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情况报告时，需要注意论证的合理性和结构的清晰性，以便读者能够快速理解并做出判断。在下面的情况报告示例中，您可以看到不同行业和领域的实例，以增加对情况报告的认识。
一、调查时间：20xx年x月。
二、调查方式：采访调查。
三、调查对象：城市农民工。
为了解x市农民工就业状况、工资收入情况、工资被拖欠情况、下一步的就业打算以及希望政府帮助解决的主要问题，日前，徐州民调中心与徐州调查队联合开展了农民工就业、收入情况等快速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56.2%的农民工对自己的收入感到满意，77.1%的农民工每月能按时领取工资，农民工收入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开销”和“子女教育”;50.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工作“基本符合”期望，60.0%的农民工将“继续外出打工”，15.4%选择“在家创业”。
据市民调中心相关人士介绍，此次快速调查，调查对象为全市五县(市)及铜山、贾汪两区在本地企业和尚未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共计240人。被访农民工年龄集中在18-50岁之间。
240位被访农民工中，18-x0岁占x8.x%，x1-50岁占48.x%。男性占85.0%，女性占15.0%。半数以上的农民工学历为高中、中专。52.5%的农民工文化程度为高中、中专，2x.x%为初中，xx.x%为大专及以上学历，10.9%为小学及以下。
调查显示，被调查民工以短期零工为主。57.1%的被访农民工为“短期零工”，x0.0%为“长期合同工”，10.0%为“自主经营”，另有2.9%目前“失业”。在所从事的工种上以技术工人为主。6x.9%的农民工从事包括建筑工、木瓦工、泥水工、电工、修理工、缝纫工、厨师、驾驶员等在内的简单技术工种，15.9%为工厂工人，xx.x%为各类服务人员，另有6.9%为管理人员和办事员。
调查显示，长三角地区为首选打工地。40.4%的农民工选择长三角地区为打工地，x5.4%选择徐州本地作为自己的打工地，11.7%选择中西部地区，选择珠三角地区、京津地区等地的比例均不高于x.0%。
调查显示，农民工年收入大多集中在1-5万元。50.8%的农民工年收入为1-x万元；24.6%为x-5万元；1万元以下占15.4%，其中不足5000元的农民工比例为2.9%;9.2%的农民工年收入超过5万元，其中7.5%为5-8万元，1.7%在8万元以上。
调查显示，农民工收入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开销”。79.6%的农民工收入用于“日常生活开销”，x9.2%用于“子女教育”，25.0%用于“人情往来”，17.1%用于“房租”，12.5%用于“赡养老人”，7.5%用于“医疗保健”，6.x%用于“储蓄”，2.9%用于“娱乐支出”，仅有0.8%分别用于“技能培训”和“投资”，x.8%用于其他方面。
调查中，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现象仍然存在。77.1%的农民工每月能按时领取工资，有22.9%的农民工工资会被拖欠，其中6.x%的农民工表示“经常被拖欠工资，严重影响了平时生活”。
在对20xx年的外出打工的期盼中，调查显示，选择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最期盼政府能“督促老板及时发工资，按月结”、“也能有节假日，能休息，能签订劳动合同，希望有养老保障”、能“办理五险一金”。
调查显示，选择在家创业的农民工，最期盼政府能在“资金方面给予支持，特别是在贷款方面提供方便”，同时能在“政策上给予支持”。选择在家种地的农民工，最期盼政府能“帮忙讨回以前被拖欠的工资”，同时希望“医疗保险报销多一点”、“孩子上学不能乱收费，管理好肥料农药价格、质量”等。
通过调查了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以男性较多。被调查的9个外出农民工中，男性8人，占88.9%，女性1人，占11.1%，；50岁以下的8人，占88.9%，50岁以上的1人，占11.1%。
通过调查了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居多。被调查的9个外出农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8人，占88.9%，只有1人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11.1%。
通过调查了解，外出农民工获取工作多是依靠老乡、亲戚、朋友、同学等熟人介绍为主，通过职业介绍所的较少。被调查的9个外出农民工中，获取工作全部来自于亲朋好友介绍。例如工程村一姓刘民工介绍，他年前到唐山市迁安县某钢铁厂打工，就是通过熟人介绍，了解到务工信息后组织和自己交情不错的老乡出去打工的。
通过调查了解，外出务工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劳动技能缺乏，就业渠道窄，以从事二、三产业为主，以建筑业、制造业等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作种类居多。被调查的9个外出农民工中，在钢铁厂务工的就有7人，占77.8%。
通过调查了解，外出的9个农民工中，月收入在3000元―4000元之间的有7人，4000元以上的有2人。工程村外出的6个农民工执行的是日工资，标准是130元/天。陈窑村外出的1个农民工工资是3000元/月加提成，这7人是按月发放工资，无拖欠、克扣现象；蔺家河村外出的1个农民工工资是3000元/月，工资无克扣现象，但是延迟一月发放；南井寨村外出的1个农民工工资是6000元/月，每月只发1000元保底工资，其余工资每年11月15日左右或者辞职不干的时候一次性结清，无克扣现象。例如工程村一姓刘民工表示，如果工资低于130元/天，他就不出去打工了。
通过调查了解，外出农民工的'居住和饮食一般都有保障，但是居住条件和饮食标准有待进一步提高。被调查的9个外出农民工中有8人是管吃管住，居住的是集体宿舍和工棚，饮食是集体食堂。
饮食方面。工程村一姓刘民工介绍，雇主每天给20元的生活费，由于工作强度和青壮年饭量较大，有些农民工每天20元的伙食补贴大部分都不够吃，也有极个别经济比较困难的、比较节俭的人略有剩余。
居住方面。工程村一姓刘民工介绍，雇主给提供住宿，居住的是集体宿舍，每间12o的宿舍居住6个，比较拥挤，有时休息不好。
通过调查了解，外出从业的农民工工作强度一般都比较大，特别是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工程村一姓刘民工介绍，他从事的钢铁厂维修工作每天需要工作10小时，上午7点―11点30分，下午1点―6点30分，并且是日工资，有些农民工为了多挣钱，一般都不休息，即使有个小病小痛也就忍一忍、坚持去上班。
通过调查了解，由于农民工打工有很大程度上的自由度，绝大多数农民工通常与用工单位或雇主口头协商工资待遇，与用人单位和雇主签订合同的农民工很少，要求缴纳五险一金的更少，用工单位或雇主主动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的寥寥无几。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部分人感到孤立无助，少数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同时他们享受的工作待遇也较少，大部分农民工享受不到法定休息日，节假日也无双倍工资。被调查的9个外出农民工中有8人没有签定用工合同。被调查的9个外出农民工中只有2人签订了用工合同，只有3人用工单位或雇主给缴纳了工伤保险。只有南井寨村一姓刘民工介绍，用人单位在每年国庆节和中秋节这两个节日给100元过节费。
通过调查了解，外出农民工最大的生活感受就是空虚寂寞。他们一般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工作上，闲暇时间一般就是聚在一起聊天，打牌、看电视、喝酒，年轻人玩手机较多，学习充电的机会很少。例如南井寨村一位20多岁的姓刘民工介绍，他是长期在野外作业，闲暇时间就是看电视、玩手机，无所事事，精神上非常空虚。
通过调查了解，由于多数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低、劳动技能缺乏，造成就业面窄，就业渠道少，就业消息滞后；部分学历较高人员对职位、工资、待遇要求较高，造成合适的工作岗位不好找。通过对9个农民工进行调查，了解到他们多数人明确表示仍然想外出务工，但是需要重新找工作，所以外出务工地点和从事工作种类尚不固定。例如陈窑村一女性民工原来在石家庄务工，每月工资是1000元加提成，嫌弃工资低下，通过同学去北京找工作了。
1、继续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基本素质和职业技能，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
2、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切实去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积极引导、扶植他们去就业、创业，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创业条件。
3、出台和完善相关政策，切实维护农民工利益，并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使其知道如何用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进一步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确保用工管理规范化，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切身利益。
5、要继续畅通就业渠道，做好用工信息的收集、发布工作，搭建就业服务平台，支持创业、就业等公共服务。
6、由农民工输入地政府负责，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有利于身心健康、促进学习和劳动技能提升的场所和环境，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
一、调研时间：20xx年3月。
二、调研方式：采访调研。
三、调研对象：城市农民工。
为了解*市农民工就业状况、工资收入情况、工资被拖欠情况、下一步的就业打算以及希望政府帮助解决的主要问题，日前，徐州民调中心与徐州调研队联合开展了农民工就业、收入情况等快速调研。
调研结果显示，56.2%的农民工对自己的收入感到满意，77.1%的农民工每月能按时领取工资，农民工收入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开销”和“子女教育”;50.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工作“基本符合”期望，60.0%的农民工将“继续外出打工”，15.4%选择“在家创业”。
年龄在18至50岁间。
半成以上为高中或以上。
据市民调中心相关人士介绍，此次快速调研，调研对象为全市五县(市)及铜山、贾汪两区在本地企业和尚未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共计240人。被访农民工年龄集中在18-50岁之间。
240位被访农民工中，18-30岁占38.3%，31-50岁占48.3%。男性占85.0%，女性占15.0%。半数以上的农民工学历为高中、中专。52.5%的农民工文化程度为高中、中专，23.3%为初中，13.3%为大专及以上学历，10.9%为小学及以下。
多数以短期零工为主。
长三角为首选打工地。
调研显示，被调研民工以短期零工为主。57.1%的被访农民工为“短期零工”，30.0%为“长期合同工”，10.0%为“自主经营”，另有2.9%目前“失业”。在所从事的工种上以技术工人为主。63.9%的农民工从事包括建筑工、木瓦工、泥水工、电工、修理工、缝纫工、厨师、驾驶员等在内的简单技术工种，15.9%为工厂工人，13.3%为各类服务人员，另有6.9%为管理人员和办事员。
调研显示，长三角地区为首选打工地。40.4%的农民工选择长三角地区为打工地，35.4%选择徐州本地作为自己的打工地，11.7%选择中西部地区，选择珠三角地区、京津地区等地的比例均不高于3.0%。
收入多集中在1至5万。
拖欠工资现象依然存在。
调研显示，农民工年收入大多集中在1-5万元。50.8%的农民工年收入为1-3万元;24.6%为3-5万元;1万元以下占15.4%，其中不足5000元的农民工比例为2.9%;9.2%的农民工年收入超过5万元，其中7.5%为5-8万元，1.7%在8万元以上。
调研显示，农民工收入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开销”。79.6%的农民工收入用于“日常生活开销”，39.2%用于“子女教育”，25.0%用于“人情往来”，17.1%用于“房租”，12.5%用于“赡养老人”，7.5%用于“医疗保健”，6.3%用于“储蓄”，2.9%用于“娱乐支出”，仅有0.8%分别用于“技能培训”和“投资”，3.8%用于其他方面。
调研中，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现象仍然存在。77.1%的农民工每月能按时领取工资，有22.9%的农民工工资会被拖欠，其中6.3%的农民工表示“经常被拖欠工资，严重影响了平时生活”。
希望能有节假日休息。
创业时能有政策支持。
在对的外出打工的期盼中，调研显示，选择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最期盼政府能“督促老板及时发工资，按月结”、“也能有节假日，能休息，能签订劳动合同，希望有养老保障”、能“办理五险一金”。
调研显示，选择在家创业的农民工，最期盼政府能在“资金方面给予支持，特别是在贷款方面提供方便”，同时能在“政策上给予支持”。选择在家种地的农民工，最期盼政府能“帮忙讨回以前被拖欠的工资”，同时希望“医疗保险报销多一点”、“孩子上学不能乱收费，管理好肥料农药价格、质量”等。
春节期间我通过对我家乡盐城市响水县黄圩镇返乡农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我对家乡农民工在收入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农民工的欠薪、讨薪问题予以了特别关注。在调查的基础上，我从从业情况、工资状况、讨薪问题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关的分析研究，认为至少在我省苏南地区各市外来的农民工遭受欠薪和被迫讨薪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是在其它应享有的基本待遇上仍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他们普遍忍受着没有福利和保险、没有休假、超时工作以及没有奖金补贴的待遇。我希望对农民工问题不只是关注，而是更多地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来改善农民工的现状。
现将此次实践活动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正文内容）。
一、调查背景和调查方式。
二、调查的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分别针对农民工、企业（用人单位），主要从从业情况、工资状况、讨薪问题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民工的从业情况。
本次调查由四名成员他们分别来至山西、邯郸、河南、河北的四个地方的人分别进行，采取了问卷调查和访问两种方式，一共调查了4名农民工，调查内容涉及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额、计酬方式、发薪方式、签订合同情况、拖欠工资情况、解决欠薪所采取的方式等。
本次调查分别针对农民工、企业（用人单位），主要从从业情况、工资状况、讨薪问题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
1、农民工大多是通过劳动市场找到工作单位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亲友、同乡介绍工作的。
2、从事的职业主要有建筑工人、工厂临时工、餐厅服务员、家政服务人员、城市环卫工人等。而且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大多工作条件比较差、工作强度大，有些甚至工作环境极为恶劣，是城市居民所不愿从事的工作。没有休息日、工作超时、没有加班补贴更是家常便饭，比比皆是。
3、对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合同情况的调查发现，由于政府部门加大了建筑行业、加工制造业等农民工相对比较集中的企业的监督管理，现在签订劳动合同、临时雇佣合同的比例大大提高了。但还是有不签合同的情况，往往出现在打短工、由熟人介绍工作、以及在无照经营的个体经营加工户打工的农民工身上。有的是因为不知道有订合同这回事，有的是根本不把签合同当回事，还有的则是因为老板根本不理会这种要求。而且，即使有签订合同，也往往是企业指定的，存在大量不合理、不合法的霸王条款，明显不利于保护农民工权益。
（二）民工的工资状况。
1、农民工工作报酬的计酬方式主要为计件制和计时制，计时制有按小时和按日两种。
2、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按工作的强度、技术要求、个人能力等有较大差别，从800元到2000元不等。但是一般都没有奖金、公积金、社会福利、医疗保险。
3、薪资的发放有三种情况：打短工的一般是在完工以后一次性发放，不过可以预支一些作为生活费；建筑行业一般分为两部分，每月发放一部分生活费，年末或工程结束时再发放另一部分；工厂以及服务业一般按月发放，但会扣留一定的保证金。
（三）农民工的他讨薪问题。
1、出现工资拖欠的比例不高，而且多为无照经营的个体经营加工户、黑工头等不正规的雇主。工厂、工地往往会因为资金没有到位而出现短时间拖欠工资，但都能很快补发。
2、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主要有技术上的和道德上的两方面：技术上的原因有上家汇款迟延导致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企业经营不善导致资金周转困难等；道德上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工头卷款逃跑、有的是老板无视农民工的权利而肆意侵害其利益。
3、农民工在遇到长时间老板拖欠工资时，所采取的手段五花八门，包括直接向老板抗议、请工会之类的组织进行调解、向新闻媒体曝光、找政府部门投诉、求助于司法、仲裁等，其中，比较极端的有“跳楼秀”、绑架老板、报复包工头等，但一般很少会有人选择这种方式。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民工选择向政府部门投诉，因为一旦发生拖欠，向老板抗议或进行调解很少有实际效果，申请仲裁和诉诸于司法对农民工来说都成本太高，要上媒体又需要事情具有一定的新闻性，而找政府部门不但成本较低且成功几率也比较高。
4、各地方政府都有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并设有纠察大队专门处理这类案件，以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减少侵害的发生。从调查来看，各地政府部门都能比较及时有效地处理问题，一经调查认定，坚决追讨回欠款，案件成功解决的几率在98%以上，而且对违规单位有处罚、教育等手段。为了减少事件的发生政府还有日常的巡查，主动进行监察工作，平时也经常展开针对性的宣传教育。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各地离乡务工3个月以上的农民有近1.4亿人。他们承担了城市中大部分城市人不愿干的累活、脏活，却只拿着微薄的工资，过着艰难的生活，而且还时常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农民工的工资报酬相比与他们工作的强度是很低，这仅仅是农民工收入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有时就连这微薄的工资农民工也难以得到兑现！
通过对外来农民工的实地调查，我们发现，由于政府近年来的大力整治与监管，农民工遭受欠薪和被迫讨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遇到欠薪的主要是没有合同规范以及雇主为不法经营或经营混乱的农民工。但是，农民工在其他应享有的基本待遇上仍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即使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也对其中明显不合理、不合法、差别对待的霸王条款无可奈何。他们已经普遍习惯了没有社会保险、医疗保险，没有休息日和假期，长期的超时工作却没有加班补贴的不公平待遇。如今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已成为城市最大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现状，与他们做出的贡献形成巨大反差。如果放任这种不公正持续下去，致使农民工不满情绪上升，是大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
农民工之所以会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从其自身的来讲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二、农民工缺乏能够维护自己权力的组织，农民工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身单力薄，处于劣势地位。
由于经济状况、地理条件等原因，农民工大都文化程度不高，缺乏一定的专业技术，法律意识普遍淡薄。而且，由于来城市打工的农民来自五湖四海，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没有一个有力、团结的组织来保护他们的权益。所以，使得农民工始终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但实际上却没有最基本的国民待遇，依然被排除在城市各类保障体系之外。他们从事条件最差、负荷最重的体力劳动，而用工单位却不愿投入更多成本给予改善。
我们认为，社会在得到农民工如此多的给予之后，理应付出对等的回报，给予他们更多实际的关爱和帮助。首先，就应该切实按照《劳动法》的有关规定，让他们享有法律所赋予公民的权利，对于侵害其劳动权利的个人与单位，进行有效的惩处，切实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
按照司领导关于春节回乡调研活动的部署，我于月24—25日赴山东省栖霞市蛇窝泊镇前榆家夼村，依照“记录农村所见所闻，了解农民所需所盼，调研所感所悟”的思路，对前榆家夼村农业生产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通过到农民家里拉家常，了解农民农业生产情况及xx年生产意向；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观看苹果种植园生产经营情况，进一步拓宽工作思路，加深对“三农”工作的认识和热情。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栖霞市蛇窝泊镇地处胶东半岛腹地，位于栖霞、莱阳、海阳三市（县）交界，是山东省中心镇。全镇总面积xx年种植苹果的历史，全镇7万亩优质红富士年产量达到1.5亿公斤。大香水梨、莱阳梨、日本丰水梨等优质水果品种也已形成一定种植规模，并有杏、桃、山楂、葡萄等十几种干杂水果品种，是名驰遐迩的水果之乡。始建于的山东烟台蛇窝泊果品批发市场，总占地面积xx年种植苹果的历史，且具有很好的品牌效应，当地农户种植苹果所得收益远大于粮食生产，所以村里绝大多数农户都将自家承包地用于苹果种植，全村年产苹果33万公斤。农户生活用粮、蔬菜等农产品大多是从市场购买，仅部分农户预留几分地用于自用粮食、蔬菜种植。
二是村民富裕程度较高。xx年前榆家夼村苹果种植收入达85万元，人均2万元以上，处于栖霞市中上等收入水平。xx年前榆家夼村一直从农信社和农行进行农业贷款，90%由村长进行担保，其中农信社贷款约占贷款总额的90%，农行贷款约占贷款总额的0%，每户贷款额为5000—0000元。
三是农民观念不断更新。在访谈中发现，当地农户对于获取市场信息指导农业生产的意识很强。村里多户家庭接入了互联网，许多村民都是通过网络、电视、手机等媒介了解市场变化和新的种植技术。受访农户反映，“电脑功能太强大了，咱家的苹果种植新技术就是从网上学来的，非常实用。”
二、受访农户家庭情况。
受访户刘氏一家四口人，户主42岁，夫人4岁，育有一儿一女。儿子8岁，读小学一年级，女儿4岁，读初中三年级。刘氏一家主要收入来源于自种的8亩地。xx年刘氏将所有土地用于红富士苹果种植，每亩地种40棵苹果树。从访谈中了解到，刘氏xx年种植苹果的成本—收益情况及xx年农业生产计划：
一是苹果种植成本增加。由于农资价格及劳动力价格逐年上涨，苹果种植成本也随之增加。xx年，刘氏种植苹果总投入额为2万多元，其中购买化肥xx年春季套袋雇佣5—6人次，雇期约为4天，每次每人支付xx年，每棵苹果树约产40—50斤，最高产量达60斤棵，最少xx年，当地及其以上的苹果收购价为3.5元斤，苹果收购价为3元斤，苹果收购价为2.8元斤。刘氏种植苹果年收入达5万元。
三是规模化种植苹果意愿强烈。受访户刘氏说，“xx年我想在xx年种植亩数的基础上，再多租一些地（本村租一亩苹果地年租金为xx年许多外乡人也来村里租地种苹果，所以目前村里已基本无空地，很难再进行规模上的扩大。
三、感到的问题和村里提出的愿望。
第一，农业生产后继力量不足。前榆家夼村60岁及其以上人口有70人，占总人口的42.5%；40—60岁有xx年龄段，而40岁以下的年轻人95%以上外出务工，且大部分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经验。逐年凸显的老龄化问题和后继乏人问题将严重制约该村农业生产和发展。村里提出希望政府继续加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缓解这些后顾之忧。
第二，冷链仓储能力较弱。目前村里尚未建设标准化苹果保鲜库，苹果的储藏保鲜问题一直困扰着村里的每个苹果种植户。部分村民只能将自住房腾出一间来存放采摘装箱的苹果。有的村民为了降低苹果变质风险，不惜低价将采摘装箱的苹果卖给收购商。村民希望有关部门帮助解决这一难题。
第三，农产品营销模式单一。为了节省运输苹果至镇市场的费用及降低苹果损耗，村里大部分村民都是选择等待收购商上门收购苹果，很少采取自主营销。村民刘氏说，“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很想通过网络卖苹果，只是不知道哪个网站可靠可行。”提出希望有关部门帮助建设苹果营销网站，引导农户开展网上营销。
四、认识和启示。
踩泥巴、观果园、聊农情，为期两天的调研活动，使我对农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增强了我服务“三农”的使命感，让我进一步感到——只有扑下身子接受锻炼，才能真正锤炼意志品质；只有深入田头了解社情民意，才能准确把握“三农”脉络；只有切身体验民生艰辛，才能增进与农民的深厚感情；只有放下架子学习基层好做法，才能不断提高工作本领。进而，更真切地领会到了部里开展春节回乡调研活动深刻寓意。
关于业务工作，调研有如下启示：
一是要推动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在访谈中，许多农户反映，苹果的储藏保鲜是个大难题，当地标准化苹果保鲜库缺失使他们每年承担较大的苹果损耗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收益。我感到，加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发展冷链物流是促进当地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措施。
二是农业品牌建设促农民增收。栖霞苹果品质优良，拥有百年的种植历史，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具有很好的品牌效应。与其他产区相比，当地农户种植苹果的收益较高。由此我感到，打造一批区域特色鲜明、市场知名度高、产品竞争力强的区域公用品牌对农产品营销、农民增收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三是要积极培育新型农民。这次调研，我发现村里的农业劳动力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岁，现代农业后继力量不足的问题不容忽视。我感到，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对农业农村发展有切实效益，鼓励专业种植户通过信息化手段对周边农户进行传帮带，对提高基层农业技术水平会有实用的效果。
四是要提升农民营销能力。从调研看，村民农产品营销方式传统、模式单一，多采用被动式营销模式，但广大农户对网络营销有着浓厚的兴趣，使用意愿非常强烈。村民反映，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助和引导他们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农产品电子商务等现代交易方式的应用，进而提升农户自主营销能力。
为全面掌握辖区劳动力就业形势特别是农民工节后返岗就业情况，龙眠街道通过实地走访、电话问询等方式对节后农民工返岗情况和就业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摸底，并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形成调研报告如下：
龙眠街道辖6个行政村、7个社区，街域总人口5.4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65万人。通过调查统计，20xx年，龙眠街道在市外（桐城市外）务工人口0.66万人，返乡约0.48万人，市内本地农民工约0.2万人。农民工节后返岗就业形势稳定。其75%的农民工已返回工作岗位，15%的农民工处在留乡创业、就地择业两者间徘徊，10%的主要来自山区的农民工准备待茶季结束后再外出就业。省外就业主要分布在北上广和江浙一带，约占出省就业人员的70%。年龄构成上，以70后为主，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队伍正在壮大中。外出人员与总人口的比例距离城区较远的山区村较大，如街道黄燕村总人口数是1442人，外出务工大约600多人。根据调查，外出务工人员从事的行业只要集中于传统的建筑和装潢行业，其中涌出很多如东盛村的杨海在上海的统帅集团那样的规模企业和成功人士。在20xx年街道和各村居举办的在外杰出人士恳谈会上，不乏农民工的优秀代表。
二、节后就业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1、节后农民工返岗率渐降。根据电话调查问卷分析，接受调查的300名农民工中有220名表示春节后会返回现在岗位工作，48名不会返回，32名目前还不确定，返岗率达到75%，距离上年度下降8%。愿意返岗的原因中，有50%的农民工是因为习惯了作业内容和工作环境，35%是因为所选择的城市更有利于自身学习提高和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培养，10%是由于返岗单位工资待遇好，5%是因为购买了住房及其它原因。返岗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外向型经济走低，造成就业、待遇等都不稳固，因此更多的人在无法保障稳定就业的情况下愿意选择回乡就业和创业，本地企业不断提高薪酬待遇，改善工作环境，满足了农民工对务工生活的心理预期，就近就地就业趋势加大。
2、农民工就业选择和利益诉求多元化。随着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的壮大，就业选择从传统的建筑工地更日趋倾向于安全、舒适的工作。因此建筑行业、作业环境脏乱差的行业对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逐渐变小。农民工就业的领域更广，大概40%的农民工进电子厂、服装厂，类似“产业工人”，另外60%广泛分布装潢、餐饮、物流、建筑工地等行业中。对第一代农民工来说，“提高工资待遇”依旧是该群体最大的诉求，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的诉求更加多元，薪酬高低已不再是他们找工作的唯一标准，他们更看重工作环境、生活品质、职业发展等因素。
4、用工难和就业难同时存在。根据街道不完全统计，龙眠辖区内工商业总的就业大概1万多人，全市估计10万人。大量农民工外流让我地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不同程度的用工荒，经政府多方协调解决，尚有不少缺口。综合全市农民工就业形势，劳动力总量充足，但“合适”的劳动力不足，结构型短缺已经成为新常态。经过多年发展，龙眠辖区形成输送机械、羽绒家纺、包装印刷、电线电缆和农产品加工等五大产业，需要大量高素质、复合型的人才，在本地很难招到熟练和充足的员工。
三、意见和建议。
1、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议市级层面结合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研究制定农民工创业政策，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创新创业引导基金等方式积极引导有技术、有资金、有创业能力的返乡农民自主创业，发展乡村特色餐饮、旅游、服业等三产融合产业。结合桐城近年来形成的产业集群和产业发展实际，鼓励经济开发区、各镇街工业园项目建设农民创业园、科技孵化器、小微企业创业孵化基地，为创业者提供创新创业平台。进一步健全返乡农民工创新创业工作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支持和配套服务体系，从而扎实推进“农民工回乡创业工程“。
2、着力提升就业技能。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都中学毕业后直接外出务工，既没有老一代木工、瓦工、钢筋工的专业技术，所从事的也大都是力气活，要化解“用工难和就业难”这一矛盾，需大力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工提升就业技能，促进农民工就业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也为企业用工找到“合适”的用工对象。
3、完善就业服务体系。针对务工信息传输不畅通，乡村劳务人员基本得不到正规渠道信息等情况，加大市、镇街、村居三级就业服务平台建设力度，强化平台职能，全力做好信息发布、公共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和推荐培训等工作，定期举办各类劳动力招聘会。加大企业空岗报告制度的推广完善力度，使各大园区劳动用工供需情况掌握在劳动就业部门手里，发挥好基层基础平台的“穿针引线”作用，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精准的服务。
4、优化企业用工环境。近年来，外出务工的性价比越来越低，与此同时，地方经济逐步发展，家乡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工就近就地择业就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但多数农民工普遍反映，本地企业上班时间长，工资低，假期少，因此规范企业用工，及时查处不签订劳动合同、拖欠工资、超时加班等损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行为，依法保障员工的正当权益势在必行。
5、营造返乡创业氛围。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为彻底解决乡村人口大量外流，村庄日益凋敝的事实，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这项工作尤为重要。为此，建议每年要充分利用春节这一契机，举办专场招聘会，发放返乡创业政策宣传单页，面对面向前来咨询的返乡创业人员讲解各项扶持政策。广大镇街干部进村入户，大力宣讲国家各项惠农政策，利用乡情、亲情、友情和我市驻外招商机构及行业协会鼓励农民工成功人士返乡创业，增强外出务工人员建设家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大力选树农民工创业成功典型，在返乡农民工中，培养和挖掘一批乡贤，发挥乡贤文化的道德张力，使尊重农民工创业、推崇农民工创业成为全社会的良好风尚。
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生根和惠农政策的逐步普及，农民工长期向城市和发达地区单向转移的旧格局将会逐渐被打破，必然会呈现出双向流动的新局面，“返乡潮”则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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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x月。
采访调查。
为了解*市农民工就业状况、工资收入情况、工资被拖欠情况、下一步的就业打算以及希望政府帮助解决的主要问题，日前，徐州民调中心与徐州调查队联合开展了农民工就业、收入情况等快速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56.2%的农民工对自己的收入感到满意，77.1%的农民工每月能按时领取工资，农民工收入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开销”和“子女教育”；50.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工作“基本符合”期望，60.0%的农民工将“继续外出打工”，15.4%选择“在家创业”。
据市民调中心相关人士介绍，此次快速调查，调查对象为全市五县(市)及铜山、贾汪两区在本地企业和尚未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共计240人。被访农民工年龄集中在18-50岁之间。
240位被访农民工中，18-x0岁占x8.x%，x1-50岁占48.x%。男性占85.0%，女性占15.0%。半数以上的农民工学历为高中、中专。52.5%的农民工文化程度为高中、中专，2x.x%为初中，xx.x%为大专及以上学历，10.9%为小学及以下。
调查显示，被调查民工以短期零工为主。57.1%的被访农民工为“短期零工”，x0.0%为“长期合同工”，10.0%为“自主经营”，另有2.9%目前“失业”。在所从事的工种上以技术工人为主。6x.9%的农民工从事包括建筑工、木瓦工、泥水工、电工、修理工、缝纫工、厨师、驾驶员等在内的简单技术工种，15.9%为工厂工人，xx.x%为各类服务人员，另有6.9%为管理人员和办事员。
调查显示，长三角地区为首选打工地。40.4%的农民工选择长三角地区为打工地，x5.4%选择徐州本地作为自己的打工地，11.7%选择中西部地区，选择珠三角地区、京津地区等地的比例均不高于x.0%。
调查显示，农民工年收入大多集中在1-5万元。50.8%的农民工年收入为1-x万元；24.6%为x-5万元；1万元以下占15.4%，其中不足5000元的农民工比例为2.9%；9.2%的农民工年收入超过5万元，其中7.5%为5-8万元，1.7%在8万元以上。
调查显示，农民工收入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开销”。79.6%的农民工收入用于“日常生活开销”，x9.2%用于“子女教育”，25.0%用于“人情往来”，17.1%用于“房租”，12.5%用于“赡养老人”，7.5%用于“医疗保健”，6.x%用于“储蓄”，2.9%用于“娱乐支出”，仅有0.8%分别用于“技能培训”和“投资”，x.8%用于其他方面。
调查中，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现象仍然存在。77.1%的农民工每月能按时领取工资，有22.9%的农民工工资会被拖欠，其中6.x%的农民工表示“经常被拖欠工资，严重影响了平时生活”。
在对20xx年的外出打工的期盼中，调查显示，选择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最期盼政府能“督促老板及时发工资，按月结”、“也能有节假日，能休息，能签订劳动合同，希望有养老保障”、能“办理五险一金”。
调查显示，选择在家创业的农民工，最期盼政府能在“资金方面给予支持，特别是在贷款方面提供方便”，同时能在“政策上给予支持”。选择在家种地的农民工，最期盼政府能“帮忙讨回以前被拖欠的工资”，同时希望“医疗保险报销多一点”、“孩子上学不能乱收费，管理好肥料农药价格、质量”等。
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1]。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的估算，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为1.2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全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多人，成为仅次于农民而多于城市工人的第二大劳动力群体。尽管农民工群体为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一直受到不合理的待遇，存在各种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弱势群体”。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政府在近几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定、方针政策，设立了维护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组织和机构，加强了对农民工问题的治理。3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这是国务院首份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综合性文件。《国务院意见》将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升到“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的高度，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比较全面地提出了解决农民工诸问题的思路、任务和具体措施。一年来，《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如何？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怎样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2~3月，武汉大学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在武汉、广州、深圳、东莞和湖北省、河南省等部分农村进行了一次农民工最新情况的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问卷812份，有效问卷765份，接受调查的农民工的就业地分布在19个省市、输出地分布在28个省市，涉及农民工的各种问题81个。以期通过调查获得的数据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的调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以及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及其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对《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做出评价，并提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和政策建议。
1.1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略有增加，仍以青壮年为主。
在763个样本中，平均年龄为33岁，其中16~25岁的占28.8%,26~30岁的占12.3%,31~40岁的占31.4%,41岁以上的占27.5%。与20相比[2],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提高了4岁，30岁以下的农民工比重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4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重增加了近12个百分点。从性别结构看，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低于男性。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1岁，30岁以下的占53.8%;男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4岁，30岁以下的占38.5%。
1.2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
从文化程度看，20初，文盲/半文盲占3.3%,小学文化程度占16.6%,初中文化程度占59.6%,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占18.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0.7%。与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83%下降到80.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17%上升到19.5%。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在本次调查中，农民工的平均文化程度为8.7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仍高达80·5%。在对“阻碍你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的回答中，16·4%的农民工认为“文化程度太低”是最主要的障碍，这在所有选项中是最高的。
1.3农民工从事的行业部门有所扩大，但仍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主。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就业部门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但是农民工的就业部门仍然比较集中。在720个样本中，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最多，分别占42.1%和36.7%,二者共占78.8%,其次依次是社会服务业占6.4%,批发零售业占4.4%,住宿餐饮业占3.8%,采矿业占2.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0.8%,其他行业占2.4%。与2004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也逐年加大。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22%,占25.2%,2004年占30.3%,年初达到42.1%;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20占16.6%,20占16.8%,2004年占22.9%,2007年初达到36.7%。
调查显示，2007年初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8588元，人均收入4408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3314元，人均农业纯收入1094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6.7%。根据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的调查，2004年，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6065元，人均收入3587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2681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4.9%。与2004年相比，农民工家庭务工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成为农民工家庭收入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虽然，农民工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并有68·2%的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情况在当地农村居于中等以上，但65.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这种反差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调查表明，中部和西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出地，而东部地区仍然是主要的输入地。在本次调查中，中西部地区输出的农民工比例为71.4%,比2004年高出4.4个百分点；[2]57.9%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就业。虽然农民工的输出输入地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农民工在中部地区就业的比重有所提高。2007年初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比2004年的70%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则较2004年的14%上升了13个百分点，达到27%。二是跨省、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下降。2004年跨省和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50%和35%,2007年初，这一比重分别为48.6%和32.4%,分别下降了1.4和2.6个百分点。
2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积极变化和存在问题。
2.1农民工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工资水平仍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4年，农民工月均工资由659元上升到780元，增长18.4%。而在2007年初，农民工月均工资超过1300元，达到1305元，比2004年增加了625元，增长80·1%,可见2004年以来，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加快。从各月均收入组看，2007年初月均800元以下的低收入组的农民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如月均收入在300~500元的农民工占2·9%,比2004年下降了14·9个百分点；月均收入在500~800元的农民工占15·6%,比2004年下降了21·4个百分点。月均800元以上的较高收入组的农民工的比重则大幅度增加，如月均收入在800~1000元的农民工占32·0%,比2004年提高了15·6个百分点；月均收入在1000~1200元的农民工占13·1%,月均收入在1200~1500元的农民工占17·2%,1500元以上的的农民工占19·2%,三者合计，即1000元以上的农民工达到49·5%,比2004年提高了28·3个百分点。
虽然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仍显著低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农民工2007年初的月均工资仅相当于年11月全国职工月均工资的85·4%。此外，2007年初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5h,大大超过了城镇职工的平均工作时间。如果按2005年城镇职工每周工作47·8h计算，则2007年初农民工小时工资仅为2005年全国职工小时工资的62·8%,农民工的相对工资水平就更低了(2005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2工资拖欠问题有所缓解，但一些行业和地区工资拖欠问题依然严峻。
在此次调查中，65·4%的被调查对象从未被拖欠过工资，18·8%的偶尔被拖欠过工资，15·8%的经常被拖欠工资，人均拖欠工资384元，而且大多数农民工通过与雇主协商等方式已经追回其中的85%。与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05年的调查数据相比较，偶尔或经常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降低了13·7个百分点，人均拖欠工资也下降了近600元，追回的工资比例则上升了12·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近两年来，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从行业和地区的工资拖欠情况看，工资拖欠的行业结构基本保持不变，而地区结构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中，建筑业的工资拖欠问题仍然最为严重，制造业次之，服务业最好。在工资拖欠问题最为严重，政府集中治理力度最大的建筑业，工资拖欠的比重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在本次调查中，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仍达到44·5%,比全国平均值高出9·7个百分点。在服务业，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占19·4%,比全国低15·2个百分点。从农民工输入地的地区结构看，作为农民工最为集中的东部地区，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严重的地区，因而也一直是政府治理的重点地区。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这种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西部地区已经超过东部成为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东部地区则成为程度最轻的地区。在西部地区，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达到58·3%,比全国平均高出23·7个百分点；而在东部地区，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低2·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的情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高出2·3个百分点。
调查显示，有17·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政府组织，7·0%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职业介绍机构，而这一比例在2004年分别为1·9%和12·6%,两者合计共提高了9·9个百分点。表明农民工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政府提供的就业服务有所改善。但是农民工的非正式信息渠道和就业途径仍然居于主导地位。2007年初，75·6%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没有使用过政府组织和职业介绍机构，85·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82·3%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依靠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只有4·2%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过职业介绍机构和政府组织，5·8%的农民工则是将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作为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上述对农民工找到工作最有帮助的信息渠道与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基本上一致。由于缺乏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帮助和政府与职业介绍机构的依靠，仍有11·6%的农民工认为找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就业信息和没有人帮助。
调查显示，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81·6%的是在1周以内，11·7%的是在1个月内，6·6%的是在1个月以上，而未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这一比例分别为70·4%、17·6%和12·0%。虽然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比不使用个人关系能够更快地找到工作，但是通过政府组织、职业介绍机构、报纸电视等媒体以及人才市场等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民工的平均工资，要高于通过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和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等非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民工。在本次调查中，前者的月均工资为1348元，后者的月均工资为1267元，前者比后者高出81元。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结论[2]。那么以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为打工主要目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为什么不愿意选择能够给他们带来较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政府组织或职业介绍机构呢？主要原因是相关组织机构宣传、服务的不到位以及这两种方式本身的不规范、不完善，导致农民工不得已而选择其他的非正式途径。在本次调查中，6·8%的农民工认为以上两种途径费用太高，26·6%的农民工对以上两种途径缺乏信任，害怕被骗，13·0%的农民工仍然不知道利用以上两种途径，53·6%是由于有了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介绍等原因而放弃使用以上两种途径。
2.4农民工超时加班现象依然严重，大部分农民工享受不到法定休息日。
农民工是**区的新型劳动大军，在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成为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屡有发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对我市的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结合爱民实践大走访活动，就当前**区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及因农民工就业困难而可能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倾向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研判。
目前，在**区务工的外来农民工约2万余人，大多从事建筑、加工、服务等劳动强度大、收入报酬低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我区的建筑工地、工厂、饭店、娱乐等场所。外出务工人员6万余人，主要是在北京、广州、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从事制造、建筑、加工、电子产品生产等工作。
当前，**区农民工具有以下特点：
（一）经济上贫困，生活质量低下。
当前，我市6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30％左右月收入在800～1200元之间，只有少数能拿到1500元以上的工资。经济上贫困决定了生活质量的低下，农民工衣着简朴、粗陋，一般都暂住在工地、厂区或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少，基本上处于一种工作、吃饭、睡眠的生活状态。
（二）中青年居多。
**区的农民工中约80%是中青年，留在家种田的大多是老人、妇女。
（三）文化水平普通偏低、职业技能差、谋生能力弱。
农民工大中绝大多数为初中毕业，少数为高中毕业，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农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建筑业和加工业等几大领域，从事普通的劳务性工作，对职业技能没什么要求，收入不高，在城市生存能力较弱。
（四）法律意识不强。
**区农民工中很多人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在学校学到的法律知识很少，从各种途径接受的法律宣传教育少，法律意识普遍不强。
（五）具有群体性特征。
农民工一般都是属于一个地方或区域的，经朋友、老乡等介绍工作的，很少有单个农民出来打工，呈现群体性的特征。
自20xx年下半年以来，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逐步凸显出来，一批中小企业倒闭，就业机会减少，**区外出务工人员逐步回流，从而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外出务工人员大量返乡的同时，有一部分不良人员也随之返乡，并将外地恶习带回，给本地治安带来压力。
（二）外出务工返乡的人员大多为家里的“顶梁柱”，失业就等于丧失了经济来源，特别是**区的偏远乡村，家庭孩子多，“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增大，部分人容易铤而走险，产生过激行为，做出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的事。
（三）有的外出务工人员长期在外务工，长达数十年之久，在外务工过程中的现实表现本地公安机关不甚了解，可能存在负案在逃或是曾经有过违法犯罪行为人员。
（四）今年的就业形势严峻，加之有的单位不讲诚信拖欠民工工资，而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和相应救济手段还很不完善，恶化了农民工生存环境，从而诱发犯罪。
（二）以“大走访”活动为载体，扎实开展农民工返乡情况的调查工作。结合“大走访”活动，组织民警深入辖区，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入户调查，并召开村（居）委座谈会等，全面摸清辖区返乡农民工情况；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仔细梳理归纳农民工返乡原因，并全面掌握返乡农民工在生产、生活方面的现状，了解其思想动态；加强同返乡农民工的沟通联系，交心谈心，身体力行为其解决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行动上、言语上正面加以引导。对有不良行为与不良嗜好的人员进行彻底摸排，并积极依托基层群防组织加强情报信息收集掌握，对重点人员要钉死、看牢，防止其趁火打劫，危害社会。
（三）建立情报信息分析研判机制，做好社会舆情的监控工作。对目前尚未出现的但可能会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制定应对预案，超前采取工作措施，努力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力争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对辖区的社情进行有效监控，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各类影响社会稳定的言论，坚决遏制过激行为，确保辖区社会稳定。
（四）强化法制辅导，变盲从为遵从，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遵纪守法意识。加强对外出务工返乡人员的法制宣传工作，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组织民警将农民工必知的有关法律知识印制成小册子或卡片发放到农民工手中，让农民工做法律的明白人，自觉维护其正当权益。建立法制辅导员，定期开展法律知识讲座。组织农民工开展法律竞赛等有益活动。切实提高其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意识，帮助他们牢固树立“失业不矢志”的理念。
（五）加大查处侵害农民工权益案件的力度。积极协助工商、劳动等部门，严厉制裁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配合相关部门，为农民工增加就业，并给予有实际困难的群众以保障、扶持，缓解严峻的社会形势。加强街面及治安复杂场所的治安巡逻及治安防控工作，保持高压态势，遏止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营造一个有条不紊的、和谐的、良好的外部治安环境。
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奋斗在城乡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各条战线，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xx工业园区企业中，农民工这只庞大的职工队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深入了解和掌握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实现状况，进一步分析研究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反映农民工的愿望和要求，更好地履行和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近年来，我们对工业园区部分企业进行了走访了解、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等形式，对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实现状况进行了调查。
我县工业园区职工总数3.76万人,其中农民工2.56万人，约占工业园区企业职工人数总和的68%，农民工已成为我县工业园区的一支不可或缺的主力军，其基本情况有以下特点：
1、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农民工小学学历以下占7%；初中学历占40%、高中、中专学历占49%；大专以上学历占4%。
3、多数农民工从事一线艰苦工作，少部分是技术、管理工作。“脏、累、苦、险”岗位工作90%是农民工。
近年来，我县工业园区企业迅速发展，规模也越来越大，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任务繁重而艰巨。为此，县委、县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农民工维权工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帮助农民工解决了工资拖欠、改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等问题，较好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一是工资上保证。从调研情况看，无论是月工资，还是加班工资，农民工都能按月领取。工资能按时足额支付。
二是生活上照顾，为了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体育活动，园区企业加大了文化娱乐设施的经费投入，免费为农民工开放桌球、乒乓球、健身、影视等活动室和图书室。如：正旭运动用品公司每月为职工举办庆祝生日晚会，每年十月开展一次职工体育运动会。为调动农民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企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县总工会为工业园区企业赠送体育运动器材、图书资金达3万多元。
三是困难上帮扶。县总工会把困难农民工纳入了帮扶范围，建立了困难农民工电子档案，每当农民工及家庭成员患大病或子女考上大学，生活发生困难时，工会组织都会给予帮扶救助。例如：中声永电子公司农民工肖一妹一人收入维持一家四口生活，供两小孩上学，丈夫在家务农且身患多种疾病。20xx年大儿子考上青海师范大学，县总工会给他发放了1000元助学金。
这样的困难农民工县总工会共救助120多人，共计发放救助金8万多元。为农民工发放一卡通20xx份，农民工凭一卡通可享受子女上学、购物、购药、法律援助等优惠。
一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十分滞后，工伤、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很低。其原因：1.思想认识问题。少数人认为，给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会增加企业的负担，从而影响到投资环境；2.多数农民工思想认识不到位，以工资进袋为安，缺乏参保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是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不能适应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保险不能顺畅衔接。在与农民工座谈时，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发生了工伤事故、身患疾病、年老体弱时有没有保障制度。许多农民工就是在这种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况下，从事着相当艰苦的工作，充当着“脏、累、苦、险”岗位劳动力的角色。
全球性经济危机造成了我国出现了大量返乡农民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受到了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力度逐年增大，培训的覆盖面也逐年增广。据悉，仅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一项，中央财政截至20xx年底就已累计安排补助资金40多亿元，同时带动地方投入培训资金30多亿元。我市也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20xx年计划组织培训农民工40万人，为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各5万人。对20xx年就读中职学校的返乡农民工，每人每年给予20xx元学费和生活补贴，对初次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或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农民工，技能鉴定费或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费财政补贴标准由50%提高到80%。然而，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很多地方主管部门对这样大的培训指标非常头痛，原因是很多农民工对政府组织的免费技能培训并不买账。深入探讨当前农民工培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办法措施，无疑有助于解决农民工“厌学”的问题，更进一步做好就业再就业培训工作。
农民工培训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尽管政府投入了许多，各级部门也多方努力，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从农民工的整体来看，对文化知识和技能培训有着强烈的渴求和迫切的愿望，但具体到单独的个体和实际的培训工作中时，却不像当初所想象的那样，免费培训农民工就会排着队来。现实并不是这样，据调查了解，许多地方的农民工参加培训的主动性不是很高，不少农民工参加培训都是各级政府干部动员来的，有的甚至只培训几天就不来了，还有的需要给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发误工补贴。而一些有学习热情的农民工却由于受环境和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参加培训。
（一）农民工自身缺乏长远性思考，思想观念需要跟新。
首先，农民工受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思想束缚，较少考虑今后长远的发展。其次，不少农民工对未来缺乏规划，对以后外出打工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即便想学一点东西，也不知道该不该学、学什么，学了有什么用。另外，虽然参加培训的农民工不支付培训费用，但他们还得出车费、伙食费、住宿费，再想一下这段时间如果不培训而去参加工作还得挣点钱，就近期利益，算下来还是不划算。农民工自身思想上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打算，导致农民工主观上缺乏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
（二）现有的培训机构和培训设施分布不合理，覆盖面狭窄，不方便农民工参加培训。
无论是公办培训机构，还是民办培训机构，只要是具有培训资质、具有一定规模的培训机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区，镇、村一级基本是空白，而绝大部分农民工都是集中在镇、村，农民工如果要参加培训就必须要到城区，这就增加农民工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而且还耽误农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制约了农民工转移就业。
（三）培训课程设置与农民工就业实际需求不相吻合，不能让受训者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训者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当前大多数培训都集中在计算机、电焊工、厨师、美容美发等专业，培训项目和培训时间都根据培训经费来制定，短期培训很难让生手熟练深入掌握一门技术，中长期培训又无疑增大培训费用，致使参加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普遍感觉培训内容用不上，或是深入程度不够。
（四）农民工培训工作政出多门，难掌握较全面的信息。
返乡农民工培训倍受政府的关注，各部门也都相继推出与之相关的各种培训项目，如劳动保障、农业、移民、建设、扶贫、共青团等部门都从各自的业务出发，开展了针对农民工的学历教育，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等，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工转移就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各部门之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缺乏必要的统一、协调和衔接，没有充分整合资源优势，不能形成合力。结果使培训不能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实现有效的结合，培训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和利用，造成重复培训，为培训而培训，为完成任务而培训，为应付检查而培训，使培训与就业严重脱节。
（五）培训经费短缺、落实难度大，严重影响培训质量。
按规定农民工技能培训经费来源有三种途径：即农民工自己掏一点；企业出一点；政府补贴一点。现实中农民工没有承担费用的能力，而企业又没有承担费用的意愿，所以农民工培训主要由政府在卖单，有些地方为了增强农民工的积极性，更好的完成培训任务，还给参训人员补贴交通、食宿等费用，真正用在培训学习上所剩无几，培训内容严重“缩水”。
（一）强化领导、形成合力、整合资源。
各级政府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农民工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尽快成立一个以地区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就业再就业培训领导小组，大力整合现有资源，发挥各自优势，理顺关系，明确由人力社保部门牵头，负责整个农民工培训工作的统一规划、协调、组织和管理，其他各部门通力合作，各尽所能、各尽其责，互相配合、互相支持，避免政出多门，互相扯皮的现象，建立一个组织、法规政策、投入、师资、资源“五到位”的、社会广泛参与的新型农民培训机制，将农民技能培训真正纳入“有领导、有机构、有秩序、有场地、有内容、有特色、出实效”的正常运行的机制中。要利用在乡镇、村设立社保工作机构，加强乡镇、村一级培训基地建设，逐步形成政府统筹、行业组织、多方参与、整体推进，重点依托各类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开展培训的工作局面，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
（二）加强信息引导，完善信息服务。
缺乏城镇用工信息，培训机构不知道该开展哪些项目培训，农民工不知道参加什么工种培训。培训后不能就业，是目前农民工培训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造成培训与就业脱节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及时，有效的用工信息。所以，就业机构应建立用工信息库，实现市、县、镇、村级联网，加强人力资源市场需求信息、工资价位分析、预测和发布，将市内外用工需求及时向农民工发布，使农民工方便了解市场需求信息，并根据自身条件和意愿，有选择地参加培训项目。另外就业部门还要建立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系统，根据农民工的需求，科学设置培训项目，丰富培训内容，采取长训、短训与学历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走农业技术培训和二、三产业技能培训并举的路子。
（三）规范与拓宽农民工培训市场。
局，以专业化的培训机构为培训承办主体，进行企业化运作，这样才能够为农民工培训开辟更大的空间；三是灵活设置培训场地，积极构建县级、乡镇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并以此为主体，将培训场地延伸和辐射到村社，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安排培训项目，使广大农民工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到职业技能培训，既能节省时间、节省交通、食宿等费用，又不耽误农活，既方便农民工参加培训学习，又提高参训的积极性。
（四）完善培训资金投入机制。
建立并完善农民工培训投资分摊机制，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进行，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首先，政府对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开发人力资源负有重要职责，因此，政府应预留足够的培训专款，并保证专款能及时、有效的用于农民工培训。其次，农民工素质的提高、技能的增强能使所在企业直接受益，因此，培训应以企业的需求为主体，同时，也应该根据企业的招工情况收取一定的培训费。再次，农民工参加培训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资本，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培训、鉴定、招工联动机制，引导农民工积极投资参加培训，同时，金融机构也可以提供小额低息贷款帮助农民工在就业前接受职业培训。
（五）加强农民工培训督导。
主管部门应建立农民工培训效果评价机制，定期对开展农民工培训的各类培训机构的专业设置、培训内容、课程课时安排，招生情况，学员结业率、鉴定合格率、就业率、培训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调查统计，并及时向社会公布，以构建评价制度为契机，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督导检查。防止培训时间，内容和人员不落实、培训走场，培训与就业不对路，甚至借培训之名，套取政府培训补贴经费，损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等问题发生.
农民工是xx区的新型劳动大军，在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成为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屡有发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对我市的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结合爱民实践大走访活动，就当前xx区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及因农民工就业困难而可能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倾向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研判。
目前，在xx区务工的外来农民工约2万余人，大多从事建筑、加工、服务等劳动强度大、收入报酬低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我区的建筑工地、工厂、饭店、娱乐等场所。外出务工人员6万余人，主要是在北京、广州、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从事制造、建筑、加工、电子产品生产等工作。
当前，xx区农民工具有以下特点：
（一）经济上贫困，生活质量低下。
当前，我市6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30％左右月收入在800～1200元之间，只有少数能拿到1500元以上的工资。经济上贫困决定了生活质量的低下，农民工衣着简朴、粗陋，一般都暂住在工地、厂区或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少，基本上处于一种工作、吃饭、睡眠的生活状态。
（二）中青年居多。
xx区的农民工中约80%是中青年，留在家种田的大多是老人、妇女。
（三）文化水平普通偏低、职业技能差、谋生能力弱。
农民工大中绝大多数为初中毕业，少数为高中毕业，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农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建筑业和加工业等几大领域，从事普通的劳务性工作，对职业技能没什么要求，收入不高，在城市生存能力较弱。
（四）法律意识不强。
xx区农民工中很多人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在学校学到的法律知识很少，从各种途径接受的法律宣传教育少，法律意识普遍不强。
（五）具有群体性特征。
农民工一般都是属于一个地方或区域的，经朋友、老乡等介绍工作的，很少有单个农民出来打工，呈现群体性的特征。
自20xx年下半年以来，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逐步凸显出来，一批中小企业倒闭，就业机会减少，xx区外出务工人员逐步回流，从而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外出务工人员大量返乡的同时，有一部分不良人员也随之返乡，并将外地恶习带回，给本地治安带来压力。
二是外出务工返乡的人员大多为家里的“顶梁柱”，失业就等于丧失了经济来源，特别是xx区的偏远乡村，家庭孩子多，“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增大，部分人容易铤而走险，产生过激行为，做出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的事。
三是有的外出务工人员长期在外务工，长达数十年之久，在外务工过程中的现实表现本地公安机关不甚了解，可能存在负案在逃或是曾经有过违法犯罪行为人员。
四是今年的就业形势严峻，加之有的单位不讲诚信拖欠民工工资，而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和相应救济手段还很不完善，恶化了农民工生存环境，从而诱发犯罪。
二是以“大走访”活动为载体，扎实开展农民工返乡情况的调查工作。结合“大走访”活动，组织民警深入辖区，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入户调查，并召开村（居）委座谈会等，全面摸清辖区返乡农民工情况；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仔细梳理归纳农民工返乡原因，并全面掌握返乡农民工在生产、生活方面的现状，了解其思想动态；加强同返乡农民工的沟通联系，交心谈心，身体力行为其解决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行动上、言语上正面加以引导。对有不良行为与不良嗜好的人员进行彻底摸排，并积极依托基层群防组织加强情报信息收集掌握，对重点人员要钉死、看牢，防止其趁火打劫，危害社会。
三是建立情报信息分析研判机制，做好社会舆情的监控工作。对目前尚未出现的但可能会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制定应对预案，超前采取工作措施，努力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力争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对辖区的社情进行有效监控，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各类影响社会稳定的言论，坚决遏制过激行为，确保辖区社会稳定。
四是强化法制辅导，变盲从为遵从，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遵纪守法意识。加强对外出务工返乡人员的法制宣传工作，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组织民警将农民工必知的有关法律知识印制成小册子或卡片发放到农民工手中，让农民工做法律的明白人，自觉维护其正当权益。建立法制辅导员，定期开展法律知识讲座。组织农民工开展法律竞赛等有益活动。切实提高其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意识，帮助他们牢固树立“失业不矢志”的理念。
五是加大查处侵害农民工权益案件的力度。积极协助工商、劳动等部门，严厉制裁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配合相关部门，为农民工增加就业，并给予有实际困难的群众以保障、扶持，缓解严峻的社会形势。加强街面及治安复杂场所的治安巡逻及治安防控工作，保持高压态势，遏止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营造一个有条不紊的、和谐的、良好的外部治安环境。
们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传承人类文化、向社会提供消息和娱乐为己任的都市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存在着失衡的状态。
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工的污名化现象普遍存在。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在某些报道中似乎这些就是农民工的特征，一个地方一旦发生了刑事犯罪，人们也总是首先将怀疑的目光投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中国传播学会会员、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博士生李红涛曾对《工人日报》、《北京晚报》、《成都商报》三份报纸一年间的112则报道样本做了内容分析，结合“以农民工为主角的个体事件报道中的事件类型”，考察了“农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结果发现，农民工在媒体报道中完全纯负面形象的比例为9.8%，若将负面形象与“被侮辱与被损害”形象中偏向消极的形象建构累加起来，应该在20%～25%之间。在个别事件的报道和一般化的对农民工形象塑造中，都存在着对农民工污名化的倾向。
在媒介视野中，农民工被塑造成为主流群体的“他者”而存在，他们被认为是弱势的、病态的群体，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农民工的讨薪欠薪难题、农民工权益保障、政府部门有关农民工问题的会议和政策、社会治安和刑事案件等相关议题，不难看出，报道中农民工被打上无力、无能、需要扶助等弱势形象的烙印，被定位在“需要拯救”的刻板印象中。
媒介中的农民工失语现象。
面向城市人群的都市报近xx年来发展迅猛，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有至少1～2家都市生活娱乐类报纸，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受众只拥有一家全国性的日报。而流行杂志所面向的读者群是城市中产阶级；广播电视节目的策划追求中产阶级的格调和口味；号称新媒体的网络不仅在入口处就已经设置了经济文化的多重障碍，而且各网站的定位有着更明显的城市化、年轻化、小资化的取向。根据一项外来劳工社会研究项目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中有40%的人平时参加打牌、逛街、喝酒一类的娱乐活动，35%的人平时没有娱乐活动，只有25%的人平时有看电视、上网、读书报等媒介接触行为。这样的情况表明，愿意接触媒介的农民工并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媒介针对弱势群体的节目太少造成的，媒介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农民工形象被曲解的深层原因及后果。
传媒对农民工的歧视，最本质的原因是传媒产业化促使传媒极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他们常常或主动或被动地将信息资源交由市场规则来进行分配。出于信息成本的考虑，他们到农村去获取新闻信息的成本远远大于在市区内，而收益却非常小。所以，农民工的信息表达权就在这样的经济利益权衡下丧失了。
其次，城市市民的观念向媒体流动，导致了媒体对这一城市外来群体的歧视。很多城市人自视甚高，认为农民工的素质低，为了迎合这些市民的论调，媒体的宣传也逐渐趋向与市民一致，在报道上歧视农民工。
第三，媒介产品的消费者是双重的，第一重是被受众消费，他们消费的是媒体的实体产品，即报纸上的新闻或者电视上的节目等；第二重是被广告客户消费，广告客户借助媒体在受众中形成的注意力和知名度，付出一定的金钱来获得一定的时间或空间用以宣传自己的产品。媒体的第二重消费尤其重要，因为媒体需要这些收入来获利。而广告商在选择媒体的时候，除了媒体的知名度以外，更会在意媒体的受众是否和自己产品的目标消费者相契合；而从购买力和影响力上来说，农民工不是合适的对象，相反大众媒体更在意的是主流人群，也就是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所以农民工的话语表达空间就牺牲在媒介的市场逻辑之下了。
谭诚训认为，农民工的社会形象错位，是由媒介无形中产生的城市视角造成的。媒体只报道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弱势形象，而他们的强势形象却一直被忽略。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集中反映出我们媒体中存在的那种偏狭的城市视角。通过这样一种偏狭的视角，农民工在媒体上呈现的只能是弱势和边缘的一面。
作为现实状况，传媒歧视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但是传媒歧视的长远影响不但会日益加剧社会的知识信息鸿沟，破坏平等公正原则，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和扭曲大众传媒自身的发展，导致传媒最终丧失作为公共领域的价值。
都市媒体如何平衡农民工群体的报道。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媒介作为社会整合的纽带，加强社会各阶层的交流、理解和融合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今后的农民工报道中，媒介应该多给予他们关注，全面描绘他们，一方面加强主流人群对他们的理解，另一方面帮助他们寻找社会认同感。
首先，不要把农民工仅仅看作是农民，而要把农民工看作是城市人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一个强大的利益诉求的表达阵地，让大众传媒发挥社会利益平衡器的作用。其次，都市媒体在确立受众定位时，应该扭转城乡二元体制下养成的思维方式。再次，媒体的报道要多联系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和合同法等，帮助民工维护他们的权益，而不应该只沉迷于事件的冲突性，追求报道的刺激性。现在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一些相关法规，将会更多地出现在民工权益报道中，成为新闻点，这样的民工报道将更有指导性和实用性价值。
为全面掌握辖区劳动力就业形势特别是农民工节后返岗就业情况，龙眠街道通过实地走访、电话问询等方式对节后农民工返岗情况和就业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摸底，并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形成调研报告如下：
龙眠街道辖6个行政村、7个社区，街域总人口5.4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65万人。通过调查统计，20xx年，龙眠街道在市外（桐城市外）务工人口0.66万人，返乡约0.48万人，市内本地农民工约0.2万人。农民工节后返岗就业形势稳定。其75%的农民工已返回工作岗位，15%的农民工处在留乡创业、就地择业两者间徘徊，10%的主要来自山区的农民工准备待茶季结束后再外出就业。省外就业主要分布在北上广和江浙一带，约占出省就业人员的70%。年龄构成上，以70后为主，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队伍正在壮大中。外出人员与总人口的比例距离城区较远的山区村较大，如街道黄燕村总人口数是1442人，外出务工大约600多人。根据调查，外出务工人员从事的行业只要集中于传统的建筑和装潢行业，其中涌出很多如东盛村的杨海在上海的统帅集团那样的规模企业和成功人士。在20xx年街道和各村居举办的在外杰出人士恳谈会上，不乏农民工的优秀代表。
1、节后农民工返岗率渐降。根据电话调查问卷分析，接受调查的300名农民工中有220名表示春节后会返回现在岗位工作，48名不会返回，32名目前还不确定，返岗率达到75%，距离上年度下降8%。愿意返岗的原因中，有50%的农民工是因为习惯了作业内容和工作环境，35%是因为所选择的城市更有利于自身学习提高和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培养，10%是由于返岗单位工资待遇好，5%是因为购买了住房及其它原因。返岗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外向型经济走低，造成就业、待遇等都不稳固，因此更多的人在无法保障稳定就业的情况下愿意选择回乡就业和创业，本地企业不断提高薪酬待遇，改善工作环境，满足了农民工对务工生活的心理预期，就近就地就业趋势加大。
2、农民工就业选择和利益诉求多元化。随着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的壮大，就业选择从传统的建筑工地更日趋倾向于安全、舒适的工作。因此建筑行业、作业环境脏乱差的行业对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逐渐变小。农民工就业的领域更广，大概40%的农民工进电子厂、服装厂，类似“产业工人”，另外60%广泛分布装潢、餐饮、物流、建筑工地等行业中。对第一代农民工来说，“提高工资待遇”依旧是该群体最大的诉求，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的诉求更加多元，薪酬高低已不再是他们找工作的唯一标准，他们更看重工作环境、生活品质、职业发展等因素。
4、用工难和就业难同时存在。根据街道不完全统计，龙眠辖区内工商业总的就业大概1万多人，全市估计10万人。大量农民工外流让我地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不同程度的用工荒，经政府多方协调解决，尚有不少缺口。综合全市农民工就业形势，劳动力总量充足，但“合适”的劳动力不足，结构型短缺已经成为新常态。经过多年发展，龙眠辖区形成输送机械、羽绒家纺、包装印刷、电线电缆和农产品加工等五大产业，需要大量高素质、复合型的人才，在本地很难招到熟练和充足的员工。
1、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议市级层面结合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研究制定农民工创业政策，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创新创业引导基金等方式积极引导有技术、有资金、有创业能力的返乡农民自主创业，发展乡村特色餐饮、旅游、服业等三产融合产业。结合桐城近年来形成的产业集群和产业发展实际，鼓励经济开发区、各镇街工业园项目建设农民创业园、科技孵化器、小微企业创业孵化基地，为创业者提供创新创业平台。进一步健全返乡农民工创新创业工作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支持和配套服务体系，从而扎实推进“农民工回乡创业工程“。
2、着力提升就业技能。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都中学毕业后直接外出务工，既没有老一代木工、瓦工、钢筋工的专业技术，所从事的也大都是力气活，要化解“用工难和就业难”这一矛盾，需大力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工提升就业技能，促进农民工就业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也为企业用工找到“合适”的用工对象。
3、完善就业服务体系。针对务工信息传输不畅通，乡村劳务人员基本得不到正规渠道信息等情况，加大市、镇街、村居三级就业服务平台建设力度，强化平台职能，全力做好信息发布、公共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和推荐培训等工作，定期举办各类劳动力招聘会。加大企业空岗报告制度的推广完善力度，使各大园区劳动用工供需情况掌握在劳动就业部门手里，发挥好基层基础平台的“穿针引线”作用，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精准的服务。
4、优化企业用工环境。近年来，外出务工的性价比越来越低，与此同时，地方经济逐步发展，家乡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工就近就地择业就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但多数农民工普遍反映，本地企业上班时间长，工资低，假期少，因此规范企业用工，及时查处不签订劳动合同、拖欠工资、超时加班等损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行为，依法保障员工的正当权益势在必行。
5、营造返乡创业氛围。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为彻底解决乡村人口大量外流，村庄日益凋敝的事实，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这项工作尤为重要。为此，建议每年要充分利用春节这一契机，举办专场招聘会，发放返乡创业政策宣传单页，面对面向前来咨询的返乡创业人员讲解各项扶持政策。广大镇街干部进村入户，大力宣讲国家各项惠农政策，利用乡情、亲情、友情和我市驻外招商机构及行业协会鼓励农民工成功人士返乡创业，增强外出务工人员建设家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大力选树农民工创业成功典型，在返乡农民工中，培养和挖掘一批乡贤，发挥乡贤文化的道德张力，使尊重农民工创业、推崇农民工创业成为全社会的良好风尚。
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生根和惠农政策的逐步普及，农民工长期向城市和发达地区单向转移的旧格局将会逐渐被打破，必然会呈现出双向流动的新局面，“返乡潮”则为期不远。
20××年“两节”期间，农民工到因农民工工资未及时支付个访、集访共20余件次，涉及金额1201。1万元。20××年“两节”期间与去年同期相比投诉率上升了15。9%，金额上升10。8%，人数上升51。7%。不包括农民工到区城乡建设委，区人社局劳动监察的大队投诉的农民工问题，堵高速路口等方式，在城区发生一次。城区堵交通干道的行为在北环路，三环路数次发生，同邦。国际城数次发生民工拉标语、敲盆子等方式上街游行。
其中工程项目有政府项目，也有私营工程，如示范街道及背街小巷改造提升工程，房地产开发工程，工业园区厂房建设工程，巴渝民居改造工程，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就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会议要求各融资平台，国有公司，行业主管单位等要及时监督，按照“业主负责、属地管理、行业主管、部门联动”等方式保证工资按时发放。层层建立预警排查机制，层层落实责任制，层层落实专人，筹集应急资金，及时发现和妥善解决工程款及民工工资支付投诉问题。
有房地产开发项目受国家政策调控影响，也有融资市场的限制，支付压力逐渐加大，有个别劳务公司恶意欠薪，或者劳务公司因工程接近收尾，以追讨工资为名，雇请民工帮忙追讨保证金及工程尾款等行为。
根据20××年“两节”期间信访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项目资金不到位。因银行银根一度紧缩，使得资金融资难，筹集资金不到位。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资金跟不上建设的进度，到了支付工程款的时间或结点，建设单位无资金来支付进度款、结点款。由此直接给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以及劳务班组造成巨大的支付压力，或以各种借口不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导致农民工工资支付矛盾纠纷增多。
（二）是合同履约难度大。按合同约定执行是整个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也是日常管理工作的依据。一方面，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在选择施工企业，施工企业在选择专业承包企业或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在选择劳务班组的时候，由于这些企业的实力和信誉度参差不齐。实力雄厚和信誉度好的企业都能严格履行合同，也能顺利应对市场中的各种风险。遇到经济实力差和信誉度差的企业，他们会以各种形式和方法给建设单位或施工企业或劳务公司施加压力，逼迫建设单位或施工企业或劳务公司提前履约支付款项。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劳务分包合同、劳动用工合同签订不规范，甚至有的工程项目根本就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只有口头约定。导致争议、纠纷不断，给处理这方面的信访问题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三）工资监管力度差。目前，建设行业农民工工资支付程序主要是建设单位支付给施工总承包方、施工总承包支付给劳务分包、劳务分包支付给民工班组、民工班组支付给农民工。部分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劳务分包在划拨工程款时，未遵循优先保证农民工工资的原则。即使建设单位在已按合同给定支付工程款后，下属分包单位未直接支付给民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隐患仍然存在。从中反映出工程项目对农民工工资监管乏力。
（四）建设秩序不规范。部分项目在施工管理过程中，施工管理人员配备不齐，管理制度不健全、责任未细化不明确。工程项目管理不力，导致工程款结算和农民工工资支付中诱发争议和矛盾纠纷较多。
（一）是加强项目资金监管。为了杜绝和减少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拖欠事件的发生，积极探索防止拖欠的方法及措施。从源头上防止拖欠。严格执行项目资金和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对资金达不到规定比例或后续资金没有保障的经营性工程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坚决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不批准其开工建设。对拖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的工程，不予竣工验收备案。全区各类工程项目的主管部门，要尽快成立处理民工工资应急方案，及时发现和妥善解决民工工资投诉问题。
（二）是落实工程建设信用评价体系。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认真落实建设领域“工程建设信用评价体系”，利用“市场评价”、“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合同履约”、“市场行为”四个评价体系，重点是参建单位的“合同履约”情况。采取房屋建筑多层不得少于2次评价（即基础完成评价一次、主体封顶评价一次），高层不得少于3次评价（即基础完成评价一次、主体完成一半评价一次、主体封顶评价一次）；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采取建设进度过半一次，结束一次，加强对我区在建工程项目的动态监管。对存在有农民工工资支付拖欠行为的工程项目，立即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力的工程项目，采取建管、质量、安全、造价管理科室、站、所联动，限制该工程活动的继续进行。
（三）是健全农民工用工体系。区人社局要积极探索农民工用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切实加大对农民工用工情况、用工合同签订的动态监督管理力度，随时掌握工程各阶段、各工种的农民工用工情况。切实有效地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对农民工工资支付实行“月结月清”制度，农民工工资支付由建设单位和用工单位负责落实专人监管。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每月由用工单位以工资名册的形式向区人社局劳动监察的大队报送备案。
（四）是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首先相关部门要强化建设工程项目招标投管理，重点是在资格审查中，要确保建设单位择优录取实力雄厚、管理规范、信誉度好的施工总承包企业，坚决打击挂靠、围标、窜标行为。其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加强对施工合同及履约情况的监管，合同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均表现在对合同的事后监督，通过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方式对合同备案后的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及早发现未按照合同进行履约的情况，避免造成承发包双方的扯皮事件，即时予以纠正，避免更大的损失，维护合同双方的利益，对不按照合同执行的主体应视情况给与一定的处罚。再次，涉及施工现场的管理部门，要强化施工现场的监管，重点是管理人员的到位情况、从业人员持资格证上岗情况、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现场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管。
（五）是落实清欠工作责任制。清欠工作在今后几年的工作中任务非常艰巨，是关系我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区委、政府一定要把他摆到重要的工作日程上来抓。必须进一步完善健全清欠机制，以目前已经建立的清欠机制为基础，以《刑法修正案》第四十一条规定支撑，以打击恶意欠薪和恶意讨薪为重点，以“业主负责、属地管理、行业主管、部门联动”为原则，层层落实责任，落实专人，继续推进清欠工作。特别是要加强融资的力度，确保工程项目资金到位，切实维护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广义的农民工，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也包括在区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本报告的研究范围，主要是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既外来人口。
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关心的大事。各级党委、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近年来采取多种措施，为维护农民工权益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工权益保障仍存在诸多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部分农民工采取过激行为的维权事件不断发生，对社会稳定、和谐社会的建立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笔者作为**镇总工会主席，从工会在农民工维权中如何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的角度进行调研。本次调研对象是**地区的农民工，举行农民工座谈会2余次，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78份。
农民工这一充满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巨大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亿万农民走出田间、走出乡村，进入工厂、进入城市，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创造着自己的新生活，创造着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1、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根据本镇外口办最新统计指出，截至六月底，**镇总外来人口数量95535人，其中从业人数75055人，占总数的78.6%；年龄在18岁至49岁之间占总数的89.6%；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是84.1%，高中文化程度的比例是12.1%，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所占比例是3.8%。可以看出，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比较轻，也是农村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群体。他们思想活跃，向往城市生活，有强烈的外出就业冲动，也较为容易适应现代工业生产要求，但是总体素质仍然偏低，多数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
2、以自发性外出为主。目前，农民外出务工主要依托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信息网络。调查统计显示，88％的农民工通过自发方式外出，有组织外出的仅占12％。自发性外出主要靠亲友介绍或帮带，就业成本低且成功率高，这也与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的渠道少、对社会职业中介机构诚信的认同感低有关。近年来，通过政府或中介机构组织和介绍外出就业的农民工逐步增多，但仍然不是主要渠道。
3、以务工为主。统计至今年6月底，本镇农民工务工人数占从业总人数的78.1％，在建筑业就业的占4.1％，经商的占17.5％，务农的占0.3%。
4、对工会组织概念模糊。调查显示，对于工会组织知道大概的占调查总数的87.4%，对于未建立工会的单位，在问到是否希望建立工会组织时，无所谓的态度占75.9%，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不了解，与自身发展无关等。
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增强，但法律知识欠缺。通过与农民工直接对话和问卷调查，自我评价为稍具有一点维权意识的占92.9%，维权意识很高的占3.5%，仍有3.5%的人认为维权意识很差；在权益受到伤害时，有83%的人想到维权。
用工单位从不拖欠工资的占97.7%，交纳保险的占75.6%，但没有交或不清楚情况的仍占24.4%；对于高温补贴给付，没有或者不清楚的占55.6%。我们感到，目前农民工维权意识在增强，但法律知识跟不上。虽然对劳动人身安全和防范措施普遍看重，在权益遭受侵害后，也知道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但在具体维权法律程序和方法上却陷入茫然，甚至不得已而放弃。
现行立法中有关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199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务院、劳动部及省、市有关部门制订和颁布的相关配套法规、规章。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现有法律法规在内容上，可操作性上存在局限性和滞后性，已不能满足妥善处理保护农民工权益的需要。在农民工劳动关系、工资收入、社会保险、人身保护方面的规定不够完善，缺乏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难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国务院颁发的《法律援助条例》，对农民工的工伤事故、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人身伤害事故等追索医疗费和赔偿的法律事项，尚未列入《法律援助条例》受援范围。这使得有关部门在进行农民工维权时常因缺少法律依据，工作难度大。
农民工就业渠道不畅，目前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通过职业中介机构，由市场调节方式实现。相当多的职介机构规范性和诚信度较差。通过中介组织介绍就业的农民工比例很低，只占到调查总数的20.2%。第二种，通过组织输送实现。由于政府的服务职能尚未真正就位，由此实现就业的农民工比例更低。超过70%的农民工是通过第三种方式，即自谋职业。存在盲目性大，管理失控，劳动关系难以确认，情况复杂混乱等情况。
劳动保障部门主管职业中介，人事部门主管人才交流中介，两种中介并存于劳动力市场，统一的市场被人为的划分。因而形成多头、多级审批和管理，不利于规范和有序管理。部分以欺骗求职者骗取钱财的中介机构，扰乱了劳动力市场秩序，对非法中介活动的打击，劳动、工商、公安等部门联合治理力度不够。
由于农民工的特殊性，尽管仲裁机构与各级法院采取了各种措施降低仲裁和诉讼门槛，但对大多数农民工而言，维权时效与诉讼成本仍然较高，使其仍难以承受，农民工即便胜诉，支付的成本与收益之间也严重失衡。由于维权成本高，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伤事故拒绝赔偿等侵权事件发生后，通过劳动争议仲裁或民事诉讼的比例很低。大量的非诉案件，农民工或无奈放弃，或用非正常方式去谋求解决。
由于条块分割，各自为阵，缺少统一的机构和协作机制，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与社团组织等维权主体虽然有一些小范围的协作和配合，但总体来看，在协调配合上还不适应维权需要，维权资源还未有效整合，综合维权优势还未形成。在财力、人力上，维权经费和人员配备的缺口较大，使部门职能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农民工的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虽有一定增强，但由于其文化层次较低，处于弱势的农民工为了保住饭碗，对于用人单位拒签劳动合同，也听之任之。有些农民工为了保证择业自由，自己也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一旦发生侵权事件，农民工自身证据缺乏，加之取证困难，导致其合法权益难以受到法律保护，不利于维权工作开展。多数农民工职业技能单一或无技能，仅具有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对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工作则难以为之，形成就业的结构性障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具有中级及其以上职业技能资格的农民工，就业率超过80%。相当部分农民工对参加社会保险认识不足，只注重眼前经济收入，不愿花“小钱”购买保障长远利益的综合社会保险。
一是要加大劳动监察力度，依法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依法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使用农民工的企业要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按时足额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要加大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监察力度，对违反国家规定，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或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查处。二是要解决最低工资制问题。制定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并与城市居民的最低工资标准结合起来，体现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原则。三是要探索适合农民工实际的社会保障制度。要研究制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确保他们因工伤亡后及时得到救治和补偿。四是要建立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享公共管理服务的机制。取消对农民工的不合理收费，尽快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适度满足和保证农民工的基本精神文化需求。
一是加强对农民工的安全知识培训，使他们充分了解应当如何做到自我防范和保护，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二是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企业劳动保护措施。劳动保障部门在检查劳动合同时，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岗位，要督促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并在合同中写明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岗位待遇。三是加强农民工职业病的监测和预防。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职业病的监督检查和治理工作，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权益。四是安全生产和卫生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状况的日常巡查，督促各类企业加大对安全生产的投入，改善现场作业条件，健全安全防范、劳动保护措施，对有毒有害生产岗位加强安全监控；对无视安全卫生条件和侵害农民工安全健康权益的单位及时责成整改、纠正。五是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农民工数量较多的企业要建立农民工集体宿舍，保证农民工居住场所符合基本的卫生和安全条件。六是发挥安全生产监督员队伍的作用，把农民工吸纳到安监队伍中来，及时消除生产中的安全隐患。七是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女职工权益，严格禁止使用童工。
集体合同对企业和企业全体员工具有法律约束力。使用农民工的用人单位，应针对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工资偏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拖欠工资矛盾依然存在、劳动时间长、生产条件差等问题，通过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规模较小的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签订区域、行业集体合同，规范用工行为。
农民工在劳动合同中有关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的约定，不得低于集体合同规定。工会要督促单位并做好积极的引导。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是基层工会组织的重要职责，要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吸纳农民工加入工会，使农民工的正当要求有一个正常的反映渠道。对伤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现象，用人单位要及时纠正，农民工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的，工会应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
就目前来说，最紧要的是推动调节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劳动法》的修改。同时也应制订与之相适应的、相配套的劳动法律法规，使劳动关系的调整等方面都能做到有法可依，为农民工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以适应维护这支庞大劳动群体群英和社会的稳定。
一是应以提高职业技能为重点，突出加强职业技能和法律政策培训。要以市场为导向，科学设置教育培训内容，使农民工基本掌握一至两门实用技能；二是在法规政策方面，着重使农民工增加劳动保障、安全生产、利益诉求等方面的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提高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能力。
综上所述，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群体，他们收入低下和权益缺失的状况如果不能尽快地得到有效改变，他们中的多数人如果不能逐步转化为正规的产业工人和安居乐业的市民，中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和扭转，农业弱质、农村落后、农民弱势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将会延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
因此，要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同时，又要看到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农民工问题，是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必须用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必须从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统筹解决，必须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有针对性地逐步解决。
受国际金融风暴的袭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部分外向型企业正在遭遇“成长的烦恼”，限产、停产或者外迁。出口企业订单减少、利润下滑，许多大中型制造企业也迅速收紧扩充步伐，导致大批工人被裁，或被迫休假，致使部分农民工纷纷踏上返乡路程，提前归家的现象。最近，我局农调队对返乡回流农民工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报告如下。
1、返乡回流总人数。我们对所辖17个乡镇的315个村进行了摸底调查。20xx年前三季度，全县外出务工人数为9.5万人，其中在省外务工的6.5万人，截至12月底，全县共返乡回流约5200人，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5.5%。
2、返乡回流时间。今年，农民工返乡时间明显早于往年，过去一般在春节前后10天以内，今年返乡的启动时间至少提前了1个多月，长的达到90天以上。
3、返乡回流农民工年龄结构。据统计，返乡回流农民工中，16-25岁占10%，26岁-40岁占32%，40岁以上占58%。由此可以看出，外出务工人员回流的以36-50岁的大龄农民工为主，部分从事高体力，低技能工作的农民，因文化水平较低，失业后，很难在当地再找到新的工作。
4、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地域及行业分布。返乡回流农民工集中在沿海及珠三角、长三角和我国北方，其中以沿海一带为主，占65%以上，县内返乡人员在2%以内；返乡回流农民工中85%以上来自对外出口和中小型企业，其中，从事制衣业、玩具业、机电业所占比例最高，达到65%，其次为建筑业，占20%。
5、返乡农民工工资情况。调查表明，65％的农民工工资能够按时足额发放，23.6％的工资不按时但可以足额发放，两者累计，高达88.6％的农民工工资可以得到足额发放。由此可见，在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努力下，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已经得到较好解决。但在调查中，部分农民工对现有的按年度或项目结算工资的方式颇有怨言，希望按月发放工资。调查发现，农民工收入状况有所改观。被调查者中，平均月收入在１５００元以上的占40.7％，收入在1000元至1500元的占４４．０％，两者合计，八成以上农民工月均收入超过1000元。61％的农民工对收入状况表示基本满意。调查分析认为，目前全县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为1420元，而农民工的月均收入多集中在千余元，这相对于城市用工来讲明显偏低，加之农民工工作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其付出和收入并不成比例。农民工之所以对其收入状况满意度较高，究其原因，关键是其对进城务工的期望值较低，虽在城市务工，但他们仍以在农村务农收入为参照，所以比较容易满足。
6、返乡农民工回流的原因。企业经营不景气是农民工提前返乡的主要原因。据返乡农民工反映，农民工提前返乡主要是其所在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多出现破产、停工、歇业等情况所致。如安福镇望城村的农民工周尚松说“：十几年过来，都是下半年这个时候最忙，唯一今年10月份就已经接不到活干了。”其所在工厂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外订单明显减少，工厂开工不足或停工，对工人或是放假，或是采取自然裁员，特别是十月份以来，开工时间不足一半，所拿的工资已不能维持正常生活，二是外出务工相对收入较低。据调查，目前外出务工人员工资收入一般在1000元左右。据太浮镇王化村的杨振国说，他在深圳三和兴玩具厂务工，月收入一般在1200元左右，但每天必须工作10个半小时，而且每月只能休息2天时间才能拿到这么多，如果按正常工作时间，月工作22日，每日8小时，那么他们就只能拿到月800元的底薪。而且工厂每月还要扣住宿费等。由于城市生活费用较高，又一时难以找到工作，被解雇的农民工只能选择返乡。三是国家最近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如国家1000亿投资计划的出台以及新的土地政策，对农民返乡具有吸引力，让他们感觉在家乡也可能存在发展的机会。
这次农民工返乡带回来的不是消费和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而是再就业的困难和基层工作稳定的压力，这些思想活跃的农民精英该如何管理成为摆在基层政府面前的新课题。近年来，进城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民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工集中返乡，意味着众多农民家庭收入锐减。大部分农民工返乡，让我们得以再次思考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富余劳力如何培训，如果行之有效，不失为转“危”为“机”的新契机。
为帮助返乡农民工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有效缓解他们的失业之痛，xx县委、县政府制定了返乡农民工帮扶计划，拟定了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实施方案，切实为农民工搞好“五送”工作，即：送岗位、送信息、送培训、送政策、送温暖。引导返乡农民工自主择业、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并采取以下七项措施，帮助返乡农民解决实际困难。
一是全力为返乡农民工开展职业介绍服务。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多方联系用工单位收集岗位，针对返乡农民工的实际，进行个别推荐和进场求职相结合，千方百计为他们找到适合的岗位。
二是免费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使返乡农民工具备用工单位所需掌握的技能。
三是积极协调配合工商部门，为返乡农民工创业开辟“绿色通道”，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四是积极协调配合税务部门，为返乡农民工创业落实相关税费减免政策，切实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减负。
五是举办创业人员经验交流座谈会，以点带面进一步促进返乡农民工实现自主创业，自谋职业。
六是积极帮助吸纳返乡农民工的企业落实优惠政策。对吸纳、安置返乡农民工就业的企业，按其安置返乡农民工人数，帮助其向县小额贷款中心争取人均不超过4万元，贷款期限2年的小额担保贷款。对吸纳返乡农民就业的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为农民工交纳了保险的，通过“绿色通道”提供社会保险补贴，促使更多企业招用返乡农民工，降低用人成本。
七是对生活确实存在困难的返乡农民工，积极协调民政部门，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的，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对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返乡农民工，给予一次性救助，妥善解决其生活困难问题。
20xx年四季度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伴随着危机进一步蔓延，对我市农民外出务工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市农民工非正常返乡人员增加，务工收入下降，农民工外出就业形势严峻，给我市农民持续增收带来压力和困难，引起各级领导及相关部门高度关注。为了及时了解我市农民工非正常返乡情况，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提供决策依据，近日，市统计局采取全面调查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市农民工外出务工情况及农民工非正常返乡人员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近几年来，我市农民外出务工从快速增长期转入到稳定发展期，全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规模不断扩大，劳务经济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截止20xx年底全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31.6万人，占全市农村乡村从业人员比重38.7%。我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凤台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13.7万人，占全市农村外出劳动力比重43.4%），潘集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8.7万人，占全市农村外出劳动力比重27.5%），毛集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3.1万人，占全市农村外出劳动力比重9.8%），大通区、谢家集区、田家庵区、八公山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及所占比重分别为：2.1万人、6.7%；1.9万人、6.0%；1.7万人、5.4%；0.4万人、1.3％。
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地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和建筑业。
据调查，截止到20xx年12月底，受金融危机影响全市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非正常返乡人数2.1万人，仅占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的6.7%，目前尽管从数量上来看还并未形成大批民工返乡潮，但综合多种因素分析，真正对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将在春节后，应引起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据对全市5732名非正常返乡人员的问卷调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全市2.1万非正常返乡人员中因为收入明显比金融危机发生前减少而返乡的占46.2%，所在的公司（单位）因订单减少而裁员或停产返乡的占37.1%，在外生活成本提高，继续外出打工不划算返乡的占7.6%，所在公司（单位）因经营困难而破产倒闭返乡的占4.5%，认为所处的打工环境明显不适应（包括：住宿不方便、孩子上学不方便、当地人岐视民工、工资不能足额及时兑现、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政策不配套、在当地受老板欺负等）返乡的占1.4%，认为其它原因返乡的占3.2%。
从年龄构成来看，全市非正常返乡回流农民工20岁及以下的占11.7%，21岁至44岁的青壮年却高达61.7%，45岁至54岁的占21.0%，55岁及以上者占5.6%。
从劳动力文化素质来看，受教育低的劳动力返乡的比重大，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包括文盲）以下返乡人员占全部非正常返乡人员的52.4%，初中文化程度占37.0%，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0.6%。
在调查中从长三角非正常返乡回流的占全部非正常返乡人员的30.0%，从珠三角非正常返乡占23.5%，从本省其它市非正常返乡回流的占14.3%，京津地区非正常返乡回流的占8.3%。
据调查外出务工时间的长短也是影响非正常返乡的主要原因，在调查中发现外出2－5年的劳动力返乡占到69.5%，20xx年当年外出当年返乡的占14.5%，外出6－10年的占12.3%，长年在外打工而非正常返乡回流的仅占3.7%。
据调查，在我市非正常返乡人员中从事服装加工行业的返乡人员占到22.3%，从事玩具加工行业的占到11.5%，从事电子行业的占到2.8%，从事其他工业的占到3.8%；从事建筑业行业的返乡人员占到26.8%，从事批发零售行业的回流人员占到19.8%，从事餐饮业的占到3.6%，从事交通运输行业的占到1.3%，其他行业占到7.4%。
据对返乡人员调查中发现，有81%的人员返乡后不能马上就业，仅有19%的人员在返乡后马上能够就业。
工资性收入一直是拉动我市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20xx年我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约4500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443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54.1%。据对我市非正常返乡回流人员调查了解，有95.8%人认为返乡回流后收入明显减少，其中：有48.3%的人认为每月收入减少20xx元以上；有27.9%的人认为每月收入减少在1500-20xx元；有9.9%的人认为每月收入减少1000-1500元；只有13.9%的认为每月收入减少1000元以下。
由于金融危机还在蔓延，我市非正常返乡回流人员春节后继续外出务工的意愿大大降低。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加深，我市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形势愈发严峻，我市农民持续快速增收的压力加大。
调查显示非正常返乡回流人员中有71%的人员春节过后不准备外出务工，仅有29%的人员在春节过后继续外出务工，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工对金融危机冲击下，外部打工形势不看好，对将来感到迷茫。
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当前经济运行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宣传，坚定各级政府与广大农民发展农村劳务经济的信心，困境之中困难之时，信心比黄金更加珍贵。同时进一步贯彻中央20xx年一号文件《关于20xx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要求的积极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切实解决当前农民工就业困难和工资下降等问题。中央在20xx年底追加的1000亿拉动内需的资金，我市积极争取了2.9亿元，主要用于煤矿棚户区改造和农村民生工程、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充分利用投资项目的带动功能，最大限度安置好农民工就地就业，努力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
“工欲其善必先利其器”，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农民工实用性、针对性的业务技能培训，帮助提高农民工业务素质和就业竞争力。在调查全市非正常返乡回流农民工对政府的建议和希望中，首先选择有关部门加强业务技能培训的高达64.8%，由此可见农民工对本身职业技能提高是多么急迫与渴望。
发展农村劳务经济是一项巨大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政府多个职能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目前实行的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的力度弱，解决困难问题有些力不从心等，建议市政府对现有相关部门力量整合，建立起调度有力协调有序的长效运转专门机构，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提高服务水平与服务效率。我们仅以农民工外出组织化程度为例，据了解当前我市农民工以老乡亲戚介绍方式结伴自发外出务工占绝大多数，而通过政府职能部门或市场中介形式组织外出务工的尚微不足道，我市广大农民工对外地务工需求准确信息和行情迫切渴求，并希望有关部门搞好信息服务，以便减少外出盲目性及辛苦求职的旅途奔波，减少开支。
外省、市有许多扶持和帮助农民工就业和创业的先进经验，我市可以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实际，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制订相关政策和措施帮助和支持农民工就业和创业。如：我市可否将失业返乡农民工在城镇创业就业人员纳入小额贷款扶持范围。是否对诚实守信企业在资金周转困难时，减免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入等。
注：1、由于目前国家关于农村外出劳动力及非正常返乡回流尚无统一的界定标准，为此我们结合农村经济工作特点及本地实际，确定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必须同时符合两条标准统一调查口径：一是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在空间上必须达到跨出乡镇及以上地域;不包括在本乡（镇）内由第一产业就地转入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因为此方面难以界定统计数据难搞准确），二是外出打工20xx年全年累计时间必须达到3个月及以上，全年累计低于3个月，视为临时工，属未成功转移不在统计之列。
2、对于受金融危机影响造成的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非正常返乡回流的统计标准我们规定是：20xx年10月至12月份因金融危机冲击引起外部经济环境变化而造成的非正常返乡回流，主要是考虑到了金融危机蔓延负作用于20xx年10月份方才显现明显，也考虑到新年返乡团聚，全国各地于20xx年元月中旬步入春运高峰的民俗传统等，不包括外出农村劳动力正常返乡过年，因家中私事或生病返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