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容有哪些(精选5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报告的作用是帮助读者了解特定问题或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容有哪些篇一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容有哪些篇二

摘要：防范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粉饰问题是一项极其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本文分析其关键在于造就有效的财务报告供给、需求主体，并进而分别从供给、需求主体两方面着重阐述了为此目标所需采取的诸项具体举措，包括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投资者素质等。同时，本文也指出、探讨了在制度层面应进行的其他配套改革，这些制度主要分为会计制度、证券监管法规、注册会计师制度三方面；并在最后对政府部门如何强化对这一问题的监督提出了建议。

财力报告粉饰一直是证券市场的“痼疾”，极大危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以及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因而各国政府、学界均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我国会计学者近年来也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黄世忠，1999；陆建桥，1999；刘杰，19995等)，这些研究侧重于证实这一问题的存在，分析其表现形式。本文拟对如何构健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防范体系谈点粗浅认识。防范财务报告粉饰，提高财务信息质量，是一项极其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投资者素质，造就有效的'财务报告供给、需求主体、是其中的一条根本性措施；与此同时，也必须实施如加强对财务报告编报的监督、完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以及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等配套措施。

一、造就有效的财务报告供给、需求主体

上市公司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财务报告是消除这一不对称的主要方式之一，或者说，财务报告是这两者之间围绕财务信息相互博弈的结果(scott，1997)。因此，防范财务报告粉饰的根本性出路在于从这二者入手：造就恰当的主体，让它们拥有足够的理性、适度的手段。

1．打造有效的财务报告需求主体。当前上市公司存在财务报告粉饰现象的主要原因应在于需求主体缺位，即尚未形成有效的财务信息需求市场。因此，治理财务报告粉饰，必须侧重解决这一问题、其关键性的举措包括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提升投资者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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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容有哪些篇三

[摘要]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日益成为证券市场各方面关注的热点问题，鉴于界定有关各方法律责任对治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本文拟分别公司及管理当局，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以及其他法律主体，剖析应如何认定其法律责任以及应由何者来认定，并分析了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优劣，提出了有关的政策建议。最后简要探讨了对财务报告粉饰可能采取的法律制裁措施。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容有哪些篇四

摘要：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是指公司管理层为了自身和集团利益，采用伪造、编造、掩饰等手法歪曲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对企业的财务活动情况做出不实陈述的财务报告、虚假会计信息的行为。尽管我国在规范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但是，目前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之风愈演愈烈。为了能有的放矢地预防与治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确保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手段、及预防与治理进行研究。

关键词：上市公司;舞弊;预防;治理

文档为doc格式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容有哪些篇五

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是一种公共产品，使用者为数众多，包括政府部门、大量的投资者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将可能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进而引发诸多法律责任问题。近年来，这一问题呈愈演愈烈之势。以为例，该年因财务报告粉饰，投资者先后状告山东渤海公司和红光实业公司；琼民源公司董事长及财务主管“开创”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承担刑事责任的“先河”；东方锅炉公司的前任董事长、总经理亦受到刑事制裁。这些案例昭示着研究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的法律责任问题已经非常迫切了。本文拟不揣冒昧，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法律责任的认定及认定机构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涉及的法律主体除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外，还可能包括为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为其进行资产评估的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等机构和人员。

(一)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当局法律责任的认定及认定机构

我国《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当局要对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承担法律责任。然而如何认定虚假财务报告以及由谁来认定，却没有明确规定。

首先，判断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虚假的标准不统一。对于虚假财务报告的判断标准，在会计专业人士看来，通常以会计准则为依据，即只要符合会计准则，不管财务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与事实是否有出入，都不能认定为虚假财务报告；非会计专业人士对虚假财务报告的认定则比较直观，即只要财务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与事实有所出入，就认定其是虚假的。显然，这两种认定标准存在重大差异，会计专业人士强调的是会计的过程，非会计专业人士强调的是会计结果。然而，从各自的角度看又都有道理。这种分歧势必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的困难。为此，一方面应该加强对会计准则的宣传，让社会各界增加了解;另一方面，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必须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尽量缩小会计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的认识差距，便会计准则真正具有公认性，真正成为“公认会计准则”，只有这样，依据会计准则来认定虚假财务报告才可能被社会各界所接受。

第二，如何认定虚假财务报告产生的原因，是故意还是过失，是一般过失还是重大过失，也是追究公司及其管理当局法律责任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公司管理当局对故意、一般过失、重大过失三种情况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不同的。但有关法规没有对此做出具体规定。这必然给实际认定工作造成困难，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某些情况下，是很难在故意与过失，尤其在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之间作出明确区分的。为便于准确认定法律责任，必须提供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认定指南。

第三，有关法规对虚假财务报告应由谁负责判定留有空白。这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财政部门、证券监管部门、审计部门均在各自业务范围内对虚假财务报告进行认定的混乱现象，这对治理财务报告粉饰问题是很不利的。在虚假财务报告的判定机构上，应该予以适当统一。

(二)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认定及认定机构

上市公司粉饰财务报告时，为其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应否承担法律责任呢?按有关法规规定，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是出具了虚假审计报告，但是，何为虚假的审计报告?如何认定虚假的审计报告?虚假审计报告由谁来进行认定呢?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澄清。

1．虚假审计报告的认定

首先分析一下会计界是如何认定虚假审计报告的。按照《注册会计师法》第21条的规定，判断虚假审计报告的关键在于是否遵循了有关执业准则。该法第35条规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依法拟订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依据这一规定制定了独立审计准则。《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第8和9条以及《审计报告准则》的有关规定表明:会计界对审计报告的真实与虚假是从审计过程的角度来进行认定的。这一点在《错误与舞弊准则》第7条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它规定:由于审计测试及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固有限制，注册会计师依照独立审计准则进行审计，并不能保证发现所有的错误与舞弊。由于现代审计本身的特点，以及抽样审计及制度基础审计或风险导向审计的运用，使得注册会计师即使恪守审计准则，也不能保证发现公司所编制财务报告中的虚假或隐瞒之处，从而可能导致其出具的审计报告与事实不符。从重要性原则来看，即使财务报告有失实之处，如果不重要，也不影响审计意见。

不能认为其工作的结果是‘虚假’的，其逻辑是很荒唐的。”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分歧的实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册会计师职业执业状况与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期望存在较大差距。二是现行的独立审计准则尚不是“一般公认审计准则”，缺乏足够的权威性。为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生存和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注册会计师行业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逐步缩小期望差距，其关键在于使独立审计准则成为“一般公认审计准则”。

2．虚假审计报告产生原因的认定

有关法规也末对虚假审计报告产生原因做出详细的规定。我们不妨借助国外的经验来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在国外的司法实践申产生虚假审计报告的原因可分为三类，即过失、重大过失、欺诈。

评价注册会计师的过失，是以其他合格注册会计师在相同条件下可做到的谨慎为标准的。当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时，注册会计师应负过失责任。通常将过失按其程度不同分为普通过失和重大过失，普通过失(ordinarynegligence)是指注册会计师没有完全遵循专业准则的要求；重大过失（grossnegligence)则是指注册会计师没有按专业准则的主要要求执行审计。首先，如果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存在重大错报事项，注册会计师运用标准审计程序通常应予发现，因工作疏忽未能将重大错报事项查出来，就很可能在法律诉讼中被解释为重大过失。其次，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项目的证实审计是以其内部控制结构的研究与评价为基础的。如果内部控制结构不太健全，注册会计师应当扩大抽样范围，这样，一般都能揭示出由此产生的错报，否则，就具有重大过失的性质。如果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本身非常健全，但由于职工串通舞弊，导致内部控制制度失效，由于注册会计师查出这种错报事项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而法院一般会认为注册会计师对此没有过失或只具有普通过失。

对于注册会计师而言，欺诈就是为了达到欺骗他人的目的，明知公司的财务报告有重大错报，却加以虚伪的陈述，例如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作案具有不良动机是欺诈的重要特征，也是欺诈与普通过失和重大过失的主要区别之一。与欺诈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推定欺诈”(constructivefraud)，是指虽无故意欺诈或坑害他人的动机，但却存在极端或异常的过失。推定欺诈和重大过失这两个概念的界限往往很难划定，美国许多法院将注册会计师的重大过失解释为推定欺诈，特别是近年来有些法院放宽了“欺诈”一词的范围，使得推定欺诈和欺诈在法律上成为等效的概念。这样，具有重大过失的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就进一步加大了。

3．虚假审计报告的认定机构

在实际工作中，对虚假审计报告的认定机构也包括多个部门，这种状况必然带来了一些混乱，从而对治理财务报告粉饰问题造成不利影响，应予以适当统一。

(三)其他法律主体法律责任的认定及认定机构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的法律责任还可能涉及其他法律主体，如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等。对他们的法律责任如何认定以及由谁来进行认定，亦是解决财务报告粉饰中有关法律问题的重要方面。

对于资产评估人员，根据《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其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是“作弊或者玩忽职守，致使资产评估结果失实”。其他有关法规也作了类似的规定。然而，何为资产评估结果失实呢?在原来的.资产评估管理体制下，资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结果需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加以确认，通常不大可能发生失实的资产评估结果。但在资产评估管理体制改革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不再确认资产评估结果，仅确认资产评估确认方法；与此同时，陆续出现了非国有上市公司收购非国有资产等所进行的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无关的资产评估。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就可能发生失实的资产评估结果。

由于资产评估这项工作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即使两家水平相当、非常注重质量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同一项资产进行评估，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换言之，要想认定一项资产评估结果失实，从技术的角度看非常困难。或许正因如此，实务中才会出现“公司上市前的资产评估是‘财务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评估――进行“利润包装”的案例也才会屡见不鲜。至于资产评估结果失实的认定机构，有关法规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由此，我们认为应该重新审视有关法规，采取某种类似“釜底抽薪”的做法。例如，在公司改组上市时，严禁按照资产评估结果调账。

二、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法律责任的种类

(一)现行规定描述

1．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承担法律责任的种类

现行的许多法规，包括《刑法》、《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会计法》等都对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因粉饰财务报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做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具有如下特征：

规对公司管理当局因粉饰财务报告应否承担民事责任，或是没有规定，或是仅仅作了原则性规定。例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此仅作了原则性规定《证券法》则末作规定。也许这是要我们援引《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但《民法通则》第106条也只是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本身亦十分原则。

2．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种类

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因出具虚假审计报告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样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刑法》《公司法》《证券法》以及《注册会计师法》等法规均对此作了规定。

根据这些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因提供虚假审计报告所受到的处罚可能包括:(1)行政责任，即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暂停全部或部分经营业务、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撤销事务所等。(2)民事责任，即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注册会计师因出具虚假审计报告而可能受到的处罚包括:(1)行政责任，即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暂停执行全部或部分业务、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吊销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等。(2)刑事责任，即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3．其他法律责任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种类

其他法律责任主体在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问题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分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三类，我们不再加以详述。

(二)行政责任

由以上叙述可见，因财务报告粉饰问题而受到行政处分是当前追究法律责任的主要形式。并且，行政处分的形式也多种多样。然而，行政处分真的那么有效吗?对行政处分作简单的分析后，我们就会发现其不少弊端。

首先，行政处分的威慑作用不够。警告处分不疼不痒，因为警告是建立在人们十分珍惜荣誉的基础上，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人不以受到警告处分为耻;撤职或开除处分，由于上市公司等通常没有主管部门，其管理当局无所谓来自主管部门的撤职、处分，只可能受到来自证券监管部门的处分，对许多人来说，这并不能形成一种威慑力，因为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处分往往演变成调离原工作岗位，或许还有可能得到提升；没收违法所得的处分是理所当然的，但要知道，查到的违法收人在实际违法收人中所占的比重往往不是很高，对一些人来说，也许还是“有利可图”的；罚款处分时，为数不多的罚款也不能形成威慑力，因为这点罚款往往早在、或以后会在其他事项中得到补偿；吊销资格证书的处分理应具有较高的威力，但在实际中没有资格证书的可以从前台走同后台，工作照样千，薪酬福利照样拿。由此看来，行政处分的威力并没有立法者所想象的那么大。

其次从行政处分的时效性来看。《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这在客观上给行政处罚的运用造成了很木的限制，不少人也因此萌发了侥幸之心。

从上述分析知，行政责任虽然是追究财务报告粉饰法律主体法律责任的一种重要形式，但由于其存在上述弊端，我们不应对其过于看重。

(三)刑事责任

尽管相关法规中己经明确规定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问题上相关法律主体的刑事责任，可遗憾的是：

第一，因粉饰财务报告被处以刑事责任的案例并不多见，就是被处以刑事处罚，处罚也不是十分严厉。就拿轰动一时的琼民源案来说，最后判决的结果是两人分别被处以两年和三年徒刑，与该案件本身的恶劣程度相比，严厉与否不言自明。导致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何在?一来可能与我国这种只有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定罪量刑的刑事制度有关，许多案件难以寻找到确凿的证据;二来可能与财务报告粉饰问题较为严重，以至法不责众有关。然而，“规定了刑事处罚，执行时不得不稀稀拉拉，这就象狗光叫不咬人，久而久之，人们就不把它当作回事了。”

第二，对某些人来说，刑事责任并不会让其“望而却步”。对他们来说，“如果通过内幕交易等非法行动能够狠狠‘发它一笔’，坐两三年牢快活后半生，也是值得考虑的买卖。”

第三，对法人犯罪，刑事责任无用武之地。纵然法人犯罪，可以追究法人代表和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但这可能无法对法人犯罪形成威慑力。追究某些个人的刑事责任，则有可能出现“替死鬼”的现象。

以上的分析表明，针对当前状况和刑事责任本身的特点，一方面需要加强刑事处罚的力度；另一方面，在追究有关法律责任主体法律责任时，也需要考虑刑事处罚效力的局限性。

(四)民事责任

规者被发现和处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制裁的威慑效果。”同鉴于此，应尽快建立健全民事赔偿制度，充分发挥民事赔偿制度的作用。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充分发挥民事赔偿制度的作用，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建立“信赖假定制度”。在一投资者起诉红光实业案中，法院以原告无法证明其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的因果关系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显然，在民事诉讼中，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但要证明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建议引入国外的“信赖假定制度”，即假定原告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已经信赖了被告提供的虚假陈述。

第二，要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由于个别投资者的利益有限，他们往往不愿意去起诉大公司、大机构。原因是告倒大公司、大机构费时费力，告倒它们的难度大。这一问题不解决，势必难以充分发挥民事赔偿制度的作用。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以发挥集团诉讼的作用。

第三，要对民事赔偿金额的确定方式做出详细的规定，这既是起诉人在起诉时需要了解的，也是实施民事赔偿制度的关健。但迄今为止，如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应赔偿哪些经济损失，在法律上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

(五)法律责任的分担

首先，我们来分析有关各方的归责原则。就发行人红光实业来说，我国《证券法》规定了发行人的无过失责任。只要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红光实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所难免。但原告并没有起诉红光实业。

对发行人的董事、监事、经理，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仅是“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负有连带赔偿责任，这里实行的是推定过错责任。同样，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主承销商与发行人一样承担无过错责任，主承销商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负有推定过错责任。对于其他法律责任主体而言，《证券法》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此规定，我们只能理解为这些机构承担的也是推定过错责任。

对于法律责任的分担问题，若任何一项法规均末予以规定，其结果往往是引用“深口袋理论”(deeppocketstheory)，即采取谁最有能力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就由谁来承担的原则。这种分担方式使得法律责任转移到有经济能力承担的一方，由此将导致过失与法律责任的不相匹配，同时又怂恿了那些没有经济能力者去粉饰财务报告。在这一间题上，建议借鉴美国《私有证券诉讼改革法令》中的做法，即根据被告错误程度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

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法律责任的确定性与严厉程度

面对愈演愈烈的财务报告粉饰问题，我们必须做好一件事:强化有关的法律制裁。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决定制裁的威慑效果取决于两个变量――法律责任的确定性程度和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法律责任愈严厉，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愈大，威慑效果就愈强，反之就愈差。因而，制裁的威慑效果取决于这两个变量的最佳组合。要提高威慑效果，就必须提高法律责任的确定性程度或严厉程度，或者同时提高这二者。应该说，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问题的严重性与财务报告粉饰法律责任的威慑效果低下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要解决这一间题，就必须设法提高财务报告粉饰法律责任的威慑效果，而其具体措施只能是在提高法律责任的确定性程度与严厉程度两个方面想办法。

就提高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来讲，加强行政处罚和充分利用民事赔偿制度是理所应当之举。诚如前述，某些行政处罚本身的威慑效果十分有限，但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予以弥补，例如提高罚款的金额等。对于民事赔偿，这一方面更是大有空间的。

在现阶段，仅仅通过提高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难以有效地治理财务报告粉饰问题，我们还应在提高法律责任的确定性程度上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对于提高法律责任的确定程度，需要采用这样两项举措:一是在相关法律上充分明确有关法律主体法律责任的认定问题；二是改革现行的司法制度，让应承担法律责任者确实受到应有的处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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