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一种思考和吸收书籍中智慧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成为更有思想的人。下面是一些经典的读后感摘抄，它们或许能够引发我们对书籍更深层次的思考和阅读。
对于中国的婚姻关系讲的很对，就是干事业型的，男女结合为的是传承血脉，抚育子女，而感情的波动对稳定婚姻关系不利。所以当我们现在也学着让理解和亲密关系成为婚姻的基础时，离婚率越来越高。这种变化到底给个人带来的幸福更多还是不幸更多呢？其实很难讲，太复杂了，每个人所拥有的资源不同，也决定了新的变化对他个人是更幸福还是更不幸。
时代的潮流永不停歇，个人为了活的更好只能适应，而且还不能适应的太慢，不然就会被时代的车轮压过！
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虽然乡土社会残留的特质还在中国依旧强大，但也继续在走向衰退，这证明了文化基因和传统的强大惯性，也说明我们终究会创造新的传统来应对这个陌生人的现代社会。
《乡土中国》对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写出了中国的儒家和谐文化底蕴。那读者解读到哪些含义?下面是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乡土中国读后感，一起来看看。
当然先生所讨论的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描述，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是站在历史社会发展的大方面来考虑的，但我只从中截取一个角度来微观地剖析中国的现状，这也是《乡土中国》让我感触最深的地方。
从中国社会的演化来看，现代中国社会是由原始社会、农业社会所一步步演化而来的，人们沿河而居、以土为生，饱含了历史的乡土味。从中国的社会主体来看，以耕地劳作的农民居多，而所谓的城市只不过是由那些富裕的乡村所孕育而来，而城里人只是城市所制造出来的产物。所以说中国社会基层是乡土性的，中国是一个散发着乡土气息的国度，不管历史如何前进，也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中国的社会根基是不会动摇的。但从中国目前的现实来看，似乎基层性早已被风沙掩埋，面目全非，而现代社会所给予我们只是一个假面具。
似乎历史是这样演进的。
不知从何时起，城里一天天富了，人们住进了洋楼，开着豪华的轿车，出入娱乐场所。甚至财富的黑手伸到了乡里，于是，乡里不再平静了，在大片的土地上建起了楼宇和工厂，机器肆无忌惮地在这片曾经平静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征服，就像它们曾经征服城市一样。紧接着乡里人的心也开始不平静了，为什么他们可以享受那样的生活，我们却要在呆在乡下与鸡鸭禽兽为伴，乡里人开始憧憬城里人生活了。
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这些宣泄外出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命运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这就是一代代人眼中所谓的“幸福”，但到底幸不幸福，或许只有那些离开的人自己懂。
酒吧舞厅里充斥的是早已不再纯真的乡村姑娘，此时她们充当了一个很矛盾的角色，就像黑夜里的幽灵一样，漂浮在都市的夜空，夜更加糜烂了。贞洁、尊严、人格终于在满是铜臭味的气息中几经沉浮后重重地落在地上，又被人踩来踩去，沉重的再也拾不起了。她们曾经怀着美好的梦来到了城里，又在这里残忍地把自己曾经的梦活生生地踩死在脚下，然后变成了城市的傀儡，在满是烟酒味的僵尸屋一点点葬送着自己的青春，续写着城市的繁华。
钢筋水泥的工地上，有这样的一群人还在忙碌着。大楼还是一座座空虚的骨架，瘦的像建设他们的人一样，为了建设这样的堡垒，乡里人爬得很高，那是他们在乡里从未奢望过的高度，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快乐过，他们的心从来没有被暖热过，就像这冰冷的骨架一样。抬头望去，这些人就像一群可怜的蜗牛一样，在一座叫城市的高楼上努力地向上爬，虽说蜗牛爬到金字塔的顶峰，他的视野就和苍鹰一样广阔，但他们本不属于天空，他们是要回去的，回到大地。那些人的住所大多很简陋，硬的咯人的床、漏风的窗、仅看得清人脸的灰暗的灯，这是他们的生活，但他们却谁也不能埋怨，因为是他们自己当初选择的路，这是眼中死一般寂静的“幸福”。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世界。一个人被笑了却不生气，而是去笑另一个人，从被笑者变成了笑人者，还真是好笑，可到底有什么可笑的，笑的人不高兴，被笑的人也不高兴。笑来笑去，只有观众笑了。
《乡土中国》对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它包括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庭、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地缘与血缘、名师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方面展开叙述，生动地描绘出乡土中国的基本概况。
《乡土中国》开篇第一句“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正如费老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基层社会的确具有浓浓的乡土味。这里的“乡土味”并不是都市人眼中给乡下人冠上“没认识多少字、听到汽车喇叭鸣不知道往左还是往右的”的愚昧，而且经过实践证明，乡下人的学习能力并不比都市人差，只是对于知识和城市生活规律的需要没有都市人强烈。我们都知道，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能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制约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基层人民思维方式、思想文化的发展。再加上乡土社会是一个社会变迁速度十分缓慢的社会，人民已经习惯了乡土社会里安稳的生活，以致于不能适应其他快速变迁型的社会，这个才是“乡土社会”之所以“乡土”的原因。
费老认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语言和文字都是表情达意的一种工具，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工具，在乡土社会里，人们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和交流方式，有时候大可以不必使用文字，表情、动作、声音都是人们独特的交流方式。除非乡土社会的本质改变，要不然，文字下乡进程将会相当缓慢。
在社会结构上，《乡土中国》深入浅出地把社会分为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团体格局指的是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这个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而差序格局则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费老还作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都在水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而所谓伦，也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多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当代中国社会又何尝不是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在办事的时候，人们总是先找关系。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性质导致了许多“走后门”的现象，在官场上也导致了很多的贪污腐败的现象。这一个比喻浅显而又深刻，在看待人的私心问题上，让我感触至深。
当代社会所强调的德治依旧是源于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维系着私人的道德”需要靠个人的内在克制来遵守，于是很多应该遵守的规则便成了“礼”，“礼是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当代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礼治”依然存在。在农村，遇到矛盾的时候都是请一些长者或权威人士来评评理，实在调解不了才选择诉诸于法律手段。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无讼”的社会。
在一成不变的乡土社会里，保守封闭的特征形成了“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的现象。即使是在当代的民主社会，人们依旧不重视自己的权力，敷衍地对待选举活动，对政治大事也不闻不问。只有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才会寻求政治或者法律上的庇护。在乡土社会中，长老的生活经验是最为丰富，因此长老具有权威性，年轻一代对长老只可惟命是从。
虽然乡土社会的社会变迁速度慢，但是乡土社会毕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旧的社会制度不符合实际情况、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时候，“名实分离”的情况就会出现。“名”是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是不可以轻易改变的，所以人们只好依旧采用这个“名”而在实际的操作上采用自己的那一套“实”。这可能也折射出传统中国人们保守封闭的特点。
写到这里，不禁感叹费孝通先生孜孜不倦，敢于探索的精神，虽然《乡土中国》的创造时间离现今已经65年，但是这本书里所研究出来的理论依然是经久不衰，对于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本质看的如此透彻。我还要把这本著作精读几次，加深自己对乡土社会的理解。
毕业参加工作以来，因自己的职业性质，都是以解决问题为主。作为每天跟法律实务打交道的律师，书架上本来不多的法哲学、社会学等基础理论的著作鲜有光顾。自己一直以来也愿意做“多解决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派，加之近十年来，目前耳闻的大学大家们写的东西是越来越看不懂，也不知道是自己肤浅还是人家深沉，总之对于那些解构-重构-再解构的“大家学说“，是愈加的不感兴趣甚至厌烦，总是抱怨离基层和实际太远，牛角尖书生气的东西太多。所以，我即便有兴致耐心去做读后感并形成书面文字，那至少是这本书须真正的在解决问题，在打动人，历史能够证明其价值的著作。国外的很多社会学名著已经不少;国内而言，很多现在讲的中国社会问题，实际上在我看的费孝通老先生的《乡土中国》，在解放前就已说的再透彻不过了。
请原谅我对社会学背景的无知，看费老《乡村中国》之前，我仅仅是从(朱)苏力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这些个在校大学生喜欢看的畅销书中的一些内容中了解到进而查找这本书的。看了之后，我心里有种不太愿意承认的感觉，前面苏力的两本书似乎都在偷师费老的研究方法，甚至一些文风和语气也是有模仿之嫌，尽管不是所谓抄袭或山寨，但却让人不适。这也难怪，我们八十年代以后培养的前面几批法学博士们，现在都基本上是中国法学界的执牛耳者，但是却一直没有出现过一个至少让人敬仰的大师，大概也就是在浮躁的空气下博古通今，模仿古今甚至抄袭古今内外的结果，几无创新、突破。
费老的《乡村中国》实际上是其以《乡村经济》为基础，并结合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编的讲义整理后，于1948年出版的一本反映中国农村问题的社会学著作。按照费老的说法，这本书不是完稿，也不是定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十三篇短文，短短一万多字的薄皮书，用朴实无华的文字把中国三十年代封建农村社会活脱脱的解构的清清楚楚。这本薄书多次再版，其内容过去60余载，依旧没有过时，堪称经世大作。
第一篇《乡土本色》为概述。文章描述了中国30年代乡土社会的基本轮廓。第二篇《文字下乡》、第三篇《再论文字下乡》论述文字或教育对于乡土社会意义与局限。
第四篇《差序格局》最为经典和重要。与西方社会的团体社会不同，中国社会结构中存在差序格局。这是乡土中国全书的核心概念。乡土中国中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差序格局，费老将其比喻为石子投入水中引起的涟漪：(1)以自己为中心，根据亲疏关系不同对待。即对家族亲属要“孝”、“悌”;对待知心朋友要“忠”“信”。(2)存在差序，水波由中心向四周扩散，一圈一圈，越向外，波纹越浅。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以己为中心，在这种格局中，站在任何一圈中，向内看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己。两者无清楚的界限。在这种格局中，站在任何一圈中，向内看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己，两者无清楚的界限。紧接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等加强论证这层中国农村特有的人际关系。《礼治秩序》。《无讼》、《长老统治》各自对农村礼教秩序等治理架构和习惯进行了描述。而《无讼》倒是蛮符合中国的目前情况和我们律师碰到的现实。中国社会群体都有厌讼心态，无论从面子问题、经济角度还是对审判者、代理者的不信任，造就了善良老百姓能不打官司就不打官司的思维定势，也造就了打官司的人基本上都是刁民的误读。
最后的三篇《血缘与地缘》是对中国农村“入土为安，叶落归根”的论述;《名实的分离》是对时势造英雄背景下的个人功名探讨。《从欲望到需要》表达了费老对中国社会成长的远景。以上三篇均是都是讲乡土社会的变迁，从动态角度描述乡土社会的现实现象。
费老已经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他的这本《乡土中国》写就也有60余年光景。我们中国乡土社会表现的熟人社会特征，在差序格局下的亲疏关系，在儒家礼教的文化传导下，活生生的向世人展示出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
我们是不是经常给一些国家或是民族贴上标签?比如战斗民族俄罗斯、开挂民族印度。而当谈到我们自己的标签时，知乎上的一个答案很有趣。我们天生爱种菜。我们的外交官在非洲大使馆种菜，维和部队自己种菜，中国小区的周边空地也常常变为菜地。
正是看到这个答案，深感认同，我才开始阅读《乡土中国》。费孝通老先生所作的《乡土中国》是人文社科经典之一。对当今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人文有很重要的启示价值。
在我们拜访亲戚，邻居的时候，敲门。主人问:“谁啊?”经常听到这样的答案:“我。”熟人社会里，我们可以让对方用声音判断我是谁。
我们在介绍一个人时会说他是我朋友、我同学，强调这个人与我们的关系。这种关系用费先生的比喻来说，一个人是水波圈的中心，其他人根据和这个人的亲疏程度分别分布在一层一层圈的不同圈层上。根据势力的强弱，这个圈可伸缩自如。比如在《红楼梦》中的贾家大院宏盛时能有关系的亲戚都攀关系。而当后来衰败时。只剩下几个人，所以中国人常说，世态炎凉。
在这样的熟人关系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传统来维持的。人们之间的行为准则，是上几辈所留下来的，你不用去思考为什么，只需照做就是了，这就是传统。而在现今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是无法维持的。所以出现了很多礼崩乐坏的现象。其实这说明有些传统的确不适合当今社会。
我们每个人都有农耕社会的文化基因，同时又接受了现代教育，民主意识、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人们之间的观念差异很大。我们和社会一样矛盾。
“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这和友谊不同，友谊是可以停止在某一种程度上的了解，恋爱却是不停止的。恋爱是追求这种企图并不以实用为目的，是生活经验的创造，也可以是生命意义的创造。恋爱的持续依赖于推陈出新。”这是费老先生对两性关系的一种畅想，但他也知道，在传统社会中，这种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传统社会更提倡两性关系是一种被安排的、不必发生激烈情感的关系。即是“包办婚姻”。
这些都让我对传统社会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在我的脑中形成了目前中国人很多行为的原因，很有时代价值和借鉴意义。
费孝通先生曾写下一本非常有名的社会学书籍——《乡土中国》。费老在此书的开篇便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人身上或多或少都还带有一丝”土气“。理解中国，需要去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深厚的乡土气。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在这几千年中，中国人和土地息息相关，可以说中国人以土为生，以土为死，叶落归根，中国人深深地长在土地中。
古代农耕社会，中国人讲究”男耕女织“，吃穿用皆以土地为本，辛辛苦苦地在自家耕地上耕种，过着自家的日子。一家一户，一村一落，零零散散，逐渐造就一种费老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讲究一种”私“，”私“即以”己“为中心，不像西方国家一样很讲究团体，因为中国人活在土地里，每家每户在土地上耕种即可，而最初生产力水平还不是很高，每家每户有一份田地即可养活一家人，渐渐地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私“的意识。而西方国家则有很大不同，他们选择的是商，出海航行，而这需要一个团体，他们也渐渐地学会从一个团体出发，形成一种团体意识。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动物，作为一个人就必须与其他人相互交往，而差序格局中的中国人以自己这个私个体为中心，并与其他私个体交往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且十分复杂的关系网，这也就慢慢造就了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俗语说的”八竿子打不着“，也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所造就的关系网的复杂，”八竿子“不行，或许”九竿子“就成啦，甚至有时候，”八竿子也是打得着的“，就像现在一个人试图办一件事情，总会去找各种关系，找的人或许并不能直接帮助这个人，但他认识的人中或许就能帮忙，一层接着一层，这”竿子“打得也就越来越远，可总归还是能找到与这件事情相关的人，一个人”绕“出这么多人，一件事或许也能”绕“出众多件事。
《一句顶一万句》是著名小说家刘震云先生的一部代表作，而这部作品也深刻地反映了差序格局中的中国人所具有的深厚的乡土气。杨百顺离家出走，机缘巧合遇到各种似乎有关系的人，又是各种无奈，改名更姓为吴摩西、罗长礼。一个人为找一个”说得来的人“，”绕“了这么多弯，”绕“出这么多事情，看似荒唐，实则也是差序格局中的中国人的无奈。差序格局中的中国人有着深厚的乡土性，他们以土地为出发点，构建了一个巨大的、复杂的关系网，可他们身上仍有”土气“，他们”私“，就会”孤独“，他们越发”孤独“就越发要拓宽自己所织的那样一张”差序格局之网“，最后”绕“出各种事情，一句话牵出一万句话。深厚的乡土性，或许就是我们始终摆脱不了这种因为土地而产生的”土气“，才会试图织下一张网去冲淡它，以复杂的关系去淡忘它，可这”土气“始终存在，也正是这种”土气“才能织出这样的”网“。
作为一名法学院的学生，理解中国这样一种”深厚的乡土气“后，不禁会去思索应该建设一种什么样的法治中国。
探索乡土气息的法治中国建设之路，必须去发现隐藏在这深厚乡土气息下的法治资源，而苏力先生就曾在20多年前写下一本法学书籍——《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这本书是法律社会学也是中国法制研究领域一部较好的著作，它试图去探寻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该书以”法律多元主义“为基本理论进路，通过对转型期中国若干个案的理论考察，对”本土资源“进行了规范转化，其结果就是提炼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问题这一核心命题。市场经济建设初期，需要建设一条法治现代化之路，所以引进借鉴了西方国家很多法律，可这些”法律“似乎也像人一样有些”水土不服“，在许多具体案件中暴露得十分充分。比如这本书中所提到的《秋菊打官司》这部普法宣传电影，就把中国农村底层人民的那样一种乡土性揭露出来，表现了乡土性与现代化法律产生的冲突。乡民秋菊只是要讨一种说法，得到一句道歉，结果却是将帮助过他们一家人的村长送人拘留所15天，秋菊本人也是十分不解。市场经济建设初期，农村人还多不知道”法律“为何物，即使是那些离开了土地的城里人或许对”法律“也是一知半解，乡土性在那时的中国人身上体现得也是那么明显。”我只想讨个说法“，秋菊的这个想法也是千千万万农村人的看法，有了一句道歉，我们还能和平相处在这个差序格局下的人情社会，可将有恩于自己的人送人拘留所，不但没有弥补曾经差序格局的裂缝，反而会在这基础上撕破一个大口子，这着实让”乡土性“的中国人疑惑。
此外，苏力先生在这本书中也提到过在市场经济建设初期，人与人发生矛盾冲突，更多的情况下会采取一种法律规避的方式来寻求双方的利益最大化，这从一个侧面也渐渐传播了法律，因为我们或许知道如果法律干涉进来，彼此双方并不能获得利益最大化。这在今天也是很常见的，因为法律的成本还是高昂的。这也引起一种思考，如果处理事情不采用国家法，反而采取一种彼此协商的方式是否对现代法治建设有所启发？中国人在面对这样的事时选择”私了“，是身上所固有的那种”乡土性“心理在作祟，人们还生活在一张自己所编织的差序格局之网中，会选择彼此交涉的方式来弥补破裂的网，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文化的人们会有不同方式的”私了“。这就牵涉到苏力先生所发现的法治本土资源的民间法。
民间法体现着深厚的乡土性，它从人们当地的日常生活而来，就像从土地里生长出的庄稼一样，为人们服务。那么，在建设法治现代化的时候不就要吸收这种具有深厚乡土性的民间法吗？中国是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人口众多，民族众多，尤其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期，城乡一体化速度加快，更需要引人本土的民间法资源来处理一些问题。但是，这些民间法也要与国家法的基本精神相符。在此基础上，国家法律工作人员要深人了解调査该地区的民间法，制成相应档案备份，进行讨论，得出一些适用原则并上报国家审批。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法律是复杂的，民间法更是因为其具有的乡土性特征而更加复杂。采取民间法进行处理法律事件，发掘出这样一种法治的本土资源，更多的是要在当地那样一种拥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差序格局中发挥其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调整彼此双方的利益，以求更好地维持双方的社会关系网。可一旦出现一个陌生人闯入一个地区的情况，又该怎样解决就是一个问题。假设陌生人的地区有其”民间法“，该地区也有其一套的”民间法“，两者不同又当如何？不妨分析两地的”民间法“，寻求其共性，寻求其基本精神，并与国家法相对照，依其两者共同精神，从国家法中寻求解决方法。设想总是很美好的，现实却也总是不尽如人意的，探寻当代中国现代化法治之路，需要本土的法治资源，需要去理解中国那深厚的”乡土气“。此外，也要适当地改变法学教育方式，变革本科教育方式，其中一点就是不妨鼓励学生走人”民间“，进行观察总结，发现中国那深厚的”乡土气“，且老师要进行引领，发掘本土法治资源，培养出一些更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工作者。
乡土中国，中国始终还有这样一种乡土气，也始终那么重视农业的发展，重视”三农问题“，或许就是一种不”忘本“的体现，不忘记自己身上还有那样一种乡土气，不忘记自己始终”生长在土里“。
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身上所具有的那样一种深厚的乡土气，更加了解自己的民族性，并了解自己这一代人身上所独有的特征，更好地建设中国。
中国人傍“土”为生，“乡土中国”更是极其生动的囊括了当今的中国。
费孝通先生说，“土”并不是个贬义词。中国人的最根源便是靠着一方土地生活，“土气”也从而扎根在了心里。
我并不是农民出生，但也或多或少的接触这“农民”这一阶级的人。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的特色。就像西方国家很难意会到那些拿着锄头的人，身上有着的独特魅力。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革命时期，中国的血脉大多还是流淌在农民的骨子里。
我所认为的“乡土”，是个别具风味的词，这让我联想到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乡土”既是中国的土地，也是中国的风味；既是物，也是情。中国大半辈子都在土里扎根，也是这一方土地孕育了一方人情。在农村里的乡土情，能把几户原本互不相干的人家串起来。毕竟村子就那么大，农民的性子永远比不得商人的弯弯绕绕。
当今时代的发展，农村也逐渐成了城市的修饰。我常听人拿农村人和城里人做对比，比没两下话语中的嘲讽之意毫不掩饰。城里人有作为，城里的孩子学习成绩好，城里人有教养……但殊不知中国人本就是农村出身的。农村人心思直，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农村的孩子勤劳能干，身子板硬。其实没有聪愚之分，只是较比的方面不同罢了。反观人情世故，中国人骨子里原有的热情好客，却被城市的忙碌扫得一干二净了。我不认为应该带着异样的眼光看待“土气”这个词，同样觉得农村和城市应该是平等的。
总的来说，中国人是含蓄的，是有秩序的，是有“礼”的。这本书以浅入深出的方式将中国社会剖解出来，且又富有生活气。既是通俗易懂，又值得一读。
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乡土社会的概念。其中，费教授将乡土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且还是一个“无讼”的社会。的确，乡土社会由于其空间流动性小，人与人之间交往单纯的特点，使得法律在这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人们似乎仅仅依靠“礼”就能维持良好的秩序，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也不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通过协商和解。这就使得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
“无讼”，是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中一种现象的描述。具体说来就是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依靠自身的道德教化，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纠纷和争议都通过协商解决，而不是采取诉讼的方式的一种理想化状态。由此，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需要法律的存在。
在古代，封建统治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封建社会“无讼”文化是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实现长久统治的需要而提出的，并通过贱讼、压讼、灭讼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从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到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声称“读书万卷不读律”；从早期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讼师（即现代的律师）被民众称之为“讼棍”，到常提起诉讼的人被认为是“搬弄是非”之人或游手好闲之徒；从封建官吏政绩考核中善于教化，善于息讼、止讼的考核标准，到国家机器惯以严刑峻法迫使民众视法为畏途，产生厌讼情绪，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对诉讼采取的压制、抑制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标准。从这一方面说，产生“无讼”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社会中的人们能够依靠礼的教化维持正常的秩序，或者说考虑到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而也可能是因为统治或司法官吏希望没有人来诉讼或少诉，从而积极的主张无讼。但这种情况较多的出现在封建专制国家中，在现代国家应很少有这种情况。国家虽然也希望社会中尽量出现无讼的情况，但并不会主动的去干涉；另外，现在的法官并不要求与领导者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也可以独立进行判决、裁量，且他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调解，这与乡土社会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调解有所不同。
儒家认为，和谐包括天道自然和谐、天人和谐和人人和谐，这些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讲求互谅互让，自己要正名分，明等差，并使各人都能够安分守己，避免发生纠纷和矛盾。即使发生了纠纷，也应力图通过和解，调处息讼，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人们就应奉行中庸之道为做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哲学思想长期影响下，“无讼”观念的形成则是自然而然的了。”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对中国人的这种和谐与中庸之道有较深的感悟：“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和和谐。”
尽管我国的司法制度在逐渐完善。但据笔者所知，在很多地方，如果不是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故，如谋杀、枪杀或者是其他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事件，人们一般都不会选择诉讼的方式。有的是因为觉得这件事太小，不愿意起诉；有的则是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选择逃避的方式，有的则是不知道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总之，“无讼”的现象还普遍存在，需要国家对这一方面加强教育与指导。
费孝通先生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经典表述，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渊源和秩序传统。其学术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从他提出“礼治社会”这一概念以来，就一直被人不假思索地加以援用，以致人们普遍都以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是“唯礼无法之治”。对于“无讼”的观点，我们应辩证的看待，尤其是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不能认为在礼治社会中就没有法的存在，或者说在这样的社会里就不需要法。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说没有法，个人的权益是很难得到公平的保护的；至于法在礼治社会中的作用，则需要依赖于时间来证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如果双方的纠纷没有达成和解，也就是他们寻求的调解组织调解失败后，就会建议一方当事人去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这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和解不成的时候，人们是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在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必定是达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恶化，并不会担心将对方起诉到法院后会产生不利的后果。所以，我们不能片面的说乡土社会还是原先那个保持流动不变的社会，人们还是一味的寻求和解，当送法下乡的活动进行这么多年后，人们的观念总归是有些变化的，特别是侵犯了他们的重大利益时还是会依靠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当老师布置我们阅读《乡土中国》时，我便用寒假的娱乐时间读完了此著作，并且有了深刻的感想！
距离费孝通写下《乡土中国》已过去近八十年。书中所描述，探讨的社会现象至今仍可在乡村中找见许多实例，足见其蕴含的丰厚价值和作者见解之深刻独到。在全书的开篇，费老即抛出了极富创造性的观点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红性的。由此开辟了一个从未有人涉足的崭新领域，凭借他毫不畏惧的闯劲和对知识的蓬勃热情。单是费老个人也对这段年轻日青求索经历感到深深触动。单是这份敢于在未知的识知识板块开垦的勇气就值得我们长久沉思感悟。在此书中，费老以通俗的语言，严密的论证、深入浅出，去尝试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问题，读罢全书，我们不能不说，这确是中国基层社会的精确刻画，难怪在近八十年的水漫长时间里仍不失其光辉，反而日渐显出它的可贵。
当乡土社会来到今天，它又将经历怎样的变迁呢？它是否这一经几千年发展形成的.基层社会现状是否会为这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新时代所消解呢？我们不妨大胆地做出肯定的问答。费老在文字不乡这一章节中就就提及"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开始抛离士社会，但遗憾的是如今他区不能再带着深邃的思想去审视如今的中国甚层社会了。那就让我们顺着他理性的目光看向今天。
读《乡土中国》时，一幅幅父老乡亲们在田地辛勤劳动的画面，以及父母亲田间劳作的背影就像电影一样，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小时候经常跟着父母去田里播种玉米、收割小麦、秋天切谷子。印象最深的就是五月天割麦。他们割麦的姿势用“面朝黄土背靠天”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尤其在打麦场上排队等候，一个村一台机器，五月天抢收，人们在酷热的天气下汗流浃背。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在中国，从女娲用泥土造人的神话故事开始，土就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身上的烙印，是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着的东西。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神之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小时候就能朗朗背诵的诗，其实就能说明曾经中国社会以农民为荣。
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它就会生长。你不种它，它也会生长。在农村生活不用怎么花钱。空气是清新的，阳光是明媚的，水是山底泉水，清澈透明。吃的东西都是绿色食品。粮食蔬菜家家户户都可以种；田地里有桃树、梨树，核桃树、柿子树、果树、酸枣树等。做饭的柴火有玉米棒、松树枝等。过年过节的时候，买点儿糖块儿，穿点儿新衣服，吃顿饺子就过去了。农村生活简单朴素，让人清心。
我们往上数三代祖辈们是不是都是农民？是不是都是乡下人？在我们祖祖辈辈们心中，“土”确实是他们的名根子，是他们活下去的出路，而且世世代代都在重复这样的路。但也正是所谓的“土”，养活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子孙。
不管时光怎样变迁，社会如何飞速发展，土地依然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宝物，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希望乡村的生活更加美好，人们美好生活后莫忘身后故土，那才是我们生命之根。
前些时间突然发现不是太了解我们这片土地。在网上寻找了好久，说读读《乡土中国》大概可能更能深刻理解我们的文化。
就我的成长，说来也是奇怪，也并不是在现代社会中长成，而是确实在乡土世界中长大。但是大概是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父亲也并不是要求、强求我接收某些观点，造成了一种放养的态度。而我，似乎从小时候开始就有一些可以拒绝的权利;长大以后，就只接受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感觉旧时环境似乎并没对我有太严格的塑造。
开始读乡土，开始理解乡土。
从最开始的差序格局开始，大概说，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纹，而每个人都会被影响，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圈子的中心。而西方社会来说，每个人都是很清楚的，几根稻草一束，几捆束成一挑。每个人在团体中都很清楚。文章举例子，如果带家人去旅行，西方指的是他和他的妻子以及未成年的孩子，中国就没这么明显。
男女有别。现在年轻人来说，男女一致和平等性得到了很大的接受;包括西方一政治正确就是女性地位的提升。但是在乡土社会，男女是有差别的。读后感·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安稳的社会，或者追求的是一个安稳。而在安稳的社会中，大家更多的是熟悉和习惯，不希望有着冲突的发生。所以男女的交流和婚姻更像是被各司其责的生活习惯所支配，比如说男主外，女主内。而现代社会是变化的，男女有着求同的需求，但是求同的阻力很大。正是这个阻力，会产生情感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长老统治。孩子的成长是被文化定型了的。乡土社会中，我们没有成年的界限，年长者经历过年幼者经历过的事情，长者也是“师”了。每一个年长者都握着教化年轻人的权利。但是在一个不以经验为导向的社会中，年幼者可能比年长者懂得更多。
无讼。乡土社会中，诉讼是违背了本土的伦理道德了，是羞人的。所以，大家主张无讼。但是现代法律中，无赖反而利用这个获得权益。
从欲望到需要。乡土社会中，大多数的需求不是被计划的。吃饭，喝酒都是自发的，但是和需求结合得很紧密。但是现代社会中，我们利用计划，理性的规划者自己的人生。
从泥泞的土地里稳步走来，古老的中华文明正迈向现代。当今中国，城市高楼林立，乡村生产兴旺，交通发达，通讯便捷，一日跨越南北，居家领略天下——城乡面貌蒸蒸日上，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依法治国理念深入推进，传统的礼俗道德似乎在记忆中逐渐淡化。
礼与道德，从传统乡土社会格局衍化而来，成为贯穿千年文明而深植民心的处世法则。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是遏制破坏秩序的要素的。”“乡土社会是靠长期亲密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现代社会进入网络信息时代，社会创新发展日新月异，人际关系多变复杂，超越时空限制。
由此观之，乡土社会的道德礼治要落后于时代发展。但事实上，现代法治社会，正需要道德礼法深入人心。
法律仅仅给与了规范的外在形式，而道德礼法能成为人们内心恪守的信条。法律作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并非万能。邻里纠纷，家庭矛盾，是难以仅依靠法律诉讼解决好的。所以社会急剧变革的战国，秦依法家统一天下后，至大一统的汉朝，出于社会安定统治需要，选择“独尊儒术”，用德礼教化百姓，大汉文明盛行。传统的礼治秩序固然适应不了现代飞速变化的时代，但他具有比法治更强的延续能力，也具有比法治更高的势能——法律条文可以很快改变，植根于人们心理的思想观念却很难改变。
一部新法律，从制定到实施，要经过多少步骤？草案的公布，意见的征集，为的就是充分反映民意。试想一部缺少人民支持的法律，怎能深入人心？法律不可能脱离礼法价值而独立存在。仅迎合帝王意志的那些严刑峻法，只会逼迫人民反抗。想要更好依法治国，就要法入人心；想要法入人心，就要化法律为道德礼法，洗涤内心，成为人们自愿遵守、乐意奉行的行为准则。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不断深入和推进，人民的法治观念也逐渐提高，这就是法入人心的表现。
道德礼治绝非毫无作用、拖累发展的糟粕，而是能与法治互补，共同推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法律和礼治并非对立，法治应借鉴礼治传统。加强法律宣传教育，德法并重，增强守法自觉性，这有利于法律贯彻施行，有利于降低司法成本，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新时代的道德礼法不能与封建束缚的“三纲”“五常”等同，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交流融合的社会规范。传统的“爱国”“友善”“诚信”，融合了现代的“自由”“平等”“公正”，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价值取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要回归传统，不能丢掉传统，老祖先留存下来的都是精华。的确，经过漫长社会历史生活的选择，留下历久弥香文明可法的精华。若追而求索，可以体悟到爱国志士的报国豪情，孝而仁义的高风亮节，以及革故鼎新的坚毅与魄力。这些传统礼俗的核心内容，同样也是当今社会呼吁而缺少的。即使不求“二十四孝图”过分苛求的孝情，如果把孝亲敬老仅仅当作必须履行的义务，流于法律表象，不仅苦了个人，更无益于社会的亲情和谐。情蕴礼中，留下李密《陈情》的佳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只规定了做人的最低要求，而道德礼治才能使个人成为社会文明的巨匠，国家需要的栋梁。
想要建立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礼与德也是重要的助推力。虽然说礼治没有法治的灵活——令行禁止。但礼法相伴，使礼治更符合时代要求，使现代文明深入人心，必将助力法治建设，社会文明和谐。现代中国由乡土社会发展而来，沿袭了乡土色彩，如抛弃了传统礼法，就等于切断了自己的根，切断了中华的魂。富强美丽的现代中国需要的不仅是经济的繁荣，也需要精神文化的丰富，这是不可脱离德礼教化而实现的。教育中“立德树人”正是宣传德法深入人心的举措。
现代社会应当摈弃法律万能的观点，去除德礼迂腐的想法，潜心铸下德法相依的观念。
费孝通先生为我们描绘出传统礼法的乡土中国，揭示出道德礼法的生机活力，启示着当今法治建设。“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上古礼法的追思；“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是逸士求礼的想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新时代道德核心价值。
从认识、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始，培养道德观念。在法律秩序下推崇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道德风尚，在守法、用法中融入道德思想，实现社会文明和谐。
法定规则，礼入人心。依法治国的今天，传承传统道德礼法，弘扬现代文明法治，开启创造未来，复兴文明，强盛祖国的磅礴动力！
东西方文明的不同，从根本上说是农业文明与工商业文明的不同。在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化的时候，不同的文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社会制度是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方式，在氏族社会靠的是“武力”，在向国家转化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农业文明选择了“权力”为主导的分配，形成了高度集权和专制的封建社会，而以希腊为代表的工商业文明则选择了“财力”为主导的分配方式的社会。除了性格和制度上的不同，在文化方面也有很明显的表现。以哲学为例，西方的哲学是思辨最强的，中国的思辨和保守二者兼有，而印度的哲学则是思辨性性最弱。
乡土社会即熟人社会，有自己独有的特点：
首先是一个人为中心的框架型社会关系。在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是以个人为中心而发散出去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社会没有给人安排具体的权利义务，在这个基础上由个人自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而是安排了一个框架，每个人把不同的人往这个框架上放。每个人都有父子，母子关系，但是每个人又都是不一样的。社会对具体的社会关系进行管理，是通过对一类社会关系制定了规则来实现的。儿子必须顺从父亲，但是不会说某个人必须顺从自己的父亲。典型代表就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一种等级秩序的体现，但从本质上说就是这个社会的规则，规范着所有人。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衍生出了远近亲疏。春秋战国时的“礼”要求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这就要求在社会中分出远近亲疏，即区别对待。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说林黛玉和他是姑表，而薛宝钗是姨表，所以林黛玉不薛宝钗亲，可见远近亲疏的深入人心。
其次是无诉。在古代，进衙门先打三十大板，刑讯逼供更是常事，善恶全凭那个高高在上的县老爷的眼睛。乡土社会的人怕打官司，出了官司不好打外，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官司可打。由于生活在熟人社会中，谁是谁非大家自有明鉴，有过错的人必然要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所以打官司几乎没有必要，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会进衙门打官司，法律也因此而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再次是男女有别。男女有别是保持男女之间的距离。大家子的男女分分房别院的居住，平时也很少往来，像贾宝玉那样的则叫封建社会的叛逆，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男女授受不亲，否则就是越礼。在农村中则表现为不可偈越的男女分工，女的就呆在家里干活，交往的永远都是婆婆大娘之类的人物，男的有空时也很少呆在家里。在中国社会中同性关系亲密，异性生疏，在西方社会是恰好相反的。
最后是“长老制”。长老制的普遍体现就是“孝”，家里的老人永远都是最高权威，任何人不得侵犯。在一个家族，就体现为族长，从以前那些浸猪笼的事例来看，族长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私刑也是受到官方认可的。在一个乡里，则表现为那些特别有权威的人，比如说阿q正传中的赵老太爷等人物，他们没有任何职位，却人人都听从他。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固然不能再叫乡土中国，但中国的乡土性却依然存在，特别是农村，依旧还是熟人社会。
舆论的力量。以前曾听说过一个案例。一个外出务工的女青年回家后钱借给了同村的人，因为是熟人没有打借条。后来那人赖账不还，并且还不承认借过钱，女青年没办法只好挂上一块牌子在街上哭闹，希望大家为她主持公道。这就是乡土社会的一种特性，寻求道德和舆论的帮助。却很少想到用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直到现在很多人仍有很多人借钱不打借条，认为熟人这样做显得生疏，足以可见维权意识的淡薄。
重远近亲疏。人在社会中必然有远近亲疏，但如果不分场合的运用就是一种错误。在社会中走后门，找亲戚的风气很严重。许多人刚上大学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提拔自己的亲戚，通过别人拉近关系，以获得某个职位，这样的例子数见不鲜，贪污和腐败也因此而多了不少。“有关系”是对大多数人的一种不合理中的排斥和挤压，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和现代社会的公正平等是格格不入的。
自私自利。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柏杨老先生提到的“臭鞋大阵”，就是自私自利的最好体现。在每家的门前，除了一堆鞋外，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杂物，整个公共过道几乎被完全占用，家里面却干净的一尘不染。当然这种状况随着公共意识的提高和物业公司的进驻有所好转，但在公共场所吐痰，乱扔垃圾，破坏公物等依然随处可见。可见公共意识的淡薄。
现在的农村了解法律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对法律的观念依旧没有转变过来。法律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可以帮助自己把要不会来的钱要回来，得到应有赔偿的工具。这相对于权利义务观念还有还有很远的距离，不仅要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力，还要知道自己有那些权利和义务和有积极维权和履行义务的态度。美国的一位90岁的老太太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走了几千里路，最后终于到达了美国国会，被称为“90老太的长征”。她的行为不一定可取，但是她身上所有的这种意识确是非常值得敬佩的，美国联邦大法官称赞她说，“美国民主和法治的进步，就是靠像她这样的千万万人推动的。”所以对于真正的法治，不是单靠普法就能实现的，还有最重要的权利义务观念的培养，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在改革的大潮下，各种观念纷纷入主中国，中国再也没有几十年前那样全国统一的观念。熟人社会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逐步解体，陌生人社会逐步完善。
熟人社会在中国了这么久，它也并非一无是处。熟人社会重道德。我们都知道，道德和法律是社会的两大制约机制，法律只约束人的外在行为，而道德则更注重人内心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在熟人社会，道德发挥着良好的作用，做事讲究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乡邻之间的舆论则是一种很好的监督。在陌生人社会里，道德的作用明显降低，穷凶极恶的犯罪也越来越多。可以说乡土社会很有利于良好人性的培养。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对法律的盲点有很好的描补作用。
现在在城市里大多数人是各过各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很少，那种远亲不如近邻的生活越来越少，这也造成了人情的冷漠。随之而来的焦虑症，忧郁症等也越来越多。
所以在面对熟人社会时，必须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将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古人有个习惯，离开故土要在行囊里带一捧故乡的泥土，意味着走到哪里都不忘记自己的根。中国人农耕火种自古传承，对土地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从远古女娲造人的神话就能看出来，我们都是小泥人的后代。我刚进读书群里曾经问过一个问题，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差异是怎么形成的。当时群友们给我推荐了几本书，认真地列到越来越长的书单中，但惭愧地还没有开始看。所幸这一期共读书目其中的一本《乡土中国》，起码让我先了解了一部分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基础。
这一类书籍不在我的阅读舒适区，读前不免忐忑，但这一本确实很好看，深入浅出，足见费老功力。我想重点谈谈《乡土中国》给我的一些感受和启发。
最近沸沸扬扬的metoo事件、强东事件、霸座事件等等，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权利和权力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而权力和权利的边界在中国有个比较属地化的词儿，规矩。《荀子·礼论》：“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礼记·经解》：“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圜。”孔颖达疏：“规所以正圆，矩所以正方。”可见对于规矩，从古人开始就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了，简单说来就是用来衡量边界的规则。
费孝通在乡土社会中直接指出：“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这一点与以契约作为关系维系基础的西方社会区别非常大。
我记得小时候回农村老家过年，最头疼的就是大年初一的早晨，因为晚上守岁过了十二点才能睡觉，早晨天还没亮就要早早起来并吃完早饭，因为天亮之前就有人径直登堂入室来拜年了，如果还没起床会被人大声嘲笑。但头晕眼花的.我又最记得这个时候，因为爷爷家辈分很大，会有四五十岁来拜年的陌生成年人喊不到十岁的我为“姑姑”，在炕沿就势屈个膝且作揖来问我新年好。在更趋近于契约社会的城市里，这种半夜直接闯进别人家，以及喊个小孩子为姑姑真是很难见到的光景。但当地全村都是这么做地，反倒是我的惊讶显得格格不入。天亮前一定要径直登堂入室别人家并拜完年，并且一定按照辈分不按照年龄来行拜礼这种行为，并没有人质疑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在当地人看来这就是天经地义的，年年如是，这样才是不失礼。
所以费老得出结论：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
这是一本深入中国农村的一本著作，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内容只就农村而言。虽然如此，但中国上千年来的压迫封建思想并非短短几十年就能从我们的血液中消失的。即使在今日的城市，也依旧有着乡土的特性。因而从农村着手描述，更能反应出原汁原味的中国。
本书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庭、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地缘与血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方面展开叙述。我们中国乡土社会表现的熟人社会特征，在差序格局下的亲疏关系，在儒家社教的文化传导下，活生生的向世人展示出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老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这种乡土独有的气息蕴含着一股浓厚的人文气息，也是乡村独有的气息。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此等的精辟见地，如果没有一种流淌在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意识和乡土中国情绪，恐怕是难抒发出来的。
《乡土中国》所透露的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或者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的解析。从《乡土中国》到《再论文字下乡》，都是在谈论民族历史、文化对个人根深蒂固的影响。差序格局更为深远的影响仍然是对中国人行为方式、道德观念的传统导向，“公私不分”，“私人道德”盛行，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不能完全理解。而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转型，无疑是起着消极的作用。
大家小书，获益匪浅。同时，这本书对我来说也难以“有感”，更多的是获取知识，通过费孝通先生的引导进入中国社会现象的内心，找寻到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背后是怎样一种文化传统。
用差序格局的概念来解释“公”与“私”的界限问题，解决了一些曾有的困惑。度娘解释的词条其实并不明晰，只有读过完整的论述才能真正了解它在说什么。这种富有弹性的伸缩关系网络，可以跟随境况来判断公私，夺定取舍，看来有趣，实际也是如此。费老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如果说西方是“个人主义”，文化传统里有平等与宪法的观念，那么我们则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都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想来有时对待自己与他人的双重标准大致就是这样的一种自我主义作祟。
与父母长辈的观念之争也能找到一些合理的说法。过去的家族承担着政治、经济、宗教等多重复杂的功能，不仅生育一则，大家族是荣辱与共兴衰并在的。因此在教化之中，孝就是“无违”，在长老的经验下循规蹈矩延绵香火。文化与政治的区别在这里是这样：“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因此在如今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之中很多东西留存着，很多坍塌了，也有很多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分裂地挣扎着。所以也不能太贪心，借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做个自我批评，不能一边向往着西方的自由，一边眷恋着传统的关怀。
一本值得一读又读的书。
印象中，我应该没有读过一本社会学的专著，更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能主动地去品味社会学这门熟悉又陌生的学问。自然，无穷的好奇心与有限的既有知识催生了强烈的新鲜感。而这一切新鲜感，就是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带给我的第一感官。
初识《乡土中国》这本书，完全出于偶然。就像我刚才所说，因为以前从未涉猎过社会学这一领域，当然就不会在自发状态下突然来了阅读这方面专著的激情与灵感。不过，我想很多事情都是因果联系的。天意安排我在此时偶然遇到这本书，真如邂逅一般，只怕这是萍水相逢，恨不得铭刻永久。于是，这篇文章就呼之欲出了。
言归正传。作者在序言中就明确了本书想要回答的问题，即“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以此为基础，本书从乡土社会的结构、意识等方面系统的阐述了作者眼中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在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时代，能够有这样一本专门解析乡土社会的著作出现，也着实体现了作者的高瞻远瞩。
乡土社会说到底，一切的文化思维、行为方式等的产生，都离不开几千年赋予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这种与土地千年的朝夕相伴为独特的乡土风貌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正是由于千余年这种束缚在土地上的生产方式具有相对稳定性，导致了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而诸多乡土社会的元素，均与这“熟悉”二字相关。
比如作者提到了文字下乡的问题，由此联想到了乡土社会是否是运用文字的良好土壤。作者眼中，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空间上具有孤立性，面对面的交谈显然胜于以文字为载体的沟通，又传统的生产方式经验即作者所谓的“记忆力”是不必通过文字作为传递载体的，因此，文字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是没有生存土壤的，这也导致了为什么乡土社会有如此之多的“文盲”。因为熟悉的社会导致文字的相对多余，所以孕育现代商业社会的契约、法律条文等自然不可能凭空产生。
既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乡土社会又是靠什么来维持秩序呢？这就是“礼”。也是因为乡土社会的相对稳定性，长期以来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孕育了伦理观念的产生，即“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自然，传统的流动性小的乡土社会更有其生存空间。而依靠传统经验的传授，一个人完全可以解决乡土生活当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也是由于长期以来稳定性造成的。所以，人生经验往往掌握在年长的人手中，年轻人不必去面对新情况，只需要听从教化，就能解决人生问题。由此，形成了乡土社会独特的权力结构——长老统治。
乡土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差序的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靠亲疏远近来分别，所以这种社会关系始终都是以私人关系为主导的，并未形成一种凌驾于团体至上的关系与观念，也就无法催生高于人际关系的社会契约关系。所以，作者诙谐道，也许中国人最能体会到世态炎凉这四个字的感觉了。同时，这关系也决定了乡土社会实际上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因为以土地为经济基础的非流动性，促进了家族势力的产生与发展。在家族中，血缘的亲疏催生了差序格局，也形成了整个乡土社会的家族伦理体系。而在此时，地缘不过是血缘关系的投影。
当然，还有诸多方面的特点，限于时间和笔者个人总结能力有限，不一一叙述。总而言之，一切都离不开土地带来的独特的经济方式。
其实写到这里，我想作者在本书中并不仅仅是想回答他在序言当中想要回答的问题，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深度剖析，让人们更加了解乡土社会，了解它的诸多特点以及由这些特点带来的诸多弊病。当然，也有优点。不过，就当时而言，乡土社会的组织结构与生产方式必定会成为现代化的阻碍。作者也常常把中国的乡土社会与孕育现代文明的西方社会做比较，也足见作者实际上是想通过这样一种阐释，反思我们的乡土社会状况，为近现代化能够在乡土社会实行下去寻找有利的条件与合适的土壤。
作者通过此书向读者们详细介绍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特征，也对其他国家的基层社会进行了比较，抒发了许多观点。
乡村中的社会是熟人社会——因为人口流动率小，所以社区之间的往来较少。那人口流动率小又是为何？乡村人民的生活依靠着土地。“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乡下的人民们依赖着泥土所提供的农业资源，土地又是不能迁移的，久而久之人们的居所也就稳定了下来，常态是“生于斯，死于斯。”
“土”，基本意义是泥土，形容人本应是“淳朴”的意思，而现今却成为了一个贬义词。这其中的原因引人深思。正是因为基层社会是熟人社会，所以社会中的人与自己的家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家都是熟人，这样就见外了啊！”对待这样如同家人般的社会中的人们，大家都是如此的心态，哪里用得着担心口说无凭，而画个押，签个字？如同作者所说：“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
反观如今我们所熟悉的“陌生人社会”，多接触的并非熟人。无法揣测对方的意图，无法保障在与对方的合作、交往中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于是出现了合同，出现了条约，要双方签字同意。保障自己的权益无可非议，但这也是人与人之间距离疏远的一种体现。“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不得不承认并接受这一事实，因而许多人会感叹城里人们不同于乡村人民的冷漠。
除了“土气”外，乡村人民还常因为不识字而被说是“愚”。然而，文字之所以被发明，是为了运用于两种情况——一是空间上的阻隔，比如人们想要了解世界各地的新闻，此时文字就能够跨越距离的阻隔传达于人们；二是时间上的阻隔：显然古人并不能直接将信息传达于后人，于是他们著下书籍，写下自己的感悟与经历。
而在乡土社会中，距离与时间都不具有隔阂，时常都是通过询问熟人来解决问题，似乎没有文字的用武之地。再退一步说，“愚”形容的是“学不会”，而不是“根本没有学，所以不会”。就算是再聪明的人，不经过学习也一无所知。
后文中，印象深刻的还有作者提出的“插序格局”与“团体格局”概念，对比了中西社会间的不同，也让我对中国乡土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此书书写了我们许多人都没有认真了解过，亲近过的中国乡土社会，全面展现了基层社会的面貌。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写于解放前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不足五万字，是一本典型的“大家小书”。
《乡土中国》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乡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符号。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乡土中国”这一符号有着实实在在的研究意义。《乡土中国》也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里，成了畅销书。
费孝通认为：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形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化，“规律”就可有可无了。
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形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要素：“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乡土中国的“家”通常是父亲一系的“大家”，费孝通称之为“小家族”。乡土中国的家不但承担了生育的基本功能，而且可以承担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功能。而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是由单独的社会团体承担的。因此西方的家庭以夫妻间的感情维系，乡土中国的“家庭”则以家法和纪律维系。以纪律维系家庭，反过来又影响了感情定向，造成了“男女有别”的现象。
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法律凭借权力机构强加于个人，道德靠社会舆论维持，按照费孝通的意思，做事合乎“礼”则更像“凭良心办事”的意思。
费孝通认为，薄弱的基础决定了农业社会不能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帝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也构建不出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乡村中国“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在乡村中国，亦有一种发生在长幼之间的很强的“教化权力”，该种权力保证文化传统的延续。
费孝通认为，在乡土社会，血缘关系决定了社会地位。在稳定的社会之中，血缘又推而广之为地缘。因血缘和地缘而形成了一个个关系紧密的社会群体。在群体内部，人们靠人情往来，这样就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稳定是相对的，只不过乡土社会的变化极为缓慢。缓慢的变化缓冲了变化可能带来的冲突，因此乡土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少见思想激荡。缓慢的变化在名实分离的教化过程中得以实现——面对教化保持面子上的遵从，具体执行之中则遵循事实上的变化。这一过程中，恐怕也形成了国人心口不一、阳奉阴违的一些陋习。
读完这本书后，我受益匪浅。
一直听闻过这本著作，但迟迟不敢随意翻看，越经典越敬畏，便越难开读，直到真正看过后，又后悔看得迟了。
很薄的一本书，每一章又格外有分量，每次看完一篇总要静下心来思考一番。以防忘记，参看了各方资料做了个思维导图。
中国乡村是封闭、私人、重视人情的，法律在这里行不通。如今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进程如此快速，可费老的这本书依旧没有过时。很多很多如今存在的社会现象都依然可以用此书解释。现实中，中国这样的“熟人社会”总会出现类似“谈钱伤感情”的论调，因为涉及到金钱的事，一到熟人这就分不清了。在费老的书中，他提到“集市”的存在意义正是避免熟人间论利益的尴尬，这样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中也不无例外。熟人间借钱不打欠条，只是口头承诺；有问题不会走规定程序，更愿意托关系走熟人通道；商业合作也会下意识地避开朋友与亲人，另找他人……这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乡土特性，类似“谈感情伤钱”的反常论调总会被当作笑谈，昙花一现地闪过又湮没于乡土本色中了。
与“金钱”相似，有另一个在熟人关系中碰不得的东西，就是“法律”。在费老的《乡土中国》中就对这个问题深入浅出地分析过，因为“法律”是制裁式的，为了保证社会安定与个人权利，利用刑罚手段对事件做出强制性的公正制裁，而这种“公正”，恰与中国系维着私人道德的社会相悖，中国乡土社会的公平是带有私人性的，难以做到墨子圣人般的“兼爱”，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非儒即墨的竞争中，历史最后选择了儒家。而乡土的诉讼调解，一般是由乡村中权力较大的一方提出调解，对双方进行思想教育，最后令彼此“服气”的做法，这就是“爸爸式”的长老权力。若是不服调解，还可以找到权力更大的“长老”调解，直到问题解决。这正是电影《秋菊打官司》讲述的故事。
秋菊因为他男人被村长踢了要害，不服这口气，找了县里的人进行调解，结果是村长赔偿医药费200元，本来这事就可以就结束了，但村长是个好面子的人，将20张10块扔在了地上，还撂下狠话说秋菊捡一张给自己低一次头，低二十次这事就算翻篇。无奈一个犟人遇上另一个更犟的，层层往上告，每一次都是维持原来的结果，但就是低不了村长的头，秋菊由县到乡、到市，最后到了市上的法院，走到了法院途径。市里初级法院的开庭以失败告终，秋菊没有放弃，继续进行第二轮上告，到了中级法院里。在这过程中，秋菊临盆大出血，是村长叫人一起送她到医院中，母子才得以平安，两人的恩怨也就此一笔勾销。但张艺谋神来一笔的就是结尾，邀请村长喝满月酒时，却发现村长被抓走拘捕了15天，全片最后镜头停在了秋菊的满脸悔恨中。秋菊如此倔强，告到最后，依然是村邻熟悉的“人情”平息了她的这口气，而现代社会中的法治最后却弄巧成拙，将这一次平缓下来的关系再一次打破，他们两人之后的相处，自己已不敢想象。正如费老说的，强行推行法律和法庭的下乡，除非是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有所改革，否则“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当代社会的法院也是少有人光顾，在大家心目中，依然怀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谦和思想，问题私下解决就好，搬上法庭的话双方关系真算是破裂了，面子也被撕破了。
面子工程也是中国历来的传统，凡事只要做到“师出有名”，哪怕所做之事与传统规定是背离的，只需要以子虚乌有的名义歪曲它、包装它，为之正名。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有表面慈善与品牌丑闻，只要表面承认形式，内容经“注释”的方式改变，就可以实现名实分离。但这种面子又是抹不开的，中国人极其看重的。
对于中国社会，费老真的研究得精透，如今虽然社会快速发展，但想一些解释社会现象依然绕不开这边书。虽然费老有过游学经历，但更多还是他一步一个脚印踏着中国的土地，经过不间断的采集资料以及分析研究，才成就了这本书王霸的地位。
以《乡土本色》开篇。乍看“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句话，费孝通仿佛就给中国给定了含义，此处不谈。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乡土本色》。
乡土中国的流动性是较差的，我比较喜欢书中的一种表述：将乡土中国的社会比作一颗老树，人们共同依存着这株老树生存，一起享受树上结出的果实，也一起为它的根茎供给营养。当承载这颗老树生存的土壤无法结出完全供给所有人的所需的果实时，人们就会作为“蒲公英的种子”向远方漂流，重新播种成为新的大树。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其实，乡土中国并非是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存在，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因为哪怕是哪些飘散出去的种子，也有共同的文化来作为“根”来彼此连接。
这一点与美国起于拓殖时代产生的乡下以一家一户为一个单位是颇不一样的。中国乡村的“孤立”与“隔阂”相对体现在聚居地上，而并非个体。这或许也是中国并没有产生像美国那样突出的“独立精神”的原因吧。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彼此的连接是不可隔断的，时间与空间对他们束缚力相对较小。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乡土本色》。
文中有一个词汇让我记忆尤为深刻，那就是：“熟悉”。这个词汇不禁让我联想到《小王子》里面的“驯服”一词，因为它同“乡土性”一样是文中的中心和暗线。
乡土社会的信誉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如果说西方的履约是由于外在束缚的契约精神的一种捆绑，那么中国的履约更多的发生于一种植根于基因与血脉里面的本能。在乡土中国并不需要大范围的法律的限制，相对于法律，他们反倒觉得彼此之间的“熟悉”更加可靠。
在协调个人与社会的矛盾问题的时候，中国人的抉择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顺从约定俗成是社会性的，而跟从内心是个人性的，这就与费孝通在书中写道的“从俗即是从心”不谋而合了。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文字下乡》。
社会生活的变化导致着乡土中国的文化变化速度跟不上现代社会的变更，于是乡村出现文化脱节的现象，由此产生的“乡下人”这种类似的词汇附带上了贬义的意味。
但是这与中国的乡土文化又并非完全贴合，比如它们的生活由于更多的用语言来传递信息，不通字词的现象被冠以“文盲”的概念就是一种失误了。农村人的知识来自于生活，农民看到蚂蚁搬迁巢穴就知道要去开垦沟渠，而农民本身是不知道或者不熟知这背后蕴含的气候知识的。
如果说“愚”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识不识字就不能作为愚与不愚的评判标准。知识的底蕴往往与时间的积累是分不开的，中国五彩斑斓的文化灿烂如星海，这就与中国有不断绝的五千年文化紧密相连。而语言相对文字而言无疑有更加悠久的历史，那么乡土中国的农民代表选择以语言而并非文字来作为往来交际的载体就不是那么奇怪了，否则是不是也是一种理念上的舍近求远呢?这种说法看似是一种诡辩，但我想说的是不管是语言还是文字都是我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工具而已，而且文字本身也是一种间接的说话和不太完善的工具。
随手而记，随心所欲，随笔墨的流动写下一些不成熟的文字，但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