臣’’的现实榜样屈指可数，如“殷之伊尹，周之太公”，而最高水准的便是“周公”，他的功绩被誉为“大儒之效”。
周公之所以获此评价，在于他理想地完成了对荀子政治权力构架中的一种设想。周初武王驾崩后，成王年幼而不能理国，但他也不是暴君不至于乱国，故实有荀子所谓“身佚’’的特点。这样一个君主在位，就是臣发挥职能之机会。一方面，权力的运行便可全部交由“臣”周公处理，君主不会专权；另一方面，成王本身正处在需要教化修身的阶段，周公可以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与良好的品行促使成王不断提高其修为，使其长成以后也不至于专断施暴。而更难得的是周公也并未趁机篡位专权，而是在将各种政事处理完善，教育成王成熟之后又归政于他。自始至终，“君”、“民”及社会的秩序在周公的维系下都以和谐的态势存在。这正是荀子所希望看到的政治权力良好运行的情况。
作为一种具有“人世”意义的思想，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中包含着不容忽视的理论价值与政治哲学智慧。我们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来审视其意义。
第一个方面的意义是历史意义。作为诞生于公元前3世纪的思想，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与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历史联系紧密，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政治理论上看，作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集大成者，荀子“民本”政治哲学堪称儒家政治哲学发展中的里程碑。他对“民本，，传统如何进一步高扬，对政治权力在实际制度中如何平衡地贯彻，对政治体系中民、君、臣等政治主体的地位如何安放等都有较为细致的论述。其理论呈现出理想性与现实性较好结合的特点。金耀基先生对此有精当的评论：“荀子之中心思想，则依旧守儒家政治哲学之一贯之义——民本思想。其‘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一语，上通孟子‘民贵君轻’之义，下接梨洲‘君客民主’之论，谨此一语，荀子已可堂堂在儒学中占一席崇高之地位”。荀子的这种地位在汉、唐儒者中颇受尊崇。西汉大儒董仲舒即十分佩服荀子，服膺荀子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成就，曾“作书美孙卿”。刘向称“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唐朝杨惊专为《荀子》作注，评价荀子“根极理要……名世之士，王者之师”。只是到了中唐以后，儒学内部“心性”理论兴起，政治哲学内容逐渐不受重视，荀子之地位亦随之降低。直至近代，儒学家们开始重新重视政治哲学，荀子方重获尊崇。
从政治实践上看，最大的影响是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古代官方恒定不变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钦定的思想，“规范了的中国社会”。这中间起到直接作用的是董仲舒，而若追溯其源，则荀子与焉，正所谓“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除此之外，荀子所构建的一系列具有操作性的儒家政治哲学方法对古代政治体制的建立变迁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首先是对皇权的限制与制约。虽然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基本属于君主专制制度，但君主所掌握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毫无限制。“即使在有作为的皇帝在皇权至高无上之时，也不是像有些书籍说的那样：君临一勿，权力无限”。“天命，，之权威、“民众”之力量、“贤臣”之职责和仁义道德的要求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过对皇权的制约。这正是荀子“民本”政治哲学中所提到的措施。史实中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唐太宗与大臣的关系。唐太宗明确将荀子所主张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理念作为执政的座右铭，非常注意纳谏与纠错。故此，治国较久。其次是相权的设置与发展。荀子“民本”政治哲学中有“臣治”这一维度，他希望借此维度来制约可能出现的“君权”专制。古代政治制度中“相”的设置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荀子的要求。自秦统一开始，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过独相制、群相制、兼相制三种相权制度。这种变化体现的是君权与相权的斗争。执掌政权的皇帝不断变革相权制度以达到弱化相权的目的。这从侧面反映了“相”的存在确实造成了对君权的威胁与制约，同时也反映了皇帝不论怎么变革也无法消除“相”的存在。再次，荀子“民本”政治哲学中所强调的重视社会民生、重视执政者道德的修养等理念都不同程度地在古代政治君主的执政中得到实现。虽然这些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起码“在实际上减缓了传统社会专制统冶者对百姓剥削的残酷性”
当然，由于在秦统一以后古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始终是专制社会，荀子之理想未得到实施之处更多。反而君主们截取其思想的部分内容以为专制服务。这导致荀子思想被后人批判为“君主主义”的鼓吹者。笔者认为这样的批判不是公正的评价。
我们应以理性的态度来审视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并对其思想精华进行合理的转化与利用，此为荀子思想所具有的第二个方面的意义——现实意义。中国自近代遭受西方力量入侵以来即走上一条追求实现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这种追求在政治方面即体现为建立民主制度的努力。为实现民主，许多人将儒家思想不加分辨地作为批判的对象，这种做法无疑过于偏颇。更理性的做法是对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进行沟通。“中国固然需要参照、借鉴西方的制度文明和价值理念，并使某些制度与价值真正在中国生根，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助缘；然而，中国的现代化……有着自己的道路与模式，自己的特殊性；……离开了民族化的现代化也是难以成功的”。儒家“民本”政治哲学无疑正是属于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之一，是可以依靠的优良的理论资源。
其一，从宏观上看，“民本”与“民主”具有能够沟通与融合的属性。按照金耀基先生的意见，“民主”具有“民有”、“民治”和“民享”三个层面(即林肯所说的o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的含义。其中，“民治”含义为儒家“民本”所无，而“民有”、“民享”则俱为“民本”所有。也就是说“民本”与“民主”两者在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为了人民这两个层面上具有融合的基础，只是在权力由人民执掌与运行这一个层面上“民本”有缺憾。具体到荀子的“民本”哲学，“民有”、“民享”正是其内容之重点所在。即使在“民治”层面，也不是完全不涉及。笔者认为，荀子“民本”哲学的“臣治”维度还是对权力运行的问题进行了一定思考的。而“臣”运行权力之目的还在于服务于“民”，故其与“民治”之间也并不是完全不可沟通的。此外，荀子的“明分之道”“划分、确定每个层次、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界限，其最终所指向的就是通过这一途径给予并保障每个人所应得的利益”。其中所蕴含的“应得”观念与西方民主政道的基础“权利”概念有极大的相通性。
其二，从微观上看，荀子“民本”政治哲学中许多具体理念可以直接为我们今天的政治实践所采纳。在历史上的专制社会中，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荀子关于“民本”的许多有价值的理念无法得到实施，但今天我们有了条件。这些理念包括以下三种。
一是人民作为权力的来源具有神圣性。荀子所讲的“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的理念提醒我们，人民作为权力的来源是带有神圣性的。执政者不可只将人民利益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与手段，而是必须从根本处对人民的意志抱有敬意与尊重，真正做到“以民为本”。
二是执政者的个人道德修养不容忽视。荀子认为“修身”是执政者的“为政”之要。对于执政者可能出现的腐败与专权，制度制约固然是必须的手段。但并不能因此就舍弃对于执政者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君子”在位肯定好于“小人”在位。
三是国家权力的执掌与运行应有所分离。在荀子的思想中，“君主”与“臣治”是相互有张力的两个维度。负责运行权力的“臣”可以按照“从道不从君”的原则与“君”相抗衡。这是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的一种权力制衡模式。此模式亦可为当前政治文明建设所借鉴。
总之，荀子的政治哲学架构将“民”之利益与具有生万物特性的“天”相挂搭，以之为政治权力的根本来源；而善“群”的“君”由于能实现“天”所赋予的使众“民”生的需求，被“立”为现实政治权力的执掌者；再以“臣”来具体运行权力以期对可能出现的君主个人专制进行制衡，保障民利的落实。这种“民本”政治哲学的设想在历史上发挥过一定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亦有裨益。我们应本着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态度对之进行合理审视与探讨，从中发掘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谢道韫身出名门，系东晋安西将军谢奕之女。王谢世家，在魏晋南北朝那是响当当的字号。即使在门阀林立的东晋，王谢两门也自视极高，婚嫁除了入宫攀龙附凤以外，都只在两族之内进行。他们两家在晋朝消亡之后仍是风光不减，直到梁武帝时大枭雄侯景向两族求婚被拒绝遂视此为平生恨事，最后造反时顺便将王谢两族彻底诛绝。王谢的数代风流到此嘎然而止，只留下刘禹锡的一首，“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后人怀咏。谢道韫还是个小mm的时候就相当了得。
一次叔父谢安问她，“《毛诗》中何句最佳?”，谢道韫答道，”诗经三百篇，莫若《大雅·嵩高篇》云，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大赞其雅人深致。不要小看这一赞，谢安何等样人，不说他在淝水之战中的镇定气度，也不说他权谋机变的高超政治手段或者是一心只想归隐的澹泊心态，只说后世的诗仙李太白向来眼高于顶，有着天子呼来不上来的狂气，然而他生平唯一服膺的人就是这个东山不出的谢安石。其时天下号称名士的何止千万，能得谢安一赞几乎可以藉此荣耀终身。
另一则故事就更经典了，一次冬日谢氏家族聚会，正赶上大雪鹅毛般片片落下，谢安于温酒赏雪之余，雅兴大发，问在座的谢氏后辈，飘飘大雪何所似?谢道韫的堂哥谢明接口：“撒盐空中差可拟。”
(这位老兄空中撒盐何故，难道想人工降雪?：))。谢道韫马上微哂道：“未若柳絮因风起。”简单一句，谢道韫的诗情才气相比她堂哥何啻宵壤!谢安大声称善，夸奖道韫敏慧过人。
水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在古代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水运更具突出的价值.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发展水上交通事业,而且较早掌握了制造和驾驭舟楫的.能力.利用江河湖海自然条件乃至举全国之力开挖人工运河以济不通,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苦心经营的要务.
作者：金戈作者单位：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天津,300170刊名：海河水利英文刊名：haihewaterresources年，卷(期)：2003“”(4)分类号：b21关键词：水交通占代中国
身体是人生之根本，但关于身体的问题，从古到今的哲学家关注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西哲学都曾试图超越身体，甚至想要抹杀身体的存在。西方哲学长期持身心二元论，认为心灵或灵魂才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对象，而身体则被纳入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中国古代哲学虽有注重修身的传统，但亦实以“心性之学”为中心。自尼采、福柯以来，哲学开始关注身体与思想之间的隐秘联系，尤其近些年来，“身体”开始进入西方思想和学术界众多学者的研究视野。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身体和身体哲学的研究相对滞后。下面发表的两篇文章，代表了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思考，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20世纪上半叶，在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纲领的感召下，现代西方的一批具有批判思想和疑古精神的年轻的哲学家们，在对传统哲学种种业已被视为不易之论的本体论假定给予大胆质疑的同时，发起了一场为再造传统而先行奠基的哲学上的“寻根”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虽种种新见迭出不穷，但最具颠覆性和原创性的工作则属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对所谓“身体”的本体论意义的木曷橥。与传统西方种种业已意识化的哲学不同，梅洛-庞蒂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宣称：“世界的问题，可以始于身体的问题。”其实，梅氏这一宣言不仅是对西方传统哲学致思取向的根本纠拨，而且也为我们真正切入中国哲学、为我们溯寻中国哲学之“根”提供了路引。也就是说，掩埋在深厚文化沃土中的中国哲学之“根”，既非西方传统思辨哲学中的那种“意识”，也非晚出的中国哲学中的所谓“天理”或“人心”，而是诚如王夫之所言，“即身而道在”，它就平中见奇地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活生生的身体之中。
这种根于身体的哲学本体论，除了表现在中国古人对宇宙的终极性思考不是发端于对世界的“惊奇”而是始于对人自身人身处境的“忧患”之外，还集中地表现在其以一种“切己自返”和“返身而诚”的方式，把人自身的身体看作是宇宙真正的起点和本源。在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古老的《易经》中，这种宇宙真正的起点和本源就是所谓的“太极”。“太极”的“太”字即为“大”字的引申义。而“大”字按许慎《说文》，其为象形字，即像直立的首、手、足皆具的人的身体形状。这一字形在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和后来的铜器铭文中都得到了有力的印证。因此，该词源学的考察表明，对于去今已远的中国古人来说，其是通过一种所谓的“依形躯起念”的方式来构造自己的宇宙理念，故形上之太极恰恰以形下之人身得以体现。而要真正理解这一“下学可以上达”的奥秘，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国古人对“身体”概念的独特的理解，以及我们称之为一种所谓的中国式的“身体现象学”理论。
中国古人之于“身体”概念理解的独特性在于，与西方人那种作为纯粹物理对象的躯体不同，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身体之身除作为物理对象的躯体之外，正如古汉语“身”字字义所表明的那样，还兼有突出的“亲自”、“亲身”和“亲自体验”等等内涵。因此，在这里，我们毋宁说看到中国古人对身体的一种现象学式的还原。经此还原，一方面，身体由一种异已的存在回到了本已的存在；另一方面，这种还原又同时保持着现象的充盈丰满而不牺牲身体的外部具体体现。因此，这一中国式的身体概念的推出本身就代表了对人类哲学史上种种二元论学说的克服和消解，它把诸如人与物，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本我与非我等对立项经由一种亲身性的身体真正融为一体。而宋儒张载所谓的“我体物未尝遗，物体我知其不遗也”（《张子正蒙·诚明》）的论断，以及为中国古代众多哲人所大力阐扬的那种中国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正是以这种现象学式的身体概念为其真正滥觞。实际上，在中国哲学中，这种现象学式的物我合一的身体也即一种“体用不二”的身体。这同时也意味着，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身体已不再局限为我的七尺血肉之躯，而是作为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非实体化的“潜在的身体”，也即“可能活动的身体”，以一种“借用显体”的方式经由行为向无穷无尽的大千世界显现和开放，乃至于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被视为是人身体行为的“目的论的项”，乃至于“人身虽小，暗合天地”，整个宇宙都被视为人自身的'身体场。而《易经》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一永远“未济”的宇宙图式，与其说是对宇宙本身既定的客观规律的揭示，不如说恰恰是对于人之“挺身于世界”、人身向宇宙身生成这一生命之旅的彰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根于身体的宇宙论学说不仅表现为把人自身的身体视为宇宙的起点和本源，而且还突出地表现为以人自身的身体的发生生成机制来解读宇宙本身的发生生成机制。这最终导致了在所谓“阴阳哲学”的名下，中国古人从人的“男女之道”推出“宇宙之道”这一中国哲学的哥白尼式发现。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既然把宇宙看作是根于人的身体的宇宙，看作是人身体的化身，那么对人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其实就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根本解答。这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之身体来自男女这一发生学的原理其实就不仅是对人的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同时也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因此，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并非遥不可及、深不可测的东西。相反，“易则易知”，它就以一种身体体验的方式下学而上达地体现在“造端于男女”这一夫妇之愚里。故男女之道不仅代表了人自身生命的发端，而且也从中径直开出了关于宇宙何以鸿蒙初启、何以开天辟地这一中国古代哲学的“创世纪”的宣言。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老的《易经》不啻可被视为人类最早的“性学”经典。从指代男根女阴的阴阳两爻，到《系辞传》中的“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这一性活动的直白，这些被今之道学家们视为“不正经”而三缄其口的“身体书写”，竟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古代首经的堂殿以至于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语言”。同时，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地”与“男女”相提并举且作为不易之论而业已成为老生常谈。所谓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上传》），所谓“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传》），以及“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如此等等都无不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正是基于这一彻底的泛性主义宗旨，男女之性既“至大无外”地被推广到整个宇宙，又“至小无内”地被还原到每一个个人。中医理论坚信每一个体身体生命都可阴阳辩证即后者的印证，以至于有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的《黄帝内经》后不无诧异地惊呼，黄帝的身体竟是双性同体的，这样，西方人的“性别”概念就成了“错误的名词”。
综上所述，就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学说而言，无论是其有关本源问题的理解，还是其有关发生机制的认识都无不系于身体，该学说与其说是一种基于思维和研究存在是什么的所谓的“存在的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根于身体和研究生命如何可能的所谓的“生活的哲学”。这也充分说明了何以中国古人的终极性思考始终与身体性思考难分难舍地纠缠在一起，致力于所谓“安身”、“守身”、“贵身”、“返身”、“省身”的问题永远是古之贤哲的第一等事，而对执迷于“身外之物”的那种所谓的“以身为殉”的原始的焦虑始终使其忧心忡忡。同时，也正是从这种身体主义的宇宙论出发，才使中国古代“世道”同于“医术”之说得以成立，孙思邈言“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大医”，古人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人们看到，后现代主义者尼采所谓的哲学就是医学或生理学这一在西人眼里惊世骇俗之论，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却了无新意，早已被中国古人目为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
中国哲学中这一身体性特性除了集中体现在其宇宙论理论外，还普遍地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几乎所有领域。如中国古代伦理学中之于所谓“修身”的强调、之于社会伦理“造端于夫妇”的肯定、之于血浓于水的“亲亲”的推崇，以及中国古代宗教观中所特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慎终追远”和“祖宗崇拜”的思想，中国古代认识论中所坚持的以象征和体验为特征的“身体思维”的理论，如此等等，都无不打上了身体的深深烙印。因此，身体性作为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规定，其已驾一驭万地统摄了中国哲学中的所有论域和原则，舍此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舍此我们就无从把中国哲学和其他哲学加以严格的区别。
尽管我们完全可以从沉重的历史出发对这种身体哲学作出厚今薄古的评判，然而我们却无法规避其现代语境下积极而深刻的哲学内涵。对中国哲学中身体性的重新发现不仅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之真正的正本清源，而且面对当今人类普遍的“无根性”和“贫血症”的生命现状，它代表了对以“以身为殉”为取向的现代主义的一种最早的抗议和批判，并为我们向一种更为彻底更为根本的“生活世界”的回归提供了坚实的铺垫。此外，这种身体哲学所推崇的作为“原发生命机制”的男女互济的“太和”之道，既是对传统西方哲学所固执的“同一性”原则的有力反拨，又可对后现代哲学所沉迷的“差异性”原则给予矫治，从而为我们拓出了步出当代人类哲学困境的一条希望之径。它毋宁说告诉我们，当今人类最深重的和原发性的危机，乃是日隆的男性权力话语和与之相伴的愈演愈烈的克隆自然所导致的生态性危机，而医治危机的根本良药，就是重返和回到中国古老的《易经》中为我们所昭示的那种“和而不同”的男女之道。
解一种文化的主导思想方式与了解这种文化的时间观有内在关联。这不仅仅是马丁・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1976）的看法的一种延伸，而且可以在另外一些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家（比如尼采、柏格森、胡塞尔等等）那里找到这样那样的支持。按照这个思路，要比较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就需要知晓它所包含的时间观。这个问题到目前这止似乎还未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时间的最主要两种看法，一是末世论（目的论）的，二是物理自然的。前者来自基督教，认为真实的时间由人与上帝的关系构成；因此，时间或历史向着最终决定这种关系的那个终点－－最后审判－－而趋进。后一种时间观与人测量时间的精密手段相关。按照它，时间从根本上讲与人的存在与否无关，它是一种客观的、匀质的、不可逆的单向流逝，本身无意义可言，只是物质实体存在的一种方式。当然，二十世纪以来，在科学、哲学的新进展中，出现了新的时间观，尤其以广义现象学的时间观与我们有关。至于古代西方的或古希腊的时间观，是个有趣的问题。首先，它既不是末世论的，又不（只）是物理自然的。其次，我们看到，古希腊的奥菲斯（orpheus）教认为：时间（chronus）乃是运动与区别的本原，因而也就是万物和世界的本原；[1]另一种说法讲时间乃是收获之神。因此，后来的古希腊哲学中讲“生成”、“变化”和“运动”的学说可以被看作对于这时间本原的某种解释，而讲“数”、“存在是一”、“理念（相）”的学说则力图超出这种时间（即不再认时间为本原），或将时间凝固在没有“过去”与“未来”的“现在”之中。亚里士多德折衷二者，将时间定义为“关于前后的运动?氖?薄?2]总之，对于古希腊人、特别是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人来讲，时间起码隐含地（implicitly）是个涉及本原的问题，但它在本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中极少作为一个本原问题得到直接的关注。
到目前为止，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们往往是通过西方传统“哲学”的概念形而上学视域来理解中国古代思想；所以，迄今极少有人能关注这种思想中本原意义上的时间问题。然而，只要我们不带形而上学偏见地阅读先秦、特别是战国之前的文献，就会强烈地感到“时”的突出地位。在那样一个塑造中华文明特征的生机勃勃的“时”代中，最智慧的人们大都有一种原发的时间体验；而这在别的文明传统中是罕见的，正如古希腊人对纯形式之“数”和“存在”之“相”的体验在其他文明中几乎不存在一样。
先秦人讲的“时”主要指“天时”，“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书・益稷》）；[3]“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丰・彖）。但这天时并不只意味着“四时”和“时制”（比如夏之时制、周之时制），而有着更微妙的“消息”。我们可以称“时制”、“四时”等意义上的天时为“天之时”，即天的时间表现，而称原本微妙的天时为“原发天时”或“原发时间”。所谓“原发”（originallyhappening），是指这时间不可还原为任何“什么”，比如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一种物质的循环运动，而是出自时间体验自身的循环构合或发生。时间体验一定涉及“想象”，或者表现为“保持（已过去者）”，或者表现为“预期（将要到者）”；但原发的时间体验中的保持绝不只是对过去事情的“再现”，对未来事情的“预现”，而一定是过去、现在、将来相互依存着的当场呈现。当然，就是那时人讲的“天之时”也绝不是物理自然的时间和对这种时间的测量规定；它们源自阴阳、八卦、五行的理解方式，与人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也有内在关系。此外，有关天时如何体现在人类历史中的学说也不只是邹衍和古文经学家们讲的“终始五德之说”，[4]而有更活泼的和非定序化了的表达。
本文就将探究先秦人的“原发天时”观，展示这种天时观如何演变为各种“天之时”学说，以及它们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巨大影响。
一.《易》的原发天时观。
儒家的经书和另一些先秦子书，比如《孙子》、《老子》、《庄子》等，里边包含着对原发天时观的丰富精微的阐发。我们先来看一下作为“群经之首”且为儒道所共重的《周易》中的天时观，它对于中国天道思想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
组成八卦的最基本单位“阴”（--）和“阳”（---），并不只是“象征”两类基本的存在形态，更不能理解为两种基本元素（elements）或亚里士多德讲的“质料”；从字形上看，此两字都与“日”有关，字义也与日的向背和运行位置有关；故《易・系辞上》6章言：“阴阳之义配日月”。对于中国古人而言，日（与月）正是与人的生存活动相关的“时”的来源。因此，《易》中的阴阳本身就意味着终极的相交和相互引发，由此而生出变化、变化之道和不测之神意。所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系》上5章）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就是这种阴阳本性的表现，在二爻、三爻和六爻的层次上各“通其变”、“极其数”，“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系》上1章）。
按照这种理解，易象的主要功能是在“通变”和“生生”之中显现出“天下之至变”。（《系》上10章）而这阴阳相互引发的“至变”对于中国古贤而言即原发之时。所以，《系辞》下传第一章讲的：“刚柔[即阴阳]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趣时”就意味着“趋向适宜的时机”。[5]可见，“易”之变通绝不只是数理上的组合通变，而是指在此卦爻的变化势态（“趣”或“趋”）之中开启并领会到“时机”或“天时”。反过来说也是对的，即《易》所理解的“时”不是物理自然的时间，也不是外在目的论意义上的历史时间，而是在错综变化的摩荡趋势中所构成或媾合而成的原发时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下5章）原发时间或“易时”绝非线性的，也不只是形式上循环的，而是氤氲醇化而生的时境、时气。更重要的是，这“相推而生”（《系》上2章）的原发时间必与人的“彰往察来，微显阐幽”（《系》下6章）之“知”不可分。也就是说，此原发时间乃是“时机”，得此时者必“知几（机）”，而能以“神”会事。“几”即变化之最微妙、最氤氲化醇、动于无形而得机得势之处。故“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系》上10章）“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系》下5章）所以“知几”（《系》下5章）就是知时机，乃学《易》之第一要务。
发现这种原发意义上的（既非宇宙论的、亦非目的论的）时间除了各种“趋向”及其“相互媾生”之外别无他物，连“先验的主体性”也不能在这“赫拉克利特之流”中维持。然而，正是这毫无现成性可言的“至变”是我们“领会”或“理解”世界和自身的源头。《易经》和《易传》的作者们在这一点上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相通，即深知终极实在是不可被对象化、实体化的，所以一再讲这样的话：“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系》下8章）将组成卦象的六爻说成“六虚”，正说明卦象、卦理本身以机（几）变为本，根本不预设任何“元素”的存在，而是在“不居”或“不可为典要（典常纲要）”的“周流”和“出入”之中构生出象和爻之时机含义（“度”）。简言之，“易象”之义即时机（几）之义、时机之“度”。“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系》下9章）。
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读《易》，就不仅能看出“卦时”、“爻时”，而且能体会出所有真切的解释方式中的时性。在《易》、特别是其中的《彖辞》里，“时”这个字大量出现，比如解释《乾》一个卦的文字中，“时”就出现了十多次，并且具有非常突出的诠释意义。尤其是在《豫》、《随》、《坎》、《革》等十二卦中，《彖》作者一再赞叹“时（或‘时义’、‘时用’）大矣哉”，表现出对“时”的重要性的深刻领会。《尚书》中也有大量的“时”字，但其中大部分被训解为“是”，只有少数可读为“时机”、“适时”。《易》中的“时”则大多应被理解为“时机”。
现在让我们简略地总括一下“时”在《周易》的正文（即卦象、卦爻辞、彖辞、象辞、文言）中的一些含义。
其次，广而言之，六十四卦每一卦所表达的都是一种特殊的“卦时”，刻划出那样一个时刻的形势和人所应取的态度。比如《泰》卦表达“通泰”之时的形势（下《乾》上《坤》）、机制（“天地交而万物通”、“内阳外阴”）、趋向（“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和人应取的行动姿态（“征吉”、“包荒，……得尚于中行”、“归妹”、“勿用师”等）。其他任何一卦都是这样。
第三，每一爻位（初、二、三、四、五、上）都有特定的时机含义，且分阴阳（奇数位为阳，偶数位为阴）。爻之阴阳与位之阴阳相合为“当位”，否则“不当位”。在不少情况下，当位者（也就是当时者）吉，不当位者有咎。正所谓“六位时成”。（《乾・彖》）这些以及更复杂的一些讲究就是《系辞》中讲的“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的含义。
第四，不管是卦还是爻，“时乘”、“及时”、“时发”、“因其时”“时中”、“时行”（见《乾》、《坤》、《蒙》、《大有》等卦）都意味着“吉”或“无咎”；就是本来不利的局面，只要当事人因其时、“奉天时”（《乾・文言》）都可避难成祥。而“违时”、“失时极”（《节・象》）就总意味着不利或灾祸。由此可见，“时”在《易》的领会视野中乃是活的终极，而“与时偕行”（《乾・文言》，《坤・彖》，《益・彖》）“与时消息”（《丰・彖》）就是《易》让人达到的最高“神”境。所以，《系辞》讲：“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知来”（知晓将来）的关键就在于进入阴阳不测、唯变所适的时机化的时境中，从而能与时偕行。
“交”或“遇”就意味着相异者、相对者摆脱开自已的现成属性完全投入一个相互转化的形势之中，从而化生出新的时机和对此时机的领会。所以，这种相交转化正是最根本的“至变”。正如现象学分析中所讲的“过去”（retention，保持）与“将来”（protention，预持）的交融构成了活生生的“当下时机”（augenblick），阴阳（“阴”可理解为“过去”，“阳”可理解为“将来”）的交合则媾生出氤氲“时气”。“气”在先秦思想中总含有“时机变化”以及对此机变的领会的意思，绝不是“气一元论”，如果我们在西方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理解这个“一元论”（monism,）的话。
乾上离，只有第五位是阴爻，余皆为阳爻]，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译为现代文就是：“‘原本所有’，譬如阴柔得居尊位[六五爻]而张大了中道，上下阳刚纷纷[与之]相应相交，所以称‘原本所有’，也就是‘大有’。它的德性既刚健而又文采鲜明，与天相应，得时而行；所以至为亨通。”[11]此卦之所以“亨通”，在于它含有的唯一一个阴爻正处于“五”这个尊主之位（上卦的中间），且有向下趋势，因而能与阳爻们充分地相应相交，生成“原发之中”，因此“应乎天而时行”，以致亨通大有。简言之，这“中”就应理解为相交发生和维持之中，时机的出现和领会之中。正如《蒙・彖》所言：“以亨行时中也”（可译为：“通行到时机里，就可居中，就可命中）。至于比较外在意义上的“中”、“正”，都是由这个原发之“中”衍伸出去的。
一些其他的解《易》讲究，比如三才、承、乘、比、应、据、互体、反对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上面讲的“阴阳交而生时处中”这样一个最根本的易道、易理相关。
第七，所有这些解《易》的“原则”或讲究都不是可独立地、机械地运用的规则，而是在相互化洽之中的趋向指引。当机领悟和当机立断是解《易》的最终时机，而全部《易》及其解释方式都是为了帮助人进入这个“时－机”（几）之中。
二.其他的原发天时观。
上一节的讨论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易理之根本在于“阴阳交而生时处中”。可知《易》的一切预设，比如阴阳和象数，都无“自性”可言，都是为了构设出、参与到时机领会或原发天时的媾生之中。这与西方的概念形而上学有巨大差异，而与诠释学（hermeneutik）化的现象学思路有一些重要的相通之处。
对于这两者，原本的时间都是一种纯粹的“象”的构成，用德文“bilden”表达最合适，因为这个词的动词（bilden）意为“发生”、“构成”；名词（bild）则为“象”、“画像”等。而且，它们都视原本的时间本身充满了与人生最相关的意义，决定或生成着人、民族、国家的命运（天命）。这样的时机化和域化的时间乃是我们一切“知”和“领会”的源头。
中国文化中出现的几乎全部有生命力的学说和学派都与这样一个“与天地准”的易理源头相关。它们的成熟形态一般都强调了这个原发易理时机中的某一方面，比如汉儒强调礼制，也就是象数的先天结构、位置那一方面，道家则强调易几中的“变动周流”和“与时偕行”的一面。阴阳家强调阴阳和象数的一面，因而与汉儒有共通之处。不过，它们都不会完全舍弃另外的方面；如果那样的话，就无活的持久生机而言。正因如此，它们都能够在内部形成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倾向，比如儒家中出现了宋儒，道家变成了道教。
然而，在春秋时期，颇有一些好学深思者以原本的方式领悟着这个源头，以各自的方式天才地体现着变易交会之中的天时。下面让我们检视四位：范蠡、孔子、老子、庄子。
范蠡是春秋末越国大臣。越王勾践不听其劝，以致大败于吴国，经历了极大困苦与耻辱。然后，在范蠡辅佐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待时机成熟，一举灭掉吴国而称霸。范蠡对于天时和阴阳变化之几微有深切领会。他讲：“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12]这“时”的表现可谓“变动不居，上下无常”，因而使不精于此道者莫名其妙，往往动辄得咎。范蠡“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得以领会时机的生熟正反，多次劝阻勾践“得时不成”、“逆时”而动的意向。他苦心等待和促成的就是“人事与天地相参”或阴阳相交而构成的最佳时机。一旦时机来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马上促使越王出兵伐吴。用兵的进退攻守，皆以阴阳之变为根据，“顺天道，周旋无究”，致使“吴师自溃”。吴王卑辞请和，勾践欲许之，范蠡则以天时之理力谏勾践。他说：“圣人之功，时为之庸[用]。得时不成，天有还形”。最后击鼓进兵，灭掉吴国。范蠡可说是深通易理天时之人。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者。但记载他言论的《论语》却没有以理论的方式来讨论天道、性命这些“大问题”。因而被黑格尔贬为“老练的、道德的教训”和“散文式的理智”。[13]而不少人也确实认为儒家的“外王”极致在汉儒，内圣的极致在宋明儒，而对孔子之为“圣”的道理只好含糊敷衍过去。其实，《论语》乃是儒家思想最深刻原发的表现，其仁说与易理之精髓息息相通。当然，尽管孔子好《易》，却并不主要依据卦象来思考和教导学生；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者是“艺”或“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另一种讲法则认为六艺指“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不管怎样，“艺”意味着灵巧、机变、有尺度感，在适时应和之中让“阴阳”或“相异者”相交，从而当场引发出某种事物和情境，因而能养成人的分寸感和对时机的领会。
中获得新鲜的诠释含义。因此，他不但本人爱引《诗》，而且特别鼓励学生创造性地诠释《诗》，以造成领会礼和其他问题的时机或意境。（《论语》1/15，3/8）至于《春秋》，绝不止是史书，而是孔子的政治、伦理和思想智慧的最富时机（事件的时机、语言的时机）性的表达。可以说，这些艺在孔子那里是转化了的卦象，通过它们而领会到更有“文”化含义的易理。
这些就是孔子的“中道”或“中庸”的源头。没有技艺活动开显出的原发时境，就无活生生的“至”极（《论语》6/27）和“不勉而中”（《中庸》20章）可言，而只有外在的折衷。所以，对于孔子，中庸的终极含义就是“时中”；（《中庸》2章）即“随时以处中”，或“总在最佳的时机中”。于是，《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1章）这正是礼、乐、诗等艺术让人达到的时机化境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同上）这“中和”正是对“原发天时”的最合适的一种领会和表达，深合易理。能“至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为“天时”对于中国古贤来讲就是活的终极、生成着的“中极”。孟子赞孔子为“圣之时也者”，（《孟子・万章下》）可谓言中！
老子的学说尽管不看重“艺”，但同样富于时机化含义。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将道家视为“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的典型。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42章）正是由于阴阳的相激相交（“冲”），以至有气化之“和”。此处“冲”字既可训为"涌摇交汇”，又可训为“虚”，从字面上看，则也可与“中”有关。两极相交而生居中之虚境，于义亦妥。帛书甲本此字就是“中”。按先秦人的思路，这阴阳交生之中虚或中和者，必含有原发的时机性。“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16章）可见在这虚极之处，有“作”有“复”，以构成“惚恍”之象。“视之不见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14章）[15]“夷”、“希”、“微”都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也就是“不有不无”的那样一种“惚恍”的居中状态，因此“不可”被规定（“致诘”）为任何可对象化之“物”或可描摹、再现之“状”。但它们又都有来去出入可言，“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老子》5章）但这“来”不见其首，这“?ァ辈患?浜螅?蛩?怯搿敖瘛被於??弧9收狻叭?[夷、希、微]混而为一”，可以理解为原发时间的三时相[将来、过去、现在]媾生合一的氤氲状态。而且，原文确实马上谈到了时间之“今”与“古”。今与古的交织回荡构成了“道纪”和“自然”。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能看出道家乃“因时为业，……时变是守”，（同上序）很有见地。但须知道家的这个要旨与《易》理相通，也就是与先秦儒家的天时领会相通，而将“儒墨”置于同一档次大为不妥。至《庄子》，此“时”义大张。“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就是游于原发天时的境界。这不限于“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庄子・养生主》）这类说法里的时机领会，更意味着“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大宗师》）的终极或中极时机化境界。比如“山木篇”讲的“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就意味着这样一个“与时俱化，……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时中”境界。
由以上这些阐述可知先秦人对“时”的极度敏感和原发领会。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即“随时”、“与时消息”、“守时”、“因时”等，绝不只是“按（现成的）时刻表做事”，更不是无真义可言的“机会主义”，而意味着进入或参与到原发时间或天时的构成之中。只有在其中，才能“随”和“因”。所以，随此天时而动就必为此时所化而“至诚”，也必因此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中庸》22章）这就是《中庸》讲的“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的意思。（《中庸》25章）在《中庸》的语境中，“至诚”相当于本文讲的“原发时间”，所以“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中庸》20章）并不只是被动地顺因外在的规律。“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中庸》24章）此为圣人境界。
三.天时的各种表现――天之时。
这种对原发时间的关注来自中国的远古传统，也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先秦之后中国文化的走向和特征，由此而形成了各种时间上的讲究和安排。有的还保持了对于原发时间的体验，有的则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外在的时间格式（schematismas）了。
中国古人“仰观于天”的长久热情在其他文明古国也有，但中国人由此不仅发展出测时的历法和作预言的占星术，而且将这种比较外在意义上的“天时”转化到人的生存领会和行为态势中来，发展出了一种天人相参的时机化的时间观。中国人真正看重的既非物质自然之天，亦非主体之人，而是在其中摩荡生发着的生存时境。
《易》一开始并不只是一部用以占卜的书，也绝不只是“观类取象”，象征和描摹现代人讲的“自然规律”的书。从根本上说来，它是一部“参天时”之书，通过卦象和解释来领会阴阳、天人相交相背之时的种种形势和处身之道。由此而可看出“德”或“美德（比如“健行之诚”、“潜隐之韧”、“避咎之惕”、“履正之中”、等等）乃是时机化形势本身所要求的，而天地万象之变化也竟可以视为媾生原发时间和生命意义之“易”。所以《系辞》说《易》是“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系》上6章）它要表达的是超出西方分类原则的一种原发混成的智慧。因此，由它可以变化出或关联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历法、兵法、医术、建筑、艺术，还是治国和修身之道。
历法早已配合于易象。比如“十二辟卦方位图”，其“来源甚古”；[16]它是将易卦中十二个有序的“阴阳消息”卦按“东西南北”等方位排列，十二“地支”与之配合。由此而见一天十二时辰和一年十二月份中的易理－－阴阳如何消长；同时可见时间与（地理）空间方位的关系。类似的、做得更精巧复杂的“图”还有许多，比如揉进了“节气”的“卦气七十二候图”和“卦气六日七分图”等。由此，《易》与历法结合；而中国的历法自古便与人的活动时机紧密相连。
此外还有更复杂的“五运六气”之说，用以推算每年每季的气候及其与人的身体的关系。我想除了在中国古代的这种重天时的文化中，哪里也不会出现如此精微的“时刻表”。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推算虽然有法可依，却又绝不是完全机械的，不然就丧失了原发天时的“原发”意义。这么多本身有时间性的因素相互影响、“化洽”，所得出的不可能只是死板的定数和“规律”，而更有时潮的“随-机”趋向。[18]最终的决断或决定性的判断只能由那能充分感受这时潮之人临机作出。正所谓“时中（zhong四声）”是也！不背医书者不晓规矩方圆，只背医书而不知运用之妙者，必治（致）人于死地。对于中国古人，凡事做到精微处，无不有个太极阴阳五行，也就是变易之时机几微。这里确有理性的深思熟虑，但也绝非只限于概念理性和因果关系；在最关键处总离不了时机化的理性，也就是“圣之时”的裁决。所以养生治病如治国用兵，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才会得机得势，透微入里，游于天时的韵律之中。
可以设想，这种阴阳五行、变通周旋的易理完全可以用于理解历史和社会政治。以上已经提及孔子作《春秋》，内含微言大义，即在历史之时机情境和叙述之语境中“寓褒贬，别善恶”。战国时的邹衍，“深观阴阳消息，……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看来，他已有意识地将“阴阳消息”、“五德[即五行的表现]”与君王之“治”联系了起来。而且，这“五德”的时间似乎也不只是指一年之中的季候，而包括了朝代或历史时代。汉代的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将阴阳五行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观与《春秋》直接挂连，全面阐释出儒学的“天之时”的含义，建立起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董仲舒相信“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天性唯时，故人性亦唯时。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时，人则有喜怒哀乐之四气；反过来说也可以，即天有喜怒哀乐之气，人有春夏秋冬之时。（《繁露・天辨在人》）而关键在于：“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繁露・阴阳义》）这一点对于“人主”或“王”尤其重要，因他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董仲舒写道：“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繁露・王道通三》）这种以文字为“象”而通其原义的作法颇有《易》的古风，而其阐发的王与天地贯通之“中”也颇有深义。“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法]其时而成之；……然而王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暖清寒暑而以变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是故治世与美岁同数，乱世与恶岁同数，以此见人理之副天道也”。（同上）王法天就是法天之时变而成就社稷黎民，故他的好恶喜怒之发皆中节（即“义”的原义），就如同天之四时皆守时，则世治，如天之岁美。可见人主与天以时相通。“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物莫不应天化”。（同上）非常清楚，这正是《易》与阴阳五行思想的衍生和体现。
六气”说所推衍的那样，只是后者主要涉及气候灾变与人的身体中的五藏六腑的关系罢了。因此，正如上面已说过的，董仲舒的推断尽管提供了大的思想背景，但也绝对代替不了原发的时机决断，因为这正是所有这些天时推衍的根据所在。原始反终，才会有真正的“应天因时之化。”（《繁露・五行相生》）。
关于时代、朝代之变易，董仲舒有“三统”或“三正”之说。“三统”，就是指三个相继的朝代，各以不同的颜色、时制来“一统于天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这颜色首先来自物候之时机，比如当寅月（十三月）之时，“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如以这个月份为时制之“正月”，则是以黑色为统，于是朝服、车马、旗帜等重要标志皆取黑色。退后一个月（丑月，十二月），则“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因此，以丑月为正月的朝代为白统，其色尚白。因其看重“正月”的确定，视之为“王”受天命的象征，故亦称“三统”为“三正”。“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故谓之‘王正月’也。”（同上）。
照此说法，儒家并不只是按“阳尊阴卑”之说而维护“三纲五纪”的尊卑秩序，更依据阴阳易变而“天道靡常”的道理来接受并积极参与时代或朝代的更替，“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革・彖》）非如此不可谓“奉天应时”之真儒、大儒，而只是固守死礼的陋儒、腐儒。但儒家能接受的朝代变易必是真正应天承运、以德配天者，所以“王者[即新王]必改制”（《繁露・楚庄王》）也就是必以新统新时换旧统旧时，不然不足以示区别、“明天命”、“见天功”。无此《易》变，则无“正”、“统”可言，亦不会长久。这一说法或思路影响了后世历代君王。可见中国的“正统”观中充满了天时见地。
更奇特也更深刻的是，董仲舒和今文经学家不仅赞成朝代变易或政体“历时”说，还主张这变易之中的和谐共在，即“通三统”的“同时”说。这“通三统”讲的是，以新王或新时代为主导之统，但同时要让前两统或前两王之后代以非主导的或边缘的方式存在；也就是此二者被退封百里而为公候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这二统仍奉其祖先当王时的正朔时制，因而在其方圆百里的公国中仍服其故有之服色，行故有之礼乐，当朝天子也以“客待之，而不臣也”。
新王或新统又出现后，最老的旧统就退出三统，而被称为“帝”。帝有五位。新帝进入五帝后，最老的帝又退出以保持“五帝”之数。退帝者被称为“皇”，共有“九皇”。退出九皇者才为民。“从文化基因”或“形式”的角度上看，不主当前时制的两统仍是“统”，只是不是“正[在主导之]统”。但它们代表了“过去”，也在某种“惚恍”的意义上代表了“未来”，因过去了的某一统起码在形式上会再现而主宰未来的一个时代。这三个时代或时间向度的贯通，就是“通三统”。这“变”而“通”构成了任何一统或只变而不通的三统所没有的活生生的“天时”感受，即传统、现实和将来的充满仁爱、正义和憧憬的微妙交融，赋予历史、文化、社会以原发的和自然和谐的生存意义。由此让我们领会到孔子讲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深邃含义。这是中国古代儒家天时观在政治、历史领域中的最有特色的一个表现，是原发的、时机化了的“人（仁）道主义”，在西方的政治理论中找不到对应者。董仲舒对《春秋》笔意（即寓褒贬于其中的记述方法）也做了许多讨论，比如“玉杯”、“竹林”、“玉英”等篇。这些都是更直接具体的时机化分析（“别嫌疑”）。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作讨论了。
结语：
本文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天时观在《易》和几位大思想家那时的“原发”表现，以及它如何延伸到中国的古医学和政治、历史、社会的学说中。在我看来，不深刻了解这种天时思路，就不可能进入中国古代思想和整个中国文化的枢机之中，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之。
从以上的讨论可见，这种天时观与对人的生存形势的领会相通。在这个意义上，它与西方的现象学时间观比较接近，尤其是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化的现象学时间观接近。然而，也不可忽略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现象学的时间观，哪怕是海德格尔所讲的，都首先与个人的原发体验相关；尽管这不必是主体主义的，而是历史的和解释学境域化的，但起码它的讨论方式要以个人体验（“主体的内在意识”、“缘在”（dasein））为中心进行。中国的古代天时观则不然，它出自与社团、种族的生存息息相关的日、月的循环消长，并被《易》象化，通过阴阳的“媾生”势态和机理来领会时机的构成特点。所以，这种时间观能孕育出各种极为精巧、复杂和准时准点（地点）的应时技艺和学说。在“朝向将来（以“将来”为时间重心）这一点上，天时观与海德格尔的时间观相仿佛，但在海德格尔那里，这种“朝向”或者表现为个人在“朝向死亡”中做出“先行决断”的体验，或者表现为对于那已消逝之“神”的“等待”姿态。在《易》和《黄帝内经》中，这种朝向却是更丰富和活泼得多的；既可以是准时准点的预测（“知几可以前知”），又可表现为“以德配天”的时机化智慧（“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四时调神大论》）和活生生的信仰。然而，古代中国的天时观缺少现象学那样的详审分析和追究，因而多为活灵活现的“体现”，而寡于反思境域中的“纯现”，以至往往被后来的思想家们所忽视遗忘。
注释：
[1]参见《希腊哲学史》，汪子嵩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75-76页。又见w.k.c.格思里（guthrie）：《奥菲斯和希腊宗教》（orpheusandgreekreligion），london，1952年，80-95页。
[2]亚里士多德：《物理学》219b1。
[3]此文引用中文古典文献时尽量在行文的括弧中给出出处。其中的加强符皆来自引者。
教育出版社，1995年，310页以下。
[5]《周易译注》，黄寿祺、张善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70页。
[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einundzeit）,tuebingen:neomarius，1949年，31页。
[7]作者对于“象”的原义的讨论还见于另一篇文章：“观象”，见《读书》，，4期。[8]《周易译注》，153页。
[9]参考《周易译注》，406页，但有所变动。
[10]参考《周易译注》，45页。
[11]参考《周易译注》的译文，但有较大改动。
[12]《国语・越语下》。以下言范蠡者皆出此处。
[1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1卷，北京三联，1956年，119，132页。
[14]可译为：“礼制以适应时机为最重要，再者才是要合乎顺序”。
[15]此章最后一段依帛书本改动，即将王弼本的“执古之道”变为“执今之道”；“能知古始”变为“以知古始”。参见《帛书老子校注》，高明撰，北京：中华书局，，298页。
[16]《周易译注》，56页。
[17]《素问》和《灵枢》皆属《黄帝内经》，引用时不再标出《黄帝内经》字样。
[18]《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帝曰：‘余司其事，则而行之，不合其数，何也？’歧伯曰：‘气用有多少，化洽有盛衰，盛衰多少，同其化也’。”“同化”意味着构成时机的各种因子（比如“气”、“运”）的叠合化洽。
[19]公羊《春秋》派或今文经学中的“三世说”（认人类历史由或将由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组成），似乎有目的论之嫌。但对三世说的解释往往含糊不清，既可以是“希望哲学”，又可以是“复古慕古”而含“循环”之义。不过，可以肯定，《礼运》中“大同书”所描述的大同世界（相当于太平世）比较近于西方思路中的“理想社会”的模式，而少天时智慧。我对三世说的评价与蒋庆君所说者（见蒋著《公羊学引论》，第5章，9节）不同，尽管我在阅读其书时受益良多。
【典型例题】。
例1“仁”的思想在先秦时期的进步意义主要是。
a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b抑制统治者的暴政。
c成为各国变法的理论依据d奠定“非攻”主张的思想基础。
【解析】主要考查考生对重要历史概念的分析理解能力。春秋时孔子最早提出“仁”的思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以缓和阶级矛盾，所以说其进步作用在于抑制统治者的暴政，而不可能成为推动各国变法的理论论据，所以可排除选项c。选项d体现的是墨家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所以“仁”的思想不可能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a项排除。
【答案】b。
a儒家b道家c法家d兵家。
【解析】主要考查考生再认历史事实和阅读、分析理解历史史料的能力。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读懂材料，本段材料的意思是如果仅以行政命令和刑罚来治理百姓，他们要能免受刑罚，但没有道德意识。如果用道德和礼来对待百姓，则老百姓有道德意识，有自我约束力。这句话体现了儒家的德政理论。
【基础练习】。
一.选择题。
1.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他所指的“礼”是指。
a和谐的人际关系b礼貌待人。
c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d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c。
2.下列观点符合儒家学派对物质世界的正确认识的是。
a“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因桀亡”b“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c“己所不欲，勿施于人”d“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a。
3.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对推动我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是。
a“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b“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
c“知之为知之”的学习态度d“温故知新”的学习方法a。
a启发诱导b因材施教c学习思考相结合d择优而教b。
5.称誉孔子为“万师世表”的皇帝。
a汉武帝b唐太宗c康熙帝d乾隆帝c。
6.孔子的思想言论主要保存在。
a《书经》b《礼经》c《论语》d《春秋》c。
7.老子思想中最有价值的精华部分是。
a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b小国寡民的理想。
c唯物主义思想d朴素辩证法思想d。
8.《老子》中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段话体现了其。
a辩证法思想b无为而治的思想。
c“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d以柔克刚的思想a。
二.问答题。
9.孔子作为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贡献分别是什么?
9.(1)思想方面：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之一是“仁”，“仁即爱人”，统治者要体察民情，提出遵循“忠恕”之道实现“爱人”。其思想核心之二是“礼”，主张通过“克己”实现“复礼”，他理想中的“礼”是西周时的等级名分制度。(2)政治方面：提倡“为政以德”，主张对鬼神敬而远之，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位置。(3)教育方面：在教育对象的选择上主张“有教无类”，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因材施教”，对学习方法上要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温故知新”，把学与思相结合等。(4)文化事业：整理《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典籍，他的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语》中。
10.老子的“道”是指什么?
10.老子将“道”抽象化，认为“道”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在天之前已有“道”，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道”派生出来的，它无形无迹，玄秘莫测，是无意志、无为的自然本体。
【能力测试】。
一.选择题。
1.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最能体现他赋予“爱人”以教育涵义的主张是。
a因材施教b已所不欲，勿施于人c有教无类d诲人不倦c。
a有教无类b因材施教c温故知新d择优而教b。
3.下列表述能够反映孔子思想核心的是。
a“克己复礼”，“贵贱有序”b以爱人之心调解和和谐社会人际关系。
c“民贵君轻”，“政在得民”d主张逐步改良认为历史是不断演进的b。
4.“事愈烦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这种观点属于。
a孔子的“仁”学思想b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
c老子的辩证法思想d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d]。
a儒家b法家c道家d墨家c。
二.材料解析题：
6.阅读下面的一段材料，回答问题：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说来，在天道观上，儒家承继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甚至声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是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在历史观方面，它标榜“信而好古”，每每试图恢复“周公之礼”，将捍卫三代典章文物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亦不排斥对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礼俗政令加以适当的变通修改。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请思考：儒家学派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7.儒家学派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是因为：它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1)在天道观上，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2)在历史观上，以变通来适合形势的发展;(3)在社会伦理观上，能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4)在修身治国方面，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因此儒学以他的灵活多变性，人性化和实用性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摘要：在我国语文教学而言，朱自清先生对于语文教育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朱自清先生27年的实践和研究过程中，他通过不同的视角，对语文教育的多个层面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从而使当时的语文教学工作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同时又具备较强的独创性教育思想。朱自清的语文教学思想具备严谨的理论体系，不仅在当时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同时能够较好的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具备较强的开拓性精神和价值，即便是在当前教育改革的时期，其别具一格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依然值得推崇，具备较强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朱自清；语文教学思想；现代中学；语文教学。
语文课程作为我国基础教育设置最早的一门学科，从小学阶段直到高中毕业的期间，学生一直都要进行系统化的学习，以至于学生和教师对于语文课都不敢掉以轻心，将其作为学习阶段的重要基础性学科。而国家在语文学科的建设和改革工作方面，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但是我国目前的改革现状仍不令人满意。谈及目前的语文教学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问题，几乎能列举出各种各样教师存在的问题。例如教学模式过于机械化、程序化、缺乏必要的互动和乐趣性、缺乏启示性和激发性等，从而导致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足，进而出现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不良因素，最终使得整个课程的教学计划难以完成。
一、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的特点。
对于朱自清语文教学思想而言，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有机统一是其最大的特点。朱自清极力驳斥传统观点将语文学科作为一种工具性学科对待的态度，他认为，在语文教学中，应该以人格教育为理念，以培养学生的全面能力为目标，培养学生发散思维、感情培养等多种需求。在师生关系中，朱自清强调要坚持以学生作为教学工作的中心，教师在其中应该处于辅助性地位。以及要求在教学内容的选择、阅读、写作、语言训练等多方面都应该融入强大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也是朱自清语文教育的内涵所在[1]。在其理论认为，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特征是一对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的共同体。如果单纯考虑语文的工具性作用，很容易将语文的额绚烂多彩的内涵以及独具一格的魅力抹杀，同时也会给语文教学工作带来形式化的不良影响；如果单纯考虑其人文性特点，又会产生对基础性知识和读写能力等环节的弱化，同样也不利于语文教学工作的良性发展。因此，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应该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工具和基础，也是推动语文教学工作人文性提升的内在因素；人文性是工具性的延续和发展，同样也是实现其工具性的有效手段，两者的融合发展对于提高现代语文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朱自清的.教育理念中，实现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应该坚持两者兼顾的原则，避免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
1、培养学生的语文阅读的习惯，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在中学的语文教学中，要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就要通过大量的阅读来拓宽学生的认知范围，通过开拓出多样化的学习渠道，构建良好的语文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进行有效阅读。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在中学的语文学习过程中，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通过人际交往已经掌握一定的听说能力。在进入学校学习后，不仅可以通过课堂教学进行学习，而且可以利用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等多种语言环境，来实现语言的学习和应用。有实践研究表明，语文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人，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课后的自主学习来强化其语言运用能力。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却往往忽视了课外学习的重要性，只是将学习途径局限于课堂之上，视野范围仅停留在教科书之上，忽视了课外阅读。这样使得语文教学比较封闭，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2]。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借鉴朱自清先生的思想，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学生的自学能力加以肯定，使得学生去自助也与，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感悟，积累一定的素材，提升语言能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从而提升语文能力。
2、使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语文教学也和其他的学科一样，培养学生认识世界以及学生的思维能力。语文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性学科，可以培养人们学习知识，认知文明，有着比较高的功用价值，主要是培养人们的独立思考，促进人们发散思维进行创造性地想象。对于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语文在思维能力的培养上显得更加的重要。中学生正在处于思想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思维比较活跃，有着较强的可塑性。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学阶段的语文教学中，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引导者，在教学过程中要借鉴朱自清的思想，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设计出符合学生兴趣的教学内容和组织形式，同时要对课堂进行监督，使得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兴趣，提升语文学习的效果[3]。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现代化教学理念之下，语文教学工作不在局限在口耳相传和死记硬背之上，而是要求教师应该通过积极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启发学生进行主动探索和思考，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探究、创新和研究，使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工作之中。语文学习作为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学科，就需要学生在探究、创新的过程中，通过培养语文习惯和语文能力的过程，实现其培养学生人格的目标。根据这层意义，朱自强的语文教学理念中的教学目标无疑和现代语文教学特征不谋而合，因此必然会对现代中学语文教学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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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锦艳.朱自清作文教学思想与初中作文教学改革研究[d].扬州大学,.
内容摘要：古人对自然的看法以及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促使他们把山水画的发展逐步引向内向性的认识，尤其是儒释道思想对山水画产生了深刻影响。文人士大夫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对经典思想的话语权以及他们对山水画的权威性评论，是把山水画引向内向性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古代山水画内向性图真转移。
中国山水画的产生和思想内涵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知识背景和思想历史有关，儒、释、道思想的演变以及文学理论的影响，使中国山水画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表现模式。画家们将古人对自然的看法作为必须遵循的信条，传统哲学思想下的思维模式成为绘画的至上追求。五代、北宋时期，画家对自然的表现达到了近乎真实的境界，但其后的社会发展并没有把“图真”继续发展下去，而整个社会的发展由外向被引入内向，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意识影响和左右着宫廷画家及社会文化的导向，使来源于实践的山水知识体系成为一种教条的程式化的山水精神追求。与此同时，文人士大夫因其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对经典思想的话语权，导致他们对山水画的认识成为权威性的评论。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文人士大夫更加强了思想内向性的倾向，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山水画是不同于西方风景绘画的表现特征的。
一、古人对自然的看法和哲学思想的影响，是把山水画的发展引向内向性的认识根源。
1.古人对自然的看法。
古人强调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正是形成山水画的一个意识因素。正是人对自然的主动亲近，才能使人与天地自然相近。山水画成为传达古人对天地自然情感追求的精神物化场所，也是一个物质层面表达之上的精神世界。古人把自己对天地自然的情怀，用笔墨传于山川云水。山川云水成为自身心灵情感的外化载体，继而去追寻宇宙间的大道。此时，山川云水之物理之形与“图真”之貌这些物质境界，仅仅是空灵的艺术精神境界的物质表达途径，所以“图真”并非古人对山水的终极追求，这样一来山水画就有了被引向内心的意识基础。
2.儒、释、道哲学思想的影响。
山水画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古人把“游于艺”作为他们从艺的标准，其中规定了中国画的性质和方向，像米芾，苏东坡、倪云林、黄公望等文人把墨戏看做艺术的最高标准。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山水画，在经历了早期对自然近乎真实的“图真”表现之后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一个以“解胸中逸气”为目标的发展方向，一个更加关照自身内心世界情感发展的方向，这样一来山水画就被有意识地引向思想的内向性。
3.老、庄的道家思想对山水画内向性的影响。
庄子主张艺术家是绝对自由的，不受拘束的。面对儒家思想的积极入世，道家拒绝入世、遁入山林，求得自我解脱，所以后世文人多主张怡情悦性、自我陶冶。唐以后山水画的主要画家大多是具有隐士思想的人，作画多自娱，所以道家思想对古代绘画影响巨大。老、庄之道是形而上的，老庄思想把画家引向思想的内向性，引向内心世界。内心情感的表现是他们在创作中非常在意的，因为一些画家无法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因此思想意识的转向在此时成为一种必然。两宋之后的山水画家都以此作为艺术的最高标准。宋代画家在山水画上所表现的'观点正是道家思想内向性转变的思想呈现。
较之宋代，元代的山水画家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元代初期的社会政治因素和异族人的统治，导致画家、学者、诗人等离散各地，政治上备受压抑，权力进一步丧失。一些士人不愿入世，而是逍遥出世，知识分子的心境向内向性进一步发展，这时出现的“复古”态度成为了一种躲避与逃离现实的依托。当山水画历经了图真表现的两宋时期，开始转向内向之时，画家们已经真切地认识到了绘画与真实的彻底分离，这种内向性转移不是无意识的，而是一种在社会各种因素作用下有意识的集体意识转变。
老庄思想对明清绘画的影响仍很大，山水画更多的是寄托了古人的精神情感，而非单纯的物理图真的视觉满足。这些思想体现了画家在思想上对自身的反思以及对内心的思考参悟，这直接导致了山水画思想的内向性转变。
二、文人士大夫对山水画权威性的评论，是把山水画引向内向性的理论依据。
中国山水画是与山水理论共同发展起来的，画论多以哲学为基础，基本上都是绘画美学，这些都和中国文人的社会地位有关。当文人介入绘画之后，绘画就不再是单纯的图像表现了。文人画重书法用笔，如果一个画画的人不懂得文学、不读书，那是不入流。只有文人欣赏的画才叫高雅，否则便是低俗，就是工匠画。文人话语系统构成社会文化不可逾越的标准，所以当文人鄙视“形似”时，画院的画家都尊其理论。同时，文人士大夫把他们对社会、自然及人生的认识所形成的哲学思想反映到山水画之中，用理论著作的方式，对自然山水进行权威性的解释和阐述，这些儒释道思想成为山水画的审美准则，文人画成为中国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五代以来的绘画发展演变中可以看出，文人画不是流派，而是中国画演变的结果。
中国古代山水画在表达自然的“图真”之后，由于儒、释、道思想的相互融合及政治的影响，画家的思想与认识被引向内心修养的最高精神境界。绘画是否表现“象”外之意成为审美理想的标准，后世中国传统山水画就在五代两宋画家确立的艺术精神追求中，绘画风格与笔墨程式上整体向思想的内向性转移，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山水画艺术。
参考文献：
[1]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吕澎.溪山清远——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历史与趣味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水,作为大自然中最普遍的`物象和生命之源,孕育和滋养了中国古代哲学.“水,万物之本原”,在自然宇宙生成论中,水曾经被作为世界万物的“质料因”.“上善若水”,在老庄哲学中,水被看作是“几与道”.“智者乐水”,在儒家哲学中,水又被看作是事物变化和人类品德的象征.
作者：金戈作者单位：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天津,300170刊名：海河水利英文刊名：haihewaterresources年，卷(期)：“”(1)分类号：b21关键词：水古代哲学中国
总的来讲，座次是“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若是圆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客，主客左右手边的位置则以离主客的距离来看，越靠近主客位置越尊，相同距离则左侧尊于右侧。若为八仙桌，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则正对大门一侧的右位为主客。如果不正对大门，则面东的一侧右席为首席。
如果为大宴，桌与桌间的排列讲究首席居前居中，左边依次2、4、6席，右边为3、5、7席，根据主客身份、地位亲疏分坐。
如果你是主人，你应该提前到达，然后在靠门位置等待，并为来宾引座。如果你是被邀请者，那么就应听从东道主安排入座。
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老板出席的话，你应该将老板引至主座，请客户最高级别的坐在主座左侧位置。除非这次招待对象的领导级别非常高。
二、点菜。
如果时间允许，你应该等大多数客人到齐之后，将菜单供客人传阅，并请他们来点菜。当然，作为公务宴请，你会担心预算的问题，因此，要控制预算，最重要的是多做饭前功课，选择合适档次的请客地点，这样客人也能领会你的预算。一般来说，如果是你来埋单，客人也不太好意思点菜，都会让你来做主。如果你的老板也在酒席上，千万不要因为尊重或是认为他应酬经验丰富，酒席吃得多，而让他来点菜，除非是他主动要求，否则，他会觉得不够体面。
如果你是赴宴者，你应该知道，不该在点菜时太过主动，而是要让主人来点。如果对方盛情要求，你可以点一个不太贵、又不是大家忌口的菜。记得征询一下桌上人的意见，特别是问一下“有没有哪些是不吃的？”或是“比较喜欢吃什么？”让大家感觉被照顾到了。点菜后，可以请示“我点了菜，不知道是否合几位的口味”“要不要再来点其他的什么”等等。
点菜三规则。
一看人员组成。
一般来说，人均一菜是比较通用的规则。如果是男士较多的餐会可适当加量。
二看菜肴组合。
一般来说，一桌菜最好是有荤有素，有冷有热，尽量做到全面。如果桌上男士多，可多点些荤食，如果女士较多，则可多点几道清淡的蔬菜。
三看宴请的重要程度。
若是普通的商务宴请，平均一道菜在50元到80元左右可以接受。如果这次宴请的对象是关键人物，那么要点上几个够分量的菜，例如龙虾、刀鱼、鲥鱼，再要上规格一点，则是鲍鱼、翅粉等。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点菜时不应该问服务员菜肴的价格，或是讨价还价，这样会让你公司在客户面前显得有点小家子气，而且客户也会觉得不自在。
中餐点菜的三优四忌。
一顿标准的中式大餐，通常先上冷盘，接下来是热炒，随后是主菜，然后上点心和汤，如果感觉吃得有点腻，可以点一些餐后甜品，最后是上果盘。在点菜中要顾及到各个程序的菜式。
优先考虑的菜肴。
（1）有中餐特色的菜肴。
宴外宾的时候，这一条更要重视。像炸春卷、煮元宵、蒸饺子、狮子头、宫爆鸡丁等，并不是佳肴美味，但因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所以受到很多外国人的推崇。
（2）有本地特色的菜肴。
比如西安的羊肉泡馍，湖南的毛家红烧肉，上海的红烧狮子头，北京的涮羊肉，在当地宴请外地客人时，上这些特色菜，恐怕要比千篇一律的生猛海鲜更受好评。
（3）本餐馆的特色菜。
很多餐馆都有自己的特色菜。上一份本餐馆的特色菜，能说明主人的细心和对被请者的尊重。
三、餐具。
（1）筷子。
筷子是中餐最主要的餐具。使用筷子，通常必须成双使用。用筷子取菜、用餐的时候，要注意下面几个“小”问题。
二是和人交谈时，要暂时放下筷子，不能一边说话，一边像指挥棒似地舞着筷子。
三是不要把筷子竖插放在食物上面。因为这种插法，只在祭奠死者的时候才用。
四是严格筷子的职能。筷子只是用来夹取食物的。用来剔牙、挠痒或是用来夹取食物之外的东西都是失礼的。
（2）勺子。
勺子的主要作用是舀取菜肴、食物。有时，用筷子取食时，也可以用勺子来辅助。尽量不要单用勺子去取菜。用勺子取食物时，不要过满，免得溢出来弄脏餐桌或自己的衣服。在舀取食物后，可以在原处“暂停”片刻，汤汁不会再往下流时，再移回来享用。
暂时不用勺子时，应将其放在自己的碟子上，不要直接放在餐桌上，或是让其在食物中“立正”。用勺子取食物后，要立即食用或放在自己碟子里，不要再将其倒回原处。
如果取用的食物太烫，不可用勺子舀来舀去，也不要用嘴对着吹，可以先放到自己的碗里等凉了再吃。不要把勺子塞到嘴里，或者反复吮吸、舔食。
（3）盘子。
稍小点的盘子就是碟子，主要用来盛放食物，在使用方面和碗略同。盘子在餐桌上一般要保持原位，而且不要堆放在一起。
需要着重介绍的是一种用途比较特殊的.被称为食碟的盘子。食碟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暂放从公用的菜盘里取来享用的菜肴的。用食碟时，一次不要取放过多的菜肴，看起来既繁乱不堪，又像是饿鬼投胎。不要把多种菜肴堆放在一起，弄不好他们会相互“窜味”，不好看，也不好吃。不吃的残渣、骨、刺不要吐在地上、桌上，而应轻轻取放在食碟前端，放的时候不能直接从嘴里吐在食碟上，要用筷子夹放到碟子旁边。如果食碟放满了，可以让服务员换。
（4）水杯。
主要用来盛放清水、汽水、果汁、可乐等软饮料时使用。不要用来盛酒，也不要倒扣水杯。另外，喝进嘴里的东西不能再吐回水杯。
（5）湿毛巾。
中餐用餐前，比较讲究的话，会为每位用餐者上一块湿毛巾。
他只能用来擦手。擦手后，应该放回盘子里，由服务员拿走。有时候，在正式宴会结束前，会再上一块湿毛巾。和前者不同的是，湿毛巾只能用来擦嘴，却不能擦脸、抹汗。
（6）牙签。
尽量不要当众剔牙。非剔不行时，用另一只手掩住口部，剔出来的东西，不要当众观赏或再次入口，也不要随手乱弹，随口乱吐。剔牙后，不要长时间叼着牙签，更不要用来扎取食物。
四、饮食禁忌。
（1）宗教的饮食禁忌，一点也不能疏忽大意。
例如，穆斯林通常不吃猪肉，并且不喝酒。国内的佛教徒少吃荤腥食品，它不仅指的是肉食，而且包括葱、蒜、韭菜、芥末等气味刺鼻的食物。一些信奉观音的佛教徒在饮食中尤其禁吃牛肉，这点要在招待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同胞时尤要注意。
（2）出于健康的原因，对于某些食品，也有所禁忌。
比如，心脏病、脑血管动脉硬化、高血压和卒中后遗症的人，不适合吃狗肉；肝炎病人忌吃羊肉和甲鱼，胃肠炎、胃溃汤等消化系统疾病的人也不合适吃甲鱼；高血压、高胆固醇患者，要少喝鸡汤等。
（3）不同地区，人们的饮食偏好往往不同。
对于这一点，在安排菜单时要兼顾。比如，湖南人普遍喜欢吃辛辣食物，少吃甜食。英美国家的人通常不吃宠物、稀有动物、动物内脏、动物的头部和脚爪。另外，宴请外宾时，尽量少点生硬需啃食的菜肴，老外在用餐中不太会将咬到嘴中的食物再吐出来，这也需要顾及到。
（4）有些职业，出于某种原因，在餐饮方面往往也有各自不同的特殊禁忌。
例如，国家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不准吃请，在公务宴请时不准大吃大喝，不准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用餐，不准喝烈性酒。再如，驾驶员工作期间不得喝酒。要是忽略了这一点，还有可能使对方犯错误。
五、吃菜。
中国人一般都很讲究吃，同时也很讲究吃相。随着职场礼仪越来越被重视，商务饭桌上的吃和吃相也更加讲究。以下以中餐为例，教你如何在餐桌上有礼有仪，得心应手。
中餐宴席进餐伊始，服务员送上的第一道湿毛巾是擦手的，不要用它去擦脸。上龙虾、鸡、水果时，会送上一只小小水盂，其中飘着拧檬片或玫瑰花瓣，它不是饮料，而是洗手用的。洗手时，可两手轮流沾湿指头，轻轻涮洗，然后用小毛巾擦干。
用餐时要注意文明礼貌。对外宾不要反复劝菜，可向对方介绍中国菜的特点，吃不吃由他。有人喜欢向他人劝菜，甚至为对方夹菜。外宾没这个习惯，你要是一再客气，没准人家会反感：“说过不吃了，你非逼我干什么？”依此类推，参加外宾举行的宴会，也不要指望主人会反复给你让菜。你要是等别人给自己布菜，那就只好饿肚子。
客人入席后，不要立即动手取食，而应待主人打招呼，由主人举杯示意开始时，客人才能开始，客人不能抢在主人前面。夹菜要文明，应等菜肴转到自己面前时，再动筷子，不要抢在邻座前面，一次夹菜也不宜过多。要细嚼慢咽，这不仅有利于消化，也是餐桌上的礼仪要求。绝不能大块往嘴里塞，狼吞虎咽，这样会给人留下贪婪的印象。不要挑食，不要只盯住自己喜欢的菜吃，或者急忙把喜欢的菜堆在自己的盘子里。
用餐的动作要文雅，夹菜时不要碰到邻座，不要把盘里的菜拨到桌上，不要把汤泼翻。不要发出不必要的声音，如喝汤时“咕噜咕噜”，吃菜时嘴里“叭叭”作响，这都是粗俗的表现。不要一边吃东西，一边和人聊天。嘴里的骨头和鱼刺不要吐在桌子上，可用餐巾掩口，用筷子取出来放在碟子里。掉在桌子上的菜，不要再吃。进餐过程中不要玩弄碗筷，或用筷子指向别人。不要用手去嘴里乱抠。用牙签剔牙时，应用手或餐巾掩住嘴。不要让餐具发出任何声响。
用餐结束后，可以用餐巾、餐巾纸或服务员送来的小毛巾擦擦嘴，但不宜擦头颈或胸脯；餐后不要不加控制地打饱嗝或嗳气；在主人还没示意结束时，客人不能先离席。
六、喝酒。
俗话说，酒是越喝越厚，但在酒桌上也有很多学问讲究，以下总结了一些酒桌上的你不得不注意的小细节。
细节一：领导相互喝完才轮到自己敬酒。敬酒一定要站起来，双手举杯。
细节二：可以多人敬一人，绝不可一人敬多人，除非你是领导。
细节三：自己敬别人，如果不碰杯，自己喝多少可视情况而定，比如对方酒量、对方喝酒态度，切不可比对方喝得少，要知道是自己敬人。
细节四：自己敬别人，如果碰杯，一句，我喝完，你随意，方显大度。
细节五：记得多给领导或客户添酒，不要瞎给领导代酒，就是要代，也要在领导或客户确实想找人代，还要装作自己是因为想喝酒而不是为了给领导代酒而喝酒。比如领导甲不胜酒力，可以通过旁敲侧击把准备敬领导甲的人拦下。
细节七：如果没有特殊人物在场，碰酒最好按时针顺序，不要厚此薄彼。
细节八：碰杯，敬酒，要有说词，不然，我干嘛要喝你的酒？
细节九：桌面上不谈生意，喝好了，生意也就差不多了，大家心里了然，不然人家也不会敞开了跟你喝酒。
【关于敬酒】。
1.主人敬主宾。
2.陪客敬主宾。
3.主宾回敬。
4.陪客互敬。
记住：作客绝不能喧宾夺主乱敬酒，那样是很不礼貌，也是很不尊重主人的。
七、倒茶。
这里所说的倒茶学问既适用于客户来公司拜访，同样也适用于商务餐桌。
（1）首先，茶具要清洁。
客人进屋后，先让坐，后备茶。冲茶之前，一定要把茶具洗干净，尤其是久置未用的茶具，难免沾上灰尘、污垢，更要细心地用清水洗刷一遍。在冲茶、倒茶之前最好用开水烫一下茶壶、茶杯。这样，既讲究卫生，又显得彬彬有礼。如果不管茶具干净不干净，胡乱给客人倒茶，这是不礼貌的表现。人家一看到茶壶、茶杯上的斑斑污迹就反胃，怎么还愿意喝你的茶呢？现在一般的公司都是一次性杯子，在倒茶前要注意给一次性杯子套上杯托，以免水热烫手，让客人一时无法端杯喝茶。
（2）其次，茶水要适量。
先说茶叶，一般要适当。茶叶不宜过多，也不宜太少。茶叶过多，茶味过浓；茶叶太少，冲出的茶没啥味道。假如客人主动介绍自己喜欢喝浓茶或淡茶的习惯，那就按照客人的口味把茶冲好。
再说倒茶，无论是大杯小杯，都不宜倒得太满，太满了容易溢出，把桌子、凳子、地板弄湿。不小心，会烫伤自己或客人的手脚，使宾主都很难为情。当然，也不宜倒得太少。倘若茶水只遮过杯底就端给客人，会使人觉得是在装模作样，不是诚心实意。
（3）再次，端茶要得法。
（4）添茶。
如果上司和客户的杯子里需要添茶了，你要义不容辞地去做。你可以示意服务生来添茶，或让服务生把茶壶留在餐桌上，由你自己亲自来添则更好，这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的时候最好的掩饰办法。当然，添茶的时候要先给上司和客户添茶，最后再给自己添。
八、离席。
一般酒会和茶会的时间很长，大约都有在2h以上。也许逛了几圈，认得一些人后，你很快就想离开了。这时候，中途离席的一些技巧，你不能不了解。
常见一场宴会进行得正热烈的时候，因为有人想离开而引起众人一哄而散的结果，使主办人急得直跳脚。欲避免这种煞风景的后果，当你要中途离开时，千万别和谈话圈里的每一个人一一告别，只要悄悄地和身边的两三个人打个招呼，然后离去便可。
中途离开酒会现场，一定要向邀请你来的主人说明、致歉，不可一溜烟便不见了。
和主人打过招呼，应该马上就走，不要拉着主人在大门口聊个没完。因为当天对方要做的事很多，现场也还有许多客人等待他（她）去招呼，你占了主人太多时间，会造成他（她）在其他客人面前失礼。
有些人参加酒会、茶会，当中途准备离去时，会一一问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要不要一块走。结果本来热热闹闹的场面，被他这么一鼓动，一下子便提前散场了。这种闹场的事，最难被宴会主人谅解，一个有风度的人，可千万不要犯下这钟错误。
水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在古代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水运更具突出的价值.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发展水上交通事业,而且较早掌握了制造和驾驭舟楫的.能力.利用江河湖海自然条件乃至举全国之力开挖人工运河以济不通,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苦心经营的要务.
作者：金戈作者单位：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天津,300170刊名：海河水利英文刊名：haihewaterresources年，卷(期)：“”(4)分类号：b21关键词：水交通占代中国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礼记）。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韩愈）。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陆游。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易经）。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杨万里）。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
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屈原）。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
衣莫若新，人莫若故。（晏子春秋）。
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记》）。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
无论是“五行”说的出现还是“中庸”思想的产生,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华夏民族治水实践和观念的'反映.纵观我国古代哲学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水及人类治水活动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呈现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同时,水与中国哲学的许多特点是相通的.
作者：金戈作者单位：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天津,300170刊名：海河水利英文刊名：haihewaterresources年，卷(期)：2003“”(2)分类号：b21关键词：水古代哲学中国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古人对如何提高自身修养,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有诸多的论述.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强调人与人的和睦相处.道家重视”道“,遵道以行,虚静处下,以建立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个体与社会,道德与功利和谐等等.这些观点可以用儒家的”八条“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概括之.而对古代和谐思想的梳理,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新时期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作者：谭玲艳李国俊作者单位：大庆石油学院人文科学学院,黑龙江,大庆,163318刊名：大庆社会科学英文刊名：daqingsocialsciences年，卷(期)：”“(6)分类号：b221关键词：古代”和谐“社会思想现实思考
1)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唐·李贺《南园》)。
2)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唐·刘禹赐《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3)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唐·刘禹锡《竹枝词》)。
4)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
5)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唐·刘禹锡《浪淘沙》)。
6)请君莫奏前朝曲，听曲新翻杨柳枝。(唐·刘禹锡《杨柳枝词九首》)。
7)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唐·白居易《与元九书》)。
8)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9)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适何必曾相识。(唐·白居易《琵琶行》)。
10)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唐·白居易《放言》)。
11)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唐·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12)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唐·王翰凉州词》)。
13)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唐·杜牧〈江南村绝句》)。
14)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唐·杜牧《泊秦淮》)。
15)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于。(唐·李商隐《无题》)。
16)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唐·李商隐(无题》)。
17)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唐·李商隐《无题》)。
18)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李商隐《乐游原〉)。
19)天意伶幽草，人间重晚情。(唐·李商隐〈晚情〉)。
20)风暧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唐·杜荀鹤《春宫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