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我们对阅读过程中的感受和思考进行总结和概括的一种方式，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消化所读的内容。所有的读者都对这本书有着自己独特的阅读感受，接下来是其中一些读者写的读后感，供大家参考。
《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供给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一样的数字与因素一并研究，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斯密《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一样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分析了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结合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不一样经济实力的欠发达区域在不一样的阶段如何选择最优分工网络，并借此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就谈到了劳动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但经济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市场竞争理论得到了极大丰富，而劳动分工理论却相对显得苍白。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复苏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重要思想。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是经过制度安排而与交易费用相互决定的，即：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经过分工经济提高制度收益，并进而降低交易费用。作者给出了两个理论模型及其修正。
之后，作者证明了劳动分工理论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命题1：劳动分工产生递增的规模报酬，是经济提高的源泉。
命题2：劳动分工依靠于劳动分工，没有任何外生优势的单纯分工也能实现经济提高。
命题3：经济发展依靠于必须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制度，在地理上表现为一个波浪式的推动过程。
另外，新兴古典分工理论证明，不一样区域在不一样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于不一样的分工水平，产生不一样的增长效果。所以，欠发达区域应对不一样的人口规模、制度供给、交通条件，应选择不一样的分工模式。作者据此将欠发达区域分成三类，并分析了各自的分工抉择。
区域模式1：人口较多、居住密集的欠发达区域。
根据命题2，此类区域即便没有任何优越的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依靠自身的市场需求，选择适宜的分工模式，也能实现经济提高。
作者认为，应将此类区域细分为若干个子区域，将相关产业分类聚集，发展“园区经济”，以节俭交易费用，提高专业化水平，进而产生产业簇群。
区域模式2：人口较多、居住分散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以中国中西部的农业大省为典型代表。因为多数居民都分布于广大农村，交通不便，相互之间贸易的交易费用很高，制度创新的成本更高，制度供给水平低下。当务之急是提高专业化水平，以便与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对接。
提高市场分工水平有两种途径。一是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提高城市化水平，使人口更加集中，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和制度创新成本。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鼓励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为个体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供给服务。根据命题1，政府即便是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也应当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选择以农产品为核心的分工网络。
二是融入临近区域的分工网络，即给发达区域“打工”。因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或工业化前期，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支付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也难以承受为集中人口而进行的城市化所需耗费。而此类区域劳力成本相对低廉，所以可选择有资源禀赋或内生比较优势的临近区域，为其供给配套生产或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有必要鼓励企业向专业化发展，经过产业集聚加强企业之间的信息、要素的交流，提升企业家的管理素质。
区域模式3：人口较少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人口较少，无论是否集中，从理论上讲都难以独立构成一个合意的分工网络。最重要的是提高本区域在某些方面的专业化水平，以便融入发达区域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在积累了必须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经济环境得以改善后，在分工网络上能够逐步摆脱对地理交通条件的依靠，从而逐步与较高分工水平的其他区域进行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政府应重点扶持有必须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并购、扩张，带动其他企业构成连锁效应和学习效应。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明白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提高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可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对于经济研究领域的人来讲，亚当·斯密的名字绝对不陌生。他是经济思想体系的开山鼻祖，曾经影响了马克思、李嘉图、穆勒、凯恩斯等几代人的经济思想。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经济学的必读之书，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国富论》对于我来说，读起来确实很吃力，尤其是里面的专业名词，让我很有无力感。据我所知，不少经济学领域的专业人士也未曾完完整整地读完过着本巨著，更何况我这个领域之外的普通读者。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些自己较感兴趣的章节来仔细阅读，避免陷入“有量无质”的境地。
国富论全书分为五篇。而我比较感兴趣的有几章：
第一篇1﹑2章，讲合作分工优点。斯密举了个制针工厂的例子，把制针这个职业分成大约18种不同工序，每一道工序都由专门人才从事。因此，一个10人的小工厂每天能制造48000枚针。如果他们独立工作，不专门从事一种工序，他们谁都不会每天制造20枚针，也许连一枚都知道不出来。所以，凡是能采用分工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便能相应地增加劳动生产力。
第二篇1章，讲的是资产的性质。斯密认为一个人的资产足够维持他生活几个月或几年，他自然希望用这笔资产中的大部分来获得收入。保留适当的部分维持生活外，可以将资产划分为两部分：他所希望用来创造收入的部分被称为资本;另一部分被用来消费。
第三篇1章，论财富的自然增长。也是体现了合作分工精神。斯密认为城市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活资料的再生产。所以，乡村向城市提供生活资料和加工原料，城市向乡村居民返回一部分加工产品作为回报。两者的收益是共同和相互的，这里的劳动分工也和在其它场合一样，对从事分工中不同行业的所有不同人都有利。城市为乡村的剩余产品提供市场;乡村用剩余产品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城市居民收入和人数越多，为乡村居民提供的市场也就越大;这种市场越大，对大多数人的好处越大。斯密的意思也就是说，通过分工合作，然后交换，这样双方的财富都有所增加，这也就是他所谓的财富自然增长。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
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国富论》前承《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的论述为前提的。
《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正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那一年。《独立宣言》标志着美国的诞生，《国富论》的首次出版则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这两件事在人类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大事。美国对时代的影响自不用说，《国富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也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十九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他对这些政策的影响今天人们仍能感觉出来。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国富论》的出版，亚当·斯密也因此而声名显赫，被誉为“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据说当时英国政府的许多要人都以当“斯密的弟子”为荣。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们常常征引《国富论》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国富论》对当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亚当斯密死后，人们奉《国富论》为经济学的圣经。
从《国富论》出版的年代来看，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摒弃了许多过去的错误概念。亚当·斯密驳斥了旧的重商学说。这种学说片面强调国家贮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他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亚当·斯密(分工理论)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
就全书而言，《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市场调节，即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比如，对于部分商品，供不应求导致其价格上升，价格上升使生产者利润增加，高利润吸引其他生产者进入该领域，更多的生产商也会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生产增加会缓和之前的供应短缺，并且各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会使商品价格下降到较低的水平。在这一过程中，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
《国富论》中说，要获得协助，不能只依赖他人的同情心或利他主义，还要靠激起他人的利己心来实现。“请给我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换言之，在经济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主要是利己心而不是同情心或利他主义。利己心是人的天性，有了利己心，想要利己，才会拿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去换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国富论》共分五卷。它从国富的源泉――劳动，说到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换，论及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我比较感兴趣的分工这部分。
分工是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善，以及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多的娴熟程度、技巧和确定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这句话在《国富论》居于开篇之位，足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性。
在书中，斯密为我们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一个工人，如果没有受过制针这种职业的相当训练，也不明白怎样使用它的机械，那么即使再努力工作，一天也许也造不出一枚针，当然更不可能造出20枚针了。可是现代商业已经使这种工作成为专门职业，并且将这种工作非为若干工序，其中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的职业。……有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一日也能成针48000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4800枚。”
如果他们不分工合作，不由每个人专门操作某道工序，那么不论他们怎样努力，一天也不可能造出20枚针，说不定连一枚也造不出来。
凡是能够分工的工作，一旦使用分工制，就能够相应地增加劳动的生产力。汽车生产商福特公司的创始人福特先生就是因为改传统的汽车生产车间模式为流水生产，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击败竞争对手，占据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
上述的例子此刻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比较遥远的，不能亲身体验那种分工的效果。就拿我们平时在家做饭来举个例吧。过节时家里都会做一顿丰盛的大餐，如果这个时候只由妈妈一个人负责煮饭做菜，那她大概就得从中午开始忙活，不然是不够时间煮大餐的，可是如果全家出动，妈妈负责炒菜，爸爸负责杀鸡，姐姐负责切菜，我负责洗菜，全家人分工合作，那么很快就能够煮出一顿美味的盛宴，并且所需时间也不多，可能只需要妈妈一个人工作时的四分之一的时间。这就是分工合作的高效率。
我们此刻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性是前人留下来的知识，而斯密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性却是他从生活中工作中认真观察，分析研究出来的。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充分的展示了他站在时代前端的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发现和体会认识。
《国富论》这本书中值得好好品味的资料还有很多很多，我此刻只能看到很表面的一层。它不是我只读那么一遍就能深入了解的，在以后，我还会好好的再次研读这本书，期望有兴趣的各位同学，也去图书馆借来看看吧。
在谈了分工巨大作用之后，亚当.斯密开始探讨分工的原因。斯密认为，分工是由人类的“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造成的。”斯密指出，“由于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经过契约、交换和买卖取得的，所以当初产生分工的也正是人类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也就是说，交易在先，分工在后。
总结上头的两段话，得出结论：交易——分工——本事差异。
那我们又产生了一个疑问，交易的原因是什么呢？按照斯密的逻辑，交易的产生是因为人们之间需要互通有无，互相帮忙。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互通有无呢？互通有无的意思就是双方存在一种本事差异，就是“我有的你没有，你有的我没有”。那么这种本事差异又是怎样发生的呢？只要是交换都是为了改善自我的处境，使自我活得更舒服体面，如果没有这点动机我们为何要交换？我们有过交换经验的人都明白，交换的双方都是为了自我的利益才产生了交换，而君子国有了市场，而经过市场的交换却是“利他”行为，这种动机显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于轼先生趣味的例子，我们明白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础之上了，仅有人人自利，交易双方才能有均衡点，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分工起因于交换，所以分工的程度就要丛交换的大小来说几受市场的限制.斯密举了在小乡村里走20里路都很难找到铁匠，木匠和水泥匠，而农村的木匠不仅仅是木匠还是细工木匠，家具石等等，他们一人要会多种手艺.而他们在小乡村需要这么多手艺还挣不到很多钱，因为市场即需求少，相反在大城市，他们只需要会一种手艺，同时他们能够凭借这一种手艺挣到比在小乡村更多的钱!所以他们当然会选择在大城市.也就是选择大的市场!这是和人的利己心里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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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十九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他对这些政策的影响今天人们仍能感觉出来。自由贸易体制的出现于成长确实让经济发展得到了飞跃。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受专业知识水平的限制，对于《国富论》的理解有限，但是我相信亚当·斯密的理论对于今天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有一定意义的，现代人有必要结合当前实际去分析其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与时俱进的意义。
而且，《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现象。
茅于轼先生曾举《镜花园》里君子国里的故事加以说明人的利己行为，小说第十一回里描写了君子国里一名隶卒买物的情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己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道。试问哪个腹中无盘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哪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路过两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明白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提高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可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之“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斯密是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他认为，在礼貌商业社会，对普通人民的教育，比对有身份有财产的人更需要国家关注。因为，有钱人在年青的时候有时间﹑金钱来学习。此外，有身份与财产的人所从事的职业，用脑时候多，用手时候少，不至于使脑力变的迟钝。而普通人由于生活压力，即缺少财产和时间，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用脑力会很少，所以穷人更需要国家教育资助。所以，国家只需要以极少的费用，就能够使全体人民，甚至强制全体人民获得最基本的教育。并且，在普通人的孩子中，如学业优良者，国家应给予奖学金。
斯密认为，即使国家对下层人民的教育得不到任何利益，这种教育也是值得国家注意的。人民受了教育，国家会受益匪浅。在无知的国民之间，狂热和迷信往往会惹起最可怕的骚乱。一般下层人民所受教育越多，愈不会手迷信和狂热的迷惑。另外，受教育及有知识的人都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守礼仪和秩序，他们都会觉得自我人格高尚，自我更能得到法律的尊重，因而他们会更看中那些法律。这样，反对政府的文字或论调，就不能欺骗他们。这对政府来说，更是一件好事。
中国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失败，已经回归了市场经济。可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充分，在诸多领域内还存在着垄断﹑不平等﹑欺骗﹑霸权，等现象，这些现象造成了社会的诸多不和谐。但这并不是市场经济的错，而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充分，当中还存在着过多的政府行为。斯密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政府所应当做的是1﹒保护国家不受其它国家侵犯。2﹒维护司法的正义。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工程和公共制度。即使政府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也要研究引入竞争机制；在目前社会转轨其间，老百姓们切不要对市场经济失去信心，如果我们抛弃市场经济，我们将回到更坏的计划经济。政府更不要自以为是，以为没了政府，市场经济就会陷于混乱。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关心自我利益的人民来推动，而不在政府。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管理得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就如同老子所说，“太上，下知有之。”政府更要明白自我的界线在哪里，这样才是一个好政府。
《国富论》，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一向以来，对于这样专业而高深的书籍是敬而远之的，这一次，在推荐的书目中，我首次拿起它并阅读其中对于经济学的深刻分析，颇多感慨。
这本书产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一样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亚当斯密认为，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须随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长。而没有后者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前者的增长。而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就是国家财富的增长。没有国家财富的增长，也就不可能有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这并不难理解，国家财富的增加有利于个人工资的提高，而个人工资的提高必然大大刺激了工人的生产进取性，从而为社会财富的增加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在那个以农业为主导的时代，资本的增加引起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这一过程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使得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在整体上大为增加。然而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这种国家财富增长所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甚至还有减小的趋势。同时，在我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在国民经济持续高涨的同时，尽管有劳动力需求的很多增加，但国内的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失业人数逐年增加。当然，这其中有人口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量、劳动力素质与就业岗位不匹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至少也说明斯密的这一理论没有研究到诸多的外生变量，需作进一步的改善，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亚当斯密认为，当一个人的资财，只能维持他几天或几个星期的生活时，他会很少研究从这笔资材中获取收入。他会尽可能地节俭消费，期望依靠自身的劳动，能获得一些收入来增补这笔资财。他的资财完全来自他的劳动收入。各国的穷苦劳动者大多过的这种生活。的确，温饱问题如果都仅能勉强满足，那么剩余的消费根本就是妄想，因为，社会的发展和推动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唯有最大限度的调动大家的消费欲望，才能为社会财富的增加供给长期的保障。
亚当斯密认为，一个为了消费而借贷的人很快就会破产，而借钱给他的人通常也会后悔自我的愚蠢。所以，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不论是借款还是贷款不管什么场合高利盘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双方均将不利。所以，借款也是要有必须的条件的，如果仅仅是为消费而借贷，这样只会助长社会的不良风气，也会让富有的人丧失信心，最终不利于社会的提高。
社会的发展是多方面的，经济的运行更是错综复杂，我们需要从中慢慢去发现并寻找其中的规律，经过高度的总结来让其更好地为人类社会服务，所以，我们的路还很漫长，期望国家也能更好地发展，成为世界强国。
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关于市场机制的论述已成为经济学的基石，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间一向被视为“至圣先师”。可是，斯密在天堂过得并不开心，人们崇拜他，谈论他，可是却并不了解他的思想真谛，只是用他的某个思想来为自我服务。《国富论》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可见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斯密死后，人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他关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思想，作为市场经济千古不变的基本原则，却把《道德情操论》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引发了许多罪恶，在个别地方甚至成为灾难。
《国富论》，顾名思义，就是要研究什么是财富和如何增加财富的，即如何“富国裕民”的。以后的经济学家把斯密的思想简单地概括为三点：第一，追求财富增加是每个人和社会的目标；第二，利己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即人是经济人；第三，市场上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个人利己的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即经济中的自由放任。这是现代人对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市场经济，其中一大部分是坏市场经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市场经济是掠夺式市场经济——靠对海外殖民地和国内劳动人民剥削和掠夺的市场经济；东南亚、拉美和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权贵市场经济——少数人靠权力侵吞国有资产而致富，多数人堕落为赤贫者的市场经济；许多国家以往或正在构成的贫富对立的市场经济——只注意效率而忽视公平，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污染性市场经济——以环境严重破坏和生态失衡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市场经济。当然还有各种半计划半市场的伪市场经济。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场经济。
现代经济活动追求的应当是斯密梦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础之上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的好市场经济。但这条路不是笔直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偏差也不奇怪，关键是要及时纠正错误。例如，把gdp作为一切，用增长代替社会全面的发展。其结果是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社会矛盾加剧。这并不是说gdp不重要，只是说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强调的财富增加不等于幸福增长就是这个意思。
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来发展经济。这就体此刻社会与企业激励机制的建立上。但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还要人们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们目睹了金钱欲爆发之后的种种罪恶，会感到斯密称《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基本的含义。市场经济应当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我利用寒假时间阅读了由有现代经济学之父美誉的亚当。斯密著作的《国富论》，觉得《国富论》真的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
之前我学习马克思理论时，马克思认为：工人每天的劳动一部分是必要劳动，这是工人的酬劳，是供工人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的；而另一部分劳动是剩余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这部分是资本家资本积累的源泉，资本家正是通过不断的增加生产剩余劳动的时间加大对工人的剥削。其实我当初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会有这么一种思考：工人们生产商品的劳动获得了工资，那么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也监督和指挥工人的劳动不是也应该获得一定数量的报酬吗？后来看了《国富论》，其中亚当。斯密认为：工人在原料增加的价值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支付他们的工资，一部分支付雇主们的利润，这部分又可细分为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资本的利润可假想为支付资本家的某种特殊的劳动即付给监督和指挥工人劳动的工资的别名，而地租呢作为资本家所垫支的原料和空间等资本的报酬。我觉得资本家在付出自己的劳动同时应该获得报酬，但是所站的立场不同（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获得多少就会因个人的私利心，从而会出现偏移。而在地租这个问题又会涉及到土地是否私有，与国家的制度有关。我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富论》中的理论所支持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所以他们的观点也很难判断孰对孰错。所站的阶级不同，自然所持有的观点就会不一样。
看了《国富论》我对其中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政治经济学部分。在国富论中重点介绍了两种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体系：重商主义体系和重农主义体系。重农主义是把土地看做国家收入主要来源的一种政治学体系。为了增进农业重视农业发展，并主张限制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最后往往作用与目的背道而驰。在封建中国，曾长时间实行重农抑商，实行海禁，闭关锁国，禁止商业发展，最后到了清朝农业也落后，几乎百业俱废的地步。而重商主义则鼓励制造和对外贸易多于农业。
该部分就花了大篇幅介绍了商业主义和重农主义。随着国际上的全球化趋势，了解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原理对于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一开始一国会担心自己国家的金银会外流，会发行一些禁令极力阻止贸易。但是这些禁令并不能完全阻止金银外流，当一个国家输入金银数量超过有效需求时，它在该国内的价值就会降低；若邻国的金银量低于有效需求，它的价值就会升高。这样就算有严厉的法律禁令，高利润也不能禁止金银从该国输入邻国。
还有只有增强对对金银数量的使用，使依靠它得以流通，经营和制造的消费品增加，才会增加金银的数量。就如一个家庭，如果他们把家里日常开支剩余的金银都储存起来（这里不包括那种可以升值的银行储存），不做任何的投资，那么你的金银还是这么多，不会无端端地增加。但是你用作投资的话，还有可以增值的可能。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不用闲置金银必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法律也阻止不了金银被立即运出国门。我想也是因为这样才出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国际经济贸易行业！
在商业主义国家，他们有两条原则：财富由金银构成；无金银矿山的国家只有通过贸易差额才能输入金银。所以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就成为国家致富的两大引擎。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也是如此。中国也采用了高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来限制进口，以及退税，奖励等措施来鼓励出口，使得从1997到20xx为止，对外贸易一直保持着顺差，虽然以20xx年为基点出现了贸易顺差急降，但是之后又保持了一个平稳的状态。亚当。斯密在限制进口的一般措施上做了探究，认为也不是国内能生产的商品都要限制进口。事实上采取高关税或绝对禁止手段对从国外进口的国内商品进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国内生产这种商品在国内市场的垄断。例如不从外国进口玉米的话，中国自己生产的玉米就可以完全垄断中国市场。本国垄断确实能鼓励本国的一些产业的发展。但是这不是绝对有利的，当这个产业的优势不如其他国家时，进口该产品就比国内生产更明智。就算花精力把该产业提到跟其他国一样的优势，因为所投入产业中的资本和劳动是有限，这样做就会使这些资本和劳动不能朝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向这种优势是徒劳的，不如选择进口该商品。
这就好像是一个木匠，虽然他自己会做衣服但是他做衣服的熟悉程度绝对没有专业的裁缝好，与其把这部分力气功夫放在做衣服上，不如更好地利用这部分力气，把它用到最有利的用途上，用在做木工上，这样木匠反而会收获更多。他还发现对来自贸易差额认为凡对与我不利的国家的各种商品进口都实施限制的做法无论是根据重商主义还是其他原则来说都是不合理的。他认为在其中有一个与贸易差额不同的但关乎国家盛衰的差额年生产与年消费差额，即使在贸易差额不利于一个国家，生产与消费差额仍可有利于这个国家，使这个国家的实际财富即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大大地增加。另外退税，奖金，通商条约，建立殖民地等能大大地鼓励出口，从而会给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益处。
在读《国富论》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过于相信名人的权威，应该抱着一种探索的态度去细读。在《国富论》中就出现经济学中这样价值悖论：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但它几乎不能购买任何东西相反，一块钻石有很小的使用价值，但是通过交换可以得到大量的其他商品。亚当。斯密认为商品的价格和价值是由它的稀缺性决定的，事实上商品的价格是由需求跟供应共同决定的。虽然《国富论》中有些观点理论存在错误，争议，但是它对经济理论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先说说这本书产生的时期。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英国是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时代较早，资产阶级革命也相对不够完善，实现了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妥协，议会至上，王在法下的君主立宪制。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英国还拥有着大量的封建残余，大量的封建主还拥有着土地，仍然可以在经济上和资本家一较高下。而资本家都是一些新兴的资产阶级，仍然看不到商业的发展前景，也不知道该怎样做。从微观的资本家的角度来看既是如此，那么对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来说，商业发展的影响更是巨大，东南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开辟出了新航路，而且通过殖民掠夺的方式夺得了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绝大多数殖民地，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资本积累，东边的法国已经夺得了西欧的陆上霸权，掌握着西欧的经济命脉，而长期居住在北欧的以海牧维生的荷兰人，又霸占着国际的海路贸易。在这种四周环敌的地理位置与贸易格局之下，大英帝国如何崛起，新兴资产阶级如何生存，在他们的面前是一片黑暗。而在这个时候，先知诞生了，他不是救世主耶稣，也不是佛祖释迦牟尼，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活生生的人，一个在海关任职的专员，而就是他教会了英国的资本家们该怎么做，使大英帝国在百年之内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个人就是英国著名思想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先生，《国富论》的独家作者。
而《国富论》当中最为重要，也最有意义的思想莫过于自由主义了，也是我们高中的政治经常提到的价值规律与市场调节，俗称“看不见的手”，在当时的世界局势当中，唯有英国敢于消除世界上任何的贸易壁垒而公开的和任何国家进行贸易合作，英国以自己对其他国家的贸易优惠来换取其他国家对自己的优惠。甚至在英法战争中，英国运用自己的财富采购着先进的武器来消灭法国部队，而这些财富都是通过英国卖给法国军队用来做军服的棉纺织品而赚来的。
当然，一味的自由主义虽然能使资本家取得高额的利润，可是另一方面却会使资本家过于的盲目对待市场，投资市场，为了高额的利润哄抬物价，结果会出现生产出大量的剩余产品，资本家为了不使物价下降，公然违背价值规律，宁可把商品扔掉也不降价卖给消费者。而消费者由于消费不起干脆不消费，甚至游行，这导致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资本家破产，国家的统治不牢固。于是在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诞生了凯恩斯主义，即我们今天说的国家宏观调控，俗称“看的见的手，看不见的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只凭市场调节，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只凭宏观调控，就会使市场失去自由与活力，止步不前。
斯密死后，人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他关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思想，作为市场经济千古不变的基本原则，却把《道德情操论》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引发了许多罪恶，在个别地方甚至成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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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此书共分为五篇，总计三十二个章节，分别讨论了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全书基本涵盖了古典经济学派所讨论的所有问题，并对各个问题进行了最基本的理论阐述，对后世经济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书中，斯密首先阐述了他的劳动价值论。他认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节生活必需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的物品。紧接着又论述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经过反复阅读理解，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就需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而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就像物理学中牛顿的理论一样重要。其“看不见的手”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是亚当·斯密献给人类的伟大观念，这一观念培育出来的市场经济制度，尽管有各种不尽如意的地方，但迄今为止却是人类全部的智慧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被实践证明能够成功地组织经济活动的经济制度。我们曾经长期否定亚当·斯密的智慧，甚至把“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说成是对“私有制的公然辩护”。所幸的是，现在我们已经接受了亚当.斯密的主要观点。具体地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今日中国之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中国的“高增长、低通胀”经济增长模式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奇迹。这也是《国富论》中的理论无法解释。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是与货币通胀（商品流通市场价格）呈对应关系的。也就是说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会使货币发生通胀。然而，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恰恰与之相反，经济高速增长而货币没有发生剧烈通胀。这又是何原因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平均gdp增长为10%左右，同时，对外贸易依存度也日益增强，已经接近60%。但是，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加入wto都没有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发生改变。经济学家想象中的“经济泡沫”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现。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同时消费的增长速度受收入增长速度的影响，与生产力相比相对滞后。于是就出现了产能大于消费，短缺经济一下变成了过剩经济。这正是中国经济形成“通货紧缩”的原因。由于国家财政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使得对内内需加大，对外引入外资加快，导致中国在“低通胀”的情形下仍然保持了较高的gdp增长率，所以一味的套用固有的经济模型是无法解释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模式的。
其次，我们再来审视中国对外经济的策略。说到对外贸易，就不能不谈到“重商主义”。这是《国富论》一书中重点阐述的理论之一。重商主义提出富国在对外贸易中应该奖励输出，阻抑输入。但是对于像工业原料及职业工具这样的特殊商品又恰恰与之相反。这一点用到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十分合适。目前，中国出口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及轻工产品，而进口的确是高附加值的重工业产品，及更高附加值的先进技术及战略性资源，石油、矿产等。出口产品由于价格低廉品质好大大占领国外市场，而进口产品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贸易顺差日益增大，从理论上讲可以说相当理想。而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就要考问一下中国自己了。从wto规则上讲，中国商品的出口增加对外国同种商品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直接导致外国生产企业的日益萎缩，甚至倒闭，同时加剧了国外产业工人失业率的增加。这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他国的贸易争端，不利于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日益增大的贸易顺差，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日益增大，对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他国的货币是一种隐性威胁。所以如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中国企业自抗商业风险能力的增强。也就是从宏观和微观两种途径去解决问题，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当然，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困惑还有很多，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决不能照本宣科，犯本本主义的错误。但是，也不能脱离书本中的经济理论，毕竟理论与实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正确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辨正关系，才能使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对于《国富论》这本书，我们还是应该秉着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来读，毕竟其里面还是有不少观点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诞生，可以说为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了前进的障碍！也许，一个国家正处于转型时，他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支撑，而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体系，正是这种强有力的力量，他得到了资产阶级的认同。英国走在了世界大变革的前列，自由经济体系不仅使英国发生了巨变，而且也推动了一个时代经济的大繁荣！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系由此形成。亚当斯密《国富论》，让我们看到作者对世界经济的深入思考，对世界经济的巨大贡献。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不读《资本论》，就不会知道社会主义，那么同样，我们不读《国富论》，就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
《国富论》，一本经济类的书，其作者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之一，所以我希望通过读他的著作，对经济学知识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亚当・斯密是18世纪的经济学家，因此在看他的《国富论》时当然要从他的时代出发。在我看来，首先了解当时的很多经济因素和状况，会使我看待今天的经济时联想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历史。应当说亚当斯密是伟大的，他提出的社会分工和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使我们更直观的理解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史。
记得在高中学政治课上老师提到过社会三次大分工。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类社会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原始社会中期的原始农业与原始畜牧业分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促进了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发生在奴隶社会中期的农业和手工业分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促进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当时的英国所处的时代，商业与手工业的分离，促进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这些思想虽然都是马克思具体提出的，但其雏形却是亚当斯密由提出。一个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开山鼻祖，一个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导师，似乎是两个势不两立门派的绝顶高手，却在社会发展与历史研究这门武学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与感悟。三次社会分工是生产力的三次飞跃使亚当斯密充分明白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劳工分工可以充分提高劳动效率。例如平时资本家们生产产品，都是让工人一人对一台机器的生产，而到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时候，汽车的生产首次利用上了流水线作业的方法，每个工人都有属于自己零件的任务分工，他们不用在一个人或几个人对着一辆车子工作，每个的工作似乎都是一拧螺丝那么简单，可是分工后出来的效果却是企业效益的高度暴涨，这就是劳动分工思想的魔力。
除了劳动分工思想，亚当斯密还谈到了是剩余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这似乎又是马克思提出的，但这也是由亚当斯密最先提出。只不过他们所处的角度不同，亚当斯密站在资本家的角度，提出了利润从何而来，就是从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进行再生产，这样资本家们就会越来越富有，而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因此而积累大量的财富而称霸世界。马克思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资本家取得利润的实质就是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工人们站起来，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
《国富论》篇章众多，除了上面浓墨重彩的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外，亚当斯密还谈到了阶级论、货币、分配、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由贸易等学说。这些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对世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义，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会利益往往被抛在脑后。这从一开始的他对分工的讨论中就有此思想。这种行为的结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个人殚精竭虑、刻意追求公众利益时，更有利于社会。亚当斯密把这种机制，称作“看不见的手”。因此，斯密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认为与其让政府干预经济，还不如听任市场调节来得有效。政府的职能，只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建立严明的司法机构；适当兴办公共工程和公众事业，其他，则尽可无为而治之。亚当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对任何来自制度上的垄断，都深恶痛绝。他极力主张清除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撤消行会制度和专卖公司。
但是我们知道，一味的自由主义虽然能使资本家取得高额的利润，但另一方面却会是资本家过于盲目地对待市场，投资市场，为了高额的利润哄抬物价，结果会出现生产出大量的剩余产品，资本家为了不使物价下降，公然违背价值规律，宁可把商品扔掉也不降价卖给消费者。而消费者由于消费不起干脆不消费，甚至游行示威，这导致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资本家破产，国家的统治不牢固。这并不是设想，在世界经济史的课堂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实例。其中最著名最典型的莫过于胡佛时期的美国了。也正因为那次的经济危机，诞生了凯恩斯主义，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宏观调控。但是我们也不能只靠看得见的手。二战时期苏联的下场，就是因为单单依靠宏观调控导致的下场。所以说，不管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两手都要抓。只凭市场调节，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只凭宏观调控，就会使市场失去自由与活力。
亚当・斯密被称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上的巨人，不是没有道理。他提出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和社会分工，使我们直观的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史。应当说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知识之上，亚当・斯密的观点也不例外。但现在的一些学者，不是为了提出观点而是为了整理观点而努力，一点点成果还未经过考证便自认为水平高就急不可待的发表。而亚当・斯密一生中为什么只有这一个成果，并不是他写完这本书之后就没有精力了，而是他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肃。他处于弥留之际时让别人将除《国富伦》其外的其他手稿一概毁掉，是为了不让半生不熟的观点公布于世。这样的经济学家更让人肃然起敬!而《国富论》，也不愧是经济学著作中一部不朽的丰碑！
英国亚当?斯密所着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读书笔记）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虽然斯密也劝说放任自由，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
每个国家成员的劳动都是为本国国民提供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这部分产品换取外国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响一国成员数量多少的原因，也就是说劳动提供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数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说有两个：一个是劳动者劳动技能的熟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生产力，一个就是从事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的比例。相对这两点，第一点的影响更大，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很多文明未开化的种族中，人民有时候必须抛弃或者杀死其中的老弱病残，以保证种族的延续；在许多文明开化的社会中，总是有许多从事无用的劳动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员和军队！
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生产的商品大大增加。这要归因于三种情况：第一，每一个工人只从事一种工作，能提高劳动熟练程度；第二，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第三，发明了一些机器，大大提高劳动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人类族群内部是禁止偷盗和抢劫，所以某个人想要获得某种物品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己劳动获得，一种通过交换获得。在族群内，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发现自己专心制作弓矢比自己去打猎更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发现自己专心造房比种田更有利，于是他们就是专心从事某种劳动了，分工就产生了。交换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能力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因为市场太小，劳动者无法用他们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随意换得需要的别人的劳动产品。最先开化的种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为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相对来说，水运对于陆运有天然的优势：第一，水运风险较低，陆运要通过野蛮民族的领地，危险较大；第二，成本相对较低，通过水运需要的人数和交通工具较少。所以由于水运的好处巨大，工艺和产生的改良出现在水运便利的地方就理所当然，这样改良要很久才会传到内陆地区。
当劳动分工完全确立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只需要很小部分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必须拿着自己用不完的劳动产品来换取其他人的劳动产品。在交换的过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认，可以换取所有的劳动产品。在这期间，有贝壳、糖很多的物品充当了这个角色，但是最终都被金属所取代。这是因为金属易于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属货币就这样产生了。
一个人是贫还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多少和品质决定。商品的价值分为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任何商品的真实价格就等于该商品能使他购得或者支配的劳动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是尺度。世间所有财富，最初都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虽然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商品的价值通常并不是用劳动去衡量的，而是通过商品的名义价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劳动也像商品一样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所谓真实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谓名义价格就是一定数量货币。劳动者的贫与富，不是与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是与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劳动的真实价格，一年一年的来说货币更容易体现。一个世纪来说谷物更容易体现。
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劳动是决定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主要标准。比如，两个小时劳动才能获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两倍于一个小时就能获得的物品。如果要让资本投入生产，必须给其相应的报酬（也就是资本利润），这个时候资本也参与了劳动产物的分配，资本的利润与资本的规模有关。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会要求土地上所有的产物中的一部分会自己（也就是地租），这个时候地租也参与劳动产物的分配。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劳动那一部分的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地租和利润的那部分价值。分开来说，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这个是那个部分全数或者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商品价格，比如由这三个部分构成，并且财富就是以这三种方式在不同的国民之间分配。一国财富的劳动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减少要取决于工资，利润以及地租是以怎么样的比例在国民间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