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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年元旦假期，我拜读了卢梭的大作《社会契约论》，非常震撼。回顾xx年全年，我巨大的变化发生在，年初时坚定的集权思维，经过一年的搜索、阅读和思考，已经演变成了民主思维。尽管我已经不能清楚的回忆起是哪些资源导致我一点一滴的改变，但是无疑，微博的参与，加速了这一转变。而年度交关时的这一阅读，为我这一转变，提供了坚硬的骨架结构，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卢梭的思想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解决了民主的基础问题，且有宏观有微观。
首先，他肯定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承认每个人一旦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具有了生存权、财产权、选择权。这些权利是自然存在的，不应随便被其他生物非生物剥夺。而每个个体，都要捍卫自己这些权利。这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根本。
其次，他阐述了集体和契约的形成过程。虽然每个人都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但是由于风霜雨雪等自然力量、人际交互等都有可能威胁到人的基本生存，导致人的权利被损害，或者由于捍卫行为花费巨大的精力，甚至付出个人无法承受的代价。于是，人们自愿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集体。每个自愿组成集体的成员交出自己的部分权利和利益，由全体利用这部分权利和利益，捍卫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这样的结果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仍然得到保障，但由于集体力量比个人力量强大得多，使得每个人用于捍卫自己权利的付出，极大降低，从而腾出时间精力进行创造，产生更大的价值。这样，集体就在每个个体自愿加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而愿意加入集体的每个个体，与集体订立契约，加入集体中。
再次，他论述了法律的形成和政府的存在。需要指出的是，集体是为保障集体中每个个体的基本权利而存在的'，故集体需要一套具体的措施保障个体权利，这一措施即法律，而这一措施的形成即立法过程。从推理逻辑中可以看到，立法的主体是全体人民，法律的职责，是保障集体中每一个个体的基本权利。立法完成后，需要解决由谁执法的过程。由于全体人民共同执法效率低下，成本过高，于是卢梭提出由全体人民推选出一部分代理人，代表全体人民完成执法活动。这部分代理人，首先由全体人民推选；其次，其第一身份是全体人民的一部分，然后才是代理人，其本质上还是全体人民中的一个个个体，所以也受法律的制约；再次，它只执行执法的责任，不能代表全体人民立法；最后，它可以由全体人民重新推选。这些代理人，就组成了相对于这个集体的政府。这样的形式，使得政府外的个体能够从执法过程中脱离出来，从而全力从事其他创造活动。
卢梭在著作中，以共同体指代这个集体的全部个体，通过共同体的共性、每个个体的个性、政府组织的共性及其相对于共同体的个性论述社会契约思想。只有共同体的共性，是立法的决定因素，从而决定整个共同体的行为。由于政府的共性相对共同体来说也只是个性，所以政府不具有立法权。
卢梭认为，共同体（全体人民）应当定期举行全民大会，讨论以下议题：第一，是否继续需要政府存在；第二，这届政府是否可以继续任职；第三，政府执法过程中，暴露出哪些法律漏洞，需要共同体制定法律予以弥补。
此外，卢梭在著作中还论述了政府的规模、集权制君主制民主制政府的差异，以及以罗马为例论证了自己的理论。
以上所述是通读全文后，我个人所能理解的部分，不一定准确，也不一定全面，但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是我的学习所得，是我所建构的社会契约论。
第一，卢梭指出只要集体存在，集体的共性就自然存在，并以此制定法律。这是正确的，但是在多于一个人的情况下，需要通过交流与沟通才能发生联系。共性存在，但共同体并不能以共性制定法律，只能以被了解到、表述出的共性来制定法律，卢梭并未指出，这些共性通过何种媒介表述。
以上就是我对全书的理解以及我的问题。应该说，《社会契约论》使我征服，解决了我心中关于民主的很多基本问题。这一理论的社会认可度，决定了若干年后，美国《独立宣言》以此为基本理论基础。
最近重看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不同于第一次走马观花地阅读，这次刻意放慢了速度，细细研读，尝试去学习领会这位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最卓越代表人物的思想精髓。
《社会契约论》，又名《民约论》、《政治权利原理》，是卢梭最为知名的著作之一，其思想之深邃、影响之巨大，从《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这两部旷世宪法对其思想的无保留继承就可见一斑。对于这本书的概况，用卢梭自己的话再合适不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甚至可以说，《社会契约论》所要谈的，就是自由和枷锁的关系。在卢梭看来，整个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在于：能够找到一种结合的形式，使每一个结合者既能像以前一样自由，同时又会以自身全部的力量去维护和保障其他结合者的自由。就此而言，这种结合的形式就是卢梭所谓的枷锁，无形的枷锁，也可以称之为“理性的羁绊”，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羁绊，人们才不至于自由到损害他人的自由。
此外，关于民众和民意的阐述，也是有所不同。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相比，虽然都强调关注社会公众的利益和实现公众的价值，但是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更为注重民众诉求表达的权利和机制。比如卢梭给予正面评价的罗马公民大会，倡导的是一种民众的主动机制。而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信奉的“民贵君轻”，则是事先给定统治者是最高民意代表这一前提，讲求的是“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从民众的角度来说，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机制。
总体而言，对于这本大作，每次读都有不同的认识和感悟，需要长时间反复的解读和揣摩，但是有一个观念确是始终都在的，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点理性的羁绊。
几个月之前，我还连卢梭和罗素都分不清楚。《社会契约论》的名气之盛，虽有所耳闻，仍不知社会契约到底为何?有什么影响以至于经久传诵?对于卢梭的其它著作则是闻所未闻。羞愧!!!
弃精华，取糟粕。工科出身的我，对于社会科学的了解几乎是零。上学的时候除了专业书籍之外，唯一接触较多的也就是武侠小说。对于社会科学书籍，往往也是为了应付考试，考完就全部还给老师了。经历过硕士阶段的挣扎后，方始明白，对于生活来说，技术可能是非常次要的东西。有太多的东西等着我去了解。硕士最后一年，工作的需要让我慢慢开始接触一些逻辑科学、思维科学方面的书籍。到后面越来越痴迷于西方社会科学的著作，有点如饥似渴的感觉。
走马观花读了几本，总感觉收效甚微，内心开始急躁。便开始思考并向周围朋友们请教读书之道。多读、反复读、看书评、写书评、互相讨论、讲演，最终读透想透。这些都是不错的读书方法，但万事开头难，而无论什么方法，在没有深厚功底的情况下，都要经历一段煎熬期，渡过了瓶颈期，后面也会相对容易一些。想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也坦然了许多，少了一些浮躁。
除了上述几条读书方法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首先是读书的深度或层次问题。读书的出发点，目的是什么?是否纠结每一个观点论述的细节?是否搞清楚每一个观点论说的脉络?并非专业学者，读到那个层次算是有所收获?如果不搞清楚这些问题就很有可能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淹没于书籍中丰富的信息而不得要领。读书时这几个问题是必须要思考的。
其次，不同类型的书籍写作的风格和内容有很大的差异。关注的重点也应当有所不同。对于理论类书籍，关注的重点是(1)作者及其经历、写作的风格;(2)写作的背景;(3)方法论，写作的手法;(4)主要观点及论述的脉络(5)现实意义;(6)精彩片段。书评，读书笔记，可按此结构来书写。
此外，为什么要读书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经常听到对读书目的批判的声音，无非是人心浮躁，要么不读书，要么带着很强功利心。书店中最畅销的是成功学书籍…大有除了自己之外，其他人读书都目的不纯，level较低的感觉。对于这种批判，我是不大认同的。不排除有人读书兴趣使然，但大多数人读大多数书，都有目的。有人为了打发时间，有人为陶冶情操，有人为了更高的职位和更多的薪水，有人为了获得更多人的认同…不能因为目的的不同而对读书分高低，应以读书后的收获和作为定优劣。目的再崇高，读完之后一无所获或胡作非为都是不可取的。如果一个人为了打发时间，或为了高薪高值读书，读完之后不光有所获，还对自己和家庭，更进一步，对于社会和国家有所贡献，目的本身已经无所谓了。
《社会契约论》分为四卷。
第一卷论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契约
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秩序并非来源于自然。家庭是最古老和自然的社会形态;但是，父母与能够自立的子女之间的联系，有必要用一系列约定来维系。某些哲学家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奴役和统治是天然的，但他们混淆了原因与结果;如果有些人天生为奴，那么一定是因为有反自然的奴隶制度存在为先。社会秩序不可建立在强力的基础上，因为最强者无法一直保持强势霸权，除非他能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在那种情形下，权利与强力就要互换位置。如果必须要用强力使人服从，人们就无须根据义务而服从了;因而，只要人们不再是被迫服从时，他们也就不再有服从的义务。
约定是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这个论断，根据格老秀斯的理论，是人民转让自身自由的权利。转让就是奉送或者出卖。但一个使自己作另一个人的奴隶的人并不是奉送自己，他是出卖自己，是为着自己的生活。一个人无偿地奉送自己，是荒谬的和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行为是不合法的、无效的。即使一个人可以转让自己，他也不能转让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生来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属于他们自己，其他人都无权加以处置。格老秀斯为了替奴隶制度开脱，鼓吹征服者有权屠杀被征服者、或夺取其自由而赦免其生命。但战争不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的一种关系;战争的目的既是摧毁敌国，人们就有权杀死对方的保卫者，只要他们手里有武器;可是一旦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不再是敌人或者敌人的工具时，他们就又成为单纯的个人，而别人对他们也就不再有生杀之权。无人有权奴役他人，奴隶制和权利，这两个名词是互相矛盾的。
社会秩序来源于共同的原始、朴素的约定。当自然状态中，生存障碍超过个人所能够承受的地步，人类就被迫改变生活方式。人类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集合并形成力量的总和来克服生存的阻力。“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解决办法就是形成一个约定，使每个人都把自身的能力置于“主权者”的指导下。主权者是尽可能包括最多社会成员的、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共同体中的约定对于每一个成员都是平等的。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共同体可称为“国家或政治体”，至于结合者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有了这个契约，人类就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从本能状态进入道德和公义状态。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是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得到的一切东西的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
第二卷阐述主权及其权利
主权是公意的运用，不可以转让，不可分割。主权由共同利益所决定和约束，籍着法律而行动。法律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意的行为。虽然公意总是对的，但是它并非总是能作出明智的判断，因此也并非总能找到共同利益之所在，于是立法者的存在就是必要的。然而立法者本身并没有权力，他们只是指导者。他们起草和提出法律建议，只有人民自己(或者说主权者、公意)才有权设立法律。
第三卷阐述政府及其运作形式
对于政府而言，仅有立法是不够的，法律的强制实施亦非常必要。虽然主权体有立法权，但是它不能赋予自身执法权。它需要一个介于主权体和国民之间的中介者，在公意的指示下实施法律。这就是政府的角色，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而非主权者本身。政府中的执政者只是受委托来行使行政权力;他们是主权者的官吏，他们的职能不是契约的结果，而是以主权者的名义行使被托付的权力。他们从主权者接受命令，并将命令转达给国民。主权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限制、改变或收回行政权。
世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体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贵族制，由少数人所治理;国君制，由一人治理。
民主制：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民主制需要太多的预设条件和美德，实现全民民主非常困难。“如果有一种神明的人民，他们便可以用民主制来治理。但那样一种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适于人类的。”
贵族制：可以是自然的、选举的与世袭的.。第一种只适于纯朴的民族;第三种是一切政府之中最坏的一种。第二种则是最好的;它才是严格说来的贵族制。第二种贵族制除了具有可以区别两种权力的这一优点而外，并且还具有可以选择自己成员的优点。用这种方法，则正直、明智、经验以及其他种种受人重视与尊敬的理由，就恰好成为政治修明的新保证。
国君制：没有比国君制更有活力的政府;但这种政府也具有很大的危险;如果其前进的方向不是公共福祉，就转化为对国家的损害。君主们倾向于追逐绝对的权力，大臣们只是阴谋家。
结构单一的政府是最好的;实际上，政府都是混合形式的，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其他形式。没有一种政府适用于一切国家，但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与其人民的特点相适应，一个不靠外来移民的办法、不靠归化、不靠殖民地的政府，而在它的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得最多的，就确实无疑地是最好的政府。为了防止少数人篡夺国家的权力，必须由法律保障人民定期集会，终止一切现有的行政权，让权力回到人民手中。在集会中，人民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者愿意保存现有的政府形式吗?”第二个是：“人民愿意让那些目前实际在担负行政责任的人们继续当政吗?”介于主权者和政府之间的一种力量是议员，但是主权是不可转让的，所以议员代表不了人民，只是人民的办事员，他们并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凡是不曾为人民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政府行政权的创制不是契约，而是法律。政府的行政官不是人民的主人，他不可以建立契约，而是遵守现有的契约。
第四卷讨论几种社会组织
公意是不可摧毁的，通过投票来表达。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选举模式，例如：人民大会、保民官、独裁、监察官等，历史上的共和国古罗马、古希腊，特别是斯巴达，教导了我们这些形式的价值。宗教是国家的基础，在任何时候都在公民的生活中占主要地位。___的统治精神是和他的体系不能相容的。___是一种纯精神的宗教;___的祖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___以一种深沉的、决不计较自己的成败得失的心情在尽自己的责任。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宗教可以使他们热爱自己的责任，这件事却是对国家很有重要关系的。这种宗教的教条，却唯有当其涉及到道德与责任——而这种道德与责任又是宣扬这种宗教的人自己也须对别人履行的——的时候，才与国家及其成员有关。公民宗教的教条应该简单，条款很少，词句精确，无需解说和注释。现在既然已不再有，而且也不可能再有排他性的国家宗教，所以我们就应该宽容一切能够宽容其他宗教的宗教，只要他们的教条一点都不违反公民的义务。但是有谁要是胆敢说：教会之外，别无得救，就应该把他驱逐出国家之外，除非国家就是教会，君主就是教主。这样的一种教条，唯有在神权政府之下才是好的，而在其他一切政府之下就都是有毒害的。
谈社会契约论的提出与完善，不能不讲卢梭，不能不看《社会契约论》。而卢梭之先进伟大，或者说《社会契约论》先进伟大，正是在于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这无疑比徘徊于君主立宪制和开明君主制的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要前卫得多。我想，卢梭思想的最现实处，其实就是这“人民主权”学说，当然所谓的“人民主权”并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卢梭认为，建立在社会契约论上的国家，其主权即最高权力属于全体人民。在“主权在民”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对个人来说他是主权者的一员，而对主权者来说他是国家的一员，因此统治与被统治只有相对意义。主权至高无上，不可分割，不可代表，是行政权的依据。政府决不是主权的体现者，而是主权的受托执行者，是服务主权者即全体人民的。“主权不可代表”，这就把我们所认为的“民主议会制”、“苏维埃制”、“人民代表大会制”之类代议制统统排除于“民主制”之外，这在今天看来也是极其大胆激进的观点。在我看来，当卢梭所谓的“民主社会”真正出现之时，距离我们期望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太遥远了。因为当国家成为一种纯粹的服务机器而不是暴力统治机器时那么国家机器的本质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正在朝消亡的道路上前进了。而我们知道，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才会消亡，全世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由此，我相信十九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甚至是马克思都从卢梭这里吸取了大量民主思想的养料的。
卢梭在写作《社会契约论》之前就已经在《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里指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因此卢梭对“公意”怀着过分的自信，认为“公意”是国家的灵魂，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从而永远是公正的。但是人民的考虑不可能永远大公无私，私人利益总会干扰公正意识的形成，于是有了私人利益或个人一直的总合即卢梭所谓的“众意”。相对于公意，众意要复杂得多，“人民决不会被腐蚀，但人民却往往会受欺骗，而且惟有在这种时候才把不好的东西当成好东西来接受。”因此众意必须置于公意之下。
正是在这种“主权在民”的思想指导下，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巴黎人民攻占了象征封建专制同志的巴士底狱，推翻了信奉“朕即国家”的波旁王朝，处决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国王和贵族，建立了以《人权宣言》和1791年宪法为社会公约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这是公意的胜利，这是卢梭的胜利!
当梦想照进现实，伟大的社会契约论的瑕疵也愈见显露。当法国的革命事业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信奉卢梭的雅各宾派上台，实行恐怖统治。如果说恐怖是威力镇压__而符合“公意”，那么当革命的恐怖杀戮不再为人民所接受容忍，而沦为领导者排除异己的工具的时候，恐怖成了革命的毒药。
为什么革命的理论导致了革命的流产，或者说，为什么信仰卢梭的雅各宾派会在革命的恐怖中不能自拔，一意孤行，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本身就存在着偏颇含糊的地方，导致了理解的偏差在实践中一旦失控便回面目全非。
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差。卢梭因为看清了私有制的丑恶，而在理论中过分强调公意的重要性，却导致了革命中人权观的扭曲。在卢梭理论中人民让度其所有权利组成国家，然后由国家规定人民的权利与义务，也就是说只有当每个人完全把自己纳入到“国家”这个共同体中去，并且消灭自己的私利和个性的时候，这样的社会才是完美的。这就导致了合理的人权很容易被忽视，革命中的恐怖才会在“公意至上”的旗帜下有恃无恐。以至于后来的___在罗素看来也是受了卢梭的影响。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革命的激进派超越了客观现实的民主带来的后果却是拿破仑的独裁。这也就给激进民主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次教训：民主是需要循序渐进地进行的，不是靠一次革命一场改革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实现的，它必然受到历史现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人民只有在遵循自然、历史规律的前提下，不断发展生产力，才能使自己的主观意识达到相应的民主觉悟，实现与历史进程相适应的民主。
在历史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毁誉参半，就需要我们正确地看待。“经总是好的，可是被歪嘴的和尚念坏了”，这也许是事实，是对社会契约论的误读导致了悲剧，可是即使“经”本身有讹误的地方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毕竟社会契约论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难免出现偏激不合理的论调。毕竟瑕不掩瑜，卢梭的先进理论在后世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得到了继承与发扬。尤其在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民主中是必须借鉴“主权在民”的重要思想的，并且必须和腐朽的专制的官僚的封建思想进行决不妥协的斗争的。主权在民，如何保障，这就需要那个在《社会契约论》开篇即说到的“自由”的“枷锁”——法律，正如卢梭说想，法律真的应该是结合了一直的普遍性和对象的普遍性的，应该是自由的基石与保障，因为人民“惟有服从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的”。民主与自由的精神，我想这正是《社会契约论》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性光芒所在。
p71自由行为是精神层面的意志和物理层面的力量共同决定的产物，政治体也是如此，前者叫做立法权力，后者叫做行政权力，p72政府是臣民与主权者之间的中间体，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护社会和政治的自由，p73人民服从首领所根据的行为不是契约，而是一种委托和任用，首领行使的是主权者委托给他们的权力，p74行政官享有主权者委托的行政权，主权者享有立法权，二者之间如何发生颠倒或错乱，国家便会解体或陷入无政府状态，国家规模越大，主权者相对臣民个体的比率就越大，自由就越缩小，p75国家的扩大给了公共权力的受托者更多滥用权力的机会，因此主权者就越应该有力量来约束政府（权力的受托者），p76国家由于它自身而存在，而政府只能由于主权者，即公意而存在，p77本来最好的政府，在其所属政治体的相关比率改变之后，有可能会沦为最坏的政府。
p78行政官的人数越多，政府就越弱，p79行政官身上的三种不同意志：个人固有意志（倾向于个人特殊利益），全体行政官的共同意志（即团体的意志，既有公共性，又有个别性），人民的意志（真正的公意）；在完美的立法之下，应该是公意主导，团体意志次之，个人意志毫无地位；然而按照自然的次序，则是完全相反，政府中每个成员都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行政官，最后才是公民；如果政府只有一个人，此时个人意志与团体意志完全合一，这样的政府最活跃；而如果主权者成为君主，全体公民成为行政官，团体意志就跟公意混同，个别意志仍将保留全部力量，这样的政府，活跃度就最低，p80行政官对政府的比率应该跟臣民对主权者的比例成反比，p81立法者的艺术在于：让永远互为反比例的政府的力量与政府的意志，结合成一种最有利于国家的比率。
p81—82三种政治制度的区分：民主制（行政权力被授予全体人民或大多数人民），贵族制（行政权力被授予少数人），君主制（行政权力集中于一人手中），p83如果遵循最高行政官数量比公民数量应该成反比的规律，则民主制适用于小国，贵族制适用于中等国家，君主制适用于大国。
p84就民主制的严格意义来说，真正的民主制从来不曾有过，也永远不会有，只要政府职能被许多执政者分掌，那么少数人迟早会掌握最大的权威，p85民主的政府最易于发生内战和内乱，对公民的力量和恒心有着极高的要求。
p86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规划内部政策，但除非以主权者或者说以人民的名义，政府是绝不能号令人民的，p87三种贵族制的区分：自然的，选举的和世袭的，选举的最好，世袭的最差。
p90君主制具备最多活力，但同时也最容易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其他意志之上，p92君主制适用于大国，而为了更好地联系人民，在君主与人民之间，需要构建不同层次的权力等级，共和制政府比君主制政府更适用于选任贤良，p93君主制要想治理得好，统治者能力最为关键，p96君主制政府变化无常，缺乏连贯性。
p98根本就没有单一的政府，所有的政府都是混合型的。
p102—104从气候、饮食和衣着入手，谈不同国情下人民生活习性的不同——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用于所有国家。
p108如果没有别的意志与君主意志相抗衡，君主总有一天会压过主权者，并毁坏社会公约，政府蜕化的两条路径——政府的收缩或国家的解体，p110—111国家解体是指君主或行政官篡夺了原本由人民或集体享受的主权权力，此时政府的滥用职权被称为无政府状态，民主制变成群氓制，贵族制变成寡头制，君主制变成暴君制。
p114主权者除了立法权力之外，便没有其它任何别的力量，它只能依靠法律而行动，而法律又是公意的体现，只有当人民集合起来时，主权者才能行动（古罗马共和国的例子，重点引用）。
p119当公民不再愿意承担公共服务，宁愿掏钱也不愿自己本人服务时，国家已濒临毁灭，p120国家的体制越好，在公民眼中，公共的事情就越重于私人的事情，p121代表的观念是近代的产物，起源于封建政府，p122在立法权力上，人民不能被代表，而在行政权力上，人民可以而且应该被代表。
p124—125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契约，那就是结合的契约，政府的创设绝不是一项契约。
p126政府的创设由法律的确立和法律的执行构成，对首领的任命是法律执行的结果，是政府的一项措施。
p129在国家之中，没有任何根本法是不能废除的，社会公约也不例外，只要全体公民集合起来一致同意，那么修改法律甚至社会公约就是合法的。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法国作家、学者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书。尽管只有短短不到200页的篇幅，但本书应该是卢梭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直接为本书问世之后不久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及其各自随后的建国方略，提供了理论纲领。其提出并阐释的人民、公民、主权者、立法者、行政官等诸多概念，以及对于所谓社会契约的缔结、运营与退出的解释，仍然对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以及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建构与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卢梭先论述个人处于自然的独立个体状态和在社会共同体状态下的情形，阐明人类由自然状态转入公民国家状态的必然性，为了维护自身的财产与自由不受侵害，他们制定社会契约表达公共的意志，形成由所有个体联合的公共法人，并选出执行公意的组织，即政府，来委托行政的权利。在这条思路的指引下，他分析了社会契约，自由与平等，主权权力，公意与法律，政府的本质及属性等。
自然状态下，每个人虽然本身都是完整的，但却是孤立无助的，当不利于他们生存的障碍超出个人自我保存的力量时，人们去寻求一种联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护和维护每个联合者的人身安全与私有财产。同时，由于每个人固有的力量和自由是他自我保存的主要依靠，他又如何能在置身于力量的联合的时候，而不会被其他人侵害到自己的利益，同时又不会令其他人忽略对自己应有的关怀呢?什么是公民应该有的权利与义务?什么是主权者的权利范围?这就是社会契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所在，而最终形成的条款可以表述为：“每个联合者及其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的联合体，而他又相应地获得属于他一切的基于法律保障的所有权。”
于是，这一联合行为就产生出了一个具有道德性的和集体性的共同体，从而代替了每个缔约者的个体。这个由所有个体联合而形成的公共法人，在以前人们称之为“城邦”，现在成为“政治共同体”;在被人称呼的时候，它的成员们就称它为国家，与其他的同类相比较时，它就被称之为政权;人们作为主权权利的分享者，称为“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称为“臣民”。
公共的意志就是至高无上的秩序与律令，(即立法的权利在于人民)这种人格化的律令就是主权者，即公意的执行就是主权者。由于法律是普遍的意志和普遍的对象的结合体，所以任何一个人，自己意志的命令就不可能构成任何法律，而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身份，即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可能是行政命令，但绝不会是法律。政治共同体为了保存自己，同样也是保全缔约者的生命与安全，必须具有一种带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的暴力作为基础和保障，目的就是要按照最有利于整体发展的方式来推动和处理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利益。正像自然赋予了每个人绝对权力，让他来任意支配自己各部分的肢体一样，社会契约也赋予政治体同样的绝对权力，让政治体来支配组成它的各个成员。然而这种绝对权力，也是要受到公意的指引。主权作为公意的执行，是神圣的，但是它的范围不应超出公共契约的范围，而且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置契约规定所留给他们的自由和财产。
通过社会契约，人类所失去的，仅仅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他得到的所有事物的无限权利(尽管很容易失去，因为没有法律来约束其他人来争夺);而人类所获得的，却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占有事物的所有权。自然自由仅以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而社会自由是要受公意的约束和限制的。占有权有可能是由于暴力的结果，也有可能是作为最先占有者的权利，而所有权是根据正式的权利和资格所获得的权利。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当我们有意识地服从我们共同签订的法律时，才是真正的自由。
根本的契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不平等——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但是，却以人们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平等来取而代之了。因而，人们虽然在体力上和才智上是不平等的，但是由于契约和法律权利的存在，他们每一个人之间就已经成为平等的了。每一立法体系的目的都在使公民获得最大的幸福，衡量的标准是：自由与平等。之所以涉及自由，是因为所有人与人之间特殊的从属关系，都会使国家加速分离;之所以涉及平等，是因为没有平等，自由也就无从谈起。然而，所谓平等就不是均贫富，而是说，对于权力而言，它的强大不能发展成为暴力，超出法律的约束;对于财富而言，它的强大不能使人失去人身自由。这意味着，那些拥有财富和地位的人必须适度节制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权势，而那些普通大众也必须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贪婪。这也说明了一个国家最强大的力量是蕴藏于民众的德行的习惯的力量，即道德品行，风俗习惯和公众的舆论，它们是一切法律的源泉。
正如每一种自由的行为都需要精神上的意志和行动的力量才能产生，政治体也需要同样的动力，公共意志可以称为立法权力，公共力量可以称为行政权力。立法权属于人民，行政权却因其需要执行具体的行为，需要一个代理人来执行，并接受公意的指引。政府就是这个代理人，它掌管法律的执行并维持社会和政治的自由。人民服从君主的行为，所根据的不是契约，而是一种委托，即人民将行政管理这项任务委托给政府，同时，也有权力任意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这就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
国家的稳定取决于主权者，公民和政府者三者的平衡，如果主权者想要进行直接统治，如果行政官想要制定法律，如果臣民拒绝服从，那么骚乱就会取代稳定，力量和意志就不再协调一致地活动，国家就会解体而沦为专制体制或是陷入无政府状态。
政府内部的成员具有基于个人利益的特殊意志，也具有作为行政官的共同意志，它仅仅关系到政府的利益，同时还具有公共意志。这三种意志的活跃程度和社会要求的正好相反，同时，正如一个人从出生就注定走向衰老与死亡，政府权力也具有滥用和政府变坏的倾向，这都要求对政府的监督。从一个国家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否可以看出国家是否健康，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正切实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反之，人民已不相信政府会表达公意，此时，政府已失去合法性。那么主权权威如何自我维持呢?定期集会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契约，是对政治共同体的的一种支持与保护，同时也是对政府的一种控制(所以在任何时候，集会都会给统治者带来一种恐惧)，因为当人民合法地集合在一起(而是小众人在别有用心地煽动)，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已出现，这时行政官和每个公民都平等，他只不过是集会的主持者。集会的召开总是以采取如下俩个提案的形式，以这样的方式来防止政府篡权的行为。
主权者愿意保存现有的政府形式吗?
人们愿意让那些在目前实际掌管着行政管理的人继续留任吗?
下午睡觉醒来，外边亮堂堂的，久经雾霾，阳光与晴空的出现就倍觉珍贵，赶紧跑到图书馆把这本书的读书笔记写完。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卢梭还论述了不同体制的政体，公民宗教等，由于个人能力有限，无法整理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