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文化自信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信念、信心，体现的是民族精神状态和凝聚力。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和源泉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 优秀深厚的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创造了灿若星河的人类文明，留下了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崇高的价值追求，蕴含着顽强的奋斗精神，包涵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诸多智慧。这是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特有贡献，也是我们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所在。中华文化必定要走向世界，优秀深厚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在对外交流中的重要精神资源，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快速发展是文化自信的现实依据
我们党拥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深刻认识到文化建设在一个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野出发，制定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方针，出台了许多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政策措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文化事业全面推进，文化产业加速发展。这些表明我国文化软实力逐步增强，文化竞争力逐步提升，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
(三)当代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是文化自信的最大本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当代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不仅极大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也坚定了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虽然与快速提升的硬实力相比，与历史上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曾经达到的高度、产生的影响相比，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还有所不足，但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升，积累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能量，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最大本源。
二、坚定文化自信的现实意义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xxx的话强调了文化自信对于国家民族发展的深远和现实意义。
(一) 坚定文化自信，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精神支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xxx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文化创造了灿烂的辉煌，包含着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生生不息、勤于奋斗的民族精神，体现着和谐宽厚、追求进步的高贵品质和人格。当前，我国社会格局深刻调整，利益格局更加多元，群众思想和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在推进“四个全面”伟大实践中，碰到的矛盾和问题会比以往更加复杂，这就需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用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找到最大 “公约数”，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形成最大限度的思想认同和价值认同，从而凝聚力量，提供精神动力。
(二)坚定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文化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在一个文化信念的荒漠上，立不起一个伟大的民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寻找到它的文化根基和价值支撑，它就是文化自信。正如xxx所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坚守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守住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前进路上的严峻考验和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坚定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重要基础
文化是影响道路、理论和制度最深层次的东西，它广泛渗透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中。文化自信是支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没有文化自信，谈不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此外，文化自信也更深厚，一旦树立起来，其影响将是深厚且长远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我们能够快速进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当前，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就必须坚定文化自信。
(四)坚定文化自信，是文化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保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我们对外文化交流越来越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开放交流中，相互吸收和借鉴，同时又展现自己的文化特色与精髓。另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思想价值观念也会借助这个平台进行宣扬与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中，文化交流，也是文化的交锋与激烈碰撞。xxx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重视运用中国文化向世界各国阐释中国的主张和智慧。为此，我们必须有坚定的文化自信，以坚持坚守的从容，借助文化的翅膀，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的形象，展示中国人的精气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三、培育和坚定文化自信的途径与方式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血脉和传统。加快培育和铸就真正的文化自信，关键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
(一) 坚守自身文化认同，阐释传统文化内涵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我国有着五千多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有自己从未中断的文化传统，留下了无数的文化宝藏。坚定文化自信，首先是坚守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我们要珍视中华优秀文化，摒弃民族虚无主义，对传统文化致以礼敬，并以之为自豪，并对中华文化生命力和文化发展前景有坚定执着的信念。坚定文化自信，还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深度挖掘传统文化内涵和有时代价值的内容，充分展示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轨迹、鲜明特色，准确把握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价值理念，让人民群众树立文化自信，自觉成为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的主体。
(二)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培育和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做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工作，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做好创造性转化，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符合改革开放的社会特征，具有时代价值的内容和形式加以改造，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和新媒体环境下的现代表达形式。做好创新性发展，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完善和拓展，为其增添新的内容，确保文化传承的时代性、发展性和前瞻性。总之，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从中找到那些能够体现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和主张，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三)摒弃弱势自卑心理，树立正确文化心态
当今，全球经济文化深度融合，坚定文化自信，必须立足世界性的视野，树立正确文化心态，应大力消除文化自卑心理、文化弱势心理和文化防御心理。首先必须抛弃文化自卑心理。自卑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强盛的民族是靠否定自身而崛起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是靠虚无主义托起的。其次还必须摒弃文化弱势心理。有的人不能正确领会中国文化的价值，认为我们的文化不如别人，固守着文化弱势和文化防御的心态，同样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这些思想和文化心理极其有害，因此，我们既不能封闭保守，墨守成规，奉行文化保守主义;也不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一味照搬西方模式和文化。
(四)实施走出去战略，推进文化合作交流
封闭的文化不仅是无声的，也是无力的。培育与坚定文化自信，不能自我封闭，必须实施走出去战略，推进文化的交流合作。一方面，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同时，也将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才能显示出我们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要敢于和善于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传播到世界，特别是要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主流展示出来，把中国人民蓬勃向上的风貌展示出来，全面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只有走出去，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互鉴、创新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信。
(五)推进文化改革，增强文化创新创造能力
没有创新，文化就没有生命力。培育和坚定文化自信，既要认同我们深厚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大力推进文化改革，增强文化创新创造能力。要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敏锐的创新思维。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大力营造有利于文化创新的优越环境。着力推进文化发展目标、文化价值体系、文化内容的构成、文化传播的方式等方面的创新，在移动互联时代，尤其要注重文化传播平台和传播方式的创新。只要在文化创新的实践中取得真正有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的成果，就能增强文化自信。
经查证，这一话题源自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李锋亮的一篇文章观点。
该文章由中国科学报25日发布，李锋亮在文内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内卷”现象，以及他对“内卷”的看法。而其“躺平态度极不负责”的评论正出自文章最后一部分内容——“笔者对那些不喜欢‘内卷’的大学生的建议”。
根据文章，李锋亮称自己就是“小镇做题家”，但幸运的是即使到了一线城市的知名大学，依然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耀眼的绩点，甚至早早进入实验室参与科研任务。
他表示，自己一方面理解由于激烈竞争带来的广泛焦虑，才让“内卷”成为流行语;另一方面，也强烈建议不要用“内卷”对竞争进行污名化。
李锋亮认为，现在人们纷纷谈“内卷”，正说明了社会是可以通过竞争获得上升机会的，否则社会阶层固化，怎么努力都是白费力气，而这种情况下社会就可能面临大动荡与大退步。因为如果没有竞争，抑或如果竞争没有区分度，优势家庭的子女将凭借已有的优势，轻松碾压弱势家庭的子女，那将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他继续称，如果进入名牌大学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前程似锦，轻松获得“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那么广大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家庭原因输在教育起跑线上的学生，就再没有“逆袭”的机会，这样的情况只会更糟。
因此，已“现身说法”的李锋亮就认为“家庭背景不那么好的大学生就不要再吐槽‘内卷’了。如果没有学习成绩这个硬指标的竞争，那么优势家庭的子女可以轻易通过各种所谓的“素质”占据大部分资源。”
另外，在李锋亮看来，鼓励竞争有很多收益，包括促进流动、减缓分层等，不过其成本就包括整个社会不得不“内卷”。李锋亮有意识到“内卷”残酷，但他并不反对“内卷”下的竞争，并对那些不喜欢“内卷”的大学生提出了建议：
如果你能够通过一定的努力获得比较好的绩点，则不应该跟风鄙视绩点;如果你在绩点上感觉疲于应付、力不从心，则可以去寻找能够体现自己优势的其他信号，比如科研、公益服务等，即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总之，千万不能因为不喜欢“内卷”，就采取“躺平”的态度。“躺平”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但对不起自己的父母，还对不起亿万个努力工作的纳税人，毕竟高校的运行经费中，学费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大比例来自财政拨款，而财政拨款的来源就是税收。
“内卷”这个梗已经火了很久了，一时之间你卷我卷大家卷，各行各业都被卷成了千层饼。大多数人可能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内卷。
内卷热还没过去的时候，一个新的名词火了，那就是“躺平”。
什么是躺平呢?
“躺平”就是：既然我怎么卷都卷不出个名堂，那我索性放弃什么狗屁梦想，不要什么人生目标，佛系地进入低欲望生活状态就好了呀!
房价高，我大不了不买了;
结婚难，我索性不结婚了;
生娃贵，我不生还不行吗?
生活艰难，但是吃饱肚子容易呀!
幸福不易，但是虚拟世界有趣呀!
反正我们绝大多数人努力了一辈子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努力了一辈子可能也够不着x二代的起点，努力了一辈子可能也买不起房子、付不起彩礼、娶不到对象，那还不如早早地躺平呢。
然后就出现了大量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单身人口超2亿、结婚的人越来越少、生育率屡破新低.......
比起内卷，“躺平”更应该引起社会的注意，因为这背后释放的信号是很危险的：
欲望是人类搏杀的原动力，如果年轻人失去了这份欲望，那么时代前进的推动力又在哪里?
当然，我非常理解大家开始选择躺平的原因：
1、读书无用论的盛行
国家培养一个研究生要花费无数财力和时间，但研究生的就业前景依然很不理想，甚至绝大多数人刚毕业后的月薪只有4-5千，要知道这些莘莘学子是付出了多少时间、汗水和努力才成功上岸的!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的教科书、的老师、的清醒剂、的营养剂，总能让人受益匪浅，对我们xxx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的营养剂。作为党员干部，特别是纪检监察干部要厘清历史脉络，认清历史事实，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能够深刻认识到红色xxx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只有学党史、知党情、强党性，才能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才能全面了解党所走过的艰辛而曲折的奋斗历程，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凝聚思想共识、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至关重要。
践行党的宗旨，是我们党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致胜法宝。中国xxx是经历革命、建设、改革长期考验，在异常复杂环境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伟大奇迹的党。我们党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凝聚起了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最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作为纪检监察干部只有深读深悟党史，深刻认识我们党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深刻认识党的执政使命和根本宗旨，才能牢记初心使命，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才能做到党的忠诚卫士。
中国xxx成立以来，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无论顺利还是曲折，始终在奋斗中克服艰难曲折，靠奋斗创造未来;千千万万xxx员也在不懈奋斗中坚守着初心和使命。作为纪检监察干部要担当起党的忠诚卫士使命，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牢记民心是的政治，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树立强烈的进取意识，有一种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事业心、责任感，抛弃一切个人私心杂念，对工作一抓到底，锲而不舍，大力倡导到实地、查实情、说实话、办实事、用实招、求实效的工作作风，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更好发展保驾护航。
2021年7月1日，我们将迎来中国xxx成立一百周年的喜庆日子。要通过深入学习党史，不断增强党性修养，更加坚定地恪守为民情怀，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以优异的成绩向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摘要：西汉政论文是“大一统”背景下学术官方化后，专业政治家对现实政治的研究，是有关治世原则、见解和措施。西汉政论文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初变于汉初，文风指事直言、雄直激切。再变于武帝、宣帝时期，变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坐而论道、凝重典雅。三变于元、成、哀之世，以引经据典、雍容温润为特点。这些都体现了西汉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理性化的审美倾向。
关键词：西汉政论文；雄直激切；坐而论道；雍容温润
文章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文变染采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这种紧密关系，也使得文学发展表现出很强的阶段性特点。相对而言，散文与时代的关系更为紧密，即使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散文的文风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紧密结合时事、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政论散文，更是如此。西汉政论文后人推崇备至，其文风明显地表现出阶段性特点。
西汉政论散文是晚近形成的概念，无论是陈柱的《中国散文史》、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还是谭家键的《中国古代散文史稿》、刘衍的《中国古代散文史》都将秦汉以来李斯、陆贾、贾谊、晁错等对政治和社会问题阐述、评论的论说文称为政论文。这些著作虽未对政论文的概念进行界定，但显然是把秦汉政论文与先秦诸子散文相对提出的，仔细分析这种划分是有深意的。先秦诸子散文是学术民间化基础上，士人理想中的政治设计，而西汉政论文则是在“大一统”背景下，学术官方化后，专业政治家对“现实政治的研究，是有关治世原则、见解和措施”。由这些著作所指的政论文来看，主要是以臣子的书、疏、策、议等为主，这种概括显然是不全面的。西汉的诏策文作为国家大政方针和意识形态的权威论说，成为施政的依据和出发点，涉及西汉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军事等方方面面，是治世的原则、见解和措施，而且其“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所以，西汉的诏策文不应排除在政论文之外。柳宗元《西汉文类序》亦云：殷周以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侧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当文帝时始得贾生明儒术，武帝尤好焉，而公孙宏、董仲舒、司马相如之徒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于是宣于诏策，达于奏议，讽于辞赋，传于歌谣。由高帝以讫于哀平王莽之诛，四方文章，盖烂然矣。
柳宗元的这段话不仅概括了西汉政论文文质互映的“烂然”以及发展的轨迹，同时也揭示了“宣于诏策，达于奏议”的特点，故研究西汉政论文，西汉诏策文是绕不过的问题。
总体而言，西汉政论文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初变于汉初，文风指事直言、雄直激切。再变于武帝、宣帝时期，体现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坐而论道、凝重典雅。三变于元、成、哀之世，以引经据典、雍容温润为特点。这些都体现了西汉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理性化的审美倾向。
西汉初年，经过秦末农民战争和长达4年的楚汉战争，天下疲惫。物质匮乏，据《汉书食货志》载：“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初统治者以秦苛政为鉴，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以黄老作为指导思想，号称“无为”，进行休养生息。文化方面，派人整理古书，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义化制度。高祖十一年二月的《求贤诏》说：盖闻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令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
这是汉初统治者对士人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天子“尊显之”的招引，“挟书律”被废，“六经”复出，秦代被迫缄口的文士又开始复出。另外，汉初距战国未远，而且秦朝的统治也不过，加之政治文化氛围的宽松，战国时诸子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风气又复苏了。
再者，汉初的分封、汉庭与诸侯之间的斗争为士人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刘邦为了赢得楚汉战争、巩固政权采取了分封制，无论是异姓分封还是同姓分封。这都使六国的遗民和地方割据意识逐渐增强，同时。在诸侯与汉庭的斗争中，士人似乎重新找到了为王者师、建功立业的机会：蒯通说韩信，武涉说齐王，郦食其说田广，枚乘、邹阳等人吴楚兵败后又游于梁孝王，这些游说、悠游活动增强了时代的活跃性，似乎迎来了纵横风气的第二春。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里，汉初文士多有纵横家之气，体现出了“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息”的气概。这一时期，无论皇帝的诏书，还是汉庭的名臣陆贾、贾山、贾谊、晁错的政论文无不充盈着纵横家的辞气，而且诸侯同掾吏如邹阳的《上书-吴王》和《狱中上梁王书》，枚乘的《谏吴王书》都痛陈各种利害关系，表现出纵横家的政治见解。前边所及的汉高祖刘邦十一年二月的《求贤诏》即为汉初政论的代表。诏文先述史迹，周文齐桓并列，引出“待贤人而成名”的观点，又以两个反问引出求贤的目的。后又一反问，放出“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的诱惑。全文文气跌宕、激切抒怀、雄直豪迈、略无隐晦。汉初各帝的诏书或多或少都有纵横家的辞气，如文帝元年三月的《养老诏》、文帝十三年五月的《除肉刑诏》、景帝二年五月的《重廉士诏》都具有这种特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汉初政论文风是诏书与臣子的书、疏、策、议交相辉映而形成的。
当然，汉初政论文以陆贾、贾谊、晁错最具代表性。陆贾是西汉政论文开拓性的人物，他以刘邦“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命令为出发点，所著的《新语》论述“所以失”“所以得”，刘衍《中国古代散文史》认为“以政论取代先秦道德伦理说教”，从这个角度而言，可以说陆贾是西汉政论文的奠基者。《汉书艺文志》载其文有23篇，归入儒家类，但文风多纵横辞气，如《新语术事》一段：故良马非独骐骥，利剑非惟干将，美女非独西施，忠臣非独吕望。今有马而无王良之御，有剑而无砥砺之功，有女而无芳泽之饰，有士而不遭文王，道术蓄积而不舒，美玉韫椟而深藏。故怀道者须世，抱朴者待工，道为智者设，马为御者良，贤为圣者用，辩为智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
这段总结历史经验，论述“因世而权行”，正反结合，慷慨陈辞，运用大量比喻、夸张和排比等修辞手法使文章的气势斐然，多有激切驰骋的雄辩之气，又具有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体现出了汉初政论文风的特点。
范作品，司马迁赞叹道：“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过秦论》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以“仁义施攻守之势异也”为论论述暴秦亡的原因。中篇论述秦二世不懂“安民可以为之义而危民易为之非”以致众叛亲离，下篇论述子婴不懂“案民息土而待弊”，认为“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全文注重章法，将历史事实和主体感受相结合，对秦的强盛、崩溃的历史都极力渲染，如开头一节铺叙秦孝公的图强：秦孝公据般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这不仅使文章气势磅礴而且在对比中得出结论，全文指事直言，笔力雄健，句式丰富，语言铺排、对仗，富有艺术感染力。
贾谊的另外一篇名作《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分析汉初危机，条分缕析，无论是“痛息”、“流涕”、“长叹息”、“昧死以闻”的激切，还是“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的夸饰都体现出雄直激切的特点。
晁错代表性的政论文有《上书言兵事》、《言守边备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复言募民徙塞下》、《说景帝削吴》、《请诛楚王》等篇目。这些文章指陈当今政治之失，发自肺腑，在事实和理论结合的基础上，叙述具体，对比明显，针对性强。和贾谊政论文不同，晁错的政论文更体现出法家的理性，虽不如贾谊论文感情的激越，但更为深沉细致，指事直言、雄直激切依然是其文风特点。
政论文是为政治服务的写作，是结合时事的写作，汉代统一大帝国的建立为汉初政论提供了平台。深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时代风气与士人建功立业的内在冲动，使汉初政论文以史笔为多，表现出指事直言、雄直激切的文风特点。
西汉从高祖、孝惠、高后到文帝、景帝经过70多年的无为而治，迨至武帝即位，百姓富足，社会经济空前高涨。朝廷内部，贵族功臣已经完全归附皇权，汉初以来一直搅扰国家政治的王国问题经“七国之乱”已基本解决。武帝所处的政治平台，给了他大有作为的空间。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此后，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蚧为相，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肓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汉代的经学语境逐渐形成，汉儒以经义断事，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也由经学演绎，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随着西汉文化的经学化，前期那种亢奋的外向型政治热情的消敛，政论文体现出了一些醇厚典重、侃侃而谈、坐而论道的文风特点。
到武帝即位时，汉帝国国力强大，“过秦”的风潮已成为历史，汉武帝雄心勃勃，不满足于文、景时期已取得的成就，希望有一番更大的作为。在紧锣密鼓的“复古更化”的步伐中，寻求宇宙、历史的治化法则成为必然，所以这一时期的政论文体现了侃侃而谈、坐而论道的文风特点，这从武帝君臣的册对中可见一斑。武帝《元光元年策贤良制》：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主已没，钟鼓笼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安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则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欤?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欤?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欤?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这篇策问武帝涉及到了五个方面：受命之符、祥瑞灾异、命之天寿、终始之序、德泽方外。汉武帝把国家的治化问题放在了“天人”关系的哲学体系里，探寻历史表像的背后是否还有未为人知的深层动因，探寻与天道协调的合理性。这种政治问题的学术性探讨突显了坐而论道的特点。
董仲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杂糅阴阳五行、道、法等思想，大谈“天人感应”，强调“君权神授”，强调君主应该“法天而立道”。他在对策中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董仲舒引入《春秋》公羊学的灾异理论，大讲天人关系问题，认为宇宙的秩序体现为阴阳五行的和谐，阴阳失和。五行错乱，必然导致天地失序。而人类的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和五行协调的关系密切，人必须敬顺天意，灾异是上天对人的警告。这种必然性体现了宇宙的法则，是人间的君主必须遵循的。在《对策》中，董仲舒又通过解释《春秋》中“元年春王正月”这一表述方式来阐发他的思想：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日，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无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董仲舒在“天人”结构里以汉儒解经的方式解释“元年春王正月”，他赋予“春”、“正”以新的含义，认为春是天之所为，正是王之所为，“元”为本，认为王者当承天命，“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而至大治。董仲舒把《春秋》中普通的一句话引申、发挥出如此深奥的道理，从学理上回答了武帝欲长治久安的问题，带有浓厚的坐而论道的智识性。
武昭宣时期，较为著名的政论还有路温舒的《上书言宜尚德缓刑》、王吉《上疏谏昌邑王》、《上宣帝疏言得失》，魏相的《表奏采易阴阳明堂月令》等，他们的政论文都是董仲舒开辟的政论文风的继续，如王吉《上疏谏昌邑王》：臣闻古者师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诗》云：“匪风发兮，匪车揭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说曰：是非古之风也，发发者；是非古之车也，揭揭者，盖伤之也。今者大王幸方与，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也。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诗是也。
王吉以《诗》为谏书，规劝昌邑王刘贺不能“不好书术而乐逸游”，态度恳切，行文舒缓，有条不紊，有很强的理论性，体现出坐而论道的学术性特点。
总体而言，武昭宣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政论文不像汉初的文章那样铺张扬厉，雄直激切，而是带有浓厚的学术性，大讲天人关系和阴阳灾异，温文尔雅，侃侃而谈，有条不紊，代表了汉代政论文发展的新趋向，西汉后期的政论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更加经学化，更关注于现实。
公元前48年汉元帝刘即位，据《汉书元帝纪》载元帝“少而好儒”，“柔仁好儒”，即位后一改宣帝“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重用儒生、儒术，“能通一经者皆复”，韦玄成、匡衡、张禹、薛宣、翟方进、孔光等都以名儒先后被任命为相，公卿多半是以经术进用。武帝时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元帝、成帝时才真正地落到实处，儒生才真正地走向政治权力。大批士人涌进政坛品评朝政，多言灾异、谶纬之学，西汉进入经学大盛时期。今文经学的“灾异说”浸淫到西汉末期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为国家大纲的诏令、探讨政事奏章更以之为理论的出发点，正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所说的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这一时期的政论文围绕具体国事展开议论，论者欲证明自己立论正确，故多依经立意，引经据典；欲证明自己忠于国家、君王，则多谄谀之词，或有耿介之语。
西汉后期的政论散文的特点是行文整齐而有变化，依经立意，理显而辞畅，形成了引经据典、雍容温润的文风。从皇帝的诏书就可见一斑，如元帝《敕谕东平王宇玺书》：皇帝问东平王，盖闻亲亲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义，莫大於忠。故诸侯在位不骄，以致孝道；制节谨度，以翼天子，然后富贵不离於身，而社稷可保。今闻王自修有阙，本朝不和；流言纷纷，谤自内兴，朕甚悯焉，为王惧之。《诗》不云乎?“毋念尔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刚，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纳，故临遣太中大夫子口乔谕王朕意。”孔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王其深维孰思之，无违朕意。
这是责问东平王的诏书，行文以长者、尊者的姿态，温文尔雅，侃侃而谈，有条不紊，带有浓厚的学者气。不仅引经据典，引申发挥，大讲忠孝与祸福，再至东平王的不德，以《诗》为劝，又说是“忽于道德”，再以孔子之言作结。诏书虽篇幅短，但平和从容，厚重舒缓，温润典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文化风气与帝王所好共同促进了西汉后期的政论文的文风特点。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作家有桓宽、赵充国、贾捐之、刘向、谷永、匡衡等人。
《盐铁论》约成书于元帝时期，是西汉后期政论性散文专著。桓宽根据昭帝时盐铁会议的文献加工和整理“文学”“贤良”与丞相、御史大夫的论辩。共六十篇。《盐铁论》面对现实问题，针砭时弊，思维严密，但其最为重要的特点便是引经据典，“征引典籍近六十余种，范围遍及经、史、子、集”，“《诗经》的引用频率最高，多达74次，其中引诗44次，用诗30次”。这使文章说理透辟、言之凿凿，气势酣畅。
刘向是西汉后期政论作家最为著名的代表之一。他具有代表性的政论文有：《使人上变事书》、《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理甘延寿陈汤疏》、《谏营起昌陵疏》等。其中《条灾异封事》、《谏营起昌陵疏》最为著名。《条灾异封事》是刘向为抨击石显、弘恭专权给元帝的上疏。文章从历史人手，以诗证史，先后征引《诗经》中《清庙》、《邕》、《执竞》、《思文》、《角弓》、《小曼》、《十月之交》、《正月》等篇目，又详细胪叙了《春秋》记载的各种灾异，最后得出“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全文旁征博引，以经为据，依经立意，雍容温润。刘向最为著名的政论当属《论起昌陵疏》，此为上疏劝谏成帝爱惜民力，勿要豪奢，指出了大修延陵、昌陵的危害，致使百姓“流散冗食，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文章一开始就说：臣闻《易》日：“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喟然叹日：“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惧，民萌何以劝勉?”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昔高皇帝既灭秦……遂徙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长短，以德为效，故常战栗。不敢讳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
这段以《易》“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立论，以“三统说”为据，引出“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又引孔子读《诗经》“殷士肤敏，裸将于京”感叹天命无常，又以尧舜之圣、禹汤之德尚不能及子孙，得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把问题上升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探讨。后文中引经据典超过全文的一半以上，显然，这一时期的政论散文不像汉初政论那样纵横驰骋、铺张扬厉，代之以徐缓委婉、平和从容的谆谆劝导，而且比武宣时代的政论更具现实的问题针对性，比董仲舒等人的政论用典更加细密，理显辞畅，形成了引经据典、雍容温润的文风。
西汉后期政论大家除刘向外当推谷永和匡衡，谷永的《建始三年举方正对策》、《对策毕复言灾异》、《复对》、《黑龙见东莱对》、《灾异对》，匡衡的《上疏言政治得失》、《上疏言治性正家》、《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奏免陈汤》、《奏徙南北郊》、《上言罢郊坛伪饰》等都是著名篇目，他们的政论文具有这一时期共同的文风特点。需要强调的是西汉后期的政论文由于引经据典、依经立意而使显得雍容温润，甚至巧言多饰、多有阿谀媚上之辞，但同时由于灾难频发、朝政日非，几乎每位作家都是经学大家，经学理想赋予了他们无畏的批判精神。刘向《论起昌陵疏》提出了“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的认识，还批评成帝“与暴秦乱君竟为奢侈”，表示“窃为陛下羞之”，谷永竞认为：“天生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这也使得西汉后期的政论文在雍容温润之中多了一丝耿介之气。
结语
西汉政论文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它和先秦诸子散文以道德为出发点，对国家、政治、伦理等大命题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学术性探讨，有着很大的差异。西汉政论文是统一政权性质下，专业政治家对现实政治问题和应对策略研究的表述，是有关现实政治问题解决的见解和措施。西汉政论文以董仲舒为分水岭，前期的政论文反映出士人政治热情高涨、雄直激切，后期引经据典、雍容温润的政论文风是元成以后政治、学术经学化的反映，是武昭宣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政论文风的发展。这一过程表现出西汉专业政治家的逐渐成熟，也反映出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理性化的审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