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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0年，中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事件，如人民币汇率之争、对台售武之争、南海之争、美越军演之争、朝鲜半岛之争等等，这些事件说明美国加大了对中国遏制的力度，每一个事件都有可能引发中美对抗甚至全面对抗。本文通过反思2010年的中国外交政策，围绕中美双边关系，讨论新一年的中国外交应注重的节点。
关键字：中美关系国际形势中国外交。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为创造良好的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中美关系，中国在处理中美及国际事务中有几个节点是应当特别注意的。
当今世界，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国家，引领世界的发展，主导世界的重大事务，这是历史形成的现状，谁也无法撼动美国的地位。一方面，美国的霸权和单边主义让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难以接受;另一方面，美国的主导地位也确实让这个世界比较安全。中国不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的同时，还要以大国的身份尽自身的责任，要在影响世界发展和安全的诸多问题上与美方合作。当然，不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不等于中国不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形象，拓展空间。在美国无暇顾及以及不触及美国重大利益的领域和地域，中国可以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包括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军事的影响力。
1.利用中欧关系进行牵制。中国与欧盟主要是经济合作，中欧关系受中美关系影响但中欧关系又能反过来影响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好，与欧盟也好打交道;中欧关系好，美国也会认真考虑改善中美关系。在欧盟经济低迷时，中国应该出手救助。
2.利用中俄关系进行制约。俄国仍然是一个大国，除经济上属于“金砖四国”外，军事实力(潜力)仅次于美国，俄国对美国有骨子里的怨恨。中方要主动进一步改善关系，在牵涉到俄国的重大利益问题上声援和支持俄国。中俄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行动一致，相互呼应，自然会制约美国。
3.处理好朝鲜半岛问题。中美在朝鲜半岛有共同利益，双方有相互合作的基础。中国要改变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被动现状，主动出击，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朝鲜问题处理好，中美都有利，也会促进中美关系。
这是中美双方都绕不过去的问题。2010年中国对台问题处理比较成功，大陆与台湾的合作日益紧密，台湾问题正朝着有利于大陆台湾双方的方向发展。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在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台湾问题是中国的主权问题，而且中美之间毕竟有上海联合公报这个交叉点，在外交工作中中方要有利许多。具体行动时在于亦软亦硬的两种手段，软的要软到位，硬的也要硬到位。
总体来说，现阶段中国首先要的是稳定发展环境。美国首先要的是国内的经济好转，摆脱危机。在与美国的外交中只要注意以上几个节点，同时一切外交政策都应该围绕着稳定发展这个中心目标，那么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将顺利很多。
杨洁篪说，两国元首同意，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是双方着眼世情国情以及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达成的重要共识，体现了中美两国不走历史上大国冲突老路、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
正如指出的，中美都是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理应在处理大国关系方面发挥示范作用。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和平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不仅对中国有利，对美国、对世界也有利。美国希望同中国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做平等的伙伴。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在会晤中用三句话作了精辟概括:。
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
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关于如何将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贯彻到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提出了四点建议:一要提升对话互信新水平，把两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会晤的做法机制化，用好现有90多个政府间对话沟通机制。二要开创务实合作新局面，美方应在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等问题上采取积极步骤，推动两国贸易和投资结构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三要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双方应在朝鲜半岛局势、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加强在打击海盗、跨国犯罪、维和、减灾防灾、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太空安全等领域合作。四要探索管控分歧新办法，积极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奥巴马总统对此作出了积极反应，表示美方高度重视美中关系，愿在互利互尊基础上与中方构建国与国之间新的合作模式，并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宣示出中国领导人从历史和现实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决心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传统规律、开创大国关系发展新模式的政治担当。
指出：“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如何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并维护发展大国之间的关系，是对大国领导人战略眼光、政治智慧、外交手法的挑战和检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更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需要大国领导人去开拓创新。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期望大国领导人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导引大国关系不偏离合作多赢的大道。
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近年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喜忧参半。一方面，中美高层会晤往来持续不断，各层次对话交流不断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推进。双方经贸关系持续稳步发展，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在叙利亚化武危机、伊朗核谈判、朝核等国际问题中双方也进行了良好合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美关系薄弱环节的两军关系得到显著改善。两国防长和总参谋长实现互访；去年、今年中美两军多次举行联演联训，中美军事关系的改善，促进了双方的理解与信任。
而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也出现一些波折。自去年年底以来，美国在涉及中国与一些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上，无视历史与事实，对挑起事端的某些国家一味偏袒。此外，美国司法部以所谓网络窃密罪名起诉中国军人，贸易监管部门对中国产品实施密集的“双反”调查和制裁，一些议员政客和军方人士在公开场合对中方进行无理攻击等等，为中美关系增添了种种不和谐的声音。事实上，正如有评论所说的那样：有些国家正是因为把宝压在相信中美终将摊牌上，才会使出一些利令智昏的招术。
摘要：本文针对中美贸易摩擦的问题，运用统计分析法和文献查阅法，分别从微观和宏观的视角上进行综合评析，得出了影响中美贸易关系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而分析了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走向。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3月22日签署了针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总统备忘录，于是，中国商务部便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进行了反击，对其加征部分关税。由此，一场中美贸易摩擦便如火如荼地拉开了序幕。很多人认为，特朗普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直接目的就是抑制“中国制造2025”，遏制中国的崛起，想保全美国的霸主地位。而有些人则持着美国想要扭转贸易逆差，想在国际贸易中获利。众说纷纭，不一而衷。就这样，霸道的“301”条款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中。
对美国来说，“301”条款已经不是第一次实行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打击了欧共体，接着于70-90年代，美国又一次故伎重演，打击了日本经济，使得日本经济倒退了近三十年。1958年，欧共体成立并组成了关税同盟;1962年，欧共体对美国提高两倍关税;接着，美国向国际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gatt）起诉;后来，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对从欧洲进口的马铃薯、卡车等征收重税。如此种种，可见美国启动“301”条款用以打击别国经济早已是司空见惯了。
1.中国经济的腾起。
在此之前，德国、苏联和日本在经济总量极为强大的时候，可以与美国相媲美之时，被美国动员全国力量打压下去了。然而，中国却因为历史的种种机缘巧合给幸免了，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崛起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小布什上台后，就把中国视为“眼中钉”和“肉中刺”，并对华采取强硬的手段。后来是9·11事件引走了美国的注意力，当美国在中东的仗还没了结，就遇到了经济危机，自顾不暇，给了我们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中国早已默默地崛起了，成为了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也十分后悔。但即使是美国的百般阻扰，也无法抑制中国的贸易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其实，最让美利坚合众国焦虑的还是自身经济的复苏乏力。
2.中国的比较优势减少。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经常谈到“比较优势”，它决定了世界贸易市场上的分工与协作。结合自身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与别国实现双赢。可眼下，东南亚国家正在崛起，致使我国经济市场丧失了一个巨大的优势——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遭美国碾压，尤其是芯片领域，中兴事件的爆发值得我们每一个国人去深思。芯片的应用范围极为广泛，小到人手一部的手机，大到国防军械。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有90%的智能手机和芯片等靠外国的进口，而且集成电路的总产值不到全球的7%。2016年集成电路进口3425.5亿元，同比增长9.1%，进口金额为1.5万亿元;而在当时，中国原油进口仅为6078亿元。美国仙童半导体公司拒绝华润微电子和华创26亿美元收购要约，选择出价比中企低的onsemiconducto（r安森美半导体）公司。
在金融政策上，市场有金融监管的局面转向金融自由化的开放局面;在货币政策上，由扩张向收缩转变;在税收政策上，从增税向减税转变;在财政政策上，从收缩向扩张转变;在投资政策上，从乱花钱向基础建设投资转变;在产业政策上，从“海外制造”向“回归美国”转变;在能源政策上，从能源安全战略向发展传统能源转变;在社保政策上，从社会福利向商业福利转变;在教育政策上，从单一高等教育向拓展职业技能教育转变;在移民政策上，从“放松”向“收紧”转变。
1.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中美贸易近几年来持续扩张，同时中美贸易赤字也在不断增大。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方面目前正遭受着贸易赤字额巨大的困扰，所以在这一特殊阶段对美国贸易赤字的问题非常敏感。我们通过上网查阅历史资料和相关文献，得出了以下的中美贸易赤字表，如下所示：
2.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因为中国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所以当美元进行贬值时，中国的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没有受到影响，相反能享受到更多的出口优势。而且在人民币升值时，西方国家就攻击人民币的币值和汇率制度。美国的意图是想让中国改变汇率政策来升值人民币进而减缓贸易赤字。
3.美国的反倾销调查。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就和美国约定了，入世15年内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调查对中国目前的市场处境极为不利。所以，美国的反倾销调查极大程度上对中国产品带来了杀伤力。
4.对中国产品限制进行施压。
美国近些年来产业结构正处于升级转型阶段，许多美国工人正面临着失业的风险。众所周知，中国以及许多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源源不断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在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中，这对于美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通常在美国总统竞选时，美国的候选人经常会抛出这个问题来讨好选民，这对中美贸易间的关系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同时，也转移了美国的内部矛盾，化解了美国党派间的斗争危机，把矛头指向中国。一矢双雕，也试图打击中國制造2025的计划，遏制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抑制中国的经济腾飞。
美国与中国密切的经济往来已经是血溶于水的惺惺相惜了，如果中美一旦开打贸易战。中美双方会失去彼此的市场，这对中国和美国都是不利的。但是中国最近一直在推行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可以用这一块来弥补贸易战中国的损失，而反观美国，居民的消费日渐萎靡，政府又缺乏资金，一旦再失去中国市场，后果就更加不乐观了，美国的复苏势必会受到影响，甚至影响到全球经济发展。
2.政局内部的稳定受到威胁。
中国出口到欧美市场的产品大都是价格低廉的低附加值产品。这些产品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出口竞争力和市场需求，而且它们很少受外界环境的冲击，例如金融危机、政府垮台等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因此，当人民币汇率提升了30%，同时美国居民的生活成本也要增加30%，这无疑给美国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进而可能造成国内市场动荡。
3.若中国采取强硬手段，美资企业将受重创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进行反击战，美国也将会受到严重伤害。两虎相争，结局必然是两败俱伤。但就目前情形来看，中国的市场环境相较于美国来说，还是挺乐观的。中国反击美国制裁的法宝不是抛售国债，而是对偏向于中国市场的美资企业进行打压，这样美国的现实和长远利益都将受到严重损害。
4.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已非美国。
就目前来看，中国的最大贸易合作伙伴已经是欧盟了，不再是美国。即使美国试图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也无法阻挡中國在全球贸易中呈现贸易顺差的局面。“中国制造”已经遍布全球各地，也就是说，无论怎样，美国还是要买中国货，美国的贸易逆差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本次研究没有运用具体的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论证，纯定性描述，不够具有说服力和科学性。同时，通篇论文缺少数据和理论依据的支撑，不够严密和逻辑性不强。对于中美贸易战的理解，从经济或政治角度去思考，都是片面的。缺乏定量分析和定性论证，前期文献的查阅准备工作还有待提高。
总之，中美贸易战的挑起也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是美国为了转移内部民族矛盾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为了遏制中国经济的崛起，捍卫美国大国、霸权的地位，打击中国制造2025计划，想把中国扼杀于腾起之时。也有一些行业声音表示，特朗普为了自己接下来的票选，为了达到自己在竞选演讲中许下的承诺。如此种种，我们应该结合本国国情，理性分析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积极思考应对贸易摩擦的措施，以将美国对中国造成的经济冲击减至最小，维护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3]梅新育.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8，32（03）：1-4.
[4]雷达.中美贸易战的长期性和严峻程度[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3）：3-5.
[5]李晓.中美贸易失衡与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目的[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3）：5-8.
摘要：中美贸易争端由来已久，近两年来尤为突出，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热门的话题。尤其是在当前较为严峻的经济环境下，中美两个贸易大国的贸易摩擦却愈演愈烈。本文结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及中美各自的经济结构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了以下结论：美国发起贸易战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上，主要是由于中国产业结构（中国科技创新的进步推动了价值链产业链的发展）和中美贸易结构的变化。政治上是维护美国自身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的需要，意识形态上中美本就存在差异，所以贸易战也就成为了这些背后深层次矛盾冲突的载体。
关键词：中美贸易争端贸易结构产业结构科技创新。
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国一直以来维持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最终也是为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近年来“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不绝于耳，加上中国与美国的意识形态不一致，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与阻挠自然也是情理之中。
我们可以平静的看待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也可以看懂这个体系背后的美国利益，美国并非为了什么世界大同来主导这个世界贸易体系的，其实背后是美国经济发展的自然需求，只不过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让美国自身也迷失其中。
美国十九世纪下半叶完成工业化后，做为最大的工业国，其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为其产业提供规模化的需求。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其很多产业依然需要大量人工，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导致商品价格居高不下，严重影响终端市场的消费能力和最终的销量，也间接影响投资方的利润，因此在控制核心技术的基础上寻找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就成为一个自然而然解决方案，于是开始有了产业外包，最初包出去的就是跟民生紧密相关的纺织和成衣业，承接方有日本。
在二战后，美国更是加大了这方面的规模，也带动了东亚几个国家的崛起，比如战后的日本、东亚四小龙和四小虎。但是给美国这样的大国打下手，产业规模是个问题，当这些经济体自身想向上发展的时候，就必然带来劳动力短缺，推高劳动力收入水平和这类外包产业部分放弃，因此这类外包产业只能不断的寻找新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
此外，美国国内整体对高收入的预期进一步推高了制造业成本，使得更多产业寻找廉价的外包方来平衡成本和利润。这个趋势最后终结在中国一全球最大的价值洼地，由于广袤的国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最多的产业人口，使得中国成了承接此类外包业务的天堂。长期的低人力成本，高的生产效率和海量的生产能力，使得美国，以致所有发达国家的生产外包都可以在中国得到满足。
中国依靠这个生产外包，所谓加工贸易，或者更广义的出口贸易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并加快了本国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中国本国市场也逐渐成为一个堪比美国的庞大市场。中国虽然工业化的时间非常短，但是工业化的根基的确比较牢固。
中国产业在快速吸取西方已有工业化成就的基础上，产业成熟得也很快，生产效率提升和成本控制正快速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业的比较优势在快速削弱。而且美国经济，以至于整个西方工业制造体系中，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时候排斥中国制造必将带来巨大成本冲击。而且由于本身工业化面临的高昂门槛，使得中国制造业带来的成本优势是不可复制的，将产业转移到任何其它国家都不可避免面临成本增加的问题，以及面对相应而来的连锁冲击。但是继续容忍中国制造攻城掠地必然等待整个制造业优势，甚至整个制造业基础的流失，对美国而言，的确是两难局面。
表面上看来，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贸易争端，本质上还是中美两国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变化。中国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2016年中国占美国逆差总额的47%。中国出口美国34%为低附加值产品，价格低廉。金属，化工，电子，轻工领域是摩擦重点。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一个贸易战，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发达国家，跟这些包括中国印度这些以低端制造业作为立国资本的国家之间的一个较量。因为原来发达国家认为通过这种他们出钱，落后发展中国家出力的方式，他们可以通过一个贸易差，能够从掠夺很多所谓的劳动剩余价值，以非常便宜的劳动力制造物美价廉的产品。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因为像中国印度，特别是中国，在发展低端的制造业的过程中，一方面是通过产业升级技术模仿与创新，生产的产品渐渐可以跟欧美的产品竞争，也就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的模仿国开始超越创新国。第二方面中国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经济，已经不单单可以为一些国家提供低端需求的货品，甚至可以为一些高端的需求去提供货品。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就会慢慢地被超越甚至不再是他们的优势。所以美国发起贸易战尤其是在高精尖技术领域对中国实施制裁实际上就是要让这些中高端生产制造业的优势要重新回到美国。也就是说，这次贸易战的实质其实是一种产业竞争，从传统的规模经济不变发展为垄断。产业进步时，中国是模仿国，美国是创新国，中国承袭美国的创新，美国分享收益。两国之间工资水平差距较大，随着贸易增长可以互惠互利。随着中国科技创新的进步，美国技术创新速度放缓，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双方产出达到临界点后，贸易出现冲突，中国的增长对美国就没有那么多的好处。
总而言之，美国发起贸易战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上，主要是由于中国产业结构（中国科技创新的进步推动了价值链产业链的发展）和中美贸易结构的变化，政治上是维护美国自身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的需要，意识形态上中美本就存在差异，所以贸易战也就成为了这些背后深层次矛盾冲突的载体。
《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摘要：中美关系是自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60年来，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从敌对到和解再到战略合作，中美关系走过了许多的风风雨雨。如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则是全球头号发达国家，利益交汇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回顾历史，中美关系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展望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仍不可避免，但不会是两败俱伤的"零和"博弈，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如何处理好各个方面的矛盾，努力实现合作共赢才是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的发展之道。
关键词：中美关系历史与现状合作共赢。
正文：60年甲子一轮回，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60余年的历史了。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则一直左右着新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选择这个视角来看待中美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这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的影响。该电视剧讲述了北平解放前夕，国共两党的地下斗争，而美国则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篇论文，就从这段历史开始谈起吧。
日本投降后，中国内战爆发。美国表面上派出马歇尔将军和国共双方代表组成协调小组，调停国共两党的矛盾。由于国党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且当时国民党是当时的合法政府，美国当局决定扶植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但由于蒋介石专制独裁搞得民心涣散，而共产党选择了民主路线救中国，这其实与美国的基本理念相符合，所以美国也并没有全身心投入的帮助国民政府，仅仅是以经济上的援助为主。国共内战时的美国颇有种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的想法。
可惜国民党的败军之势兵败如山倒，早已是扶不起的阿斗。纵然有美国人的经济援助，也逃不脱败北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拉开了新的篇章。当时中国刚刚从黑暗中走出来，一切的经济建设都是空白，而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正是美苏两强争霸之际，中国站在了共产主义的阵营中。美国出于冷战时期反苏**的战略，在把主要矛头对准苏联同时，也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封锁。对华政策虽然有时友好，但是更多是遏制和对抗。七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美国开始与这个遥远的东方文明古国接触，72年国务卿助理基辛格访华拉开了中美建交的序幕，中美关系由对立走向缓和。1979年1月1号，中美正式建交。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国内，改革开放的大幕正在缓缓拉开，可见中美关系与经济的发展与改革是密切相关的。
中美关系从中美建交开始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而苏联则日渐衰落最终走向解体的厄运。90年代，美国陷入了战胜苏联的喜悦之中，此时的国际形势是一超多强，美国一家独大，并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而中国则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这段时间美国的态度在科索沃战争中就有所体现。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公然的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如此的蛮横激发了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反美浪潮。由此可见当时的美国并没有把中国当成是自己的对手。
然而情况进入千禧年后似乎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申奥成功加入wto，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说之前作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是大国，那么现在还要加上一个强国的名号了。中国日益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又变得更加复杂。
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美国开始对中国变得警惕。美国害怕中国的崛起会给美国的称霸带来冲击和影响，于是美国开始想方设法的阻止中国的发展。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宣称中国的崛起是对他们的威胁，蓄意夸大中国的国家实力，使得各个国家对中国敬而远之。
美国为了制约中国，想尽一切办法干预中国参与的国际事务以及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问题。比如在台湾问题上，虽然美国一直宣称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美国却一再坚持对台出售军火，并暗中资助台湾政府，其目的不言而喻。同时美国还暗中自助与中国有矛盾或冲突的国家。日本和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争的不可开交，而日本恰恰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在钓鱼岛问题的立场上一直态度暧昧，其用意在于混淆视听，搅乱中国的局势。
在军事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集中了美国的精锐力量，意图在海上封锁中国。利用在盟国的土地上建立的军事基地形成三大岛链的封锁体系。同时在南海地区，菲律宾等国均是美国的盟友。依靠美国的支持，菲律宾的国不断向中国挑衅并制造摩擦。
而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得不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如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经济增长率超过7%，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这个全球经济的引擎左右着世界经济局势。同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向全球出售中国制造的产品，美国也对中国的产品产生了严重的依赖。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其头号债主就是中国。除了经济方面，双方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诸如反恐问题等要通力协作，才能完成目标。
正是因为这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情况，才造成美国对我国政策的暧昧不明、摇摆不定。
美国利用日本、台湾及**、**分子来牵制中国，通过外交手段对中国周边国家进行势力渗透，形成包围圈虎视眈眈;另一方面，从其对待大陆与台湾问题的态度—主张不分离不同意也可以看出，美国最希望的状态不是绝对的势力偏向，而是寻求各方力量的平衡。这也与历史上的中美关系可以看出，双方相争，美国才好坐收渔翁之利。美国的意图是为其重返东亚、称霸全球扫除障碍。那么中国应当如何应对美方的挑战呢?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发展的路线，在面对主权问题和国家战略发展问题时，我们决不能退缩，也不能忍让。而对于美国，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消除矛盾，争取实现合作共赢。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积极寻求合作，这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理好当今中美关系的不二法则。
参考文献：
1.袁鹏《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空间》现代国际关系2005(04)。
2.潘锐《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与挑战》世界经济研究2003(12)。
3.邱苗《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4。
4.孙哲《亚太战略变局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
5.王鸿刚《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战略博弈》现代国际关系2012(05)。
摘要：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拍前两位的国家，其关系对于世界的政治、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发展，同时还影响世界格局的变化。近年来，中美两国关系虽然经过了多次的危机，但是总体的趋势是积极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促进双方发展对必由之路，只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才能更好地促进双方的政治、经济往来与和合作，才能更好地推动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关键词：大国关系；中美；回顾；现状；途径。
一、前言。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作为处在不同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制度的两个大国来讲，分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历史，不仅符合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对实现两国间的合作共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新中国刚成立初期，美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带有敌视态度，采取经济封锁、政治孤立与军事包围的策略。新中国为了打破孤立与封锁的局面，采取的是“一边倒”的策略，在“两大阵营”长期对抗的大环境下，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敌对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与力量出现了很大变化，中美关系之间的“坚冰”并未出现缓和迹象。之后，中美关系进入到了坎坷发展阶段，一直到1979年，中美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于大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为基础的中美关系需要面对新的考验，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美国开始对中国掀起了“新冷战”。在世纪之交，美国政府采取了“接触加遏制”的策略，中美之间的关系起了很大的波澜。奥巴马在担任美国新一任总统后，中美关系呈现出“高开走低”特点，中美两国建立了新型关系。但是美国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忧虑，担心不断强大的中国，会对其亚太利益与在全球地位带来威胁。所以，美国既表现出积极发展和中国的关系，同时又积极制造各类麻烦，彼此之间产生纠纷与摩擦。
三、中国新型大国关系现状分析。
1、政治方面。
最近几年来，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交往更为频繁，高层对话形式呈现多元化态势，双方对话的范畴越来越多。双方在共同协商一致的情形下，也建立了一些处理危机与规避冲突的新机制，确保两国关系能顺利发展。中国多次强调，中方在现在与将来都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但是，美国不断利用法治、人权、民主、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来对中国指手画脚，在涉及到新疆、台湾以及西藏等方面的问题说三道四，在中美关系上的阴影将长期存在。
2、经济方面。
从经济方面来说，在经贸金融等领域的合作非常广，但是也存在一些冲突与纷争。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同处在同一个全球性市场内，两国间的经济依赖性、经济利益逐渐上升。经过多年的谈判努力，中国两国在经济方面的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可观的程度。根据相关的统计资料显示，中美两国既是贸易伙伴，还是彼此外国投资互往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双方在投资方面涉及到农业、科技、金融、工业等许多个领域。另外，中国也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3、文化方面。
在文化方面，继续深化交流，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但是又彼此设防。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能有效带动双方在人文领域内的合作交流实现新突破，彼此之间的利益得以相互尊重。中美两国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成为新型大国关系，拓展到互利共赢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领域。人文方面的交流和合作的持续深化与拓展，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互相了解与认可，加深了中美俄合作伙伴间的民意关系基础，是双方共同建设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阶段。但是，中美两国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文化鸿沟”。从表面上看，在创新性、消费性、流行性等主要特征，但是实际上是隐藏着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性元素。再加上美国的反社会主义的文化理念根深蒂固，美国文化的背后隐含很深的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影子，因此，文化交流也成为美国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工具。中国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同时，还吸收了世界上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但是美国却一直采取文化渗透的方式来实行“和平演变”的策略，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对那些想利用文化交流来对我国发出的任何举动，都必须时刻加以防范，对在文化交流领域可能出现的危害我国尊严以及国家安全方面的有关项目，要给予必要的抵制。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可能会继续存在，有时候还会表现得非常激烈。
4、国际事务方面。
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一致，但是也会出现立场不一样的情况。中美两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对整个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稳定、和平与发展都肩负重大责任，有义务开展全方位的全球治理，并且和整个国际社会一道来解决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相互之间互相合作与协调，寻找利益之间的汇合点，相互之间沟通与协调，逐渐形成了互换格局的局面。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在综合国力、社会制度、全球利益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双方在国际事务中出现摩擦还是在所难免的。
1、加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
新时期加强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深刻认识到共创两国伙伴关系，才能打造两国美好的明天，为此，就应该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中国在涉及到主权等核心利益方面，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展开强有力的外交优势，真正获得平等和尊重。所以，只有加强对中美两国关系的重新认识，才能推动中美关系在新世纪稳定向前发展。
2、正确对待存在的分歧。
中美两国在历史传统、全球战略以及利益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其在地区与国际问题方面势必存在一些差异，会出现立场相左的一些情况，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对立。对此，必须正确看待彼此存在的一些分歧，要对进行理性的解读，对于威胁到我国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方面的问题要做到因势利导，予以积极回应，让美国能对存在分歧的问题释放一些积极信号，让中美关系从分歧走向合作。
3、加强双方的合作。
加强双方的合作，可以通过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展开经济交流、军事合作等有效路径，强化高层之间的密切接触，加强彼此间的信任。要让美国政治的主导者们看到中国进行对外战略合作的本质是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决心，更好深化双方在多个领域的合作水平。
4、深化双方的战略互信。
充分利用美国政府、大学与智库，特别是在美国的新政府上台前，与可能进入政府的智囊团展开密切沟通交流，加强彼此间的互信，提前做好预防性外交。积极和美国的“院外集团”展开全方位的交流，通过非官方的渠道，加大对政客资助商、基金会负责人等的工作沟通，广交人脉。积极扩宽两国媒体间的合作与交流，有效传播中国好声音，确立中国的美好形象，提升文化交流的实际效果。进一步深化双方在投资、金融以及经贸等多个方面的合作水平，打牢两国经济合作基础。
小结。
总之，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对世界的经济、政治等多方面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加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正确对待存在的分歧，加强双方的合作，深化双方的战略互信等措施，提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水平，为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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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以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预计美国经济增长短期内将明显走低，世界经济也会有一定反应。影响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因素比较复杂，综合三大需求的变化，在消费趋稳、投资有可能趋升、出口趋降的情况下，总需求增幅可能变化不大。调控的要点宜协调好投资与出口需求的消长变化，注意保持总需求增长的稳定。政策的基点宜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可以视问题的发展，择机出台一些针对性较强的措施。宜着眼于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在消费结构升级、稳定农业生产和食品供给、资源价格改革、资本市场建设、投资调控方式完善等方面出台一些具有长远意义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中国经济，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经济走势。
（一）世界经济走势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进入20以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继续向纵深发展。受其拖累，预计美国经济增长短期内将明显走低，世界经济也会有一定反应。第一，次级抵押贷款中仍有较大部分要在—期间视贷款的风险情况调高利率（次级抵押贷款利率是可调整的），由此将引起一定的贷款违约行为，加剧贷款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第二，次级抵押贷款及衍生产品的资金链条很长，随着其影响的逐步传递，衍生产品投资者的损失情况仍在发展中，近期开始在不少大型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的“财务年度”报表中较为集中地暴露出来，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继续显现。在“次贷”等问题影响下，美国经济出现了以下情况：第一，房地产市场疲软，市场预期总体悲观，先行经济指标持续走低。2008年1月份美国新开工房产许可证数量环比下降3%，同比下降33。1%；全球采购经理指数中的先行指标综合指数2008年1月份为135。8，比6月份下降了2%，是以来的最大降幅。第二，银行信贷收缩，金融市场信用紧缩问题依然突出；根据美联储2008年2月对国际主要银行的调查显示，有近70%的银行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授信标准。第三，财富效应支撑的消费增长放缓。第四，对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势的担忧，国际资金流向开始调整。从20第二季度开始，外国政府投资美元资产的规模大幅下降，其中投资美国国债的规模还出现较大规模的负增长。在美元持续贬值和美国国内需求增长放缓的双重作用下，欧盟、日本以及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出口面临缩减压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下降，世界经济预计将有明显反应。
同时也要看到，受多方面的经济刺激政策和新兴市场国家高增长的支撑，世界经济将呈现相当的灵活性和弹性，出现全球性持续萧条的可能性依然很小。第一，美国采取了降低利率、减税、稳定房地产市场等一系列应对措施，有望减少房地产市场的振荡，推动美国经济逐步恢复。第二，受美元持续贬值的拉动，美国对欧盟、日本、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出口出现快速增长态势；国内消费者信心回升，1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年12月份的75。5上升到78。4；就业整体保持平稳，单位小时劳动工资还有小幅增长，这些情况为经济恢复提供了支撑。第三，流动性紧缩主要由市场信心引起，而不是货币供给不足，2007年10月至2008年1月，美国货币供给增长率为6。6%。只要房贷市场的信用危机不再大规模向其他领域扩散，随着美、欧、日等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松动，流动性紧缩状况有望得到较快改善。第四，新兴市场国家的高速增长成为稳定世界经济形势的最重要因素。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情况，综合判断，美国经济增长短期内（2—3个季度）将明显处于较低水平；世界经济也将有明显反应。但在刺激经济政策作用和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增长支撑下，世界经济发生持续回落的可能很小。
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外贸出口和资本市场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尚需进一步观察。2008年以来，美国经济走低、美元贬值对我国外贸的直接影响开始显现。1月份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仅为5。4%，从2007年10月以来持续走低（、和2007年我国对美出口增长率分别为30。4%、24。9%和25。7%），1—2月份外贸出口总额的增幅为16。7%，增幅明显降低。第二，美元贬值迫使我国出口商压缩利润空间。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价格指数（离岸价格）12月到2008年1月，提高0。4个百分点，而同一时期美元对人民币则贬值13。24%，我国对美出口企业利润受到挤压。第三，在美国经济走低，世界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下，国际游资涌入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可能会推动流动性过剩问题发展，并影响股市、房市等资本市场的稳定。外部因素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开始显现，需要密切关注。
（二）雨雪冰冻灾害及灾后恢复对经济走势的影响分析。
雨雪冰冻灾害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1、对部分地区和部分月份的价格水平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不会对全年价格总水平产生明显影响。预计会对一季度甚至上半年部分地区的市场价格上涨产生较大压力，对全国价格总指数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在雨雪冰冻、春节和价格翘尾等因素综合影响下，2008年1、2月份消费价格同比涨幅可能超过7%，扣除其中的价格翘尾因素（1、2月份分别为5。8和4。7个百分点），雨雪冰冻、春节因素等带来的新涨价因素为1—2个百分点。由于这些因素导致的价格上涨集中在局部区域和全年的少数月份，因此估计对全年价格走势不会产生全局性影响。
问题。此次灾害发生在南方，但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生产影响很小，主要对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的农业、林业、电网、工业等造成一定影响。根据各方面发布的初步数据，导致的农业损失为500亿元左右，林业损失570亿元，电网损失200多亿元，工业损失200多亿元，加上旅游业、电信业损失，总计在1600亿元左右。如果不考虑灾后恢复的作用，仅从农业成灾面积和其他行业直接损失对产值的直接、间接影响分析计算，对全年gdp增长率的影响为0。59个百分点。如果考虑灾后恢复的作用，例如农业方面通过补种等措施扩大种植面积，工业方面通过提高开工率水平补回产值损失等，则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明显减小。综合这些分析，考虑到我国经济总量的规模，估计此次灾害对2008年经济增长水平不会产生明显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灾后重建。如果仅考虑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在此次灾害中受到的直接损失，并以此作为恢复重建的投资额，就可以拉动经济增长率提高0。28个百分点。需要注意的是，灾后需要重建的不仅仅是上述两个部门，因此，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不仅是以上计算的程度。考虑到2008年是各地新一届政府班子开始工作的第一年，面对诸多加快发展的有利因素，很容易借灾后重建的名义，加大投资建设力度。据有关部门的信息，在灾后重建项目申报中，不少地方显示出大思路、大手笔，要打造某某中心、某某基地等，都是大项目。这一苗头一旦蔓延起来，很可能引起行政主导的投资反弹，需要高度重视。
（三）价格涨幅将出现前高后低的变化趋势。
2008年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仍然较多，既有国内外成本推动，也有统计指标包含的翘尾因素，还有因大面积雨雪冰冻与春节旺销而导致的季节性价格上涨，特别是全球性气候异常导致国内后续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增大。从稳定价格的有利条件看，伴随改革逐步深入和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我国物质基础和企业适应能力不断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逐步显现，投资、出口等需求增长趋稳，房市和股市交互推动、持续升温的态势有所遏制，部分农产品短缺下半年可望明显缓解。随着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的逐步减弱，预计价格涨幅将出现前高后低的变化趋势。
1、猪肉、鲜蛋、食用植物油等部分食品供给短缺在2008年会发生转折性变化，对价格上涨的影响将明显减弱。从这些农产品生产的周期特点看，价格上涨和政策支持等因素的刺激作用，预计在2008年年中左右将集中显现，供给会明显增加，其价格水平也将出现明显回落。
2、国内外成本推动因素对消费价格上涨会有一定影响，但总体看影响不大。随着国内油料作物生产的增加，预计对进口的依赖程度会有所降低。此外，价格监管措施也会发挥稳定作用。因此，即使大豆、豆油等产品进口价格提高，预计影响食用植物油价格上涨的幅度会小于2007年。就农产品而言，由于其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潜力不大，而需求刚性较强，因此，要素成本增加会在长期内持续推动农产品价格呈现攀升趋势。但从农产品生产周期性变化看，2008年年中一些短缺农产品供给数量会明显增加，在供求关系明显改善的情况下，预计成本上升因素通过价格上涨释放的空间将明显减小。就工业品等非食品类产品而言，由于其需求弹性较大，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潜力较大，且近几年企业利润持续大幅增加，上下游企业的成本消化能力较强，在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有利于遏制工业品提价冲动。
3、总供求关系趋向好转，对价格上涨的压力将减小。从供给方面看，随着新一轮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改革不断深化，我国的物质技术基础进一步增强，粮食连续4年丰收，基础行业供给紧张情况逐步缓解，总供给增长潜力扩大，这是继续保持较高经济增长和较低价格的基本条件。预计2008年社会供求总量和结构的平衡状况将趋于改善，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将趋于回落。根据我们对投资和生产资料价格周期性波动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2007年下半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是上半年投资增幅提高的滞后表现，由于20下半年投资即开始趋稳，因此从投资增幅回调趋势的滞后带动效应看，2008年下半年生产资料价格涨幅有可能随之回落。
4、正确估计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影响。当前国际资源性产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国内价格涨幅明显提高，因此，推出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需要相当审慎，以防加大涨价压力。同时也要看到，在国内外资源性产品价格倒挂的格局下，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很难正确发挥，不仅难以刺激成品油等资源性产品的供给增加，而且会促使本已不足的成品油等资源性产品输往国外，加剧供求紧张矛盾。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低估，也非常不利于促进社会各方面努力节约利用资源。在供求平衡，竞争趋于激烈的环境中，资源性产品价格调整引起的成本增加，通常会迫使企业设法加强管理、降低消耗、创新技术等，进而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此，适时平稳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是不能回避的。
5、翘尾因素对2008年上半年价格涨幅的影响较大，下半年将明显减弱。根据我们计算，2008年消费价格累计翘尾因素为3。4个百分点，是2007年翘尾因素的两倍。就是说，即使2008年没有一点新涨价成份，仅仅翘尾因素，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会同比上涨3。4%。从全年来看，各月消费价格的翘尾因素基本呈前高后低的态势：6月份以前会超过5个百分点；6月份以后，翘尾因素会逐月下降，9月份以后会下降到2个百分点以下。
模型分析表明，考虑翘尾因素影响，若不采取相应措施，2008年消费价格涨幅将达到6。3%。中长期看，我国工业品价格涨幅呈现回落态势；农产品以及食品价格呈现攀升态势，但不会十分剧烈。综合模型预测及以上因素分析，随着部分短缺食品的供给增加，社会供求总量和结构关系的改善，竞争会更加充分，国内外成本推动因素估计较难通过涨价释放，在调控好投资、消费、出口等需求增长的前提下，考虑到资源价格改革的因素，预计新涨价幅度可能保持在1。5%左右，加上翘尾因素，消费价格全年涨幅可能控制在4。8%左右。全年价格上涨呈现前高后低走势。
（四）高度重视股市、房市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不断发展，对资产价格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从日本、泰国、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看，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都难以避免资金过剩问题，并进而导致股市和房地产等资产的严重泡沫化。我国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上涨有合理的一面。从股市看，前几年股指偏低，存在价值低估现象。2006年股市的上涨带有较强的恢复性增长特征，而对未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预期，也为上市公司的高市盈率提供了持续的心理支撑。从房地产市场看，土地资源的有限性、用地结构扭曲和住房需求持续增长，是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但是应该高度关注，我国的股市和房市正在出现相互推动、交替跃升的局面。由于股市的财富效应，大大刺激和吊高了居民的购房需求。房价看涨预期又强劲推高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股票价格，这样开发商就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在股市上筹集巨额资金，从而不惜以高于底价数倍的高价竞相购地，结果必然推高地价和房价。而房价上涨和开发商土地储备的增加，又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开发公司股票价格的上涨。当房价和社会最终购买力严重脱节、股价和公司的基本面严重脱节时，资产泡沫就会破灭，从而拖累实体经济，造成金融和国民经济的风险，导致经济较大波动。
进入2008年以来，随着调控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股市、房市交互推动、持续升温的态势开始改变，这是十分积极的变化。同时也要注意股市、房市交互推动，持续向下波动的可能，警惕其对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的影响。住房和汽车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其中住房的作用更加重要。近年来购房需求快速扩大与房价加快上涨相互推动，使城市建设和房地产投资不断升温，是推动经济增长高温趋热的重要因素。如果房市出现相反的变化，则也是引起经济增长向下调整重要因素。2008年以来，住房交易量在明显缩小，在信贷受到较严格控制，企业上市筹资难度加大的情况下，近期一些房地产企业资金周转明显紧张，降价售房的可能性增大。如果市场房价下降，将改变预期，引起持币待购的现象。购房需求可能进一步减少，与房价下降相互推动，导致房价进一步下降、需求进一步缩小。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建设速度将逐步减缓，对经济增长将形成越来越明显的抑制作用。房地产市场的调整需要较长时间，因此，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预计经济增长将出现较长时间的回调。
股市吸纳、筹措资金的功能和财富效应对房市的影响主要是：股市收益率高时，会分流购房资金，减少房市的需求；房地产企业通过股市可以筹措到运营资金；股市的赢利可以增加购房需求。从这些影响看，当前股市的变化，一方面可能增加购房的需求（资金从股市流向房市），另一方面也可能减少购房需求（资金被套在股市，家庭金融资产减少）；同时，会减少房地产企业的筹资数量，缩小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总量和购置土地、进行开发的能力。综合看，是起着引导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开发收缩的作用。
总结以上分析，当前房市股市的变化，潜伏着导致经济增长下降的因素，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大的波动出发，对这种可能性要高度重视。
二、近期经济走势分析。
当前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比较复杂，综合这些因素的影响，把握未来经济走势，还是要从三大需求的变化着手。
（一）消费结构升级步伐有可能减缓，消费需求增幅有可能趋稳。
近期市场购房需求增长可能放慢；受成品油价格提高，用车费用增加以及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发展，购车需求也可能增长放慢；受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的影响，非必需品的消费支出增幅可能放慢。综合这些情况，未来一段时间消费可能由持续趋旺转为趋稳。当然，在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和消费领域扩大、消费预期改善的大背景下，消费结构升级、消费持续扩大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近期变化对经济增长会有一定影响。
（二）投资增长存在不确定因素。
当前既有刺激投资增长的因素，主要与地方新一届政府开始工作以及灾后重建等相联系；也有抑制投资增长的因素，主要与房市股市变化和城市建设规模、速度等相联系。此外，资源环境工作以及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对投资也会形成一定的约束。需要注意到，在存在资金流动性过剩、劳动力就业压力巨大以及加快发展的条件较好的'大背景下，投资增长潜力始终很大。房地产和城市建设的变化，预计不会对近期投资增长形成明显影响。所以，重点需要警惕新的投资反弹。
（三）出口增长可能平稳回落。
受外部因素影响，考虑到国内控制不合理出口增长的税收等有关措施，以及人民币升值加快的影响，预计出口增长将逐步减慢，但在一系列支持出口增长的中长期因素作用下，预计总体仍会保持较高水平。
综合三大需求的变化，在消费趋稳、投资有可能趋升、出口趋降的情况下，总需求增幅可能变化不大。因此对近期经济走势的影响也不明显。调控的要点宜协调好投资与出口需求的消长变化，注意保持总需求增长的稳定。房市股市的变化，主要会影响到更长期的经济运行态势，需要综合考虑，妥善调节引导。
综合以上分析，在合理调控各项需求的前提下，近期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高位稳定态势，一季度gdp增长率可能在10。5%左右，cpi同比涨幅在7%左右。
影响当前经济形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收缩性的，也有扩张性的，既有影响当前的，也有关系中长期经济发展的。针对这些问题，政策的基点宜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可以视问题的发展，择机出台一些针对性较强的措施。宜着眼于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在消费结构升级、稳定农业生产和食品供给、资源价格改革、资本市场建设、投资调控方式完善等方面出台一些具有长远意义的政策措施。
（一）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发挥好财政政策支持薄弱环节、促进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宜以结构优化为中心，根据恢复重建项目的环保、资源利用、技术水平、安全等方面情况，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合理选择项目，重点推进重建基础上的优化升级。要继续控制信贷资金的过快增长，但应该尽可能少用额度控制办法，主要依靠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措施实现货币政策目标。针对美元利率不断下调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较大等情况，利率调整宜更加谨慎。
（二）继续控制不合理出口增长，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当前对外贸易条件的变化，对外贸企业既是严峻考验，也是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机遇。宜加强这些方面的政策研究，通过改革相关的体制机制，完善相关政策，继续适度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抑制不合理出口增长，鼓励资源性产品、关键适用技术设备进口，同时采取综合措施推动与外贸相关的产业加快改造升级，优化进出口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外贸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
（三）积极引导住房、汽车方面的合理消费。
在提高收入、改善消费环境、改善消费预期、注意按照资源环境方面的要求，引导节能省地环保型的住房、汽车消费，当前最重要的是研究房价变化对预期和需求的影响，促进形成稳定房价和购房需求的市场环境。为此，一方面应继续落实近年来抑制不合理购房需求的各项政策措施，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另一方面，应密切监测，深入分析房价和预期之间的关系，以及预期与需求变化之间的关系，积极采取稳定预期的措施。例如可以考虑从信贷资金方面对房地产企业符合要求的开发建设活动予以必要的支持，适度降低其对售房款的依赖，提高房价的稳定性。
（四）找准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增强政策措施的针对性。
引起当前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农产品供给不足，同时，也要高度警惕非食用农产品需求过快扩大，以及总需求加快增长的苗头。稳定价格的重点应该放在增加短缺产品供给方面，同时注意控制非食用性农产品需求增长。
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的背景下，应当密切关注价格上涨的客观压力。成本推动型、需求拉动型、国际输入型和体制转轨型因素，都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加大。需要审时度势，深化改革，综合运用财政、货币信贷政策和相关的公共规制政策，针对不同类型的通胀因素加以治理。从紧的货币政策和总需求管理的各项措施，主要目标宜集中到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考虑到当前世界经济的诸多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延伸影响，我国在货币政策、总需求调控政策方面，宜留出一定的灵活空间，以利于适时适度加以调整。
（五）注意防止食品价格和农产品生产出现较大波动。
当前农产品价格上涨包括两类因素，一是由于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推动的趋势性攀升；二是部分农产品生产的周期性波动。为稳定农产品生产和价格，要把完善短期政策与长效机制建设结合起来。一方面，在刺激农产品生产扩大的各种因素比较集中的时期，应注意其对当期和下期的不同效果。注意监控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把握好各项支持政策的力度，努力减小当期供给与下期供给之间的波动。
另一方面，加快完善农业扶持政策体系，促进工农产品比价关系平稳调整，包括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农产品流通方式，健全疫情疫病防控体系等。我国人均农业资源有限，特别在国际能源与农产品价格开始建立联系的形势下，提高农产品市场效益，更要坚持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原则。粮食和与吃饭相关的其他农产品，应该主要立足国内平衡。由此出现的效益损失，宜通过农业扶持政策予以补偿。
（六）注意完善价格形成机制。
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为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体制政策环境。综合考虑2007年价格翘尾因素和2008年新涨价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冰雪灾害等突发因素可能推高消费价格，既要坚持完善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又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把握好价格改革的时机和力度，并应着力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以资源价格改革为例，随着部分食品供给不足得到缓解，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回落，可适时平稳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同时进一步完善对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的补贴机制。
（七）加快资产市场基本制度建设，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
股市经过2007年以来的调整后，许多股票依然存在估值偏高的现象。为防止国内资产市场的大幅震荡，2008年应继续着力加强股市基本制度建设，严格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坚决打击股票市场交易中的非法炒作行为。
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不断振荡的不稳定性，但无论是“民族主义高涨论”还是“经济实力增长论”，都难以对这一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作者认为，导致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所采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国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两国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战略友好关系。中美缺乏足够的共同战略利益，同时，双方总是通过用虚假的美好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方法暂时缓解利益冲突，但也导致中美关系频繁地起伏振荡。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双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也有冲突性和对抗性的利益。因此，两国在确定开展以何种形式进行合作以前，应该首先明确双方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类型是什么。由于双方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因此两国应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消极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于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双方对不同领域的合作预期能够符合具体利益的特性，那么双边关系是有望实现稳定发展的。
关键词：中美关系，假朋友，战略利益，预防性合作。
作者简介：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家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100084。
在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其间，中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该声明称，两国就共同推进新时期中美关系达成共识。然而，在奥巴马访华仅仅一个月之后，中美之间就开始不断出现恶化双边关系的负面事件。例如，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对华无缝钢管实施贸易制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clinton)批评中国网络缺少自由、美国对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然而，正当政治评论家们开始思考并且以为他们已经理解了中美关系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时，两国关系却又出人意料地迅速改善。
2010年4月2日，胡锦涛同志和奥巴马总统就两国合作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通话。这又使得评论家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因。然而，当中美关系改善不到三个月，2010年7月，双方又因美韩黄海演习和南海争端发生对抗。三个月后，2010年10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部长又进行会晤，中国军方还邀请美国国防部部长访华。许多人以为中美关系忽好忽坏是2010年才开始的现象，其实这一特征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常态现象。对于这个长期现象，本文将用“假朋友理论”进行解释。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彼此假装为朋友的策略是导致中美关系不断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中美之间的争端为什么会在奥巴马总统访华之后不久就迅速凸显出来？对这个疑问最流行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解释认为，由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导致了两国间的争端；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由于中国实力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傲慢、越来越强硬，从而导致中美两国的争端迅速凸显。
笔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难以解释中美关系为何在短时期内出现迅速下滑的状况。一些人将中美之间的摩擦归咎于中国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欧洲知名的学者声称，冷战结束使得东亚地区权力出现真空，从而引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造成了该地区的矛盾冲突。也有美国知名学者说，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批准对台一揽子军售之后，中美关系出现的下滑状况是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造成的。民族主义高涨论目前变得很流行，甚至某些资深的中国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例如，一位美国问题专家就奥巴马访华后中美关系下滑问题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中国）政府更需要对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出反应。
中国的民族主义源于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其发展进程贯穿了中国整个近现代史，迄今已逾一个半世纪。即便我们假定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近现代历史中是线性发展的，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另一个事实，即无论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和改善都不是线性变化的，而是一种起伏振荡的状态，冷战之后更是如此。奥巴马访华后不久中美关系就下滑，而下滑不久又出现改善的状况，这种起伏程度既不是双边关系史上最轻微的，也不是最剧烈的，但它代表了近20年来中美关系起伏频繁的特征。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实在无法解释这种忽好忽坏的现象。民族主义高涨可以解释双边关系恶化，但无法解释为何双边关系会在短期内迅速改善。在中美关系已出现三个多月的摩擦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未进入低潮，中国领导人可能并没有顾及这种压力，还是决定与奥巴马总统进行通话，双边关系由此改善，而中美首脑对话也未在中国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
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相类似，中国实力增长论同样难以解释2010年上半年中美关系的突然下滑和迅速改善现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促使中国采取强硬对外政策，就像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一样，也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美国学者说，中国正在从一个羸弱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强大的发达国家转变，这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比以往更加专横。几乎在同一时期，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说，基于冷战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不断崛起，并已经具备了足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2010年，美国的一些学者将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访华后出现的中美关系新一轮下滑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超级表现使中国的态度变得傲慢。例如，有学者说：导致中国最近行为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它的狂妄自大和过于自信。能够以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成功地脱颖而出，中国当然以此为傲。不仅美国学者将中美关系下滑归因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一些中国媒体也认为，鉴于中国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美政策。
然而事实上，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使中美实力的差距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的确小于美国，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的实力对比。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gdp为4.32万亿美元，美国为14.2万亿美元，中国gdp仅为美国的30.4%。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8.7%，达到4.7万亿美元，美国gdp则下降了2.4%，降至13.86万亿美元，中国对美国gdp的比值升至33.9%。在这两年中，两国gdp的差距仅仅缩小了3.5个百分点。这么微小的经济实力差距变化对一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此为据来解释中国强硬对抗美国伤害中国利益的行为，显然说服力不强。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中国政府知道，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的经济成就让世人瞩目，但中国的决策层在实施对外政策时，依然遵循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于1990年制定的，从那时起，这项原则就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中国学界的确有人建议改变韬光养晦政策，但这种意见并未被接纳，而是被否定。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决策层在实施对美政策的过程中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始终没有动摇。在2010年1月31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那些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但没宣布制裁的具体金额以及任何一家美国公司的名字，这就向美国政府清晰地传达出中国有意和解的信号。事实上，在4月2日中美首脑通电话之后，中国制裁美国相关武器公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中美关系的这一突然改善，不仅证明了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强硬程度并没有与中国实力同步上升，同时也说明，2009年底奥巴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也非源于美国经济在2009年开始复苏。
不稳定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外在表现。在以下部分中，笔者将从“假朋友”这个视角解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克服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和中国经济增长论的理论缺陷。中美关系动荡不定的特征始于冷战结束之后，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冷战后出现的因素，才能较好地解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起伏动荡状况。
1989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全面制裁。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美两国政府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友谊结束了。然而，两国都没有对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严重对抗做好思想准备，试图为改善关系创造新契机。老布什（george）总统曾秘密派遣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赴北京，以保持两国交流渠道的畅通，并绘制了改善双边关系的路线图。
自此，改善战略关系这种良好的意愿就成为了两国假朋友策略的基础。然而，两国领导人良好的主观意愿缺乏客观的共同利益基础，也就是说，中美战略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冲突性的，因此，两国采取的政策也就无法稳定双边试图建立的战略关系。
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描述的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发生的台海军事对抗给中国和美国都敲响了警钟，为了遏制双边关系螺旋式下降的趋势，降低冲突对抗的可能性，中美双方都设法表达改善关系的善意。两国政府官员都想用一个相对模糊的术语来掩饰双边关系的不稳定性，最终双方同意用非敌非友一词来描述和界定中美关系。非敌非友一词所表达的中美关系性质曾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主导性观念。我们可以从一部关于1989-2000年中美关系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这本书的题目叫？同床异梦，这与非敌非友含义类似。该书作者认为，这个题目抓住了中美关系的本质。
中美峰会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恢复，这使得性质已经不明确的中美关系变得更加虚幻。从1989年至1997年10月江泽民同志访美，在此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没有举行过任何峰会。在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同意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使得人们在揣度中美关系性质的同时，更加倾向于将其想象成为朋友关系。
一位美国学者就指出，尽管目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的具体内容还不明确，但不管怎样，这个概念总是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彼此之间的利益分歧。美国总统克林顿（williamn）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访华，这是9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这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关于中美关系是朋友关系的印象。然而，此后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美军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击碎了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幻觉。
中美两国政府就改善炸馆后的中美关系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没持续多久，2001年4月1日，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再度陷入低谷。意外的是，撞机事件导致的中美关系恶化在五个月后就被当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小布什（george）政府开始改善对华关系。2003年11月，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powell）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官方举办的中美双边研讨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一言论引发了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因为就在几天之前，鲍威尔还在公开场合与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陈水扁握手，而后者被中国政府视为是台湾分离主义的领导者。尽管鲍威尔的论断遭到了广泛质疑，但仍然被小布什阵营的人所反复引述，尤其当他们访问北京的时候更是如此。2005年11月，小布什总统的父亲、美国第41届总统老布什就曾在他儿子访华前一个星期的时候，在一个公开集会上重申了这一论断。2008年小布什总统在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向中国国务院温家宝表示，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两国能够实现共同发展。2009年1月，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onte）在其首次访华期间重申，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高点。奥巴马接手白宫后，其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假朋友策略。他派驻中国的大使洪博培（jonhuntsman）在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对媒体再次重申了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的观点。
尽管中美两国政府都很清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双边关系最好时期是在1978-1989年，但两国政府仍然愿意把冷战后的双边关系描绘得更加友好，彼此伪装成朋友。对于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这种美好但虚假的描述，中国政府给予了肯定，也否认中美关系所具有的竞争性。2008年9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在纽约出席一个由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时发表演讲说：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还可以成为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决策者都认为，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比做出实事求是的描述更有利于改善和稳定双边关系。
然而，中美关系60年的发展历史却表明，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是无益于双边关系稳定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中美两国1950-2009年的双边关系进行了定量测量，测量结果显示，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关系比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稳定得多（见图1）。
我们可以将图1的时间轴（横轴）划分为四个时期：1950-1970年、1971-1977年、1978-1988年、1989-2009年。在这四个时期中，中美关系出现波动最少的时期是1978-1988年。在这段时期中，中美关系友大于敌。图1显示，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小于2个单位。由图1还可见，中美关系的第二稳定时期是1950-1970年，即朝鲜战争爆发至中美实现战略合作的前一年。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为2.5个单位。在1971-1977年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振幅最大，超过了6个单位，但呈现的却是一个向上的线性改善趋势。起伏振动最剧烈的时期是1989-2009年，幅度超过4个单位多，并且震荡起伏频率最高。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政府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观点很快就被两国的政治人物们所接受。然而，两国政府间达成这个共同认识却误导人们认为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来自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不知是源于双方的巨大的战略利益矛盾。
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以两国冲突性利益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当确定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后，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为什么能够超过中美两国分别同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当然非常重要，但物质实力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实力长期位于世界第二，但是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从未达到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水平，也未达到过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水平。美日关系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并不是因为美日之间的共同利益比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少，恰恰相反，是因为美日的共同利益多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美日是军事盟友，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这使得日本能够采取搭便车和追随美国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因此美日关系对世界的影响就难以超越美国自身政策对世界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很相像，都是源于双方战略利益冲突而非共同利益。由于双方战略利益存在冲突，中国和苏联都采取了与美国不一致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国不得不对其原有政策进行调整，做出妥协。而正是美国的政策调整和妥协在客观上影响了全世界。因此，是冲突性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使得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分别成为冷战和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08-2009年，中国和日本分别是美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债权国，两国对美国债权的差距月均缩小7%。然而，当时没有人担心日本会利用其手中的美国国债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却经常有报道称，中国可能会出售其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用以报复美国的反华行为。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中美金融关系的重要性大于日美金融关系。又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远远弱于日本，但总体而言，美俄关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具有比美日关系更大的影响力，这同样是因为俄罗斯在很多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政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美之间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多于互利性的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和互利性的利益共同决定着两国的战略关系。在互利性的利益和相互不利性的利益两个大类之下，从利益的内容和关系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将中美间的战略利益分成四种。其中，互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见图2）。
图2战略利益的类型。
共同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且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和美国都有遏制苏联军事扩张的需要，这一共同利益构成了那一时期中美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的基础。互补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但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需要美国市场，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美国需要进口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以低价格保持高质量生活水平。若以国家为单位，在2008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冲突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且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性利益是1989年以后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互相指责的重要原因。对抗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但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美两国都想对南中国海实行有效的军事控制，然而任何一方实现了这种目标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目标实现不了。自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以来，这种对抗性利益已经引发了中美两国在这一水域的多次争端。
如果我们对中美战略利益的类型做更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在中美的全部战略利益中，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远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见表1）。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之间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两国在防止双边战争、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保障国际航运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在其他更多的安全利益上则是相互冲突和对抗的。例如，美国对台军售、对华武器禁运、争夺南中国海控制权、美国在东亚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武器现代化、打击台、疆、藏分离主义势力、太空研发、武器出口以及伊朗核问题等。
表1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
在政治领域，除了在维持当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数量不变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之外，在其他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几乎全都是对抗的或冲突的。
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而美国则是维持现状的霸权国。中国是竭尽全力争取重新获得历史上曾拥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而美国是极力要保住其单极霸权地位，不想拱手相让。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从根本决定了两国间的巨大政治分歧。正如一位著名的欧洲学者所说的那样：它的（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具体而言，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东亚主导权、人权问题、宗教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等诸多政治问题上都存在着对抗或冲突。例如在人权问题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都会就美国的人权问题发布年度报告，以反击美国在国务院全球人权年度报告中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2010年3月，两国政府均发布报告，相互谴责对方的人权问题。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既有互利的利益，也有相互不利的利益。具体说来，两国均受益于合资经营、扩大全球市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双边贸易以及互惠旅游。在实现经济合作的同时，双方也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双边贸易不平衡、二氧化碳减排标准、高科技的竞争、对战略经济的控制以及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等诸多问题上，双方一直争执不断。
在文化领域，中美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两国堪称是文化上的朋友。除了奥运会金牌总数具有竞争关系外，两国在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有着众多的合作和交流。
中美两国高政治领域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低政治领域，因此导致中美关系在民众层面和政府层面呈现为两种不同状态。自1978年两国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在民众和社会层面的双边关系一直是稳步发展，在学术、旅游、商务、体育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日益增加。在这个层面，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和民族特点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这种正面印象甚至不受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影响，双方民众关系仍然保持着扩展和深化的趋势。然而，冷战后中美政府间关系则没有这种良性互动，而是振荡频频，摩擦扩大的速度超过合作。中美政府与民众关系不同，其原因在于，民众主要关心的是低政治领域的事务，即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故能成为朋友；而政府需要关注的是高政治领域的事务，即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因此两国政府无法成为朋友。
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的基础，这是目前在国内流行的主流观点。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中美之间有这么多的合作项目，因此双方的共同利益一定多于冲突性利益，因此中美两国是战略朋友。事实上，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上述四种利益中的任意一种之上。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能够促成积极合作，而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则可以促成消极合作，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预防性合作。积极合作的目的在于扩大相互有利的利益，而消极合作则主要是通过预防潜在的冲突或对抗的发生，或者限制这些冲突和对抗所产生的破坏效应，以减少相互不利利益给彼此造成的损失。
例如，中美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对抗苏联军事扩张就属于积极合作，而1998年中美双方达成核武器不瞄准对方的协议则属于预防性合作。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就进行了大量的预防性战略合作。所以说，当前中美合作的规模和数量大，并不能证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也不能说明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本质是朋友。要了解双边关系本质，需要考察中美合作的具体内容和方式。
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如果中美在所有利益类型上都进行合作，那么必然是消极合作多于积极合作。但这已经是在现实情况下中美进行合作最理想的状态了。因此，如果中美将合作局限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上，中美间的合作量必然远远小于在各种利益上都进行合作的总量。客观上，中美并未在所有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上开展消极合作。例如，两国自1989年以来就一直未能在人权问题上开展有效的预防性合作。客观上，由于中美目前相互不利的利益比互利的利益要多，因此两国能够开展的消极合作的空间要比积极合作的空间要大。然而，目前两国已有的合作是积极合作多于消极合作，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有非常广阔的消极合作空间。
四、金融危机与假朋友关系。
发生于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美的假朋友关系。一方面，中美两国都强调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同舟共济的必要性以及在改革世界金融体系过程中共同领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两国又都想让对方为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改革多做贡献，而自己从中能多获益。
此次金融危机使很多人更加相信，中美之间拥有很多的共同战略利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在华盛顿组织召开了第一届20国集团金融峰会，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的首脑悉数出席。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各国正面临着相似的威胁，各国共同努力使全球经济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此外，这次峰会还就如何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如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建立改革基础以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等展开合作达成了普遍共识。此后，在2009年4月和9月，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又都先后出席了在伦敦和匹兹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截止到2009年秋，20国集团峰会已发表多项声明，强调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力。这些峰会的声明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应对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这将促使两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采取联合领导的政策。
中美关系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上就表现出了下滑的迹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美两国正在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进行联合一致的合作。在2010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笔者参加了一个有6位中美人员的专题小组讨论。该组的议题为美国-中国：重新制定全球议程。除笔者外，其他5位讨论人都认为，金融危机为中美两国合作创造了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因此，当听众提问中美将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共同议程时，他们都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回答。
然而，客观事实是，此次金融危机给中美两国造成了经济打击，并没有使两国互利的利益超过相互不利的利益。在出口萎缩的情况下，两国都有通过扩大出口恢复本国经济的需求，这增加了两国经济关系的竞争性，降低了合作性。高失业率对于中美都是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两国政府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两国都希望能尽可能地扩大出口以增加就业机会。然而复苏迟缓的全球经济难以同时满足两国的这种相同需求。面对美国国内消费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显著增长的现实，奥巴马政府只好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2009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伙伴，面对出口增长不振的现实，美国政府和社会就将中国作为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奥巴马于2010年2月和3月两次公开表示，为了确保美国商品面对的市场竞争不那么激烈，美国在对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2009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与温家宝会谈时，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集中讨论了中方贸易顺差和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另一个被广泛误解的概念是两国集团(g2)。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g2和中美国(chimerica)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出现使人们误以为中美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好。其实，g2拥有多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与美国在同一等级位置中的超级大国；第二种含义是指中国应当承担与美国相同的国际责任；第三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能够为世界提供联合领导权；第四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分享着多种全球性利益。尽管g2一词也包括了积极含义，但中国政府还是拒绝了这个概念。2009年奥巴马访华期间，温家宝对他明确表示，中国不同意g2这一提法。，这不仅表明中国还没想要分享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同时也说明中国不相信美国愿意与中国分享它的世界领导权。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已有能力承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国际责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打击远小于其他大国。尽管受这场危机影响，中国gdp增速下降到10%以下，但2008年和2009年仍然分别实现了9%和8.7%的增长。在2010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其gdp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与此同期，其他许多大国的经济则遭受了负增长。美国gdp总量2008年和2009年相继缩减了1.9%和2.4%。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愿意将中国继续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则坚持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在一次关于开发一项国际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stern)就表示，在受援助的国家中不应包括中国，这一言论很快就遭到与会中国官员的强烈驳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人们所臆想出的中美共治幻觉也就随之破灭了。
美国不仅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而且还希望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能够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为美国提供支持。例如，美国的外交官员和战略家曾与他们在中国的同行展开过讨论，探讨中国是否能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允诺其能够像其他援助美国的国家那样出兵阿富汗。如果协议能够达成，这将成为奥巴马访华的一项政治成果。此事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否会同意达成这样的协议，而在于美国竟然认为，在美国对华武器禁运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为美国提供此类军事支持。尽管奥巴马政府仅仅只是期待中国提供象征性的军事支持，但这种期待已经足以体现出中美朋友关系的虚假性。
此外，奥巴马的个人性格也提高了中美双方对彼此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值，这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双方对彼此的失望程度。奥巴马的政治性格与他的前任明显不同。小布什倾向于对抗，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果断；而奥巴马则倾向于合作，在实际行动中总是犹豫寡断。一名美国记者说，奥巴马总是不能完成一件事，从而令各类选民失望。，他乐于向其他国家许诺合作，但却不善于将这些许诺付诸实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名战略分析家就曾评论说：他（奥巴马）无法兑现他的所有承诺，他第一年做不到，第一个任期做不到，永远都做不到。
为了改善被布什单边主义严重损害的美国国际形象，奥巴马一上台就采取了多边主义的政策。他的多边主义包含了三项主要内容：(1)做出决定前征求传统盟友的意见；(2)与有分歧的大国开展交流和沟通；(3)在采取对抗行动前与敌人进行对话。奥巴马的合作性言辞提高了中美两国认为对方会进行合作的心理预期。奥巴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上任之初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他的这一决定改变了中美关系总是在美国新总统上台的第一年就出现下滑状态的惯有模式，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了中美友好关系的虚假性。双方都认为奥巴马访华将为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提供重要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奥巴马政府才会期待中国会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提供军事支持以回报他上任当年就访华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奉行只许诺不行动的策略，这一策略因金融危机而愈加凸显。奥巴马上台时正值美国深陷危机泥潭，急需中国的金融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自然会流露出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基调。而中国的决策者们当然也很高兴看到中美关系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如此顺利地实现过渡，因而同意奥巴马关于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威胁的判断，并且也认为这一共同的战略威胁为两国更持久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其中就提到：双方认为，21世纪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对和平、发展与合作的需求增强。中美在事关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众多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而努力。然而，就在这份联合声明发表之后仅仅几周的时间，中美两国又都开始对彼此所采取的预期之外的政策感到失望。
五假朋友关系的不稳定性。
有人认为，中美保持假朋友关系有益于改善双边关系。然而，这种观点既缺乏逻辑支撑，也缺少证据的支持。相反，我们却能很容易地证明，假朋友关系的稳定性比真朋友、假敌人、甚至真敌人的关系都要差。双边关系的真实性取决于两国对彼此利益关系的认知与客观实际情况之间的一致程度。当认知与现实相一致时，双方观念中所认为的双边关系才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当两国都以为它们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朋友。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两国认为它们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敌人。认知与现实的不一致是导致双边关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互利的利益以及彼此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见图3）。任何国家之间都有互利的利益和相互不利的利益，互利的利益促使两国相互支持，而相互不利的利益则导致两国冲突。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不是由友好和敌对决定的，而是由对支持的预期和实际获得的支持是否一致决定的。如果两国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与它们实际所获得的对方的支持之间出现了不平衡，那么双边关系就很容易出现不稳定，反之亦然。当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时，两国的相互支持容易与两国给予对方支持的预期相吻合。而当两国的相互支持与对彼此支持的预期达到平衡时，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就能得到较好地维持。
图3中美关系在四个历史时期的性质及稳定性。
回顾一下中美以往6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最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中美间的实质性军事互助与两国对彼此支持的预期大致相符。与此同时，中美政治制度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共同遏制苏联之外，不期望能与对方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例如，那时的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期待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对话。与二战后的美英关系或者美日关系相比，可能会有人对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友好关系的实质性提出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是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其性质也与其他时期截然不同。
假朋友关系不如真朋友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多于互利的利益（见图3）。然而，双方却不承认这个现实，也不以此为交往的基础，而是假装双方互为朋友，于是形成了这种假朋友关系。当两国假装为朋友后，双方都会期待对方像真朋友那样为自己提供支持和帮助。然而客观上，当相互不利的利益超过了互利的利益时，两国是无法满足对方的预期的。这样一来，双方会不断因对方做出不利于己的决策而失望和不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当中美一致认为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时，双方心里想的是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时，对方应该理所当然地给予支持，但又都没有准备在对方维护其核心利益时给予对方实质性的支持。中美在2009年的联合声明中宣称：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该声明虽然没有明确讲国家安全是各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这是常识。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利益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双方无法在双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上提供相互支持。
中美两国在表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时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些核心利益是什么。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两国核心利益中的多数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由于中国将台湾地区视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因此防止台湾从外国购买军事装备就成为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而美国又将中国台湾视为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军事盟友，于是对其提供军事装备就成为美国保持其在东亚地区军事主导权的一项核心利益。
由于中美不愿正视双方结构性的战略利益矛盾，因此奥巴马政府误以为，对台军售不会对总体的中美关系造成根本性影响。这一判断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三种观念：(1)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同志都同意在两国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合作的和广泛的双边关系。(2)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成熟。奥巴马政府据此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将f-16战斗机剔除在售台武器的名单之外，就足以向中国传达出美国的合作意愿。(3)美国对台军售有助于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而地区和平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就曾表示：我认为他们（中国人）的反应不会超过我们的预期。美国国务院的一位新闻发言人也曾对记者说，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国长期以来为台湾地区提供防御保障的一种体现，像通常一样，我们会追求我们的利益，不过追求的方式不会影响到积极、合作的对华关系。这些言论反映出，即使美国明明知道对台军售是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但中美假朋友关系使美国政府相信，对台军售不会影响中国与美国进行合作的积极性。
自中美采取假朋友策略以来，两国经常掩盖利益分歧，不断创新友好言辞并在短期内恢复假友谊。例如，为了修复双边关系，奥巴马在批准对台军售仅两个月之后，就对中国领导人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不过双方都明白这一承认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停止对台军售。这种双边关系的迅速改善并没有解决因相互不利的利益所引发的各种冲突，而只是将这些冲突暂时地掩盖起来。中美之间有着许多暂时被搁置的矛盾，而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形势下凸显出来，再次引发中美之间的新一轮争吵。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发生争吵的频率远远高于真朋友关系的国家。在1990-2010年的这20年里，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差异可支持这个判断。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真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高于真敌人关系的国家（见图3）。当两国互视为敌，它们对彼此间合作的预期就非常低，或者根本就没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双方的敌对政策都是在对方预期的范围内的，所以双方都已做好对方做出对己不利决策的思想准备，而不会因对方的敌对政策产生失望或不满。由于双方都不期待对方会采取有利于己方的政策，因此只要对方采取的政策对己无害，双方都会满意于对方的政策。不仅如此，由于双方不仅不会期待双边关系的改善，而只是随时准备双边关系的恶化，这又减少了许多预料之外的负面事件的发生，进一步降低了双边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由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大于互利的利益，真敌人关系的国家会比假朋友关系的国家更难改善双边关系。当然，前者双边关系是稳定地保持在敌对关系的水平之上。尽管真敌人关系不如假朋友关系友好，但前者的稳定性大于后者。
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已经坏到很难有什么事件能使其进一步恶化的程度。美国空军在进攻朝鲜的同时，也频繁轰炸中国港口城市丹东，但当时的任何一次轰炸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都没有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程度那么严重（见图1）。可见，朝鲜战争时期中美两国间的敌人关系是多么的稳定和难以改变。美国与伊朗自1980年断交以来，两国关系的稳定性类似于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假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在改善双边关系的机会方面会多于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假敌人关系的国家之间相互有利的利益比它们所意识到的多（见图3）。假敌人关系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少于互利的利益，但双方却视彼此为敌人的关系。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较低，但客观上相互有利的利益会促使它们采取互利的政策，因此假敌人关系中的一方常常会惊讶于对方所做出的某种妥协超越自己预期的合作之举。这就是为什么假敌人关系的改善空间大于假朋友关系。
为了共同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1971年，毛泽东在北京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尽管中美两国直到1978年才完全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在1971-1977年间，两国已经在客观存在的共同安全利益基础上开展了战略合作。这一时期中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会将对方视为朋友，但不断发生的双方预期之外的合作事件却在客观上培育了两国的友谊。例如，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在访华期间曾向中国周恩来表示，美国将减少售台武器的数量，并且希望在北京建立联络处。
美国的这些意图和举动超越了中国的预期范围。毛泽东在得到有关报告的当天，就立即授权周恩来着手开展相关工作。在之后的第二天，当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亲自对基辛格说，他自己很赞同在中美两国首都设立联络处这一想法。冷战后中印关系的性质也是假敌人关系，因此双边关系出现了不断改善的现象。
六、明晰性政策与战略稳定。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中美的假朋友关系，而是要探究为什么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如此跌宕起伏，进而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帮助两国实现可持续合作的方法。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无论互利的利益还是相互不利的利益都能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础，但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一旦高于实际双边关系就会出现不稳定，反之则不断改善。基于这一理论认识，本节将分析并提出中美两国降低不现实预期和发展可持续合作的具体路径。
中美两国外交努力应集中于扩大客观的互利利益，而不应专注于创造悦耳的新概念。学界诸多学者认为，只要中美扩大交流沟通，就能减少误解，于是两国关系就能向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例如，一位中国学者就认为，战略互信是一种观念，不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很大程度上由意图及对意图的判断决定，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也因此具备可塑性。但是，持这种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中美联合声明%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伙伴，但却并不能阻止中美关系在2010年的恶化，而这次恶化就发生在奥巴马签署这份声明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建构主义的观点既不能解释过去20年里为什么在中美两国交流领域和频率都提高的情况下双边关系依然冲突不断，也解释不了2010年中美关系时起时伏的现象。
在2010年4月中美两国首脑通电话之后，许多负面事件都说明，加强双边交流并不一定能改善中美关系。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于2010年4月12-13日访问华盛顿，参加由奥巴马主持召开的核峰会，并在与奥巴马的双边会谈中提出了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五点建议。继此次中美峰会之后，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10年5月24-25日在北京举行，分别由中国国务院副王岐山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首的双方代表团就两国各种可能的合作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然而，这些交流和对话都无力阻止新冲突的再次发生。在这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请求，在6月4-6日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中美军方领导人还就双方军事关系的中断发生了公开争执。6月底，中国领导人在多伦多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美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和沟通，但奥巴马却在其演讲中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对天安号事件置若罔闻。7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对美韩在黄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提出抗议。
中美都希望在互利利益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扩大合作，然而，培育枝蔓并不比扩大根基容易。笔者认为，中美在开展可持续合作之前，应首先努力扩大互利的利益。稳定双边关系的政策对双方都有利。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综合国力远大于中国。同样，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两国关系的稳定也是没有意义的。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目的应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但某些中国的评论家却颠倒了这一逻辑，认为稳定与美国的关系是最高目标，中国应付出一些国家利益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中国就应同意美国售台武器，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然而，以这种代价换来的所谓的中美关系稳定对中国是没有意义的。中美关系能否持久稳定实际上是由双方的互利政策决定的。正如一位欧洲学者所指出的，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政策，而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一方。
笔者曾提出，如果中美两国能够以明确战略取代模糊战略，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比现在稳定。与此同时，一位美国学者也提出，为了实现相互确保的稳定性，奥巴马政府应该放弃对华的遏制与接触政策，而采取一种共同演进战略（strategyofco-evolution）。他进而说道：我们可以想到的是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彼此客套便止步不前和共同演进。在陷入僵局和相互确保稳定之中，后者将是我们未来与中国关系的明确特征，就像相互确保摧毁曾是当年我们与苏联关系的特征一样。笔者并不同意这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共同演进战略，因为这种战略试图在考虑这些（全球）新规则时将中国置于美国的一侧，，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在诸多全球问题上会像日本那样忠实地追随美国。不过，笔者认同他所做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判断，也同意他所提出的，为了稳定当前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借鉴冷战时期美苏实践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思想。？尽管目前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的特点都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但在权力竞争这一点上两者是很相似的。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利益关系不同，因此依据不同领域利益关系的特殊性决定双边关系的性质，将能较好地服务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中美应将文化关系界定为真朋友，这有助于发展两国在教育、体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的友谊。中美在文化领域的互利利益远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因此两国应把培养文化友谊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中国已于2003年和2006年分别与法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政府间的文化节活动。中国、法国、印度三国每两年都会在本国主持一次对方文化的庆祝活动，比如在俄罗斯或印度举行完中国文化节一年之后，中国会对等举办俄罗斯或印度文化节。目前，中美文化融合度高于中俄或中印文化关系，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层级却低于中俄或中印，双边文化交往仍主要集中于民间层面。政府间的文化关系在维护双边关系稳定上的政治作用是大于民间文化交流的。例如，两国政府签署的文化协议能防止两国在出现新分歧时任意增加发放对方公民入境签证的难度。
中美可将经济关系定位为商业伙伴，这有利于双方进入对方市场和吸引对方投资。中美在经济领域中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并且还有着巨大的拓展潜力。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在2007年曾将中美两国界定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s)。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误导人们认为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误以为中美是同一买卖中的共同投资者。仔细考察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利益，我们会发现，这些利益主要是互补利益，而非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补利益关系是指两国能够满足对方不同的利益需要，而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满足的。例如，美国可从东盟国家进口玩具取代中国玩具以满足国内需要，而中国可以用欧元取代美元作为其外汇储备。鉴于中美经济合作主要是以互补利益为基础，因此互视为商业伙伴是较好的政策选择。商业伙伴的黄金法则是公事公办，用中国的俗语讲就是亲兄弟明算账。这两句话的最终指向都是商业伙伴并非朋友。这种关系定位能保持两国间的距离感，从而降低双方期待对方提供优惠政策的心理。如果中国做好了被美国界定为货币操纵国的准备，而美国也认为中国不会顾及美国的压力而调整其汇率政策，那么双方就都不会因在汇率上的冲突而产生失望情绪，反而有可能讨论出一个双方各自都妥协的汇率标准。
中美政治关系可界定为政治竞争者，这有助于避免许多预料之外的双边或多边政治冲突。政治上，中美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这使得两国难成政治朋友。
因此，为了减少预期之外的冲突，两国都应将对方明确地界定为政治竞争对手。最重要的是，两国需要明确它们之间存在着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天然竞争关系。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原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中美无法避免政治竞争。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快于美国，在向世界提供发展模式问题上就必然会形成竞争。彼此明确为政治竞争对手，至少在两方面有助于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其一，两国能达成明确的和平政治竞争协议，以防止双边战争的发生；其二，两国将逐渐习惯对方做出对己不利的政策，因此会将反制措施控制在彼此预期的范围之内。尽管这无助于增进双边政治关系，但却能够防止不友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个不太友好但稳定的政治关系远比一个起伏不定的假朋友关系更有利于中美双方。
中美军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为彼此威胁者，这有助于促进消极合作，降低双边军事冲突发生的危险性。在传统安全方面，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互利的利益。美国至今仍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这一事实说明了两国间强烈的威胁感。中美军事关系还达不到竞争对手的水平，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在10年之内都还难以赶上美国，目前双方在军事上主要是防范而不是竞争。鉴于两国在军事利益上基本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因此承认两国在军事上的相互威胁性有助于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双边军事关系的稳定：(1)能够降低彼此对合作的心理预期，从而不至于因对方的不利或不友好的安全政策而太过失望；(2)增强两国建立防范危机机制的紧迫感，以防止意外军事冲突的升级；(3)接受对方军事不透明的合理性，从而减少两国为此发生的口角；(4)军事威胁者的身份有助于提高相互军事威慑的可信度，从而有助于稳定双边战略关系，防止不可收拾。
鉴于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应将它们的总体战略关系定位为积极竞争与消极合作并存的战略关系。竞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中美竞争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以发展模式为例，中美竞争在客观上可为世界提供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了体现自己的发展模式比对方的优越，两国政府就得不断改善和创新国家发展模式，都得对本国人民以及其他效仿的国家采取施惠的政策，都得争取为世界提供更好的领导，如同两国在科研领域的竞争会促进人类科技的进步一样。主观上，中美在以增加经济援助和承担国际责任等方法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将为全世界带来福利。新近的例子是，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争夺道义制高点的竞争就非常有助于全球二氧化碳的减排。总之，只要中美战略竞争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种竞争对世界就是有益无害的。只要两国确信没人能赢得核战争，中美竞争就不会升级为战争，而且两国之间的和平竞争还会改善世界领导权。
中美的消极安全合作是有助于维持世界和平的。中国是崛起国，美国是霸主国，双方的实力地位使得两国难以建立起以共同威胁或共同利益为主要基础的积极战略合作。中国要保证一个持久的和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就会必然寻求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而美国同样也绝不想与一个核大国开战。因此，双方都需要将战略竞争控制在和平的方式之内。这种合作虽然是消极的，但对全世界却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中美之间不开战，当今世界就不会出现大战争。目前，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其他所有大国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盟友。笔者认为，中俄是半盟友关系，但俄罗斯的实际或潜在实力都难以像中国那样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因此，目前中国是唯一在客观上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排除了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世界和平就能得到可靠保障，世界人民也将从两国的消极合作中受益。
七、结论。
笔者认为，中美互利的利益少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是冷战后两国关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而两国彼此假装为友的政策，加剧了双边关系不断出现戏剧性的跌宕起伏，对两国都不利。以往20年的中美关系史表明，认为通过增强相互理解或改变思维方式就能开展稳定的实质性合作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为了使两国关系得到持续的改善，中美应考虑在众多相互不利利益的基础上开展消极合作，同时降低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如果继续将精力集中在改变观念和加深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那么两国关系将会继续不断地跌宕起伏。事实上，中美的相互理解已经非常充分，只是尚未找到一种能有效应对双方利益冲突与矛盾的方法。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除非中美放弃假朋友关系，否则双边关系难有实质进展。
世界上很少有人希望中美关系从假朋友变成真敌人，因为人们不愿重回冷战时代。人们的常识是，如果中美成为真正！死敌，整个世界将面临极大危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美结构性矛盾意味着中美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建立真朋友的关系，然而双方又不想成为真敌人，于是只剩下两个选择，即假朋友和假敌人。本文分析了当前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弊端，因此，假敌人关系就成了克服假朋友弊端的选择方案，也就是将中美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关系。
真朋友和假敌人的基础在于双方互利的战略利益多于彼此的利益冲突。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互利性利益远大于彼此间的不利性利益，后者的互利性利益仅略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假敌人的双方难以意识到它们互利性的战略利益大于利益冲突，而会经常主观放大它们的利益矛盾，以为利益冲突大于互利利益，于是双方互视为敌。由于假敌人所需要的互利的战略利益少于真朋友，因此从假朋友向假敌人转化的难度要小于建立真朋友关系。中美建立假敌人的关系，客观上能降低双方的外交目标，这易于外交目标的实现，从而将增强双方改善关系的成就感和信心。
中美如能公开坦承双方战略利益的矛盾，是有可能将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的。如果双方较多地讨论利益矛盾而不是互利的利益，那么这将有助于降低双方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也有利于增强双方的战略信誉与关系的稳定。有学者认为，将中美关系视为敌大于友的关系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其含义是说中美互利和互不利的利益各半，就更说明中美建立假敌人关系的利益基础已经具备。那么中美就应更快地建立假敌人关系，因为假敌人关系比假朋友关系有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及客观利益的现实性意味着双边关系的基本性质是积极竞争、消极合作。具体说来，中美两国文化上是朋友，商业上是伙伴，政治上是竞争者，军事上是威胁者。
为了扩大互利的利益，中美两国也应摒弃假朋友策略。两国放弃假朋友策略后可在四个方面获益：第一，加强思想准备应对对方的不友好行为，从而降低冲突升级的危险性。第二，增加相互威慑战略的可信度，从而开展更多的消极安全合作。第三，降低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从而稳定双边关系。第四，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合作指导原则，稳定改善双边关系。当然，期待中美两国在近期内放弃假朋友策略是不太现实的，不过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会促使两国意识到，明确战略比模糊战略能更好地为两国的自身利益服务。
中美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共同利益、互补利益、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这四类利益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四个领域都同时存在。因此，两国在决定就某一领域的问题开展合作之前，应明确该问题的利益类型，以制定不同的合作原则。两国应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那些基于利益矛盾上的消极性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在共同利益之上。当两国对双边合作的预期与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的特性相一致时，两国关系将有望出现稳定发展的局面。
本文的英文原文发表于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politic杂志，参见yanxuetong，“theinstabilityofchina-usrelations”，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3，no.3，2010，pp.263-292。作者在个别地方增加了中美关系在2010年8-10月间发生的事件。
摘要：分析了新常态下农业科技档案呈现出的新特点以及档案管理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从创新农业科技档案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手段、服务方式以及加强档案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阐述了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档案的归档效率和服务质量，提升档案利用价值，从而提高农业科技档案管理水平的对策。
关键词：农业科技档案；新常态；创新；管理；问题；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农业科研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入，现代农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成为发展新趋势，农业科技档案也呈现出新特点，需要归档的有价值的科研材料呈爆发式增长，档案载体多样化，传统的农业科技档案管理模式、管理手段、服务方式已经无法满足飞速发展的科研需求。农业科技档案管理需要积极适应新常态，运用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法，增强责任意识，突出创新驱动，构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的新体系，切实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服务。
为及时把握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自8月首次联合开展每年2次的“年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问卷调查”活动。这是本项研究的第五次问卷调查。通过本次问卷调查，我们获得了专家们关于世界经济形势、20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变化趋势、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势以及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等问题最新认识和判断。
根据7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预测，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5%。为此，我们对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48%的专家预期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在“2.5%—3.0%”之间;48%的专家预期在“2.0%—2.4%”之间;3%的专家预期在“2.0%以下”;1%的专家预期在“3.1%—3.5%”之间。总的来看，近一半接受调查专家的预期较imf乐观，认为2015年美国经济将呈现一定的回暖趋势，但也有超过一半的专家认为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呈现缓慢下降趋势。
根据7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预测，2015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1.5%，67%的专家预期2015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在“1.0%—1.4%”之间;25%的专家预期在“1.5%—2.0%”之间;8%的专家预期在“1.0以下”;没有专家预期在“2.1%—2.5%”之间。总体而言，按照imf的最新预测，有四分之三接受调查专家的预测较imf悲观，认为2015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但也有四分之一的专家预期2015年欧元区经济将呈现一定的回暖趋势，形势比较乐观。
2015年下半年美国是否加息?有七成接受调查的专家认为美国将在下半年选择加息。
对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预测。
根据7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预测，2015年中国gdp增长率为6.8%，中国gdp增长率为6.3%;根据7月3日世界银行(wb)的最新预测，2015年中国gdp增长率为7.1%，20中国gdp增长率为7.0%。据统计局7月15日发布的初步核算数据，中国上半年gdp增长7.0%。那么，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如何呢?调查结果显示，49%的专家预期全年gdp增速在“7.0%-7.2%”之间;36%的专家预期在“6.8%-7.0%”之间;8%的专家“同意wb的预测”;7%的专家“同意imf的预测”。因此，超过一半的专家认为中国能实现2015年年初制定的7%的经济增长目标。
2015年上半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3%，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1个百分点。那么，2015年中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变化趋势如何呢?考虑到cpi比上年上涨2.0%，因而超过九成接受调查的专家认为2015年中国物价水平将持续下降，通缩压力将进一步上升。
2015年上半年，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4.6%。那么，2015年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的增长态势如何呢?考虑到20ppi比20下降1.9%，因而超过九成接受调查的专家认为2015年中国ppi将呈现持续下降态势。
此外，超过八成接受调查的专家认为，2015年的人民币美元汇率将呈现一定的贬值趋势。
根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2015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6%)。超过三分之二的专家认为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呈现下降趋势。
相对于整体经济与投资增速的放缓，2015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为4395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4.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7%)，增速比一季度回落3.9个百分点。考虑到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名义增长10.5%，因此，超过九成的专家认为2015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投资仍持续保持放缓态势。
2015年上半年，中国出口总额65722亿元(按美元计价为1.0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0.9%(按美元计价同比增长1.0%)，增速下降明显。那么，2015年中国出口总额累计同比增速如何呢?调查结果表明，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专家认为2015年中国出口增速将持续保持下滑趋势。
中国未来可能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
2015年6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m2)余额133.34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超过八成接受调查的专家认为2015年m2的增长态势和2014年基本保持一致，这可能意味着2015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将可能持续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5年下半年央行是否会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调查结果显示，62%的专家预期2015年央行会在第三季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21%的专家预期央行不会在下半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7%的.专家预期央行会在2015年第四季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总体而言，近八成的专家认为2015年下半年央行会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可能释放了中国央行在2015年下半年将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信号。
2015年下半年央行是否会继续降息?在什么时间降息?调查结果显示，51%的专家预期中国央行会在2015年第三季度降息;29%的专家预期会在2015年第四季度降息;20%的专家预期中国央行不会在下半年降息。有八成的专家认为2015年下半年央行会降息，这也预示着中国在2015年下半年仍将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此外，2015年上半年，央行连续多次实施了降准、降息等定向扩张政策。64%的专家认为上半年的货币政策“已导致企业融资成本下降”;61%的专家认为“有效降低了政府债务融资成本，缓解政府债务偿还压力”等。也有16%的专家提出了上半年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其他观点，包括：有利于促进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增长;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资金脱实入虚问题妨碍了货币政策有效发挥作用;不少资金流向了非实体经济部门;资金流入股市，实体经济仍然融资难;基本未能传导至实体经济;效果不明显等。
在财政政策方面，我们对2015年下半年财政政策可能实施的空间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70%的专家认为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处理好化解债务风险与稳增长的关系”;64%的专家认为是“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59%的专家认为是“改革创新机制，加快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改变资金使用‘碎片化’，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51%的专家认为是“加快推进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进行营改增，降低企业有效税率”;50%的专家认为是“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49%的专家认为是“扩大长期建设债券发行规模，通过贷款贴息、资本金补助等措施，引导银行贷款和民间投资方向”等。
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
关于新常态下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情况，超过四分之三的专家预期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降至7.0%以下。
此外，我们对未来五到十年可稳定并提高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因素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74%的专家认为是“创新体制机制，积极推动创新、创业政策，扶持小微企业，支持经济新业态较快发展”;74%的专家认为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所导致的资源再配置及其效率的提高”;73%的专家认为是“简政放权，约束政府治理边界，交由市场支配资源”;71%的专家认为是“加快推进基础和垄断性领域改革，允许民营资本以独资或混合所有制形式进入垄断行业参与竞争”;51%的专家认为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下，提升中国装备制造、原材料、建筑服务等产业的出口潜力，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51%的专家认为是“《中国制造2025》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实施”;49%的专家认为是“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三产占比不断提高”。此外，有7%的专家提出了未来五到十年稳定并提高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其他政策，包括：通过提高教育数量和质量，依靠人力资本积累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改革汇率形成机制，通过人民币适度贬值促进进出口增长;自由贸易区的扩大;人力资本提升;新型城镇化将逐步化解既有城镇化模式的困境，有效释放市场空间;乐观经济增长预期指引下的积极反周期需求管理政策;改革投融资体制，开放环境保护、市内轨道交通、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等领域的市场等。
摘要：2011年，全球安全局势依然严峻。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将得以延续。朝鲜和韩国之间再度出现军事摩擦的可能性相当大。由于双方领导人在国内政治领域中的回旋余地都很有限，因此，对于军事摩擦和冲突的控制将更多取决于美国和中国等周边大国的克制与约束。
关键词：国际政治形势与政策。
中东地区的情况依旧令人担忧。
阿以谈判再一次因犹太人定居点问题而告破裂，中东和平进程再度搁浅，而且很难在近期内再度开启。从2011年7月起，美军将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但撤军规模也有可能取决于伊拉克马利基政府的工作绩效。由于巴基斯坦坚决拒绝美军跨过巴阿边界围剿藏匿于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组织，而美国扶植的卡尔扎伊政府又十分脆弱，所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规模也迟迟难以决定。伊朗核危机在经过一系列外交折中之后仍然处于僵持阶段。
2011年非洲的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
科特迪瓦已经处于内战的边缘；苏丹将于2011年1月8日就南部苏丹是否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投，南北双方是尊重公投结果，和平分手，还是像上世纪那样兵戎相见，这也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俄罗斯与欧盟和美国的关系都有所改善。
中美、中欧之间在上半年曾出现了不少摩擦，美国遏制中国的主张一度有所抬头，但到了大选以后的年底，美国方面的调子又有所降温。温家宝访欧访印表明，中欧关系、中印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大国关系的改善表明，全球安全形势总体上是可控的。
但是有一个例外：剑拔弩张的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随时都会急转直下。
一个以为有了核武器就可以在未来的战争中战胜对方。一个虽没有核武器，但认为自己经济实力强大并有美国盟友的军事支持包括核武器支持，有把握在未来的战争中击败对方。美国则调动了3艘航母到小小的朝鲜半岛周围，日本也跟着表态支持韩国。这实在是一场危险的博弈。
在新的一年中，大国之间的安全关系有望改善。
中美在1月两国防长北京会晤和元首华盛顿峰会后，将进入一段时间的稳定。中日在经历了一个阶段的领土纷争后，正寻找调适之道，改善高层间及时沟通与解释的机制，因此也有望较上年稳定。美国与俄罗斯的政治关系也可能更加稳健。考虑到这些因素，新年中全球安全局势有更多积极趋势。
世界范围内存在多种张力，有些还在加深。
新兴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快速崛起已对现有国际格局形成一定影响，这已引起既有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的焦虑。地区层面上许多张力还在释放之中，尤其是朝鲜半岛北南双方由于海上边界争议，半岛局势仍具高危性。
当前世界军备分布严重失衡。
为了维持自己的霸权，美国一国的军费开支几乎等于世界其他国家军费的总额。在这个大背景下，许多国家增加自己的军备，只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安全感和防卫能力。
日本就要大力发展军备，甚至有一股势力要废除无核三原则，这是因为日本觊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的领土，并希望通过加强日美同盟遏制中国，继续坐大亚洲。印度也有军备竞赛的动机，因为印度希望成为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还有一股势力总是想和中国较劲。印度的国防投入明显超过目前它的防卫需要。朝韩之间，存在着军备竞赛。在西亚和中东，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存在军备竞赛。要降温军备竞赛，维护世界和平，最重要的是世界各国应该共同努力。同时，拥有最多军备的美国应该带头削减军备。
2011年，世界大国之间和地区强国之间急需改善战略沟通，共同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中给各国带来公益的部分，并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合作调整现有秩序中的不合理成分。
今年以来，一向平静的亚太地区局势动荡明显增加，我国周边从西到东、从南到北，很多邻国卷入政治、社会风波或经济、金融动荡之中。我国周边地区的国际矛盾和纷争也趋于激化。印巴克什米尔之争、韩日岛屿之争以及泰柬边境之争，都一度出现紧张态势。我国周边遭遇多事之秋，发生如此严重和大面积动荡，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和国际背景。
从周边各国国内情况看，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一些国家政坛矛盾的累积或政府政策失误。
例如韩国动乱起因在于，李明博总统在今年2月上台后，实行过于亲美的政策，解禁并进口有过疯牛病史的美国牛肉，引起韩国民众强烈不满，从而触发韩国20年来最大的一次社会动乱。泰国和蒙古的动乱则是由执政党与反对派矛盾太深而由后者发难引发的。
第二，不少国家经济困难，民众生活水平下降。
周边国家经济一般是外向型，主要靠出口拉动，由于今年全球经济尤其是美欧经济景气低迷，导致其经济和出口下滑，通胀上升，影响居民生活，政府解困乏术，从而激起民众反弹和社会风潮。
第三，全球化引发政治负面效应。
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浪潮兴起，侵蚀到国家行为体的固有主权。很多中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此产生逆反心理，因而强化了主权和国家利益至上意识。在这种背景下，有关周边国家对主权问题高度敏感，固有的领土争执随之加剧。连同是东盟成员国的泰柬两国也因几平方公里土地问题而争执不下，以致兵戎相向。
从总体看，周边动荡对我国的负面影响有限。其一，周边整体和平、稳定的大势未被打破。周边动荡虽然严重，卷入的国家也很多，但带有暂时与局部性质，基本上都未失控。
其二，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基本上未受干扰。中国奉行"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睦邻、友邻、富邻"的方针，周边国家同中国一样，始终把发展同对方的双边关系作为本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无论这些国家形势如何变化，也无论谁上台执政，都高度重视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其三，我国同周边国家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进一步加深。今年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周边国家对美欧和其他国家出口增长明显下滑，但它们对华出口普遍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中国对周边国家出口增幅虽有所下降，但保持了较快增长势头。中国同周边国家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切依存的经济关系是推动相互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
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不断振荡的不稳定性，但无论是“民族主义高涨论”还是“经济实力增长论”，都难以对这一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作者认为，导致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所采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国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两国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战略友好关系。中美缺乏足够的共同战略利益，同时，双方总是通过用虚假的美好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方法暂时缓解利益冲突，但也导致中美关系频繁地起伏振荡。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双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也有冲突性和对抗性的利益。因此，两国在确定开展以何种形式进行合作以前，应该首先明确双方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类型是什么。由于双方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因此两国应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消极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于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双方对不同领域的合作预期能够符合具体利益的特性，那么双边关系是有望实现稳定发展的。
关键词：中美关系，假朋友，战略利益，预防性合作。
作者简介：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家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100084。
在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其间，中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该声明称，两国就共同推进新时期中美关系达成共识。然而，在奥巴马访华仅仅一个月之后，中美之间就开始不断出现恶化双边关系的负面事件。例如，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对华无缝钢管实施贸易制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clinton)批评中国网络缺少自由、美国对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然而，正当政治评论家们开始思考并且以为他们已经理解了中美关系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时，两国关系却又出人意料地迅速改善。
2010年4月2日，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就两国合作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通话。这又使得评论家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因。然而，当中美关系改善不到三个月，2010年7月，双方又因美韩黄海演习和南海争端发生对抗。三个月后，2010年10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部长又进行会晤，中国军方还邀请美国国防部部长访华。许多人以为中美关系忽好忽坏是2010年才开始的现象，其实这一特征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常态现象。对于这个长期现象，本文将用“假朋友理论”进行解释。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彼此假装为朋友的策略是导致中美关系不断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一、对中美关系不稳定的流行解释。
中美之间的争端为什么会在奥巴马总统访华之后不久就迅速凸显出来？对这个疑问最流行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解释认为，由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导致了两国间的争端；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由于中国实力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傲慢、越来越强硬，从而导致中美两国的争端迅速凸显。
笔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难以解释中美关系为何在短时期内出现迅速下滑的状况。一些人将中美之间的摩擦归咎于中国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欧洲知名的学者声称，冷战结束使得东亚地区权力出现真空，从而引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造成了该地区的矛盾冲突。也有美国知名学者说，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批准对台一揽子军售之后，中美关系出现的下滑状况是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造成的。民族主义高涨论目前变得很流行，甚至某些资深的中国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例如，一位美国问题专家就奥巴马访华后中美关系下滑问题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中国）政府更需要对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出反应。
中国的民族主义源于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其发展进程贯穿了中国整个近现代史，迄今已逾一个半世纪。即便我们假定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近现代历史中是线性发展的，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另一个事实，即无论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和改善都不是线性变化的，而是一种起伏振荡的状态，冷战之后更是如此。奥巴马访华后不久中美关系就下滑，而下滑不久又出现改善的状况，这种起伏程度既不是双边关系史上最轻微的，也不是最剧烈的，但它代表了近20年来中美关系起伏频繁的特征。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实在无法解释这种忽好忽坏的现象。民族主义高涨可以解释双边关系恶化，但无法解释为何双边关系会在短期内迅速改善。在中美关系已出现三个多月的摩擦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未进入低潮，中国领导人可能并没有顾及这种压力，还是决定与奥巴马总统进行通话，双边关系由此改善，而中美首脑对话也未在中国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
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相类似，中国实力增长论同样难以解释2010年上半年中美关系的突然下滑和迅速改善现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促使中国采取强硬对外政策，就像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一样，也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美国学者说，中国正在从一个羸弱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强大的发达国家转变，这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比以往更加专横。几乎在同一时期，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说，基于冷战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不断崛起，并已经具备了足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2010年，美国的一些学者将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访华后出现的中美关系新一轮下滑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超级表现使中国的态度变得傲慢。例如，有学者说：导致中国最近行为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它的狂妄自大和过于自信。能够以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成功地脱颖而出，中国当然以此为傲。不仅美国学者将中美关系下滑归因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一些中国媒体也认为，鉴于中国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美政策。
然而事实上，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使中美实力的差距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的确小于美国，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的实力对比。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gdp为4.32万亿美元，美国为14.2万亿美元，中国gdp仅为美国的30.4%。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8.7%，达到4.7万亿美元，美国gdp则下降了2.4%，降至13.86万亿美元，中国对美国gdp的比值升至33.9%。在这两年中，两国gdp的差距仅仅缩小了3.5个百分点。这么微小的经济实力差距变化对一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此为据来解释中国强硬对抗美国伤害中国利益的行为，显然说服力不强。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中国政府知道，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的经济成就让世人瞩目，但中国的决策层在实施对外政策时，依然遵循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于1990年制定的，从那时起，这项原则就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中国学界的确有人建议改变韬光养晦政策，但这种意见并未被接纳，而是被否定。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决策层在实施对美政策的过程中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始终没有动摇。例如，尽管中国政府在口头上抗议了奥巴马政府对台军售等行为，但并没有对美国实行制裁措施。在2010年1月31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那些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但没宣布制裁的具体金额以及任何一家美国公司的名字，这就向美国政府清晰地传达出中国有意和解的信号。事实上，在4月2日中美首脑通电话之后，中国制裁美国相关武器公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中美关系的这一突然改善，不仅证明了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强硬程度并没有与中国实力同步上升，同时也说明，2009年底奥巴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也非源于美国经济在2009年开始复苏。
不稳定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外在表现。在以下部分中，笔者将从“假朋友”这个视角解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克服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和中国经济增长论的理论缺陷。中美关系动荡不定的特征始于冷战结束之后，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冷战后出现的因素，才能较好地解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起伏动荡状况。
二、中美两国的假朋友策略。
1989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全面制裁。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美两国政府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友谊结束了。然而，两国都没有对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严重对抗做好思想准备，试图为改善关系创造新契机。老布什（george）总统曾秘密派遣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赴北京，以保持两国交流渠道的畅通，并绘制了改善双边关系的路线图。
自此，改善战略关系这种良好的意愿就成为了两国假朋友策略的基础。然而，两国领导人良好的主观意愿缺乏客观的共同利益基础，也就是说，中美战略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冲突性的，因此，两国采取的政策也就无法稳定双边试图建立的战略关系。
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描述的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发生的台海军事对抗给中国和美国都敲响了警钟，为了遏制双边关系螺旋式下降的趋势，降低冲突对抗的可能性，中美双方都设法表达改善关系的善意。两国政府官员都想用一个相对模糊的术语来掩饰双边关系的不稳定性，最终双方同意用非敌非友一词来描述和界定中美关系。非敌非友一词所表达的中美关系性质曾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主导性观念。我们可以从一部关于1989-2000年中美关系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这本书的题目叫？同床异梦，这与非敌非友含义类似。该书作者认为，这个题目抓住了中美关系的本质。
中美峰会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恢复，这使得性质已经不明确的中美关系变得更加虚幻。从1989年至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在此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没有举行过任何峰会。在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同意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使得人们在揣度中美关系性质的同时，更加倾向于将其想象成为朋友关系。
一位美国学者就指出，尽管目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的具体内容还不明确，但不管怎样，这个概念总是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彼此之间的利益分歧。美国总统克林顿（williamn）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访华，这是9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这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关于中美关系是朋友关系的印象。然而，此后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美军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击碎了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幻觉。
中美两国政府就改善炸馆后的中美关系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没持续多久，2001年4月1日，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再度陷入低谷。意外的是，撞机事件导致的中美关系恶化在五个月后就被当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小布什（george）政府开始改善对华关系。2003年11月，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powell）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官方举办的中美双边研讨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一言论引发了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因为就在几天之前，鲍威尔还在公开场合与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陈水扁握手，而后者被中国政府视为是台湾分离主义的领导者。尽管鲍威尔的论断遭到了广泛质疑，但仍然被小布什阵营的人所反复引述，尤其当他们访问北京的时候更是如此。2005年11月，小布什总统的父亲、美国第41届总统老布什就曾在他儿子访华前一个星期的时候，在一个公开集会上重申了这一论断。2008年小布什总统在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向中国国务院温家宝表示，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两国能够实现共同发展。2009年1月，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onte）在其首次访华期间重申，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高点。奥巴马接手白宫后，其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假朋友策略。他派驻中国的大使洪博培（jonhuntsman）在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对媒体再次重申了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的观点。
尽管中美两国政府都很清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双边关系最好时期是在1978-1989年，但两国政府仍然愿意把冷战后的双边关系描绘得更加友好，彼此伪装成朋友。对于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这种美好但虚假的描述，中国政府给予了肯定，也否认中美关系所具有的竞争性。2008年9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在纽约出席一个由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时发表演讲说：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还可以成为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决策者都认为，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比做出实事求是的描述更有利于改善和稳定双边关系。
然而，中美关系60年的发展历史却表明，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是无益于双边关系稳定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中美两国1950-2009年的双边关系进行了定量测量，测量结果显示，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关系比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稳定得多（见图1）。
资料来源：1950-2005年的数据来自阎学通等：《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3页；2006-2009年的数据基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将图1的时间轴（横轴）划分为四个时期：1950-1970年、1971-1977年、1978-1988年、1989-2009年。在这四个时期中，中美关系出现波动最少的时期是1978-1988年。在这段时期中，中美关系友大于敌。图1显示，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小于2个单位。由图1还可见，中美关系的第二稳定时期是1950-1970年，即朝鲜战争爆发至中美实现战略合作的前一年。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为2.5个单位。在1971-1977年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振幅最大，超过了6个单位，但呈现的却是一个向上的线性改善趋势。起伏振动最剧烈的时期是1989-2009年，幅度超过4个单位多，并且震荡起伏频率最高。
三、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政府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观点很快就被两国的政治人物们所接受。然而，两国政府间达成这个共同认识却误导人们认为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来自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不知是源于双方的巨大的战略利益矛盾。
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以两国冲突性利益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当确定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后，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为什么能够超过中美两国分别同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当然非常重要，但物质实力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实力长期位于世界第二，但是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从未达到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水平，也未达到过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水平。美日关系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并不是因为美日之间的共同利益比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少，恰恰相反，是因为美日的共同利益多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美日是军事盟友，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这使得日本能够采取搭便车和追随美国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因此美日关系对世界的影响就难以超越美国自身政策对世界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很相像，都是源于双方战略利益冲突而非共同利益。由于双方战略利益存在冲突，中国和苏联都采取了与美国不一致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国不得不对其原有政策进行调整，做出妥协。而正是美国的政策调整和妥协在客观上影响了全世界。因此，是冲突性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使得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分别成为冷战和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08-2009年，中国和日本分别是美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债权国，两国对美国债权的差距月均缩小7%。然而，当时没有人担心日本会利用其手中的美国国债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却经常有报道称，中国可能会出售其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用以报复美国的反华行为。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中美金融关系的重要性大于日美金融关系。又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远远弱于日本，但总体而言，美俄关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具有比美日关系更大的影响力，这同样是因为俄罗斯在很多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政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美之间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多于互利性的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和互利性的利益共同决定着两国的战略关系。在互利性的利益和相互不利性的利益两个大类之下，从利益的内容和关系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将中美间的战略利益分成四种。其中，互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见图2）。
图2战略利益的类型。
共同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且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和美国都有遏制苏联军事扩张的需要，这一共同利益构成了那一时期中美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的基础。互补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但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需要美国市场，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美国需要进口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以低价格保持高质量生活水平。若以国家为单位，在2008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冲突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且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性利益是1989年以后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互相指责的重要原因。对抗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但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美两国都想对南中国海实行有效的军事控制，然而任何一方实现了这种目标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目标实现不了。自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以来，这种对抗性利益已经引发了中美两国在这一水域的多次争端。
如果我们对中美战略利益的类型做更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在中美的全部战略利益中，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远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见表1）。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之间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两国在防止双边战争、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保障国际航运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在其他更多的安全利益上则是相互冲突和对抗的。例如，美国对台军售、对华武器禁运、争夺南中国海控制权、美国在东亚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武器现代化、打击台、疆、藏分离主义势力、太空研发、武器出口以及伊朗核问题等。
表1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
在政治领域，除了在维持当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数量不变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之外，在其他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几乎全都是对抗的或冲突的。
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而美国则是维持现状的霸权国。中国是竭尽全力争取重新获得历史上曾拥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而美国是极力要保住其单极霸权地位，不想拱手相让。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从根本决定了两国间的巨大政治分歧。正如一位著名的欧洲学者所说的那样：它的（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具体而言，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东亚主导权、人权问题、宗教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等诸多政治问题上都存在着对抗或冲突。例如在人权问题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都会就美国的人权问题发布年度报告，以反击美国在国务院全球人权年度报告中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2010年3月，两国政府均发布报告，相互谴责对方的人权问题。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既有互利的利益，也有相互不利的利益。具体说来，两国均受益于合资经营、扩大全球市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双边贸易以及互惠旅游。在实现经济合作的同时，双方也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双边贸易不平衡、二氧化碳减排标准、高科技的竞争、对战略经济的控制以及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等诸多问题上，双方一直争执不断。
在文化领域，中美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两国堪称是文化上的朋友。除了奥运会金牌总数具有竞争关系外，两国在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有着众多的合作和交流。
中美两国高政治领域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低政治领域，因此导致中美关系在民众层面和政府层面呈现为两种不同状态。自1978年两国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在民众和社会层面的双边关系一直是稳步发展，在学术、旅游、商务、体育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日益增加。在这个层面，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和民族特点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这种正面印象甚至不受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影响，双方民众关系仍然保持着扩展和深化的趋势。然而，冷战后中美政府间关系则没有这种良性互动，而是振荡频频，摩擦扩大的速度超过合作。中美政府与民众关系不同，其原因在于，民众主要关心的是低政治领域的事务，即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故能成为朋友；而政府需要关注的是高政治领域的事务，即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因此两国政府无法成为朋友。
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的基础，这是目前在国内流行的主流观点。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中美之间有这么多的合作项目，因此双方的共同利益一定多于冲突性利益，因此中美两国是战略朋友。事实上，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上述四种利益中的任意一种之上。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能够促成积极合作，而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则可以促成消极合作，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预防性合作。积极合作的目的在于扩大相互有利的利益，而消极合作则主要是通过预防潜在的冲突或对抗的发生，或者限制这些冲突和对抗所产生的破坏效应，以减少相互不利利益给彼此造成的损失。
例如，中美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对抗苏联军事扩张就属于积极合作，而1998年中美双方达成核武器不瞄准对方的协议则属于预防性合作。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就进行了大量的预防性战略合作。所以说，当前中美合作的规模和数量大，并不能证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也不能说明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本质是朋友。要了解双边关系本质，需要考察中美合作的具体内容和方式。
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如果中美在所有利益类型上都进行合作，那么必然是消极合作多于积极合作。但这已经是在现实情况下中美进行合作最理想的状态了。因此，如果中美将合作局限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上，中美间的合作量必然远远小于在各种利益上都进行合作的总量。客观上，中美并未在所有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上开展消极合作。例如，两国自1989年以来就一直未能在人权问题上开展有效的预防性合作。客观上，由于中美目前相互不利的利益比互利的利益要多，因此两国能够开展的消极合作的空间要比积极合作的空间要大。然而，目前两国已有的合作是积极合作多于消极合作，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有非常广阔的消极合作空间。
四、金融危机与假朋友关系。
发生于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美的假朋友关系。一方面，中美两国都强调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同舟共济的必要性以及在改革世界金融体系过程中共同领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两国又都想让对方为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改革多做贡献，而自己从中能多获益。
此次金融危机使很多人更加相信，中美之间拥有很多的共同战略利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在华盛顿组织召开了第一届20国集团金融峰会，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的首脑悉数出席。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各国正面临着相似的威胁，各国共同努力使全球经济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此外，这次峰会还就如何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如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建立改革基础以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等展开合作达成了普遍共识。此后，在2009年4月和9月，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又都先后出席了在伦敦和匹兹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截止到2009年秋，20国集团峰会已发表多项声明，强调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力。这些峰会的声明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应对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这将促使两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采取联合领导的政策。
中美关系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上就表现出了下滑的迹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美两国正在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进行联合一致的合作。在2010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笔者参加了一个有6位中美人员的专题小组讨论。该组的议题为美国-中国：重新制定全球议程。除笔者外，其他5位讨论人都认为，金融危机为中美两国合作创造了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因此，当听众提问中美将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共同议程时，他们都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回答。
然而，客观事实是，此次金融危机给中美两国造成了经济打击，并没有使两国互利的利益超过相互不利的利益。在出口萎缩的情况下，两国都有通过扩大出口恢复本国经济的需求，这增加了两国经济关系的竞争性，降低了合作性。高失业率对于中美都是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两国政府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两国都希望能尽可能地扩大出口以增加就业机会。然而复苏迟缓的全球经济难以同时满足两国的这种相同需求。面对美国国内消费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显著增长的现实，奥巴马政府只好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2009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伙伴，面对出口增长不振的现实，美国政府和社会就将中国作为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奥巴马于2010年2月和3月两次公开表示，为了确保美国商品面对的市场竞争不那么激烈，美国在对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2009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与温家宝会谈时，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集中讨论了中方贸易顺差和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另一个被广泛误解的概念是两国集团(g2)。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g2和中美国(chimerica)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出现使人们误以为中美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好。其实，g2拥有多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与美国在同一等级位置中的超级大国；第二种含义是指中国应当承担与美国相同的国际责任；第三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能够为世界提供联合领导权；第四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分享着多种全球性利益。尽管g2一词也包括了积极含义，但中国政府还是拒绝了这个概念。2009年奥巴马访华期间，温家宝对他明确表示，中国不同意g2这一提法。，这不仅表明中国还没想要分享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同时也说明中国不相信美国愿意与中国分享它的世界领导权。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已有能力承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国际责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打击远小于其他大国。尽管受这场危机影响，中国gdp增速下降到10%以下，但2008年和2009年仍然分别实现了9%和8.7%的增长。在2010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其gdp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与此同期，其他许多大国的经济则遭受了负增长。美国gdp总量2008年和2009年相继缩减了1.9%和2.4%。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愿意将中国继续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则坚持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在一次关于开发一项国际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stern)就表示，在受援助的国家中不应包括中国，这一言论很快就遭到与会中国官员的强烈驳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人们所臆想出的中美共治幻觉也就随之破灭了。
美国不仅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而且还希望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能够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为美国提供支持。例如，美国的外交官员和战略家曾与他们在中国的同行展开过讨论，探讨中国是否能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允诺其能够像其他援助美国的国家那样出兵阿富汗。如果协议能够达成，这将成为奥巴马访华的一项政治成果。此事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否会同意达成这样的协议，而在于美国竟然认为，在美国对华武器禁运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为美国提供此类军事支持。尽管奥巴马政府仅仅只是期待中国提供象征性的军事支持，但这种期待已经足以体现出中美朋友关系的虚假性。
此外，奥巴马的个人性格也提高了中美双方对彼此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值，这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双方对彼此的失望程度。奥巴马的政治性格与他的前任明显不同。小布什倾向于对抗，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果断；而奥巴马则倾向于合作，在实际行动中总是犹豫寡断。一名美国记者说，奥巴马总是不能完成一件事，从而令各类选民失望。，他乐于向其他国家许诺合作，但却不善于将这些许诺付诸实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名战略分析家就曾评论说：他（奥巴马）无法兑现他的所有承诺，他第一年做不到，第一个任期做不到，永远都做不到。
为了改善被布什单边主义严重损害的美国国际形象，奥巴马一上台就采取了多边主义的政策。他的多边主义包含了三项主要内容：(1)做出决定前征求传统盟友的意见；(2)与有分歧的大国开展交流和沟通；(3)在采取对抗行动前与敌人进行对话。奥巴马的合作性言辞提高了中美两国认为对方会进行合作的心理预期。奥巴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上任之初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他的这一决定改变了中美关系总是在美国新总统上台的第一年就出现下滑状态的惯有模式，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了中美友好关系的虚假性。双方都认为奥巴马访华将为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提供重要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奥巴马政府才会期待中国会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提供军事支持以回报他上任当年就访华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奉行只许诺不行动的策略，这一策略因金融危机而愈加凸显。奥巴马上台时正值美国深陷危机泥潭，急需中国的金融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自然会流露出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基调。而中国的决策者们当然也很高兴看到中美关系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如此顺利地实现过渡，因而同意奥巴马关于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威胁的判断，并且也认为这一共同的战略威胁为两国更持久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其中就提到：双方认为，21世纪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对和平、发展与合作的需求增强。中美在事关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众多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而努力。然而，就在这份联合声明发表之后仅仅几周的时间，中美两国又都开始对彼此所采取的预期之外的政策感到失望。
五假朋友关系的不稳定性。
有人认为，中美保持假朋友关系有益于改善双边关系。然而，这种观点既缺乏逻辑支撑，也缺少证据的支持。相反，我们却能很容易地证明，假朋友关系的稳定性比真朋友、假敌人、甚至真敌人的关系都要差。双边关系的真实性取决于两国对彼此利益关系的认知与客观实际情况之间的一致程度。当认知与现实相一致时，双方观念中所认为的双边关系才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当两国都以为它们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朋友。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两国认为它们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敌人。认知与现实的不一致是导致双边关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互利的利益以及彼此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见图3）。任何国家之间都有互利的利益和相互不利的利益，互利的利益促使两国相互支持，而相互不利的利益则导致两国冲突。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不是由友好和敌对决定的，而是由对支持的预期和实际获得的支持是否一致决定的。如果两国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与它们实际所获得的对方的支持之间出现了不平衡，那么双边关系就很容易出现不稳定，反之亦然。当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时，两国的相互支持容易与两国给予对方支持的预期相吻合。而当两国的相互支持与对彼此支持的预期达到平衡时，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就能得到较好地维持。
图3中美关系在四个历史时期的性质及稳定性。
回顾一下中美以往6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最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中美间的实质性军事互助与两国对彼此支持的预期大致相符。与此同时，中美政治制度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共同遏制苏联之外，不期望能与对方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例如，那时的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期待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对话。与二战后的美英关系或者美日关系相比，可能会有人对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友好关系的实质性提出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是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其性质也与其他时期截然不同。
假朋友关系不如真朋友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多于互利的利益（见图3）。然而，双方却不承认这个现实，也不以此为交往的基础，而是假装双方互为朋友，于是形成了这种假朋友关系。当两国假装为朋友后，双方都会期待对方像真朋友那样为自己提供支持和帮助。然而客观上，当相互不利的利益超过了互利的利益时，两国是无法满足对方的预期的。这样一来，双方会不断因对方做出不利于己的决策而失望和不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当中美一致认为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时，双方心里想的是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时，对方应该理所当然地给予支持，但又都没有准备在对方维护其核心利益时给予对方实质性的支持。中美在2009年的联合声明中宣称：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该声明虽然没有明确讲国家安全是各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这是常识。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利益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双方无法在双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上提供相互支持。
中美两国在表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时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些核心利益是什么。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两国核心利益中的多数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由于中国将台湾地区视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因此防止台湾从外国购买军事装备就成为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而美国又将中国台湾视为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军事盟友，于是对其提供军事装备就成为美国保持其在东亚地区军事主导权的一项核心利益。
由于中美不愿正视双方结构性的战略利益矛盾，因此奥巴马政府误以为，对台军售不会对总体的中美关系造成根本性影响。这一判断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三种观念：(1)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都同意在两国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合作的和广泛的双边关系。(2)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成熟。奥巴马政府据此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将f-16战斗机剔除在售台武器的名单之外，就足以向中国传达出美国的合作意愿。(3)美国对台军售有助于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而地区和平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就曾表示：我认为他们（中国人）的反应不会超过我们的预期。美国国务院的一位新闻发言人也曾对记者说，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国长期以来为台湾地区提供防御保障的一种体现，像通常一样，我们会追求我们的利益，不过追求的方式不会影响到积极、合作的对华关系。这些言论反映出，即使美国明明知道对台军售是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但中美假朋友关系使美国政府相信，对台军售不会影响中国与美国进行合作的积极性。
自中美采取假朋友策略以来，两国经常掩盖利益分歧，不断创新友好言辞并在短期内恢复假友谊。例如，为了修复双边关系，奥巴马在批准对台军售仅两个月之后，就对中国领导人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不过双方都明白这一承认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停止对台军售。这种双边关系的迅速改善并没有解决因相互不利的利益所引发的各种冲突，而只是将这些冲突暂时地掩盖起来。中美之间有着许多暂时被搁置的矛盾，而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形势下凸显出来，再次引发中美之间的新一轮争吵。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发生争吵的频率远远高于真朋友关系的国家。在1990-2010年的这20年里，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差异可支持这个判断。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真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高于真敌人关系的国家（见图3）。当两国互视为敌，它们对彼此间合作的预期就非常低，或者根本就没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双方的敌对政策都是在对方预期的范围内的，所以双方都已做好对方做出对己不利决策的思想准备，而不会因对方的敌对政策产生失望或不满。由于双方都不期待对方会采取有利于己方的政策，因此只要对方采取的政策对己无害，双方都会满意于对方的政策。不仅如此，由于双方不仅不会期待双边关系的改善，而只是随时准备双边关系的恶化，这又减少了许多预料之外的负面事件的发生，进一步降低了双边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由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大于互利的利益，真敌人关系的国家会比假朋友关系的国家更难改善双边关系。当然，前者双边关系是稳定地保持在敌对关系的水平之上。尽管真敌人关系不如假朋友关系友好，但前者的稳定性大于后者。
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已经坏到很难有什么事件能使其进一步恶化的程度。美国空军在进攻朝鲜的同时，也频繁轰炸中国港口城市丹东，但当时的任何一次轰炸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都没有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程度那么严重（见图1）。可见，朝鲜战争时期中美两国间的敌人关系是多么的稳定和难以改变。美国与伊朗自1980年断交以来，两国关系的稳定性类似于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假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在改善双边关系的机会方面会多于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假敌人关系的国家之间相互有利的利益比它们所意识到的多（见图3）。假敌人关系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少于互利的利益，但双方却视彼此为敌人的关系。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较低，但客观上相互有利的利益会促使它们采取互利的政策，因此假敌人关系中的一方常常会惊讶于对方所做出的某种妥协超越自己预期的合作之举。这就是为什么假敌人关系的改善空间大于假朋友关系。
为了共同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1971年，毛泽东在北京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尽管中美两国直到1978年才完全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在1971-1977年间，两国已经在客观存在的共同安全利益基础上开展了战略合作。这一时期中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会将对方视为朋友，但不断发生的双方预期之外的合作事件却在客观上培育了两国的友谊。例如，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在访华期间曾向中国周恩来表示，美国将减少售台武器的数量，并且希望在北京建立联络处。
美国的这些意图和举动超越了中国的预期范围。毛泽东在得到有关报告的当天，就立即授权周恩来着手开展相关工作。在之后的第二天，当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亲自对基辛格说，他自己很赞同在中美两国首都设立联络处这一想法。冷战后中印关系的性质也是假敌人关系，因此双边关系出现了不断改善的现象。
六、明晰性政策与战略稳定。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中美的假朋友关系，而是要探究为什么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如此跌宕起伏，进而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帮助两国实现可持续合作的方法。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无论互利的利益还是相互不利的利益都能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础，但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一旦高于实际双边关系就会出现不稳定，反之则不断改善。基于这一理论认识，本节将分析并提出中美两国降低不现实预期和发展可持续合作的具体路径。
中美两国外交努力应集中于扩大客观的互利利益，而不应专注于创造悦耳的新概念。学界诸多学者认为，只要中美扩大交流沟通，就能减少误解，于是两国关系就能向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例如，一位中国学者就认为，战略互信是一种观念，不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很大程度上由意图及对意图的判断决定，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也因此具备可塑性。但是，持这种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中美联合声明%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伙伴，但却并不能阻止中美关系在2010年的恶化，而这次恶化就发生在奥巴马签署这份声明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建构主义的观点既不能解释过去20年里为什么在中美两国交流领域和频率都提高的情况下双边关系依然冲突不断，也解释不了2010年中美关系时起时伏的现象。
在2010年4月中美两国首脑通电话之后，许多负面事件都说明，加强双边交流并不一定能改善中美关系。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于2010年4月12-13日访问华盛顿，参加由奥巴马主持召开的核峰会，并在与奥巴马的双边会谈中提出了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五点建议。继此次中美峰会之后，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10年5月24-25日在北京举行，分别由中国国务院副王岐山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首的双方代表团就两国各种可能的合作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然而，这些交流和对话都无力阻止新冲突的再次发生。在这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请求，在6月4-6日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中美军方领导人还就双方军事关系的中断发生了公开争执。6月底，中国领导人在多伦多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美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和沟通，但奥巴马却在其演讲中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对天安号事件置若罔闻。7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对美韩在黄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提出抗议。
中美都希望在互利利益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扩大合作，然而，培育枝蔓并不比扩大根基容易。笔者认为，中美在开展可持续合作之前，应首先努力扩大互利的利益。稳定双边关系的政策对双方都有利。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综合国力远大于中国。同样，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两国关系的稳定也是没有意义的。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目的应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但某些中国的评论家却颠倒了这一逻辑，认为稳定与美国的关系是最高目标，中国应付出一些国家利益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中国就应同意美国售台武器，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然而，以这种代价换来的所谓的中美关系稳定对中国是没有意义的。中美关系能否持久稳定实际上是由双方的互利政策决定的。正如一位欧洲学者所指出的，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政策，而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一方。
笔者曾提出，如果中美两国能够以明确战略取代模糊战略，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比现在稳定。与此同时，一位美国学者也提出，为了实现相互确保的稳定性，奥巴马政府应该放弃对华的遏制与接触政策，而采取一种共同演进战略（strategyofco-evolution）。他进而说道：我们可以想到的是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彼此客套便止步不前和共同演进。在陷入僵局和相互确保稳定之中，后者将是我们未来与中国关系的明确特征，就像相互确保摧毁曾是当年我们与苏联关系的特征一样。笔者并不同意这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共同演进战略，因为这种战略试图在考虑这些（全球）新规则时将中国置于美国的一侧，，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在诸多全球问题上会像日本那样忠实地追随美国。不过，笔者认同他所做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判断，也同意他所提出的，为了稳定当前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借鉴冷战时期美苏实践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思想。？尽管目前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的特点都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但在权力竞争这一点上两者是很相似的。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利益关系不同，因此依据不同领域利益关系的特殊性决定双边关系的性质，将能较好地服务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中美应将文化关系界定为真朋友，这有助于发展两国在教育、体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的友谊。中美在文化领域的互利利益远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因此两国应把培养文化友谊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中国已于2003年和2006年分别与法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政府间的文化节活动。中国、法国、印度三国每两年都会在本国主持一次对方文化的庆祝活动，比如在俄罗斯或印度举行完中国文化节一年之后，中国会对等举办俄罗斯或印度文化节。目前，中美文化融合度高于中俄或中印文化关系，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层级却低于中俄或中印，双边文化交往仍主要集中于民间层面。政府间的文化关系在维护双边关系稳定上的政治作用是大于民间文化交流的。例如，两国政府签署的文化协议能防止两国在出现新分歧时任意增加发放对方公民入境签证的难度。
中美可将经济关系定位为商业伙伴，这有利于双方进入对方市场和吸引对方投资。中美在经济领域中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并且还有着巨大的拓展潜力。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在2007年曾将中美两国界定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s)。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误导人们认为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误以为中美是同一买卖中的共同投资者。仔细考察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利益，我们会发现，这些利益主要是互补利益，而非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补利益关系是指两国能够满足对方不同的利益需要，而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满足的。例如，美国可从东盟国家进口玩具取代中国玩具以满足国内需要，而中国可以用欧元取代美元作为其外汇储备。鉴于中美经济合作主要是以互补利益为基础，因此互视为商业伙伴是较好的政策选择。商业伙伴的黄金法则是公事公办，用中国的俗语讲就是亲兄弟明算账。这两句话的最终指向都是商业伙伴并非朋友。这种关系定位能保持两国间的距离感，从而降低双方期待对方提供优惠政策的心理。如果中国做好了被美国界定为货币操纵国的准备，而美国也认为中国不会顾及美国的压力而调整其汇率政策，那么双方就都不会因在汇率上的冲突而产生失望情绪，反而有可能讨论出一个双方各自都妥协的汇率标准。
中美政治关系可界定为政治竞争者，这有助于避免许多预料之外的双边或多边政治冲突。政治上，中美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这使得两国难成政治朋友。
因此，为了减少预期之外的冲突，两国都应将对方明确地界定为政治竞争对手。最重要的是，两国需要明确它们之间存在着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天然竞争关系。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原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中美无法避免政治竞争。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快于美国，在向世界提供发展模式问题上就必然会形成竞争。彼此明确为政治竞争对手，至少在两方面有助于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其一，两国能达成明确的和平政治竞争协议，以防止双边战争的发生；其二，两国将逐渐习惯对方做出对己不利的政策，因此会将反制措施控制在彼此预期的范围之内。尽管这无助于增进双边政治关系，但却能够防止不友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个不太友好但稳定的政治关系远比一个起伏不定的假朋友关系更有利于中美双方。
中美军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为彼此威胁者，这有助于促进消极合作，降低双边军事冲突发生的危险性。在传统安全方面，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互利的利益。美国至今仍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这一事实说明了两国间强烈的威胁感。中美军事关系还达不到竞争对手的水平，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在10年之内都还难以赶上美国，目前双方在军事上主要是防范而不是竞争。鉴于两国在军事利益上基本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因此承认两国在军事上的相互威胁性有助于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双边军事关系的稳定：(1)能够降低彼此对合作的心理预期，从而不至于因对方的不利或不友好的安全政策而太过失望；(2)增强两国建立防范危机机制的紧迫感，以防止意外军事冲突的升级；(3)接受对方军事不透明的合理性，从而减少两国为此发生的口角；(4)军事威胁者的身份有助于提高相互军事威慑的可信度，从而有助于稳定双边战略关系，防止不可收拾。
鉴于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应将它们的总体战略关系定位为积极竞争与消极合作并存的战略关系。竞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中美竞争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以发展模式为例，中美竞争在客观上可为世界提供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了体现自己的发展模式比对方的优越，两国政府就得不断改善和创新国家发展模式，都得对本国人民以及其他效仿的国家采取施惠的政策，都得争取为世界提供更好的领导，如同两国在科研领域的竞争会促进人类科技的进步一样。主观上，中美在以增加经济援助和承担国际责任等方法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将为全世界带来福利。新近的例子是，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争夺道义制高点的竞争就非常有助于全球二氧化碳的减排。总之，只要中美战略竞争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种竞争对世界就是有益无害的。只要两国确信没人能赢得核战争，中美竞争就不会升级为战争，而且两国之间的和平竞争还会改善世界领导权。
中美的消极安全合作是有助于维持世界和平的。中国是崛起国，美国是霸主国，双方的实力地位使得两国难以建立起以共同威胁或共同利益为主要基础的积极战略合作。中国要保证一个持久的和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就会必然寻求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而美国同样也绝不想与一个核大国开战。因此，双方都需要将战略竞争控制在和平的方式之内。这种合作虽然是消极的，但对全世界却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中美之间不开战，当今世界就不会出现大战争。目前，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其他所有大国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盟友。笔者认为，中俄是半盟友关系，但俄罗斯的实际或潜在实力都难以像中国那样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因此，目前中国是唯一在客观上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排除了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世界和平就能得到可靠保障，世界人民也将从两国的消极合作中受益。
七、结论。
笔者认为，中美互利的利益少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是冷战后两国关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而两国彼此假装为友的政策，加剧了双边关系不断出现戏剧性的跌宕起伏，对两国都不利。以往20年的中美关系史表明，认为通过增强相互理解或改变思维方式就能开展稳定的实质性合作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为了使两国关系得到持续的改善，中美应考虑在众多相互不利利益的基础上开展消极合作，同时降低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如果继续将精力集中在改变观念和加深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那么两国关系将会继续不断地跌宕起伏。事实上，中美的相互理解已经非常充分，只是尚未找到一种能有效应对双方利益冲突与矛盾的方法。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除非中美放弃假朋友关系，否则双边关系难有实质进展。
世界上很少有人希望中美关系从假朋友变成真敌人，因为人们不愿重回冷战时代。人们的常识是，如果中美成为真正！死敌，整个世界将面临极大危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美结构性矛盾意味着中美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建立真朋友的关系，然而双方又不想成为真敌人，于是只剩下两个选择，即假朋友和假敌人。本文分析了当前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弊端，因此，假敌人关系就成了克服假朋友弊端的选择方案，也就是将中美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关系。
真朋友和假敌人的基础在于双方互利的战略利益多于彼此的利益冲突。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互利性利益远大于彼此间的不利性利益，后者的互利性利益仅略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假敌人的双方难以意识到它们互利性的战略利益大于利益冲突，而会经常主观放大它们的利益矛盾，以为利益冲突大于互利利益，于是双方互视为敌。由于假敌人所需要的互利的战略利益少于真朋友，因此从假朋友向假敌人转化的难度要小于建立真朋友关系。中美建立假敌人的关系，客观上能降低双方的外交目标，这易于外交目标的实现，从而将增强双方改善关系的成就感和信心。
中美如能公开坦承双方战略利益的矛盾，是有可能将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的。如果双方较多地讨论利益矛盾而不是互利的利益，那么这将有助于降低双方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也有利于增强双方的战略信誉与关系的稳定。有学者认为，将中美关系视为敌大于友的关系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其含义是说中美互利和互不利的利益各半，就更说明中美建立假敌人关系的利益基础已经具备。那么中美就应更快地建立假敌人关系，因为假敌人关系比假朋友关系有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及客观利益的现实性意味着双边关系的基本性质是积极竞争、消极合作。具体说来，中美两国文化上是朋友，商业上是伙伴，政治上是竞争者，军事上是威胁者。
为了扩大互利的利益，中美两国也应摒弃假朋友策略。两国放弃假朋友策略后可在四个方面获益：第一，加强思想准备应对对方的不友好行为，从而降低冲突升级的危险性。第二，增加相互威慑战略的可信度，从而开展更多的消极安全合作。第三，降低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从而稳定双边关系。第四，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合作指导原则，稳定改善双边关系。当然，期待中美两国在近期内放弃假朋友策略是不太现实的，不过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会促使两国意识到，明确战略比模糊战略能更好地为两国的自身利益服务。
中美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共同利益、互补利益、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这四类利益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四个领域都同时存在。因此，两国在决定就某一领域的问题开展合作之前，应明确该问题的利益类型，以制定不同的合作原则。两国应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那些基于利益矛盾上的消极性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在共同利益之上。当两国对双边合作的预期与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的特性相一致时，两国关系将有望出现稳定发展的局面。
本文的英文原文发表于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politic杂志，参见yanxuetong，“theinstabilityofchina-usrelations”，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3，no.3，2010，pp.263-292。作者在个别地方增加了中美关系在2010年8-10月间发生的事件。
作者：阎学通。
农业科研单位长期受传统观念影响，工作重心放在科研上，对档案管理不够重视，档案意识普遍不强，科技档案管理封闭狭隘、重藏轻用，存在“为保管而保管”“看摊守库”等旧观念，使得科技档案的作用未能发挥出来，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档案管理部门往往属于单位的边缘部门，专职档案管理人员缺乏，兼职档案人员往往身兼数职，根本无暇在档案管理上寻求创新，墨守成规，周而复始，对档案管理工作如何更好地服务科研工作和社会发展知之甚少，更谈不上主动对档案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
1.2管理模式陈旧，跟不上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机制的步伐。
目前，大部分科研院所仍延续计划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管理模式，难以实现对重点科研课题档案质量的全面控制[1]。档案管理部门只发挥了存储功能，科研管理部门负责本单位的科研档案的收集，二者的作用相分离，未形成系统性。但是随着协同创新机制的推进，协同合作的项目越来越多，而且农业科研工作周期较长、空间跨度大，期间会形成多种载体的档案材料，材料往往分散在课题组成员中，他们主动上交档案材料的意识又比较弱，在档案收集上存在一定难度。档案管理人员与课题组之间的沟通也不够积极，对课题（项目）的研究进展情况、科研人员的活动情况、会议材料等的收集，缺乏系统性、协调性和同步性，档案收集的被动，造成档案材料归档的不及时、不完整、不规范。因此，传统收集材料的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科研档案管理的发展需求。
1.3管理手段落后，无法满足现代化档案管理的发展需求。
传统的档案资料使用纸质记载，存储量大，存放空间较大，信息量大且检索不便。现阶段，随着电算化的普及，新型载体档案尤其是电子文件所占比重将不断上升[2]。以信息化、数字化为管理手段在档案工作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农业科技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进程相对缓慢，数字化应用只停留在档案立卷目录的检索上，很多科研单位的档案管理手段还以传统的手工方式对档案进行编辑与检索处理，检索方法单一、速度慢、准确率低，无法满足档案资源共享、深化利用等现代化管理的需要。
1.4服务方式被动，阻碍了农业科技档案的有效利用。
随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模式的不断发展，科研课题由单一研究内容向大的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科研需要大量的、综合性的科技信息作支撑。多年来，农业科研单位的档案管理人员多为兼职人员，缺乏对档案管理的系统性与专业性认识，档案编研开发工作开展甚少，科技档案信息的匮乏直接影响到科技档案的利用。另外，档案信息检索传递方式也远不能满足现代科技档案的利用需求。档案服务大多为“坐等服务”，有人来查阅就提供档案，没人查阅就存放库房，完全是自我封闭动式服务管理，缺乏主动性，阻碍了农业科技档案的有效利用。
摘要：本文主要对我国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进行了简单的探讨分析。文章开始先对当前我国的经济金融形势进行了判断分析，分别指出了当前形势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继而分析了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迹象，认为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会受到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很大影响，并就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下，我国经济政策的调整措施提出了一些看法。
中图分类号：d922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成熟，企业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也在不断增强，这些都为经济金融形势带来了很大的转变。那么当前我国的经济金融形势到底是如何呢?以下本文就来详细探讨这一问题。
面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放缓，美国周期矛盾制约、欧洲主权债务矛盾的提升、全球经济复苏的艰难实施，下行风险的渐渐提升，外部复杂的经济环境，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增长造成了制约影响，一些人对经济建设的持续增长前景无法坚定信心，保持谨慎态度，并主张继续推行一系列刺激市场经济的相关政策。纵观目前我国经济金融市场的总体发展，去年前三季度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始终在高位水平，且累计gdp增速实现了百分之九点四的增长，然而却呈现出按季度逐步回冷的趋势，映射出我国经济金融走势将逐步放缓迹象。虽然经济金融发展按季度回落，然而其总体仍旧显现了高位速度增长，形式松动迹象仍然较为明显，虽仍旧存在一些现实问题，然而存款率的逐步回升、银行体系的流动扩充，预示着我国经济形式的软着陆趋势。如何正确的审视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尤为重要，其影响到我国宏观主体经济策略的调控制定以及经济的未来建设发展水平。为此我们应对经济金融当前放缓发展的迹象全面关注，对其成因进行深入分析，并制定有效的宏观管理策略，进而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促进经济金融实现又好又快的全面发展。
基于当前我国经济金融放缓发展迹象，我们应针对宏观政策的综合作用影响展开分析，做好调控策略制定，进而确保我国经济市场的稳步发展与持续增长。针对零八年我国市场经济的大幅波动状况，我国逐步推行了货币从紧策略与稳步财政管理体制。基于公关政策影响，经济快速增长趋势有所回落。而后年中受到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呈现了较快的下滑发展趋势。为此，我国引入了财政积极调控策略，较为宽松的货币管控策略与激励经济计划，令我国经济由零九年二季度逐步回暖，并呈现了快速上升发展。基于刺激经济策略无法发挥持久作用，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加金融风险，形成显著污染与大量能耗矛盾问题。为此，我国由一零年初期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调控、房产管理策略，并出台了银行监督管理调节措施，明确了节能环保相关要求。宏观政策的出台进一步令市场投资需求趋于缓慢，加之欧洲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令经济复苏发展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该背景下，我国经济金融增长逐步放缓。为此政府明确应有效预防经济宏观策略引发的叠加效应，抑制形成对经济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各类调控策略的出台应秉承审慎态度。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经济金融发展形势依赖于宏观经济策略的科学调控，只有基于保增长、做好经济金融结构与通胀预期平衡调节，才能促进我国经济金融市场的稳步、良好与健康发展，并令其稳中有升，实现良好效益目标。
目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金融形势主体问题，并非持续促进经济市场增长，而是应做好经济结构的优化调节，降低金融经济市场不稳定矛盾因素影响，进而促进我国经济金融在稳定环境中有所发展提升。基于这一发展目标，我们应重点针对各类对经济金融健康形势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细化管控，完善运行管控经济金融体制，做好价格信号调控，有效挖掘垄断市场格局，实施集成化管理，扭转分割市场局面，降低行政管控力量对金融经济市场行为的干扰影响，并全面激发市场对各类优质资源的调节优化作用。再者，应科学发挥相关政府单位的宏观调控职能，营造公平市场竞争环境，推进经济金融效率的优化提升，宏观策略的协调管控与合理融合。
3.1发挥财税体制积极调解作用。
经济金融形势调控发展管理阶段中，应激发财政支出管控作用，并令其针对支出与收入体系结构进行优化调节。针对我国债务负担相对较为乐观的状况，结构体系中包含的不合理状况，应做好总体收支结构的细化调节、平衡管理，优化配置资源综合管控效率。同时应促进政府机构管控职能的更新，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优质建设，令政府由竞争发展领域逐步脱离出来，投入更多的精力于公共服务、收入分配优化、宏观经济调节、市场经济金融环境建设中。同时应更新重流量、忽视存量的发展理念，优化政府机构资产调节管理，促进存量盘活，进而创设良好的收益水平。对于国有资产的分配收益相应组成与范畴应进行有效扩充，促进税费资源的良好更新。可科学实施结构减税管理，提升面向中小企业的税收调节力度，降低生产范畴财政投资，优化对社会保险、保障、环保降耗、三农以及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的财政支持。
3.2促进货币政策的中性回归。
针对我国货币信贷政策较为宽松的发展状况，较易引发不良经济金融危机因素。加之近年来，我国较快提升的资产价格，映射了货币宽松管控的负面作用。为此，应针对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管理控制，依据我国并无显著财政危机状况，应在经济体制与结构优化进程中，发挥财政管控调节作用，推进货币政策优化改革、中性回归。令相关企业单位、金融部门、个人、政府综合负债资产状况实施优化改善，推进经济效益的稳步增长，提升市场发展信心，强化预期管理。针对当前我国高速经济增长，面临一定通胀压力状况，无需发挥货币激励经济功能，应针对国际市场变化趋势，确定我国经济金融发展适应性货币策略的优化建设。
3.3强化产业策略调节指导。
基于温室效应的全球性矛盾问题日益加剧，农业生产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及负面影响。为此，宏观经济政策应面向农业发展提供优化支持，杜绝农产品短缺供应不良状况。基于我国城镇化与现代工业化的实践发展进程，土地资源与劳动力的持续缩减，以及经济快速增长扩充的农产品综合需求状况，以及投机炒作形成的农业发展不良影响，令农产品市场价格呈现逐年上升趋势。随之而来，将对市场总体物价状况产生提升作用，为此应注重农业建设发展，强化农田水利基础投入，完善设施管理建设，面向农业发展扩充投入支持，确保农业供应的优质持续。同时应全面鼓励高新技术创新农业产业，优化资源建设、环境保护，寻求全新投资建设领域，创设良好的法律法规管控体系，优化节能环保管理。再者应对增排生产实施一定的处罚管理与收费控制，激励减排策略的良好运用，提升财政管控对环保、新能源产业项目的倾斜支持，扩充民间资本投入，通过科学金融管理促进节能减排产业的优质发展。
3.4强化收入管理调节。
基于我国收入水平地域差异较大，对宏观资源调控与经济发展效率会形成负面影响状况，因此应强化收入调节管理，杜绝财富集中引发的泡沫资产状况，以及对经济实体建设发展造成的制约影响。应通过初次改善调节，实施垄断收入管控，规范薪酬体系管理，优化资产调节平衡，实施面向劳动者的合法权利管控保护。同时，还可引入财税调控模式实施收入再分配，提升社会保障管理费用支出，促进向低收入水平群体的支付倾斜与转移。对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人员应有效减少其税收缴付额度，缩短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经济金融体系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长龙.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的困境与出路[j].调研世界，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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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率市场化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逻辑主线，是资金价格市场化的重要举措。利率市场化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经济手段，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大。宏观经济形势越宽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外部条件越宽松，反之宏观经济形势严峻，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会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经济形势；利率；市场化。
美国出现了因监管不力以及过度金融化造成的次贷危机，而这次危机亦成为全球极度宽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起点。以20为起点的全球极度宽松政策中，能够看到的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其他国家相对应的宽松的财政投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当时延缓次贷危机所发生的连锁反应以及推动经济复苏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弊端也逐渐显现。一些国家强化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之下，国家经济发生了复苏的迹象。但是这种复苏并没有长期持续，从到开始，一些关键指标再度恶化，经济发展出现拐点。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速的下降、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严重、大宗价格商品波动较大等。年至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稳定向好，为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当然“从利率市场化的全球经验来看，由于各国初始条件、经济环境、央行决策者的认知等方面不同，利率市场化改革找不到一个统一的模式或存在一般性经验”。2016年，中国的gdp总量已达到七十四万亿，20可能会累计达到八十万亿。在经济增速上，2016年的全年经济增速达6.7%。预计年末，中国经济增速有望达到6.7%到6.8%之间。在gdp基数不断扩大，外部经济形势挑战严峻的当下能够取得这样的经济增速，其实已非容易，这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之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取得的经济成就。伴随世界的风云动荡，中国高速经济的时代也逐渐远去，形成较为稳定的经济平缓增长态势。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投资面临收益递减的挑战，在近期出现了所谓的资产荒。资产荒意味着缺乏优质的资产进行投资，资产荒需要我们对资金的安全性进行反思与风险防范，于是理财与同业领域受到治理。资金面较过去更加审慎，资金荒开始凸显，直接表现就是利率的提高。
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基于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认识，第5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今后的金融工作指明的方向，为防范金融风险，将金融回归到服务于实体本源等，做出了重要的指示。本次金融工作会议总书记总共二十九次提到“风险”，十二次提到“金融风险”，九次提到“金融监管”，金融工作的重点已经聚焦在了金融风险防范的问题上。金融改革必须坚持坚持市场化的取向，也就是聚焦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等方面。本次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金融工作的三项任务。从长远来看，就是秉持着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理念，防范经济脱实入虚，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从当下而言，必须防控金融风险，这种金融风险既可以是个别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或者操作风险，也可以是系统的金融风险。在风险的防范过程中，既要注意风险防范措施的系统性与规范性，还要对风险防范的结果进行评估。从金融工作的基本原则来看，必须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是金融工作的本源。在满足回归本源的要求之后，必须优化整个金融结构。既包括优化金融机构的结构，还包括优化金融产品的体系结构，以此来防范基于组成部分不匹配、相互冲突以及相对独立、缺乏沟通所导致的市场风险，以及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等金融风险。从这样的要求出发，宏观审慎监督和微观审慎结合是这次风险防范的主线，也是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的要求。在这样的监管机制下，还要求监管部门监管能力的提升和加强自我监管，而这些都是全面强化监管的主要体现。金融工作的市场化导向。主要体现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以及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构建这几个方面。市场化的过程是一个消灭价格套利的过程。市场越发展越完善，市场导向越明确，那么跨市场套利以及监管套利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而寻租的可能也在降低，这是我们进行市场化导向改革的根本动因。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还明确，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是一个跨越于一行三会之上的综合性的金融稳定发展机构，从此也掀开了从更高级别来监管金融发展的一页，而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更利于对当下金融行业实际已经发生的各种混合经营行为进行监管。
三、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对应的是利率的官方统一定价机制，利率市场化是贯穿整个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主线。利率市场化的今天，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利率对一国利率及汇率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利率市场化，不仅指的是利率在一国国内的市场化，也包括利率的国际间的市场化。因为只要存在不同的利差就会有套利，这种套利既包括监管套利，也包括跨市场的套利。要解决这种套利只能通过灵活的市场机制来消除，让货币在不同市场之下的利差不断缩小。利率市场化所对应的'是利率的双轨制或者多轨制，存在利率的双轨制或者多轨制就会导致影子银行的泛滥。影子银行存在抵消货币政策的效率，还将逃避监管，扰乱现有的金融环境和金融秩序。利率市场化，包括存款利率市场化以及贷款利率市场化。但是在这两者当中最为严峻的挑战是存款利率的市场化，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存款利率市场化，出现了许多商银行倒闭的状况。“西方国家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的利率自由主要目标是金融机构可以自由决定利率，但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利率波动越来越大”。存款利率的市场化会使得商业银行的揽储成本攀升，急剧攀升的商业银行的揽储成本将会迫使商银行将授信对象选择为回报高的领域，这会滋生商业银行的风险。商业银行的风险滋生，导致商业银行出现破产的可能性增大。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应该是一次增量的改革与存量改革结合。所谓增量改革是要争取民间资本参与到银行的建设与设立当中。存量式的改革，意味着我们将对于原有的国有资本的银行以及新的民间资本银行采取逐步放开利率的做法来促进。利率的市场化，尤其是存款利率的市场化，能够尽可能消除影子银行，防范银行内部的寻租行为，促进中小企业的融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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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而在当今新的历史环境下，要想推动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则需要对整个经济大局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并且根据经济形势的分析结果来推行相关的政策。本文分析了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并就这种经济形势下的相关政策展开了探讨。
出于稳定经济发展大局的考虑，今年我国经济的发展在速度上有所回落。而从具体的发展成就来看，我国经济结构得到调整，同时民生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经济运行态势良好。以下是当前经济形势分析特点。
第一，经济结构得到持续的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初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6364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4%，三产结构比例为9.2：42.6：48.2。高新技术革命潮流和经济全球化是实行经济结构调整的两个重要前提。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如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的发展，我国经济结构逐渐向高科技产业转移，同时一些新的行业也不断涌现出来，并在短时期内获得快速的'发展[1]。需求结构继续改善。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1.2%，比上年提高3.0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2.75，比上年缩小0.06。
第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生问题的解决。民生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须关注的问题。在我国，受人口数量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就业难和居民人均收入低成为改善民生的两大难点，20末，全国就业人员7725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76万人，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而年，我国加大经济发展成果向民生建设倾斜的力度，使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事业的建设均得到有力的支持，同时也提高了国民收入，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
第三，各项消费热点继续保持热度。我国的消费结构中，网络零售下的通讯器材如手机、电脑等是其中的消费热点，201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27898亿元，比上年增长49.7%。得益于产品的高速更新，这个消费热点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就使网络零售成为占据全国零售总额较重比例的经济体[2]。除此之外，绿色食品、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的保护等绿色消费也在现阶段获得显著的增长。
1.继续推进改革和创新。
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驱动力乃是改革与创新。以往几十年的发展经验证明，改革与创新是国家获得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而在当前政府以退为进的决策下，改革与创新的步伐更不能松懈，持续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必要。第一，政府要继续推动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支配作用，并逐渐弱化政府的支配权，从而使经济的发展拥有更多的民间力量[3]。第二，政府要继续推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在当下，收入分配不平衡的解决要循序渐进，首要的是提高中等收入水平，为拉动国内消费提供条件。第三，政府要继续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创新为力量，全面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使每个人都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
2.加快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涉及到劳动力的转移、经济结构调整、环境资源、土地利用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这项动态化的建设正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一，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使纺织业、服装生产业、皮革制造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获得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从而推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城镇化使人口的消费能力得到提升，在扩大内需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城镇化水平与消费需求的增长呈正比，可见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是拉动消费需求的主要力量之一。因此，在现阶段以及下个发展阶段，我国都要将推动城镇化建设作为一项长期发展规划。
3.加强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
房地产业是我国的支柱型产业之一，在近十年经历了由过热到过冷的过程，2014年房屋新开工面积179592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10.7%，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20649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7.6%，全国商品房销售额76292亿元，比上年下降6.3%。就当前的形势来看，房地产业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已经趋向平稳发展。然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面临着一个困境，即在房价必须得到控制的情况下，还要实现房产经济的增长。而有些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后所获得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甚至使调控成为众多社会问题的引爆点。在这种形势下，笔者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对房地产调控政策做一个调整，从改善房产需求入手，为房产需求提供政策支持，并推动高端住宅的市场化，加快保障房的建设。
三、结语。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而下个发展阶段一方面要继续保持稳妥的经济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也要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产业结构问题、人口问题、环境资源问题等作出相应的改革。在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情况下，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动态调整相关政策，使我国经济的发展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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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惠武，谭炳才.当前经济形势与未来发展趋势的几点判断[j].南方经济，(02).
〔内容提要〕美国新政府上台以来，进行了针对中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其对华政策逐渐向右转，呈现强硬态势。本文认为，保守主义势力抬头是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主要国内因素，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应对中国的崛起和挑战则是其外部考虑。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正在面临抉择，中美关系再次面临考验。
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布什新政府/台湾问题。
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以下称“小布什”）自2001年1月20日出任第54届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迹象逐步明显，加快其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突显安全和意识形态作用，在对华政策方面呈现出强硬态势，在对台政策逐渐向台湾倾斜，从而使中美关系再次面临考验。我们在对美国对华政策右转进行评估时，应该看到美国新政府毕竟上台不久，尚处于筹组班子和制订政策的过程之中，其政策还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和不断修正，而其对华(台)政策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正面临历史的抉择。
一外交安全政策。
一般说来，外交政策调整历来不是美国新政府第一年的工作重点，但争取在外交上有所突破却是大多新政府显示政绩的主要手段。对于小布什政府来说，在外交上争取有所突破更具意义，因为它正面临着众多的内部压力，经济逡巡不前，危机的阴影日益浓重，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要求小布什政府有所作为。美国在外交领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而棘手的课题。在中东，美国的斡旋活动碰壁，巴以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如何继续参与并促进中东和平进程，布什政府将要颇费周章。在东北亚，小布什政府在朝鲜半岛上的倒退遭至美朝关系紧张和美韩关系困难，并使美国的影响力下降。小布什政府决定要全面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此举势必危及世界和平，引发新一轮全球性的军备竞赛，最终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的自身利益。美国新政府的对外战略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全球战略。小布什上台以来，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在“稳健的保守主义”指导下，小布什政府主张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和军事强国地位，推行具有美国特色的国际主义，主张没有幻想的理想主义以及为美国理想服务的现实主义，并且不惜采取单边主义手段。在经济、民主和安全美国一大外交支柱中，布什政府比他的前任更加突出安全因素。
早在小布什竞选总统期间，他就提出了“低姿态的超级大国”的概念，实行更有节制和更谨慎的外交政策。他批评克林顿政府在海外做出过多的承诺，认为这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曾许诺说，如果赢得选举，就不会做以前美国出兵海地和波黑那样的事情。鲍威尔在2000年12月时曾说：“我们的武装部队已经使用过度，而我们所能够承受的军事部署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准备对此进行思考，与我们的盟国进行磋商，并且对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任务，我们需要采取的行动以及我们在将来需要采取的步骤等问题作出评估。”兰德公司在为新政府准备的报告中指出新政府将面临四大挑战：阿以冲突、伊拉克问题、台海关系和哥伦比亚形势。此外，朝鲜半岛尚游离于危机和转机之间。
新政府虽然未必会对这些研究报告言听计从，但还是十分重视这些主流社会的意见，有的还会参照执行。
军事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已对其军事战略进行了三次重大调整，即老布什政府1991年和克林顿政府1993年及1997年的调整，实现了从“冷战型”向“后冷战型”的转变，美军建设的重点也从准备打全面战争转为实施“预防性防务”。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再次重新权衡欧亚大陆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谋求将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逐步转移到亚太地区。江西元：《美国对外战略转移》，《解放日报》，2001年2月25日，第b2版。经过对美军的战略、使命、武器装备采购重点的全面评估，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5月宣布，美国将其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东亚，正式放弃10年来一直贯彻的“美军必须准备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战争”的作战目标，以所谓“中国封锁台湾海峡”等情况为制订战略计划的着眼点，着重对付诸如“中国封锁台湾海峡”、“维持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畅通”等敏感问题。韩旭东、魏孔虎：《透析美国军事战略大调整》，《了望》2001年5月21日，第21期，第58页。
在军事安全框架方面，小布什认为，21世纪初，对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无赖”国家、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等。他在宣誓就职时曾说，美国将建立一支“无可匹敌”的国防力量，以保护美国及其盟国在全世界的利益。为此，他在2001年2月在美国军事基地的几次讲话基本上勾勒出新政府的国防政策框架。其一，在开发未来武器方面，新政府将会有较大的动作。其二，6年内美国将增加200亿美元经费开发新式武器，使陆军装备轻型化，并加强装备信息化和自动化程度。美国还将研制在太空保护军事卫星的装备。此外，美国新政府还主张减少在海外的军事义务，进行“目的明确的有限干预”，对于承担国际维和行动则明确表示不感兴趣。《新闻晨报》2001年2月16日。
（2）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与美俄关系。美国新政府在影响全球战略平衡的nmd问题上相当积极。共和党一贯主张增加军费，扩大军备。当年里根总统曾经搞过“星球大战”计划，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则通过发展nmd的决议。小布什不但主张发展nmd，还要发展海基、空基、乃至太空的导弹防御系统；不但要保护美国本土，还要保护欧洲的、亚洲的和大洋洲的美国盟友。5月2日，小布什在国防大学发表演讲，宣布决定尽早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说服俄罗斯谈判修改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
小布什政府在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的一意孤行在国内外引起很大争议。《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认为，nmd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很大的阻力。在国内，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从根本上反对这种系统，就像他们当年反对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一样。在国际上，俄罗斯和美国的欧洲盟国都不赞同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中国更是担心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会影响到他们对台湾使用武力。washingtonpost,dec.18,2000.《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认为无论从国际政治角度，还是从技术角度，现在决定建立导弹防御系统都是不合时宜的，也是没有必要的。newyorktimes,dec.19,2000.
美俄矛盾主要集中在nmd和北约东扩两大问题上。小布什要求同俄罗斯重新谈判1972年的美苏《反导条约》，以便美国可以无限制地研究和试验nmd。一旦小布什政府全面落实nmd计划，美俄间所有重要的裁军协议将全部失效，两国将展开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小布什上台后，多次表示要坚决推行nmd的研究和部署，但在具体做法上比较谨慎。他和鲍威尔都表示要同欧洲盟国、俄罗斯、中国等进行磋商，还表示愿意就建立美俄联合反导系统同俄罗斯进行谈判，并且不排除北约继续东扩。
（3）亚太政策。在亚太地区，美国新政府正在加快战略重心从欧洲向亚洲转移，并对亚洲政策作出某些重大调整。它强调加强美日同盟，把日本作为“亚洲和平、稳定、安全和繁荣的重要基石”；加强与韩、泰、澳等盟友的传统关系，以此作为地区安全的重要战略依托；对亚洲地区作出长期驻军承诺，扩展保护美国军队及其盟友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此外，进一步发展与新加坡、印尼、新西兰等“老朋友”的军事关系，建立牢固的地区安全网络。
美国太平洋地区总司令丹尼斯？布莱尔海军上将撰文指出，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四大挑战：一是被抑止但可能爆发的地区争端，如朝鲜半岛、台海和克什米尔等；二是不满现状的中国、印度、俄罗斯、乃至日本等大国带来的挑战；三是印尼、菲律宾、斯里兰卡、斐济、所罗门群岛等国的内乱；四是武器扩散、恐怖活动、毒品走私及海盗等跨国问题。
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向新政府建议，美国新亚洲战略应有以下五个方面组成，即重申现有的双边同盟关系；支持日本修改宪法以扩大安全防御范围，并且获取支持盟国联合行动的合适能力；应有能力对付其他国家可能使用武力的形势，如台海地区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应使尽可能多的亚洲国家参与安全对话；应调整美国战略态势，重塑美日和美韩关系；frankcarlucci,roberthunter,zalmaykhalilzad,.，-xii.还有一些接近政府的美国专家学者将中国同朝鲜、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列为亚太地区的“火药桶国家”，有的甚至还进一步将中国的两岸关系视为东北亚“最具危险的问题”。
小布什及其顾问们在竞选期间的言论及上台后的表现已经引起许多亚洲国家的关注，它们担心美国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将会对整个亚太地区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韩国则特别担心美国对朝鲜的强硬立场使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受挫。
（4）中东政策。美国在中东地区具有特殊利益，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有相当影响力，但小布什政府不会像克林顿政府那样较深地介入中东和谈，而是更强调中东问题的复杂性，主张从长计议。在对待伊拉克等敌对国家，小布什政府则恃强硬的态度，新政府成立伊始，就对伊拉克进行威慑性的轰炸，以表明美国继续对伊实施制裁的立场。美英两国对伊拉克的轰炸本已不是什么新闻，据统计，美英自1998年底以来，已经出动了2.7万架次的战斗机轰炸伊目标，共造成300多人死亡，近千人受伤。但此次空袭是由上任不到1个月的美国新总统小布什亲自下令实施的首次军事行动，而且目标是在禁飞区以外，所传达的信息是：美国政府换届后，对伊拉克长期采取的强硬外交政策不会改变；如果有变化的话，那只能是更加强硬。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2001年2月23-26日访问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借机与正在中东的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举行会谈。鲍威尔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设法促成以沙龙为首的以色列新政府与巴勒斯坦恢复和谈，并要求以方放松对巴方的经济压力。另一个目的是试图重整名存实亡的反伊拉克联盟，说服中东地区国家维持对伊制裁。鲍威尔与伊万诺夫的会谈是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俄外长的首次会谈，主要讨论美国的nmd问题。新华社华盛顿2001年2月23日电。但此次会谈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以巴冲突日趋恶化。
二对华政策。
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尚处于成型过程中，它既有对前任的继承，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对华政策在竞选中并不是辩论的焦点，说明了共和、民主两党总统侯选人的对华政策无根本性差别，而且还表明美国朝野主流在对华政策上具有最初步的基本共识，即继续实行以经贸关系为基础的对华接触政策。
然而，小布什获胜后，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在重点上已表现出与克林顿政府的明显不同，其迄今对华政策的局部调整具有实质性意义，呈对华强硬和对台支持的趋势，中美难以在短期内磨合。具体说来，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对华关系的定位问题上强调“竞争性”。共和党在竞选纲领中明确提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而不是战略伙伴。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思也表示：“即使同北京进行经济交往不无道理，但中国仍是亚太地区安定的潜在威胁。它的军事力量现在无法同美国相比。但这一情况未必永久不变。我们所知道的是，中国是个大国，还有未竟的重大利益，特别是有关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反感。这就是说，中国不是个‘现状’国家，而希望将亚洲均势作对己有利的改变。仅就此点而言，中国就是个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政府一度称之为的‘战略伙伴’。此外，中国在扩散导弹技术方面一向同伊朗和巴基斯坦合作，安全问题显而易见。中国将尽其所能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不管是窃取核秘密还是试图威吓台湾”。
共和党竞选纲领也指出，共和党政府了解中国的重要性，但不会把中国置于其亚洲政策中心。共和党2000年竞选纲领，新华社华盛顿2000年7月31日英文电。
第二，提高了对中国的防范意识，加强了遏制措施。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强调对华的遏制和防范，试图从全球和亚太战略的层面上早日消除中国对美国的可能挑战。为了防止正在崛起的中国向美国挑战，美国从全球、地区和双边多个层次上向中国施压。从全球层次上讲，美国加强西方内部对华政策的一致性，联合欧日等盟国制约中国，防止中俄联手反美。从地区层次上讲，美国加强了以美日联盟为基础的亚太军事安全体系，提升日本的战略地位，利用印度制约中国，加强或延伸在东南亚国家的美国军事存在。在双边关系上，美国多方向中国大陆施压，提升台湾在美国战略考虑中的地位，加强“以台制华”的一面。
第三，在共和党内部、国会，以及媒体中存在较强的反华势力。在克林顿执政年代，共和党保守势力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共和党上台执政以后，小布什总统注意整合党内各种势力，联合各种力量，以达到稳定内部和争取连任的目的。而且，小布什吸取老布什得罪共和党右翼的教训，特别注意同保守派的协调，突出同中国的冲突面，以强调其坚定性。美国副总统切尼曾表示，美国新政府希望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但是他批评克林顿政府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缺乏一致性。他指出，不应该误导中国人，不要变来变去，美国应该在表明美国的长远目标方面显示连续性。他认为，“对中国人，你必须十分清晰讲明我们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会做出最佳的反应”。切尼2000年12月1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讲话。
第四，主张对中国的反应应该“明确而坚定”。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某种敏感和担心，如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时攻击中国但后来又退缩了，将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又如在1995年，克林顿政府先是再三保证不让李登辉访美，后来又出尔反尔，使李登辉对康奈尔的访问成行，引发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等。而共和党政府则缺乏先例而倾向于作出强烈反应。共和党人认为，没有美国人会愿意同中国发生对抗，但如果中国要挑起危机，并且危机无法避免的话，那么美国只好奉陪。至于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现在谁也说不上，要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定。美国共和党前政府官员同作者的谈话，2000年8月14日，纽约。更为重要的是，小布什关于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竞选口号正在逐步演变为对华具体政策，加大了对华施压的力度。小布什政府还努力提升亚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突显日本等盟国作用，加强在亚太地区防范和制约中国。
第五，极力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同克林顿政策的区别，强调不能对华“示弱”。小布什政府在外交和安全班子中任命了一批强硬派分子，如副总统狄克？切尼、总统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组成的外交和安全班子，以“保守的现实主义”为其理念框架和基础。在执行层面上，如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特奇、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夫威茨等人则在实际政策操作中突出了对华的强硬面。尽管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由其根本的国家利益所决定，但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个人作用也不应忽视。一大批具有军事安全背景的人员进入政府，必然对美国的重大外交和安全政策发生影响，如导弹防御系统和台湾问题等。
第六，小布什政府由于上台不久，在同中国的磨合过程中往往显得前后不一，顾此失彼。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罗伯特？罗斯认为，从尼克松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同中国的磨合期至少需要18个月，而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期的4年基本上都是磨合期。鉴于当前美国国内政治和中美关系的现状，双方需要相当时期的磨合才能“正常”运转。不少美方人士认为，中美两国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制订游戏规则，从而将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三对台政策。
台湾问题历来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从来就是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具体来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世界和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具体落实美国的亚太战略，推进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从这点上说，小布什的当选不会改变美国的基本考虑。因此，美国政府将继续维持其“一个中国”政策，防止两岸发生军事冲突，保持两岸“不独不统不战”的局面。
小布什政府虽然声称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在实际政策中明显倾向台湾，在售台武器、陈水扁和李登辉访美等问题严重偏离“一个中国”和“三个公报”的基本原则。但是，在基本考虑总体不变的前提下，美国的对台政策发生了以下带有动向性的变化：
首先，对台湾政策做出向台倾斜性的调整。共和党的竞选纲领指出，美国将恪守自己的承诺，台湾应当得到美国的支持，其中包括向台湾出售防御武器，美国还应当支持台湾加入世贸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多边机构。共和党纲领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但认为所有有关台湾未来的问题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并必须得到台湾人民的认可。如果中国违反这些原则，美国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做出适当回应。在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美国新政府在三个方面调整了克林顿政府的有关政策：一是在两岸关系上将重点从防止陈水扁政权鲁莽行事变为加紧对中国大陆施压，二是逐步将竞选时亲台言论转化为具体政策，三是在两岸军事力量对比问题上从要求中国大陆减少部署针对台湾的导弹改变成大力增强台湾的军力。在上台不到100天内，小布什政府就决定向台湾出售40亿美元的高新和具有进攻性的武器。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库尔特？坎贝尔表示，美台军售公开化、军事联系紧密化、指挥系统网络化和培训经常化等特点表明，美台军事关系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其次，逐步强调“清晰战略”。兰德公司的外交政策专家哈利扎德说，“在台湾问题上，克林顿政府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我们建议，新政府可以考虑加强政策清晰度，一方面反对台独，一方面明确表示，如果未经挑衅，中国对台发动进攻，美国会做出反应”。其他人则提出了如何界定“未经挑衅的攻击”的问题。他们说，加强政策清晰度也存在问题。美国驻沪总领事馆电子邮件，yearender/foreignpolicy，december30,2000.共和党在竞选纲领中不再采取“模糊战略”，明白表示一旦大陆攻击台湾，美国将帮助台湾进行自卫。如果中国继续以过去几年的快速增强其对台湾的军事态势，美国可能不仅仅只是帮助台湾增强防御力量，还要增强美国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做出反应。美国希望以此使中国的注意力回归到对话的道路上。美国共和党前政府官员同作者的谈话，2000年8月14日，纽约。特别是小布什声称“要尽其所能保卫台湾”的“失言”泄露了美国新政府的真实意图，在改变历任美国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政策上跨出了危险的一步。
再次，美国加紧准备在军事上支持台湾。2000年12月18日美国国防部提交国会的“《与台湾关系法》执行状况报告摘要”指出：“任何非和平手段对付台湾，包括封锁及禁运，美国都视为对西太平洋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美国至为关切。如中国大陆对台动武，可能采取三种途径：其一，水陆两栖或空降部队进犯台湾本岛或离岛；其二，在经济上封锁台湾，迫使其在政治上让步；其三，以空袭或导弹攻击台湾人口密集区、军事设施或重要经济设施。同时中国要设法避免或阻绝美国的干预。”至于美国的对策，这份摘要说：“不论中国对台动武或威胁动武，美国都应劝阻或制止。如果中国威胁动武，美国要使其无法成真；如果中国动武，美国要使其无法成功。美国的目标是：如果中国真的对台动武，美国应使台湾有能力‘即使没有外援也能自保’；或者退一步，‘有能力自保至外援抵达’；如果美国一旦决定介入，台湾和美军联手须可击败中国”。与此同时，美国新政府在售台武器的性能和数量也有可能比克林顿政府更加积极，甚至推动台湾加入tmd。
第四，提升台湾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强“以台制华”。冷战结束以来，美中两国原有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但始终未能确定新的战略基础。近年来，美国国内反华亲台势力呈上升趋势，“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军方提出的《2020年联合作战设想》，把中国定位为“力量相等的战略竞争者”和“今后潜在的对手”。美国国防部2000年度的中国军事实力报告特别强调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美国新政府又把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竞争关系”。由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战略评估报告认为，由于中国和其他一些潜在对手正在开发更加精确的导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报告还呼吁美国开放新型远程武器以抗衡中国的军事力量。newyorktimes,may17,2001.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处境日益趋好，在台湾问题上不会急于做出对中国战略让步的考虑，兼顾它在大陆和台湾利益时必须统筹平衡。在起草共和党竞选纲领时，共和党外交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杰克逊和委员、前众议员列文斯顿曾力主删除“一个中国”的文字。最后，原本有五处提到的“一个中国”被删剩一处，前面还要冠以“美国‘认知’一个中国”的立场。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在对台“三不”政策问题上只字不提。
第五，更加强调美中台三边关系中的“民主”因素。美国一方面极力贬低中国大陆的政治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大肆褒奖台湾的“政党轮替”与“和平交权”。美国把台湾“民主化”看成是美国式民主在亚洲的胜利，保卫台湾的“民主”已成为保卫美国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内支持台湾的力量明显增强，美国国会支持台湾的压力不断加大，美国政府扩大和提升美台关系的趋向也在增加。由于受制于国内政治因素，美国外交已由过去重视力量平衡的均势转变为“均势”与“民主”并重。
由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所占的核心地位，美国对台政策任何重大倾斜性调整都会迫使中国政府做出强烈的反应。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焦点历来是“一个中国”原则。因此，在小布什执政期间，中美两国继续将围绕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上展开斗争。
近期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焦点是美台军事安全关系问题。在美国，总有一股势力要求加强对台的安全“保护”，继续大量对台出售武器，并且要把台湾纳入tmd之中；加强美台军事联系，提高接触级别，增进实质内容；针对中国大陆对台的军事准备，帮助台湾提高反导弹作战能力等。一些美国政治势力还企图恢复1954年的美台“共同防御协定”，从根本上否定“三个公报”。
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将会直接影响世界和亚太地区形势发展的方向。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维护世界乃至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直接对抗，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动荡性改组，中、美、俄、欧、日等将会进行对抗性的重新排列组合，一些重要国际秩序（如联合国和防扩散机制）也会受到破坏性冲击。这种对抗还将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打破现有的力量平衡，中断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迫使亚太国家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表态站队。
从长远观点来看，美国对台政策很可能处于新一轮重大调整的起点。与1996年台湾选举后美国反应不同的是，这次美国并不急于同中国进行战略对话，美国行政部门也没有急于向国会陈述台海危机的严重性。相反，美国方面正在从战略、政策和具体措施（如加强对台军售和导弹防御系统）等方面的调整。可以预见，在本世纪初的10-20年内，美国对华防范目标和措施更趋明确，中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更加突出，台湾在美国对外输出“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和政体模式方面的作用更加突显。随着中国统一大业进程的加快，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点也会增多。总之，在新世纪，中美两国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四撞机事件。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中国从大局出发，努力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3月，中国负责外交的副钱琪琛访问美国，同美国新政府就中美关系的总体框架问题进行磋商。正当中美关系有可能缩短和平稳双方的磨合过渡期时，4月1日，美国ep-3侦察机在中国近海撞毁中国战斗机一架并致使中国飞行员王伟牺牲后，又未经中国许可而进入我海南军用机场。这一事件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随着美方机组人员回国后，撞机事件在美国引起的震荡正在趋缓。但是，它对中美关系正在产生以下三方面的长远影响。
首先，这一事件加深了两国相互不信任感，恶化了两国关系的总体气氛。从中国方面讲，撞机事件加深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强烈不满，迫使中方从最坏的方面做好准备。而在美国方面，美国政府及媒体则利用撞机事件煽动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反华情绪，鼓吹美国应考虑今后可能出现的危机而加强对华的防范和遏制。
其次，美方利用撞机事件对华表现出强硬和坚决。事件后，美国政府决定停止中美双方的军事交流和暂停美国官员同中方学者的非正式接触。一些议员则纷纷登台，指责中国政府对撞机事件的处理“损害了”美国的尊严，主张在正常贸易关系、北京申奥和售台武器方面“制裁”中国。
第三，这一事件对成形中的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亨利？罗文认为，小布什总统本人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是个新手，其对华政策正处于成形阶段，执行层面的主要官员尚未全部到位，在此期间发生的撞机事件必将对小布什政府今后4年的对华政策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亨利？罗文同作者的讨论，2001年4月14日，斯坦福大学。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中美双方在处理撞机事件中注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具体过程中注意克制、在后续行动中考虑今后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等说明，撞机事件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思考是多重性的。
五挑战和机遇并存。
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日趋强硬主要是由以下内外因素决定的：本节主要根据作者同美方人士在美国和中国以及通过电子邮件的讨论而加以的归纳。首先，美国综合国力在过去的10多年里大幅度增长，美国的全球战略地位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朝野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往往过高估计自身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他国的力量，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易于采取单边主义行事。其次，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担心增加。不少美方人士认为，在现有的世界大国中，只有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形成威胁，两国甚至有发生正面冲突的可能（如台湾问题），而俄罗斯则没有这一危险。而且，美国不少人还认为，中国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对手，因此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再次，美国在考虑美中关系时，提升了安全因素的作用。美国正试图将其全球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中国则是其最主要的应对目标。在突出美国安全利益的背景下，两国经济和人员交流等因素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更有甚者，美国军工企业集团则藉“保卫安全”而大牟其利。在共和党内存在强大的反华亲台势力，他们力主同台湾保持密切关系。小布什又要接受老布什的“教训”，极力处理好同共和党右翼的关系。因此，美国新政府在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上力图表现出强硬姿态。第五，共和党在野时，竭力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内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上台以后，小布什政府尽力表现出与克林顿政府的不同。第六，小布什此次上台缺乏民意基础，共和党又难以掌控国会。小布什政府为了争取在2002年中期选举时改善境遇和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连任，试图以对外强硬来争取更多的支持。第七，小布什政府经验不足，其不少成员在野八年而疏于政事，以为采用简单的强硬政策就能使中国就范。同时，美国新政府也存在政出多门和协调不够等问题。
冷战结束、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一直采取“接触”加“遏制”的政策，问题只是何者为先或如何并举。美国国会在2000年通过给予中国以“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一事表明，朝野主流在对华推行以经贸关系为基础的“接触”政策上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美国尼克松中心在为新政府所作的政策建议报告中认为，美国国内就pntr问题达成共识一事表明，美国朝野已走出“六四”事件，今后新政府的重点应是两个，一是如何利用中国加入wto加快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并保证贯彻游戏规则；二是应对中国崛起给美国及东亚所带来的挑战。
但是，美国不会就此放弃对华的“遏制”政策。而且，中美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依然存在，如双方在政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缺乏互信等，又如人权、军控、贸易和台湾等问题。因此，每当中美关系取得一定进展时，总会伴随着强烈的反对声音。而且，一旦形势变化，“遏制”势力就会抬头，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主导地位。中美关系之所以风雨不断，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美国新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再次面临考验。我认为，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趋硬是否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性变化，还需要“冷静观察”。在小布什政府上台之际，中美关系还是挑战和机遇并存。
从挑战方面看，首先，美国新政府正在试图制订和实施针对中国的新战略，一旦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敌手，美国将会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世界格局和亚太秩序随之就会发生根本性逆转，从而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其次，迄今为止的美国新政府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令人担忧，其对华政策趋硬、在台湾问题上亲台、在实际操作上主动出击等特点已初露端倪。共和党新政府上台，同中国需要有个磨合期，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磨合期容易产生摩擦。严峻的现实正在告诉我们，此次的磨和期也将是长期的、艰难的、乃至是痛苦的。如果无法制止两国关系的螺旋型下降，中美关系甚至可能完全失控。再次，一些中美分歧是原则性和根本性的，作为长期负面因素，它们将长期干扰中美关系的发展。
从机遇方面看，首先，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美两国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这在客观上要求两国进一步稳定和改善关系。进入新世纪后，中美两国都在重新审视各自的全球战略和相互政策，如果双方在全球战略、国际和地区秩序、共同利益等方面增加共识的话，那么就可能更有力地推动双边关系向积极方面发展。第二，即便在困难的条件下，两国还是有对话和合作的余地。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特学院院长哈里？哈丁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中美两国都需要坚强的领导。合作关系要比竞争关系好，因为前者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而且竞争关系也有多种形式，虽然最佳的伙伴间辩论式竞争关系一时难以做到，也要避免生死搏斗式的竞争关系，争取通过建设性竞争达成游戏规则。哈里？哈丁同作者的讨论，2001年4月24日，华盛顿。在具体处理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时，小布什政府也表现出一定的克制和余地，如美国决定暂缓向台出售“宙斯盾”驱逐舰、取消年度美台军售会议和重申今秋小布什访华等。第三，稳定和健康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特别是亚太各国的利益。小布什政府派出要员到欧亚盟国兜售导弹防御计划，结果响应者廖廖。亚太国家更不愿意看到中美两大国交恶而被迫卷入，并破坏地区的安全经济秩序。第四，尽管中美关系困难重重、问题众多，2001年还可能具有改善的两个契机，一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前景将更加广阔；二是2001年秋季将在上海举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小布什总统届时还将访华，在首脑会晤的驱动下，中美关系有可能得以改善。
总之，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方面一直怀有稳定和发展同美国的关系，致力于扩大建设性的共同利益和认识。全面正确判断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意图以及客观地分析小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有利于把握全球和地区形势发展，有利于制订中国全球及相关战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毕竟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