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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话说：“民以食为天。”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粮食，如今是一个节约型社会，从我们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是相当有必要的。一年级我们就学过《锄禾》，我们明白农民伯伯的辛劳。
我们国家不知有多少人在挨饿，有多少人在为食物而烦脑。我们应该贡献一份力量。当然不一定要去捐款，在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就可以。每天吃饭不掉一粒米，好好珍惜粮食，保证不浪费。哪怕一天节约一粒米，一年之后也有半碗米饭呀。
妈妈常常教导我，吃饭别掉米，吃完后也要把碗里的饭粒吃干净。每次我刚放下筷子，迫不及待地要跑出去玩时，但背后总是传来妈妈严肃的声音，叫我把碗里的米粒吃干净，还意味深长的对我说一天少浪费几粒米，日久天长就能节省好多米。这一粒米都是农民们辛苦劳动的成果，都是用血汗换来的。在你吃饱的同时，还有好多人在挨饿呢。听了妈妈的话我很惭愧，赶忙把碗里的饭粒吃干净了。
近年来，我们国家一些地区遭遇大旱。田地里的秧苗全都旱死了，颗粒无收，连饮水都成了问题。还有汶川、玉树地区发生了地震，房屋倒塌，吃住方面成了问题。作为同胞，我们难道不要为他们贡献一点力量吗？我们全国大约有13亿多人，每个人每天节约1粒米就可以解决灾区的同胞们挨饿的问题。
让我们都贡献出一份力量吧，团结起来。让每一个人都开开心心地生活在蓝天、白云、绿水、阳光下吧！
近年来，全球粮食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进一步加剧。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超过30亿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23亿人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
业内专家表示，从价格的形成机制看，全球粮食供求关系总体平衡，期末库存消费比远高于18%的国际粮食安全警戒线。此轮粮食市场动荡并非供求失衡所致，而与资本投资炒作等因素相关。
“目前，全球的粮食安全问题成因比较复杂，不单纯是由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导致减产，还因粮食金融化、能源化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等更为复杂的世界经济政治因素叠加造成。”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程国强说。
面对风险挑战，我国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也为世界粮食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自力更生，用不足全球9%的土地实现了约占世界1/4的粮食产量，养活了世界近1/5的人口。
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谷物自给率超过95%，不仅牢牢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而且还为全球粮食安全贡献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我国积极推广粮食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贸易、节粮减损等技术和经验，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水平，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
记者了解到，自1979年开始的40多年来，中国杂交水稻已在亚洲、非洲、美洲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推广种植，年种植面积达800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比当地优良品种高出2吨左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应用了粮食和饲料储藏及加工设备，大米、杂粮、茶叶、果蔬分级等农产品智能分选设备，码垛机器人、自动装车等智能装备产品，提高生产效率。中国向多个国家进行1500多项技术推广和示范，带动项目区平均增产40%至70%，超过150万户小农户从中受益。
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积极倡导多边、双边贸易合作，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方案。
例如，推动国际社会加强政策协调，从全球层面提升粮农治理能力，推动各国在粮食减损、运输、检疫、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形成合理的国际规则，促进形成公平公正的国际粮食市场秩序;努力推动履行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呼吁各国保持全球粮食贸易开放，敦促取消单边制裁，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呼吁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政策空间。
“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粮食安全风险，全球必须加强合作、协力应对。”程国强说，中国始终坚持将保障粮食安全放在首位，也致力于将这些经验分享给世界，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合作和治理。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中国完全有能力保障粮食供给，端牢中国饭碗。我们对中国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赞赏。我们期待中国在促进全球粮食安全和实现‘零饥饿’这一可持续发展目标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文康农在2022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线上宣传活动视频致辞中说。
形势与政策是指我国对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国际关系以及国内外热点事件,秉承我国政府的基本原则、基本立场而做出的应对政策。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摘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话语优势，已经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重大议题和主要内容。当前中国既面临着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的机遇，也肩负着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使命，同时受到西方话语的打压和国际社会的质疑，迫切需要转变话语权薄弱的不利局面，从内外两个层面解决对话话语传播困境。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以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信于国际社会，增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向世界推广，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把握外交议程设置的主动权，从软硬件上提高传播能力、搭建有利平台。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对外传播话语平台本土话语表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并将提升国际话语权摆在了内政外交的突出位置。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工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坚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努力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尤其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声音和关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诉求，也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理念和中国方案，对新形势下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本文将其与国际话语权研究相结合，探索新时代提升国际话语权之路。
话语权的本质不仅是发声的“权利”(right)，更是说话的“效力与威力”(power)，即说话者通过言语或其他方式对议程设置及其结果进行影响、控制，谋取舆论的主动，从而达到既定目的。国际话语权指一国通过话语传播影响舆论、塑造国家形象和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包含对国际议程的设置能力、对国际舆论的控制能力、对国际事件的裁定能力、对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能力以及市场定价权与利益分配权等。回顾历史，近代遭受“百年屈辱”的半殖民地旧中国话语权基本被剥夺，新中国成立后受制于当时两极对立的国际格局，在国际上发出的声音也很难获得西方认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逐步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在话语实践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主动塑造和平发展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发展中不断探索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的路径，构建新时代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
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以硬实力为基础、软实力为保障。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努力，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突出表现为以下两点。1.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均显著增强，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90.03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15%左右，稳居全球第二位。我国已经在很多领域跻身世界强国行列，近五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约30%，享有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国、最大外汇储备国、主要对外投资国等多个头衔，是唯一拥有525个门类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高铁运营网和移动宽带网，在上天下海的尖端技术上实现多项突破，跨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这些成就向世人昭示，中国不仅能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而且将更有能力为全球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2.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随之大幅提升，国际角色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我国全面参与全球事务，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主场外交精彩纷呈，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我国凸显负责任大国形象，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发起了“一带一路”、亚投行等诸多新理念和新倡议，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显著增加。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的大国形象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响应，国际舞台上一个更有作为的中国时代正在开启。
放眼全球大格局，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复杂的调整，各国角力纵横捭阖，多重风险交错堆积，重塑新的国际秩序的要求更为迫切。一方面，全球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诉求和共同奋斗目标。另一方面，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西方世界的整体下滑和世界权力的加速东移说明，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新的消长变化，冲击着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世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突出。各国对于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充满争议，关注焦点在于国际秩序的转型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未来的国际秩序将是什么样子、由谁来领导、依照什么规则、遵循哪种价值。[1]在上述背景下，中国通过打造全新的对外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也成为必然。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而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根据这一理念，中国将在发展自身、为本国人民谋幸福的同时，也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在这个过程中，应按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明确日益强大的中国未来如何定位自身、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核心任务就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联系愈发紧密和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国际话语权的争夺、碰撞也更加激烈，尤其是一些西方大国将中国视为威胁，对我们做了大量错误和负面的解读，甚至营造负面话语恶意攻击诋毁，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国际形象，给我国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可见，提升新时代国际话语权是我国当下应对西方话语霸权的紧迫任务，也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外交空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为我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伟大思想通过时代话语得以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首倡的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前景的新理念。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当今世界的新特征、新挑战，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出发，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个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国际国内多达百余个重要场合提及并深刻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外交高频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体系的顶层设计，已写入《党章》、《宪法》和联合国决议，成为引领中国对外工作的核心理念与行动指南并进入国际话语体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科学完整、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要求人类既顺应历史又立足当下，不断超越国界、超越文明，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总的来说，可以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1.持久和平的外交观。追求和平、永无战争是人们的企盼，习近平着眼于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的实际，呼吁大国小国之间要平等相待、不恃强凌弱，出现矛盾分歧要平等协商处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共同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2.普遍安全的安全观。当前全球利益交融、安危与共，客观上日益形成一个安全共同体，而国际安全形势动荡复杂，冷战思维、军事同盟、追求一国绝对安全等做法注定不再行得通。应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尊重和照顾他国的合理安全关切，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难题，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3.共同繁荣的发展观。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但这把双刃剑也拉大了国际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今世界经济增长动能整体不足，各国更要同舟共济，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与协调，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4.开放包容的文明观。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文明差异不应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狭隘的文明中心主义只会给人类带来冲突和灾难。各国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使文明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5.清洁美丽的生态观。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环境恶化、温室效应、资源枯竭等已严重威胁人类的未来。面对严峻现实，各国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从根本上看，习近平同志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世界秩序观和共同价值论，回应了中国强起来后走向何方以及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的疑问，表达出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愿景，也为人类社会破解旧难题、找到新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特征。1.鲜明的中国特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类命运共同体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精华和思想要义，尤其以“天下大同”的政治理念、“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和“协和万邦”的仁礼之道等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理念，正是这些思想精髓启发习近平同志对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的思考，扎根于本民族文化之魂去构建一种建设新世界的蓝图。这一新理念也继承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展现了拥有悠久文明的社会主义大国新时代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因而是中国对外理念的本土话语表达。2.广泛的全球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直面全球化时代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与挑战，给出了携手解决疑难杂症的答案，为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世界指出了发展方向。中国理念正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引起普遍认同和广泛支持的根本原因在于关乎各国的根本利益，合国际社会现实之需。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具有广泛通识性的话语表达诠释世界人民向往，展现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诉求并引发全人类共鸣，真正完成了中国与世界在利益、责任、情感、话语上的高度融通。3.重大的价值超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变化需要新的价值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往外交理念的简单重复，其“五位一体”内涵本身就体现了新外交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和新生态观的统一。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权力政治和丛林法则，不同于旧的普世价值观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不同于旧的国际规则服务于少数大国的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出一种整体性思维，不仅涵盖全人类，不以部分人对抗另一部分人为目的，也包括社会的各个问题领域，既尊重了各国的差异性，又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纷争和地缘文明差异，是全人类最长远福祉、最根本利益的联合体。作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道路的历史超越、对全球治理体系霸权化道路的系统超越以及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辩证超越[2]，必将书写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抓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在引领各国人民实现美好蓝图过程中必将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一些国家的质疑、制度间的竞争、自身的局限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看，深层次的困难有以下几方面。1.国家利益的阻碍。如果唯本国利益独尊，就容易陷入零和博弈思维，进而损害他国甚至国际社会整体利益，诸如近期的逆全球化现象。2.国家实力的阻碍。如果奉行极端权力政治，就难以处理好国家主权与共同体权利的关系，存在强国欺负弱国、削弱国际组织效力等现象。3.意识形态的阻碍。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仍十分尖锐，不同文明碰撞和宗教分歧仍是棘手的难题。4.历史因素的阻碍。历史积累下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会导致深层次民族矛盾和利益冲突一时难以化解，使得中东地区等依旧处于不稳定中。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构建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在国际传播中还面临一些现实困境。从国内层面反思，突出的问题是话语能力偏弱。1.缺乏丰富的话语主体。真正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新话语在国际上传播与发展的，仍然是以首脑外交、主场外交、官媒党报等官方性质的话语主体为主，未能充分发挥国际组织、民间团体等其他各类话语主体的优势。2.缺乏有效的话语内容。目前绝大多数国际议题为西方国家所提议设置，这种先入为主效应导致我国话语的说服力受压制。即便我们提出了“合作共赢”等体现美好愿景的新倡议，也被认为缺乏必要的理论阐释和逻辑论述而不能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可。[4]3.缺乏过硬的话语平台。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凭借自身优势，形成了一整套强大而稳固的话语平台，掌控了世界的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而我国在信息覆盖面、装备技术性、记者活跃度等方面与西方仍有较大差距。4.缺乏灵活的话语方式。我国拘泥于传统的叙事思维，对于国内所特有的文本、表述风格未能予以有效的话语转换，在国际学术话语层面也鲜有接受度高的成果，造成跨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佳，受众不易被吸引反而产生排斥心理。
面对经济实力快速增长与国际话语权提升相对缓慢之间的矛盾，我们首先要把握国际话语权的生成规律，这是制定有效对策的依据。国际话语权的效用首先体现在合目的性上，是由各国普遍需求转化成的共同话语通过利益融合获取认同，通过话语主导引领群聚力量发声。而话语权的现实影响力离不开综合国力的托举，即支撑国家按照自身的利益标准传播观点、引领舆论、评判事务的实力资源，以权力保证权利的实现，才能促进综合国力更高效地转化为国际话语权。[6]另外，任何国际话语都由民族愿景升华而来，在充满思想交流和文化碰撞的全球化舞台上，能否异中求同、达到思想上的同频共振，依靠的是在国内理念转化为世界通用表达的过程中做好话语转化工作，推动话语创新转化为传播优势。也就是说，国际话语权构建要完成三件事：一是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二是动员各种资源、建立多种渠道来最大限度地吸引听众，让多数国家都能理解并相信，这两点可以归纳为理念贡献能力;三是通过意见表达和提供理念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规则制定，这指的是政治操作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远景目标，也是规划纲要，更是解决方法。[7]这一全新话语本身就是基于中华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是用中国话语表达的价值追求和对外立场，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过程又必将加速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进度。1.“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国际形势时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主动设置“和平发展、共同振兴”两大国际热点议题，这样的声音符合人类发展特性，必然赢得世界人民的支持，为国际话语权提供坚实的国际社会认同基础。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积极的实际行动塑造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包括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更公平合理的新模式，在共商共建共享中促进各国平衡普惠发展，承担越来越多同自身国力和地位相符的国际责任，为我国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奠定了现实基础。3.“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发展注入了“合作共赢”的新理念，以合作为路径、共赢为目标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反映出中国正为更好地促进国际合作积极贡献新思路，为凝聚国际社会共同奋斗的共识、激励各国共创美好未来做出重要贡献。
(一)持续推动发展，厚植话语根基。国际话语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比拼，改变话语权薄弱局面最主要的是靠自身实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繁荣与真正的全面强大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在软实力上的短板制约了国际影响力的发挥。要做强中国实力，就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以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信于国际社会，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话语基础的首要前提。
(二)弘扬文化精髓，展现话语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因出自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加上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凝聚成话语自信的强大底气。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信心，发掘出传统文化精髓，从中提炼出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推而广之，才能充实有吸引力的话语内容，进而形成诸如“正确义利观”、“一带一路”等一批体现东方文化的国际新概念，实现话语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更有效推动中国理念的海外传播。
(三)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要让世界客观了解中国，需要提高信息开放程度;让外人全面地看，更需要自己生动准确地说，把受众想听的融进我们想讲的，以故事打动人、说服人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做到“中国内容——国际表达”。我们拥有讲好中国故事的丰富资源，好的素材要以小见大、真实感人、反映成就、暗藏道理。既要讲好中华儿女奋斗圆梦的点滴瞬间，也要讲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还要讲好中国与各国百姓之间真诚相处的小故事[9]，这才能吸引西方民众的关注。以“自塑”增强传播效果，修正长期“他塑”形象造成的偏差，向世界传递中国作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积极形象。
(四)参与国际事务，塑造制度权力。目前我国参与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要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把握外交议程设置的主动，促使国际传播格局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转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重塑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要勇于承担起大国敢做善为的国际责任，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用实际行动增进与其他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从而增加国际话语权的认同基础。在参与国际机制的过程中，要提高我们的投票权、决策权，学会将影响力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尤其在网络、极地、空天等新领域要抢抓议程引导力和规则制定权，必要时创立类似亚投行这样的由我国主导的国际新机构，推动新老国际合作机制形成良性互动，从战略制高点上争取话语主动权。
(五)提高传播能力，搭建有利平台。有力的传播平台和渠道媒介是提升话语影响力的硬件基础，主要体现为传媒平台在信息传播方面的软硬件能力，包括采集、组编、播发和宣传评论。当今亟待扭转传统媒体时代我国话语传播范围不广、效果不佳的处境，研究国际信息传播规律，以“全球化、全民化、全媒化”为方向不断拓展综合性传媒，充分发挥包括互联网、广播电视、出版物、国际会议等在内的话语平台作用。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宣旗舰媒体，特别是要支持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日报社等实施国际化战略，提高它们硬件网络建设、信号频道、记者站建设、编导队伍的质量，做好传播受众分析，提高新闻信息原创率，在与西方媒体的竞争中提高中国声音的播送度，延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辐射范围。要积极开拓公共外交传播新路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寻求联合发声的方式，通过主场外交、首脑外交、智库交流等特色方式，发出自己的倡议，传播自己的话语，把握机会掌握话语主动权。
作者:何良，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讲师。
“形势与政策”课的老师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如果自己照本宣科，搞一言堂，其会面临着无生动话语可说，干巴词穷的尴尬局面，学生随时会退出网络课堂，让教师难以继续进行教学。当然，教师手中还有“考勤”这把“尚方宝剑”，学生应当不会不请假就退出课堂，但对于教师一旦有了不良印象，学生会选择静默老师的声音，自己干其它的事情，这样就倒逼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在此方面进行有效的创新。
当前任课教师的信息化能力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多数教师操作电脑和手机相关教学技术设备能力有待大幅提高，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模式依然是课程改革的思想和行为上的重要障碍。在脱贫攻坚时期，教师应与时俱进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形势与政策”云课堂，将我国当前脱贫攻坚工作与思政课堂相结合，体现高校思政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在脱贫攻坚的伟大战役中，思政课教师肩负重大责任，每位教师要守好自己的“责任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教学中结合脱贫攻坚的典型事件开展教学，弘扬爱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发挥线上教学的优势，使思政课真正发挥其育人功能，取得积极的成效，为下一步本课程开展教学改革积累经验。
高校目前在“形势与政策”课信息化教学方面面临着如下困难：一是网络成为青年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且社会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而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教学却显得比较薄弱;二是课程具有极强的实效性，这对老师的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三是传统的课堂教学这一单一的教学形式，对学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四是任课教师数量得不到根本保证，而且教师获取教学资源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相关教材，相关的课程培训来获得信息和教学内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多层次需要。
为了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先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所有“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熟练掌握教学内容，把握教学要点，科学运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充分满足“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现实需求。多年实践证明，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先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方承担具体的教学任务，给学生讲授“形势与政策”课，能够切实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有效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
“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具有非常显著的现实性特点，基本上都是当前的热点问题。这些社会热点就发生在我们身边，都能够切身感受得到，都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因此，“形势与政策”这门课不能关起门来搞教学，教师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而要把课堂上讲与走出去看结合起来，千方百计提高自身对现实问题解答的能力，比如脱贫攻坚，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表现差异极大，教师应重点钻研具体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让人信服的解答，得出富有说服力的结论。同时，应让学生带着问题到社会上去调查研究，然后把调研心得带回到课堂，实现理论升华。这样既可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拓宽思路，让学生对课堂内容有切身的体会，又可以丰富教学的载体和内容，增加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教学的效果。
原来我们自己讲中国的制度优势，某些国人不以为然，尤其是极个别“公知”对此不屑一顾，甚至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鼓吹“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一套精英与平民迥异的双重标准。而在“脱贫攻坚”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大考”中，中国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而西方国家却普遍考了个不及格，可见，民生工程犹如一面“照妖镜”，映射出了西方所谓“人权”等价值观的虚伪本质。因此，通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讲好脱贫攻坚等专题，在帮助大学生学习和领会党中央政策和精神的同时，还可以使大学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制度自信。以新时期网络教学为契机，通过精心设计，也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改革创新。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把脱贫攻坚等体现我们党“执政为民”等重要事例融入教学各专题，引导学生做新时代合格公民，鼓励学生增强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信心。教师应善用和乐用现代媒体手段，扎实高效地让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教师可通过发布话题、在线答疑、批改作业等方式与学生进行良好的互动，并以脱分攻坚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学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专题，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完备的制度保障，并坚定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胜信心。
新时期带给“形势与政策”课的绝不仅仅是挑战，更多的是变革和机遇。脱贫攻坚等一系列“大考”，“考”出了中国制度的巨大优势，这些都是课程的自信资源。我们相信通过不断地创新和改革，该门课将会越来越对学生具有吸引力，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魅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三重“赋力效应”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对于大国责任的预期，明确大国有义务和激励提供更加充足的全球公共品，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塑造了国际社会对于大国形象的新认知。近年来，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举办一系列主场峰会外交活动，建设性参与气候变化、金融治理、国际维和、疾病防治等国际议事与实践，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得到进一步巩固。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发展计划与治理制度创新，中国经验为北南合作、南南合作提供一种务实方略。当代发展中国家面对“逆全球化”思潮和“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过程中，需要打破线性发展的思维定式，正确处理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生态保护等的非线性关系，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意。
实现各国共同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看到，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网络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新型犯罪等全球性安全问题愈加难解，安全领域威胁层出不穷，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安全问题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就难以顺利推进。正如习主席所指出：“促进和平与发展，首先要维护安全稳定;没有安全稳定，就谈不上和平与发展。”对此，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主席提出的“四点主张”切中要害，赋予这一时代命题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单者易折，众则难摧。”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商量。一要坚持合作共建，实现持久安全。安全问题是双向的、联动的，各国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树立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以合作谋安全、谋稳定，以安全促和平、促发展。二要坚持改革创新，实现共同治理。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要承担安全治理的主体责任，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方向发展。三要坚持法治精神，实现公平正义。国与国之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既要遵守两国各自的法律规定，又要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更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四要坚持互利共赢，实现平衡普惠。各方应该坚定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在谋求自身安全时兼顾他国安全，努力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安全之路。
习主席强调：“实现本国发展是对世界的贡献，实现本国安全稳定也是对世界的贡献。”近年来，在不断推进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进程中，中国政府不断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严厉打击、严密防范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中国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是中国为世界安全稳定作出的贡献。中国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还始终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遵守国际规则，履行国际义务，积极参与并倡导国际执法合作和全球安全治理。中国坚决支持国际反恐怖斗争，深度开展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合作，提出责任共担、社会共治的国际禁毒合作方案，联合各国开展国际追逃追赃、打击电信诈骗等执法行动，全面参与国际和区域合作框架内的执法安全合作，坚定支持和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我们看世界世界看中国。
————当前国际形势下的中国。
中国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我也相信，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现在在全世界的地位。之前不论g20还是此前的g8，都是欧美玩弄主宰世界的一种富人玩意。尤其是g8，只代表了世界强权政治中的欧美势力，因此，g8在新兴国家中一直没有强大的支持力。欧美出于两方面利益考虑才推出g20方案，希望此举可以令新兴国家消声，但势估不到g20却令美国主宰世界的地位被动摇。纵观g20，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美国，二是欧盟，三是以中国牵头的“金砖四国”。因为有了“金砖四国”加入，才令世界趋向“一超多强”的局面。
当然，靠这些还不够真正与美国或西方发达国家，还要考虑当今的国际局势!
(一)、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
当前，大国关系继续以合作为主调并保持相对稳定。美欧、美俄之间因伊拉克战争出现的矛盾有所缓和，虽然双方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和分歧并未消除;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但双方的合作领域与共同利益仍在扩大，双边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强;中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继续加深;中日政治关系虽因日政界对二战态度、双方领土争端等问题而受到较大干扰，但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仍然高潮迭起，足见中日友好与合作基础深厚，日趋成熟;中印政治与经济关系均保持积极态势。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反映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转。
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亦有相当严峻的一面。地区性的战争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性的战乱、动荡与紧张已从三个方面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
其一，不同程度地破坏甚至摧毁了有关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环境。这不仅使一些地区的人民生活被置于水生火热之中，而且使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水平拉大，导致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加剧。
其二，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环境。尽管如今国际石油价格处于低迷状态，但这种阶段不会持续太久，能源问题终究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之一。石油价格的变化，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冲突和国际地缘政治因素中的不确定因素引起的。
其三，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当今许多局部冲突和地区争端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事实上，在多数地区性冲突的背后，都有不同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地区性冲突、战乱的增多和加剧，必然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霸权主义仍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美霸权主义在伊拉克虽遭受挫折，但元气未伤，其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势头仍将延续相当一段时期;当今世界多数热点问题，如伊拉克战争的各种后遗症、巴以冲突的持续和升级、朝鲜半岛形势的紧张，虽涉及各种复杂因素，但从根本上说都与霸权主义干预密切相关。
自苏联解体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后，美国对外战略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一些基本特征在中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第二，美加强对国际地缘政治中敏感地带控制的方针不会改变。美历来重视地缘政治因素在国际战略平衡中的重要意义。近年来，美针对国际形势的新特点，正全面、系统地调整其全球战略部署。北约东扩计划、大中东改造计划、亚太军事部署调整计划，是美全球战略部署大调整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从而为其新的霸权战略在地缘上提供更好的依托和保障。
第三，美倚重军事优势加紧争夺国际战略制高点的趋势难以改变。目前，美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的一半，美超强地位最突出的方面反映在军事上。美在推行霸权战略的过程中，正不遗余力地利用其在世界新军事革命中抢占的先机，全面加强美军的机动反应能力，扩大美战略优势地位。单极与多极之间的国际秩序之争，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斗争的主线。
(三)、国际恐怖主义反弹强烈，国际反恐斗争形势严峻。
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已成为国际社会一大公害。近年以来，国际反恐形势出现若干新动向。首先，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袭击规模扩大。西班牙、俄罗斯等地先后遭受严重恐怖主义袭击，举世震惊。
其次，美国反恐战略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局限和弊端暴露无遗。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两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不仅未使恐怖主义受到震慑，或使美国和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反倒使伊拉克成为又一个恐怖主义的滋生中心，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反恐战争”使世界出现“越打越恐，越恐越打”的怪圈。这种现象同美国反恐战略中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四)、全球性军事战略深入调整。
世界性的新军事革命和全球性军事战略深入调整，西方军事干涉主义抬头，冷战后一度减弱的军事安全因素又在上升。随着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一场新军事革命蓬勃兴起，世界非拉国主要国家普遍加强了以高技术为基础的军队现代化建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技术形态出现又一轮“时代差”。历史上西方列强以洋枪洋炮对亚洲的大刀长矛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转变为发达国家以信息化军事对发展中国家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军事的新的军事技术优势，世界军事力量的对比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失衡。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是全世界人民的焦点，已是世界不可缺少的一份子，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也是冉冉而升。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每一步就关系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又被全世界人民给予厚望。
然而，中国现阶段还处在自我发展阶段，尽管在此次的金融风暴中我们相对较为成熟，中国所面临的敌对势力任然存在。如何在激流中勇于前行，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领导人会比我们想的更好更远，我们有信心!
[摘要]新常态下，“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应重新审视课程性质和特点，回归课程和教育教学原本。本文针对现在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从课程定位、教学模式和长效机制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以提高课程内涵和教学的实效性。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的核心课程，也是引导大学生准确理解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略的重要渠道。新时代高职院校如何定位“形势与政策”课，探索全新的教学模式并构建长效机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形势与政策”课具有理论武装时效性、释疑解惑针对性、教育引导综合性等三个特点。
（一）理论武装时效性。理论性是指该课程理论性强，要讲好“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必须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比如中东局势为代表的国际局势类的问题就涉及诸如劳动、剩余价值、资本、（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等概念和理论，同时也涉及诸如战略位置、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陆）海权论、文明冲突等军事、地理、历史、政治多学科的相关知识。该课程理论性强的特点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综合多学科相关知识背景以及相关学者的论述，才能将相关的焦点、热点讲透说明，否则就热点讲热点，就焦点讲焦点，流于表面而影响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该课程时效性强。根据教育部社政司每学期初下发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选取半年内发生的要闻组织教学，而国际国内的焦点热点瞬息万变，不可能有固定的教材，甚至本周的课结束后，下周的课讲什么内容都要重新严格界定和组织。这里要说明的是，不管是理论性还是时效性，对教师的要求都非常高。而理论性和时效性同时集聚在该课程里面，教学难度更可想而知了。
（二）释疑解惑针对性。根据理论的时效性特点，“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和直面学生的问题。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在大部分高职院校都被划人理论课，但实际讲授中，理论只能是一条隐形的支撑线索，更多的还是针对一个个鲜活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形势与政策”课不同于高职院校一般的理论课，前者重例有理，后者重理有例;前者具体鲜活，后者抽象概括;前者要透过大量纷杂的现象点明本质再回到现象本身，难以有固定的模式套用，后者逻辑分析和推理过程都有理可循。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经常直接面对来自学生的各种质疑和问题，现实而敏感，差异性大而又有相似之处。如何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是对任课教师极大的考验，也是“形势与政策”课课堂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点。
（三）教育引导综合性。如上所述，“形势与政策”课不仅要求任课教师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综合利用各相关学科理论和背景知识，更要有针对性地回答来自学生的各种问题。学生所提问题，从三观缺失到大学生活适应，从学业迷茫到失恋迷失，从网络时尚到人际关系，从社会万象到人间小事，纷繁杂呈应接不暇。在这种情况下，“形势与政策”课要想起到教育引导作用，教师要综合考虑学生各种情况，要掌握当代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特点，使学生通过课堂教学，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角度分析，使学生不失时机地实现智力发展，逐渐促进学生优良思想品质的形成。
（一）教育观念和重视不到位。高职院校对“形势与政策”课重要性和特殊性认识不到位，对课程重视不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思政课“无用论”的观念根深蒂固。长久以来，对思政课的厌倦，几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生几乎把思政课与“洗脑”“无聊”等字眼直接挂钩，很多教师甚至是学校领导也把思政课归入鸡肋课程行列。第二，高职院校普遍存在重专技轻思政的传统。第三，高职院校的思政课的生存空间逐步被实习实训、顶岗实习、技能大赛和考证侵吞。于是，“形势与政策”课学分少课时少，任课教师之间以及与专业课教师之间各自为政，大班上课成为常态。
（二）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在大多数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一般归属于三类——带其他思政课专任教师、辅导员和学校行政人员。第一类教师能上但不愿上，能否上好还是未知数。第二、三类教师愿意上但很难上好。这三类教师分属不同部门，很难进行有效的组织课堂教学。同时在这三类教师中，中级职称和本科学历的人员居多，比例高达60.5%，高级职称和博士学历的教师严重缺乏，占比不到7%。这三类教师一般教学任务繁重，在完成授课任务之余，难以留存科研工作所需的充足时间和自我提升的学习精力，繁重的教学任务在客观上也制约了教师继续学习和教研活动的开展，因而导致部分教师职业能力水平低下难以胜任教学工作。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不够丰富。高职院校许多教师仍然采取满堂灌式教法，有的更是集中起来作报告。这样的教学形式往往会抑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总处于被动学习，兴趣和激情就得不到有效调动，于是开小差、迟到、旷课、睡觉也就成了普遍现象。另外，有的“形势与政策”课仍然是教师一支粉笔、一本讲稿、一张嘴的授课方式，网络化、数字化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没有充分利用，有些教师做的ppt课件，充其量是对传统板书的简单代替，达不到应有的教学辅助效果。
（一）重视程度和教育观念双到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是全方位的，而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质是人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就不能局限于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应关注学生的思想品质和全面发展。“形势与政策”课不是单纯地灌输时事热点，而是磨砺学生的双眼，使其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机械地进行道德大义说教，而是磨砺学生的思维，使其学会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不是强制式的头脑洗礼，而是引导学生的灵魂，在带人中发现差异，在对比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回归自我。如果“形势与政策”课有幸能让学生搞清楚“我是谁”，那么接下来能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就顺理成章简单自然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势与政策”课的真正意义和作用就能呈现出来。因此，高职院校要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在人力、财力上，还是政策、组织、措施上都给予足够支持，确实保障其健康和持续发展。“形势与政策”课只是一门课程，但其课程改革和建设发展离不开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实际。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人是高职院校办学定位的根本问题，也是高职院校包括“形势与政策”课在内的各类课程教学改革的根本方向。高职院校办学都面临经费、生源、师资以及大环境的变化等等都是具体而不能绕开的办学实际问题，直接关乎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关键在于，如何将课程性质与办学定位、办学实际相结合，在综合平衡中找到真正适合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起点。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找到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不被各种光鲜艳丽的教育潮流所迷惑。否则，人云亦云始终走不出困境。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构建良性发展的基本框架。
（二）构建课程改革的基本框架。首先。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抗疫情、抓春播，防夏汛、抓田管，战旱情、保浇水，各地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成果来之不易，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把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大食物观的实践要求，对新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践行大食物观，首先要树立大资源观。立足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开发丰富多样的食物品种。向森林要食物，发展木本粮油、森林食品；向草原要食物，推动草原畜牧业集约化发展；向江河湖海要食物，稳定水产养殖，积极发展远洋渔业，提高渔业发展质量；向设施农业要食物，探索发展智慧农业、植物工厂，有效缓解我国农业资源的瓶颈约束。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发展生物科技、生物产业，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其次要树立大农业观。坚持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统筹粮经饲生产，推动种养加一体，农林牧渔结合，促进农业供给体系结构优化、高质高效，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第三要树立大市场观。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增强粮食和食物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全面提升粮食、肉类、蔬菜等各类食物保供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进一步从战略上提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畅通国内国际农业食品循环，提高农业食品国际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践行大食物观，需要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粮食安全是基础，必须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生态安全是底线，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需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加注重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食物资源开发和生产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食品安全是红线，食物来源更加多元，对食品安全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坚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强化食品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吃得安全、吃得健康。要加强战略布局、突出重点环节，加快构建以粮食安全为基础、以确保食物有效供给为目标的粮食安全综合保障体系。
更好树立大食物观、践行大食物观，一定能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更有力支撑。
斯里兰卡总理古纳瓦德纳在视频致辞中说，提高水稻产量对于解决粮食危机、保障粮食安全和减少贫困至关重要。中国科学家成功培育出高产水稻品种，将其推广到其他国家，这有助于这些国家实现水稻自给自足，从而实现粮食安全。
“包括莫桑比克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受益于杂交水稻技术。”莫桑比克驻华大使古斯塔瓦说，中国通过与非洲国家共享农作物种植技术，持续助力提高非洲国家农业生产力，帮助当地民众摆脱贫困。这种援助模式注重实效，增强了农民自身的生产能力。
“中国在数十年间一直致力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杂交水稻技术，这一做法得到全球赞誉。”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杂交水稻援助已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标志性项目，是真挚情谊和良好互信关系的体现。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持续向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帮助各国加强农业能力建设。“中国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农业合作，成立农业示范中心，开展农业人才培训，提供大量粮食援助。”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照辉介绍说。
“粮食与营养安全不仅是单个国家的问题，更是一个全球性议题，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在视频致辞中说，中方在农业灌溉方面的投入和对订单农业的推动等使津方持续受益，增加了津巴布韦农业生产总产量。他表示，津方愿与中方及其他国家继续加强农业合作，进一步巩固和推进世界粮食安全。
目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表示，中方将在提升国内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农业对外开放合作，推动农业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把杂交水稻国际合作作为共促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内容，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更多中国贡献。
本次论坛由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同主办。来自约6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中国援外相关部门负责人、国内媒体代表等170余人出席论坛。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要强。应加快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构建粮食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发展，形成大粮食、大产业、大市场、大流通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应充分发挥储备和进口调节作用，增强粮食宏观调控能力。
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党的_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为我国粮食政策指明了方向，给粮食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要全方位系统性地审视和解决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锻长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更高水平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底盘，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夯实基础。
党的_以来，我国全面加强粮食生产、储备、流通能力建设，有效保障了14亿多人的粮食安全，但风险和挑战仍在。从国际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粮食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从国内看，粮食生产还存在资源环境约束、结构性短缺、区域性不平衡等矛盾。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全方位系统性地解决粮食安全的问题，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有效应对重大风险考验。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要强。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科技兴农，推动粮食生产从拼人力畜力拼资源拼环境拼消耗的粗放式生产方式向可持续生产方式转变。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突出抓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建设，补齐中国式现代化短板。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突出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关键，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优化种植结构，加大南方生产地区粮食生产扶持力度，着力破解粮食生产结构性、区域性等矛盾，确保粮食产得出、供得上、供得优。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落实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针对粮食生产效益低、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应加快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构建粮食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发展，形成大粮食、大产业、大市场、大流通的高质量发展格局。例如，黑龙江、河南、山东、安徽等主产区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不断做大做强粮食产业，从“大粮仓”变身“大厨房”，从粮食生产大省迈向粮食经济强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针对粮食市场频繁波动等情况，应强化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充分发挥储备和进口调节作用，增强粮食宏观调控能力。加快构建与大国地位相符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以储备的确定性来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目前，我国推动形成了政府储备和企业社会责任储备有机结合、互为补充的粮食储备格局，储备实力不断增强，储备布局结构优化，严惩涉粮腐败，守护管好“大国粮仓”，确保平时备得足、储得好，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增强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管理能力，推动粮食进口来源地和品种多元化，确保粮食买得到、运得进。加强粮食宏观调控，充分发挥粮食储备“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确保粮食市场平稳运行，既要防止“谷贱伤民”，也要避免“米贵伤民”，真正做到“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
我国粮食安全的蓝图已经绘就。只要坚定信心、笃行不怠，党政同责、上下一心，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目前，我国面临整体经济下行的形势，筹资问题已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而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仍然处于发展阶段，金融资源未能得到合理高效配置。加强筹资模式和风险控制的研究，有助于企业拓展筹资渠道，降低财务风险，直面经济新常态下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压力。
企业筹资是指企业通过一定的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获取生产经营所需要的资金。筹资渠道分为内部渠道和外部渠道，筹资方式包括银行借款、发行股票、发行债券、商业信用、融资租赁、吸收直接投资等。一直以来，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企业筹资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间接融资成为大多数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大小项目的建设资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单一的渠道不仅使企业经营风险增大，造成中小企业贷款难，也给银行资金运转埋下风险隐患。经济新常态下，企业经营环境恶化，一些企业为解资金渴求，采取过度负债、过度融资来进行扩张，导致杠杆过大，财务成本过高，给企业带来沉重的压力。可见，优化筹资模式已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三、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给企业带来的机遇。
当前，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为企业筹资提供了更多渠道与方式，网络金融正以一股燎原之势迅猛发展，此举无疑拓宽了公司筹资渠道。民间借贷规范化之后，将成为企业筹资的又一种选择。同时，金融市场的产品创新受到了企业的欢迎，金融市场与企业实现了双向互动的新发展。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加速了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政策及时调整，国债融资市场日益健全，债券发行规模逐步扩大，产权交易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科创板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企业面临众多的筹资选择，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金融市场的多元化也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货币市场的重要地位被重新定位，同业拆借市场交易环境日益规范，同时加大了抵押担保拆借比重，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深入发展，使得企业筹资能力大幅度提高。
四、新的经济形势下不同企业的筹资模式选择。
1、不同规模企业的筹资模式选择。
首先，大型企业经营规模较大、生产能力较强，一般需要大量资金，且资金需求期限都较长，所以选择筹资模式时应当更多地考虑股票、债券等长期筹资方式，亦或借助其良好的社会影响、知名度和信誉度，通过信用借贷、银行保理等进行资金的筹集。其次，中小型企业生产规模小、资金借贷量少且常用于短期投入，应当首选流动性较强的短期借贷，例如银行借款、租赁筹资等，应尽量避免门槛高、标准高的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另外，对于金融市场上一些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新金融产品，应当给予更多关注，以尽可能减少筹资成本，实现效率高、成本低的筹资目标。
2、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筹资模式选择。
企业可以选择权益性筹资或债务性筹资，前者筹集的资金归属于企业的资本，后者筹集的资金归属于企业的负债，两种资金的比重就是资本结构。对于发展不稳定的公司，即处于“生命周期”中的初创期或上升期的公司，负债还款压力将是这类公司面临的现实问题，故在此时应当更多倾向选择权益性筹资，即内部筹资或发行股票等，把还款转化为分红形式，以缓解负债带来的巨大资金偿还压力。对于发展较稳定的公司，其资本结构就可以偏向于负债化，诸如借款、发行债券等，以充分利用财务杠杆，实现其核心竞争力强、市场保有率高等愿景，以求在维护金融市场债权人利益的同时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3、不同风险承受力企业的筹资模式选择。
首先，保守型企业可以选择保守型筹资策略，即企业筹集的长期资金不仅要满足长期资产管理需要，还要满足部分短期资产的资金需求，这种选择能够有效降低筹资风险，避免了筹资短期资金所带来的巨大还款压力。不过，长期资金的成本相对较高，将增加企业筹资成本。其次，稳定型企业可以选择将长期与短期筹资方式相结合的筹资方式，一方面选择市场上较为成熟的筹资渠道，借以实现长期资产管理；另一方面将临时的、应急性的短期借款用于满足短期资产需求，这样既可以满足筹资需求，又能够避免长期资金闲置。另外，针对激进型企业，通常激进型筹资组合较为大胆，与保守型截然相反，企业筹集的短期资金既用于企业需要的短期资产，又用以满足一部分长期资产的需要。所以这种模式大大降低了资本成本，但同时所要承担的风险也将倍增。
五、结语。
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给企业选择筹资模式带来了更多选择，企业应当根据自身发展战略与经营实力，积极拓展筹资渠道，实现筹资渠道多元化，为设备改造、技术创新、投资发展带来充足的资金保障。企业要转变传统思维模式，从战略上认识筹资管理，以提高筹资决策的科学性和筹资方案的可行性，实现企业的超常规发展。
[摘要]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中国经济在稳定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经济金融问题的冲击。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些冲击，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才持久。在实际中，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中采用了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确保中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关键词]经济形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一、中国近年的经济情况：
自20xx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放慢的趋势，2011年，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一季度、二季度到三季度，增长有所下滑，但经济平均或者累计依然保持了接近10%的增长速度，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然而近来，中国经济似乎出现了人们不愿看到的通胀趋势。2011年，一项面向100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问卷调查显示，接近九成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中国的通胀情况比较严重（占73%）或已经非常严重（占15%左右）。这折射出当前大家对通胀有着相当普遍的感受和担忧。该调查同时显示，有不到四成（38%）的人认为，明年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遏制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也就是说，尽管大部分都同意通胀已经是个严重问题，但并不主张将抑制通胀放在首位。
二、中国政府在应对经济金融问题时采取的政策措施：
（一）在政策方面。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在20xx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后果是，在保持了gdp增速同时，也带来货币存量的过快增长。20xx年1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29.74%，增幅比上年末高11.92个，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34.63%。货币供应量增速大幅高于名义gdp增长率。面对通胀压力，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管理通胀预期”的政策主张，显然，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那么如何认识通胀预期，如何认识预期对现实通胀的传导机制，以及用什么政策工具来管理通胀预期，就显得尤为重要。20xx年7月份以后，中央人民银行两次下调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引导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适时调整了纺织品、服装等出口的退税率。10月下旬以来，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不断加重的情况，又及时地将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调整为坚持实行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并连续出台了扶持稳定农业生产和外贸出口，增加保障民生投入，加强对中小企业支持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中国人民银行再次下调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
（二）在制度改革方面。
20xx年，我国全国推开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理顺了林业发展的体制机制，这被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个标志性的一项改革内容。县乡管理体制改革在进一步推进，在企业改革方面，国有独资企业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试点工作在继续深化，电信业通过合并调整，形成了三家具有全业务经营能力的市场经营主体，航空工业体制改革启动实施，铁路投资趋向多元化，在财税金融价格改革方面，实施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耕地占用税暂用条例，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银行改革稳步进行，修订了外汇管理条例，外汇管理制度得劲一部完善。调整了成品油和电力价格，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对保障国内能源供给发挥了作用。
三、建议和结论。
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是有条件的。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的时期，在清醒的认识我们面临的困难的同时，我们更要看到我们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
首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外需减弱的因素，也有国家宏观调控的累积效应。多年来，面对经济增长过快，投资消费出口比例关系严重不协调的矛盾，面对能源资源消耗大，环境承载压力大，以及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中央一直希望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来适度放慢中国的经济增长节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2011年经济增长适度回落，正是中央宏观调控所预期的。
其次，应该看到经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综合国力和抗击各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更重要的是经过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能够利用好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又具有有效发挥国家宏观调控，调动和组织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最后，我国人口多，市场大，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还不高，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立足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潜力还十分巨大。无论是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还是推进经济结构升级、优化，都会创造出许多新的需求。从而，奠定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协调较快发展或者较快增长的基础，通过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有广阔的空间。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一定能够很好的应对和化解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各种矛盾、风险和困难，更好的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提高供给能力，改善供给结构结合起来，我们有条件，也有能力使中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较快发展。情况下，有一个股权性融资和债务性融资的结合点，使得企业总的资金成本最小。
3.2提高资金利用率。
在确定要进行融资进行新项目的投产时，应当科学、合理地评价分析各个项目能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及风险，从而为决策提供依据――融多少资，以何种方式、何种比率进行融资。在所能筹得资金的范围内，分析项目的收益率以及可分割性，确定各项目投入资金，从而实现企业受益的最大化。
3.3建立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体系。
企业通过举债经营，都会面临一定的财务风险。财务管理人员应当根据企业所在行业的特征，为企业确定合理的财务预警指标及其数值。常用的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已获利息倍数等。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做到实时监控，判断企业的偿债能力，及时为企业经营融资活动作出调整改进，为企业的长期生存与发展做好基础。
综上所述，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要想长期谋求生存与发展，必须对自己的负债经营有良好的把握。合理的规划自己资金的来源与用途，方能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食品安全一直倍受关注，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根本离不开食品。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但又总一些人，让我们担心，我们的食品是否安全，是否卫生。
最近的孔雀石绿、苏丹红等这些是已经被“消灭”了还有红心鸭蛋等还没完全被解决的。不过就算它们现在已经给解决了，可是我们还要担心“它们”还会不会在不就的将来卷土重来呢?想到这里，我就不禁想到了在幕后不断“制造”这一些危害人生安全的食品的人。于是我就发出了这样的疑惑这些人是为了什么?我想还是为了一个字——钱，钱是魔鬼得意的诱饵。因为钱，这世界上发生过多少次的谋杀、抢劫和盗窃?谁能想到这么一张张的钱币，竟是想监狱和法庭输送罪犯的“供应商”。
也就是因为了钱产生了：人工合成甜味剂(糖精钠、甜蜜素)和防腐剂(苯甲酸钠、山梨酸钾)等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情况。因此，我十分的想些人明不明白，他们的“产品”危害了多少人?有许多的人因为吃了这些所谓的“卫生、安全食品”而上吐下泻乃至丢了性命的!
不过，我想，除了批评那些只知道赚钱而不顾及他们身体健康、安全的人以外，我们还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
如：苹果过于的发亮说明苹果可能打过蜡。葡萄上的白斑过多可能就是农药使用过量。
这些说明，防御食品中人为的添加化学物质、有害物质有些是可是用肉眼或简单的方法检验出来的。
我们要关注食品安全，要为了我们的健康而努力，要为了我们的文明而努力。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在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都始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始终牢牢掌握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权。
雁飞千里靠头雁。做好“三农”工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汇聚起全党上下、社会各方的强大力量。2019年党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这是我们党历史上首部规范农村工作的专门党内法规。条例把党管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细化成具体的规定，实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制度机制上把加强党的领导落实到了“三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级党委要扛起政治责任，坚持工业农业一起抓、坚持城市农村一起抓，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以更大力度推动乡村振兴。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三农”工作上，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县以上各级党委要发挥好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健全议事协调、督查考核等机制。
“村看村、户看户、农民看支部”，“给钱给物，还要建个好支部”。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关键。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削弱。我们要扩大农村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加大培养青年党员力度，提高基层党组织为群众服务意识，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等方面的战斗堡垒作用。
“三农”工作领域的领导干部要抓紧提高“三农”工作本领。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要懂“三农”工作、会抓“三农”工作，分管领导要真正成为“三农”工作的行家里手。认真学习“三农”领域相关的专业知识，深入田间地头调查研究，真正了解农民诉求和期盼，真心实意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农村政策千条万条，最终都得靠基层干部来落实。我国有几百万农村基层干部，常年风里来雨里去，同农民直接打交道，是推动农村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对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政治上要信任，工作上要依靠，生活上要关心。要完善农村基层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打造一支高素质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加大从优秀村干部中考录乡镇公务员和乡镇领导干部力度，为加强农村社会治理服务充实新生力量。建立稳定的村级组织运转和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制度，提高农村基层干部报酬待遇和社会保障水平。加强农村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和监督管理力度，引导他们提高为民服务本领、强化廉洁履职意识，为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贡献力量。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今年将召开党的_，做好“三农”工作、稳定“三农”这个基本盘，对于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我们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突出年度性任务、针对性举措、实效性导向，推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摘要：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飞速状态，随着经济一年一年的大脚步迈进也奠基这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名族复兴。回望改革开放六十几年的过去，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单一的农业大国发展到轻工业，又由轻工业慢慢渐变到重工业，到现在的工业多重化，经济多样化。中国经济形势四个基本“没变”，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关键词：经济多样化。
正文：二十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希腊经济崩溃等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在这样的全球大环境下，我国尚能踏着稳定的步伐在危机大环境下发展前进。我国在习近平主席带领下向多元化的经济体系迈进，并保持稳定发展。
一、中国经济四“没有变”。
实发展议程。要富国必先富民，这是古人留下来的经验。第四、坚持推进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根本目的，是使亚太经济血脉更加通畅，从而扩大经济社会发展潜力。最后习近平主席还提出来了五个“注重”。我们将更加注重效益治疗，创新驱动，公平公正，绿色发展，对外开放。
二、近年国内经济增速下降的因素。
不是我们的体制机制造成的，是国际经济周期的因素造成的。从中我们能够从专业人士的角度了解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经历啦长时间的增长所留下的问题是非常多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全球经济大环境的衰败。我国的经济在此还是保持性很高的。根据查文献，在2008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很慢，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回归到正轨上，在这条经济列车上，我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定会收到这些国家的影响，导致增速下降。但是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在很多发达国家的比较当中我国的生产劳动力还是很发达的，需要把这些机遇转化为增长就必须深化改革，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收入分配问题，消除腐败等影响经济秩序、社会稳定的问题，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不久前，习近平主席访问新加坡落定中新政府的第三个工业园区于西南重庆，这也将会增加内陆地区尤其西南地区的发展。也将对于西部大开发的工程添色添彩。
三、要准确把握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
11日在北京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首次明确的确定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的九大趋势性变化。并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我国当今与往后的中国经济大逻辑。我们以此从九大趋势来了解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从消费需求来看，过去我国的消费方向是明显模仿式的，什么东西火啦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去消费，我们应该树立争取的价值观，会议提出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解放人民的购买力。
出口国际收支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的出口产量日益降低，拉低经济发展，应选择新方向把出口经济握紧，使出口继续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撑。四，从生产能力与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长期困扰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产业需求的减少，使其供大于求。智能型，小型产业，新兴产业，微型企业将会在增长经济发展的路上起重要地位。五，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廉价劳动力是很大的优势，但是现在人口日益老年化，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使很大的问题。往后应当创新成为发展的驱动。六，从市场竞争来看，过去主要是价格的竞争与数量的扩张，现在正在逐步的转型向质量型，市场统一，改变久市场竞争的坏习惯，加快形成透明，有序的市场大环境。七，从环境约束看，过去的发展占用环境很大，现正在向更加绿色化的方向发展。八，从经济风险累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各类经济风险逐步显现化，但是要化解这些风险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九，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政策刺激应经不在那么明显，应全面调控与配置，进行科学的分配。从这九点了解到国家对于经济的新风标已经树立我们应该把握新常态的趋势变化去了解我国的经济。
四、唱空中国经济？你错了。
主发现，每逢我国有重大政治会议召开之际，境外一些机构总会发表一些中国经济将崩溃的谬论，并且夸大的大肆唱空中国经济，而且这些谬论如出一辙，毫无依据与新意。例如2013年外境机构判定中国经济将很难增长，结果下一个季度中国经济实实在在的增长速度达到百分7.8，实现了止跌回升。我国经济学家发表“不要听信境外唱衰中国论调，他们并不掌握中国的情况”。在这些谬论下，我国经济用事实实力的反驳啊境外的唱衰论。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应该相信国家经济调控，用事实去验证理论，不要轻信对中国的经济谬论，坚信我国经济正在大步的迈进中。中国经济已骤然成为啦时间经济列车的最重要支撑部分，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都将引起世界的关注。
摘要：自建国以来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我们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新的基础。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最积极最有生机的力量，而大学生是青年中具有特殊优势的群体。新的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生长在这个伟大时代的大学生幸逢盛世，既是无限幸福值得羡慕的一代，又是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一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是我国进入21世纪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全局的中心和主题，这也是这个时代赋予当代大学生义不容辞的历史重任。
关键词：民族复兴；大学生；责任；使命。
习说过“中国梦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和奋斗中变为现实。”我们青年人是实现中国梦的推动者和实现者。
一、什么是中国梦。
中国梦，这是一份信仰、一份怀念、一份喜悦、一份奋斗。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培育了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民，孕育出全体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情怀。中华大地是中国人民永远的家园，中华民族是中华儿女精神相通、心心相印、价值所趋的牢固纽带。“中国梦”的源泉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坚守的爱国基因生成了中国梦。同志突出强调了“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民族的梦。
中国梦的总体轮廓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的军队、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现祖国统一、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这一系列思想鲜明地阐释中国梦蕴涵的人民主体本质属性，深刻揭示了实现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归宿，是中国梦的深厚底蕴。
二、如何实现中国梦。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人民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的。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4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三、青年推动中国梦的历史责任。
青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继承人，他们将决定祖国的命运。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佼佼者，具有优势的特殊群体，必须坚定自己的理念，时刻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肩负起时代的重任，而且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强弱将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关系到他们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代中华儿女共同为之努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继续“圆梦”需要我们青年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实干、开拓创新。
作为青年，我们要进一步赋予“中国梦”丰富的内涵。任何一个能够引领民族发展进步的梦想都是美好的，任何美好的梦想都必然伴随时代的节拍、顺应现实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同样如此。在民族独立的梦想已经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得以实现之后，我们又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社会更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将我们的生活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等写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上。[2]对国家、民族、人民生活的这些美好愿景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进一步展现了“中国梦”的强大凝聚力、感召力，进一步激发了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进一步培育自我攻坚克难的顽强斗志。精神能量的大小不仅体现在其涵盖面和包容度的大小，也体现在其韧性和强度的高低。没有梦想的民族是可悲的，对美好梦想没有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精神状态的民族同样没有前途。中华民族富有以坚定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追求梦想的精神基因。在推进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我们需要面对多种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考验，需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对风险挑战和危险考验我们唯有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加坚定坚毅更加清醒，自觉进一步培育攻坚克难的顽强斗志，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
四、作为青年要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
首先，我们应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继往开来，为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我们要多关心时事，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方面的信息。我们要能够心怀祖国而不是仅仅纸上谈兵，我们要付诸行动。
再者我们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顺应人民群众的需要，扎根基层投身到西部积极的到偏远贫困地区支农等。积极培养自己地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投身社会经济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同时我们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踏踏实实地打好基础积极迎接科技和知识经济的挑战，要顺时代潮流而动，做时代的弄潮儿。我们要敢于挑战时代、挑战自我，要以强者的姿态面对世界。我们更要能够实事求是的工作和学习，少说空话多干实事。
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当代大学生成长和发挥作用的黄金时期。[3]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以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世界新技术革命正在形成新的高潮世界经济正在走向知识经济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依赖于高科技的发展和新知识的创造，世界各国抢占知识经济制高点的竞争日益激烈。
面对这一切，当代大学生要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民族复兴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在前人已经取得伟大成绩的基础上承担起这个事业赋予的重任，勇于竞争大胆创新充分发挥生力军的作用，努力成为历史的开拓者、完成复兴大业的实干家，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雪萍。论在当代大学生中践行“中国梦”的意义与对策[j]。黑河学刊，2013.
[2]李抒望。对“中国梦”的几点解析[j]。社科纵横，2013.
[3]辛向阳。中国梦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j]。重庆社会科学，2013.
摘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将千万个中国人的梦想汇聚便是我们的“中国梦”。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大的梦想。”如何建筑中国梦，如何实现中国梦，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和追求。
关键词：中国梦、我的梦想、实现中国梦。
历史的长河滚滚流动，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变迁，中国的朝代不断更迭，有起有伏。在唐宋时期，我国曾在世界上位居前列；在清朝末期，我国被列强欺凌；在近代，老一辈革命家经过不断地奋斗，无尽的牺牲，为我们打出了一片江山。如今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从清末的受侵略、近代的战争打压中慢慢恢复过来，正在慢慢地调整。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成为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梦想。
己的梦想，那离中国梦的实现也将不远了。但是我们的梦想必须是正面的、积极的、健康向上的，而不是低俗的、自私的、目光狭隘的。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首先要有远大的目标，而不应仅仅局限于梦想考试不挂科，梦想自己逃课不会被老师发现等等。我们的眼光要长远，将自己的梦想建筑在国家富强之上。
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当国家主席。当时只是单纯的觉得国家主席是最大的官，好多人要听我的，很威风的样子，爸妈再也不会限制我出去玩了。
中学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当国家主席。这样就能够惩恶扬善，对于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不和谐现象都加以制止，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和谐。
大学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实现中国梦。不管我们做什么，都要为了国家的复兴而努力。我们不是为了威风，也不仅仅是为了惩恶扬善，而是要带领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时间在流逝，年龄在增长，我们也渐渐懂得了更多。我知道了梦想的现实性和可实现性，知道了将自己的梦想与国家的梦想的统一，知道了自己的梦想实现了，国家的梦想也将会实现；国家的梦想实现了，能帮助我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将自己的梦想与国家的梦想有机结合起来，相辅相成，这是一名大学生应该有的长远目光。
我们奔跑在实现梦想的征途上，这条道路上充满荆棘，充满坎坷，但是我们却不能怯懦，不能退缩，我们能做的只有拼尽全力，用坚强的意志砍出一条成功的道路，朝着梦想不断奔跑。实现我们的梦想。
实现民族的梦想，我认识当代大学生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热爱祖国，愿意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奉献终身。我们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能够平安、健康的度过十几年的青春，能够上小学、中学、大学里面学习各种知识，能够不经历战争，生活在和谐的社会中，都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庇护之下。国家为我们创建了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让我们生活，我们如今用着iphone谈笑风生，在互联网上高谈阔论，开着各种各样的轿车穿梭在城市的街道上，如果没有和谐安定的环境，我们还能生活地这么安逸么？所以我们要热爱祖国，并且要学会回报。我们学会回报祖国，回报党，回报社会，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将社会发展得更加强大。这样国家更加安定，自己的生活也会愈加美好。
2、不怕困难，学会攻坚克难。梦想的实现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圆梦的征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阻扰，各种障碍，所以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进行一场又一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可能我们会遇到巨大的阻力，遭受巨大的压力，需要趟过深水区、踏过地雷阵，这会让我们已经习惯了的行为模式不再管用、不再能用，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更大的觉悟和热情，突破制约梦想实现的桎梏，为了梦想的实现跨国一道又一道困难的栏杆，斩下阻碍的荆棘，为了梦想的实现不断努力。
3、善于开拓创新。曾经我们学习西方，兴起洋务运动，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先进工业技术等照搬到中国，最后的结局是我们被西方列强侵略；曾经我们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后的结局是，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打压，不得不进行长征。曾经毛主席将中国的国情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开创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将我国的实际情况与社会主义具体结合起来，将列宁提出的“城市包围农村”改为“农村包围城市”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崛起，用少于国民党10倍的人数却能够将国民党狠狠地打压下去，最后退出大陆。这说明，我们不能只是照搬知识，而要善于开拓创新。只有创新才会有新的出路，若只是一味地复制别的国家的先进文化，最后只会是失败。要想成功，就要学会开拓创新。
4、坚持求真务实，脚踏实地地实现梦想。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在逐渐发展，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奋斗，我们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要求我们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杜绝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一步一个脚印地描绘蓝图、实现梦想。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生力量，我们是国家未来的主人，我们身上背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将自己的梦想与国家的梦想密切联系起来，为了实现梦想不断努力。中国梦是实现我们每个人的梦想，我们的梦想是实现中国梦，两者相辅相成。我们要将中国梦扎根于心，不断为之而奋斗。周在年少读书时曾说：“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21世纪的我们，也要敢于站出来大声喊出：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奋斗！
参考文献：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国70%的粮食来自灌溉农业，增加可灌溉耕地面积，提高灌溉耕地的土地生产率，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和乡村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自农村改革以来，农田水利领域的改革亦突飞猛进。然而，从近年我国种植农业频遭旱灾这一结果来看，已有的农田水利制度改革在许多方面并不成功。基于此，对当前农田水利的若干政策进行总结与反思，对于完善农田水利政策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田水利的市场化改革。
1、农田水利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自1980年代初以来，农田水利改革的总体趋势是推进市场化，不断提高农业用水的市场化程度。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对水利工程单位进行企业化改制，与隶属的事业单位脱钩，这方面的改革起始于1980年代初，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启动的。1981年国家农委批转水利部《关于在全国加强农田水利工作责任制的报告》，要求对各类水利工程实行承包责任制。1985年5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电力部《关于改革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和开展综合经营问题的报告》指出:“全国大、中、小型水利工程管理单位都要实行经费包干和经营承包责任制。由主管部门商情财政部门对水利管理单位实行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节约留用的办法。各级主管部门对所属水利工程单位逐个落实工程安全，调度运用，综合经营等方面的经济技术考核指标和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并与之签订经费包干、经营承包合同。增收节支获得的效益，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利益挂钩，使其有责、有权、有利”，到1990年代初，水利工程单位与隶属的事业单位脱钩改革全部完成，水利工程单位转制为企业化经营。(徐小青，)第二、推动农田水利收费制度改革。经过企业化改制的水管单位，为了维持自身生存，不得不将原先主要是公益性的服务转变为成本核算基础上的经营性收费。为此，1985年国务院发布《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明确水费是水利工程单位的主要收入。1990年，水利部、国家物价局、财政部根据国务院关于贯彻执行《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通知精神发布的相关文件，进一步提高了水费标准。水费制度改革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水价不断攀升，二是农业水费转为经营性收费项目。前者意味着国家将水利工程的管理成本转嫁到农民，后者意味着水利工程单位进一步与政府脱钩，转变为市场经济主体。第三、通过租赁、承包、拍卖等方式变更水利设施的产权或使用权，以此来盘活水利资产，缓和水利经费的紧张局面。据统计，截止底，在全国现有的1600万处小型水利工程中，已有264万处进行了产权制度变革，其中实行股份合作制的39万处，进行拍卖的37万处，租赁的19万处，承包出去的169万处。(林万龙，)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把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分为公益性、准公益性和经营性三类，划定了不同类型水管单位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农田水利的市场化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
2、市场化改革的局限。
市场化取向的农田水利改革，其着眼点在水利工程本身的经营机制上，忽视了这一机制得以运行的其他相关条件，从而使这种单兵突进式的改革遭遇到难以避免的尴尬。因为农业用水市场的建立除了水利工程单位要转变经营机制外，它还需要市场中的买卖双方具有稳定的合作关系，而目前，至少就买方来说尚不能算是合格的一极。卖方若想通过市场经营来维持自身生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水能卖出去，二是卖水的钱能及时收上来。就前者，不仅受自然因素影响极大，而且农户还有许多替代性选择，经营者完全无法预测;就后者，水利工程单位面对的是分散的农户，不要说农户是否合作放水本身就是个大问题，即使放水，收费成本也会高得让水利工程单位难以忍受。据笔者调查，许多水利工程经过市场化改制后，由于乡村组织的退出和农民合作灌溉的瓦解，其有效灌溉面积正在不断萎缩，甚至在干旱时亦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罗兴佐，;罗兴佐，;罗兴佐，)。
二、农田水利建设筹资筹劳的“一事一议”制度。
1、“一事一议”制度。
“一事一议”就是农民以村为单位，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与村民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品供给，由村民决定是否修建某个公共工程，修建在何处，如何修建，并由村民民主管理由“一事一议”筹借的资金。
办集体公益事业筹资筹劳条例》，并于1月1日起开始施行。《条例》确定了筹资筹劳必须遵循“村民自愿、村民受益、量力而行、上限控制、民主决定、程序规范、使用公开”的原则，所筹资金和劳务必须“用于本村范围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修建和维护村级道路等集体公益事业，并符合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使用事项”。《条例》还同时规定了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进行“一事一议”的程序、所筹资金的管理、使用以及有关部门、乡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村民委员会违反《条例》规定的行为应承担的相应的法律责任。安徽省“一事一议”制度的创新与实践为其他省制定相关制度提供了参考。如湖北省制定的《湖北省村级范围内筹资筹劳管理办法(暂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收费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规范和加强村级财务管理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大量借鉴了安徽省的规定和做法。因此，可以认为，作为税费改革的―项重要配套措施，“一事一议”在全国各地具有相同的政策意蕴，即希望通过村级民主方式解决诸如农田水利等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2、“一事一议”制度的现实困境。
自20安徽在全省实施“一事一议”，至目前“一事一议”作为全国农村公共品筹资的基本制度被推行，“一事一议”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显示，，“一事一议”筹资费人均仅1.6元，按人均筹资15元的上限和议办一事匡算，真正开展了“一事一议”的行政村的比例，只有10%多一点。调查同时显示，筹资并没有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和“一事一议”的广泛推行而增加，与2003年的1.8元相比，20人均筹资反而下降了12.9%。即使是试点省的安徽，村级公益事业的兴办状况也不尽人意，实事求是地说，大多数地方根本就没有真正开展“一事一议”。可见，“一事一议”试图通过村级民主的方式来达到提供公共产品的目的，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致使许多本应开展的村内生产公益事业出现了停滞局面，路破、桥断、树倒、渠塌，在当前的'农村已不是个别现象。(黄坚，2006)。
之所以以“一事一议”来替代以前由乡村组织统筹共同生产费和农民“两工”(义务工、积累工)制度，是为了控制乡村组织借统筹共同生产费和农民“两工”而搭车收费，从而加重农民负担。“一事一议”的好处是因为目标(“一事”)明确，而使乡村组织不能挪用经费，但“一事一议”最大的难题是:如果有村民不同意大多数村民“一议”的决策，或者虽然赞同“一议”的决策，却不愿意出钱，乡村组织是否可以强制向不缴费的农民收钱，及是否有强制的手段。
简单地说，因为农田水利供给的社区内筹资，需克服社区成员的搭便车行为，就需要社区范围的“一事一议”具有强制力。而恰恰取消农业税后的“一事一议”制度，事实上并没有赋予多数人决定的法律和行政强制力，从而无法解决少数人拒绝缴费的难题。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流动频繁，村庄共同体正在快速解体，村庄舆论力量越来越不足以克服村庄水利供给中少数人搭便车的难题。因此，离开了带有公权力性质的法律或行政强制力，农田水利及其他公共品供给中的“一事一议”制度，很难真正有效地实施下去。
三、农业灌溉组织的农民用水协会。
1、“农户用水协会”制度设计。
“农户用水协会”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试图在乡村组织以外建立的非行政性农田水利的组织制度。
早在20国办转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中就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以各种形式农村用水合作组织为主的管理体制”，中央一号文件又指出“加快农村小型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对受益户较多的工程，可组建合作管理组织，国家补助形成的资产归合作组织所有”。20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建立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的意见》再次指出“鼓励和扶持农民用水协会等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工程建设、使用维修、水费计收等方面的作用”。2005年，水利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的意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加强用水户协会建设的重要性、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将组织农户用水协会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原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司长冯广志认为，小型农村水利改革“要以组建用水合作组织，明晰工程所有权为核心”。按照“谁受益，谁负担，谁投资，谁所有”原则，组建用水合作组织，明晰所有权，是小型农村水利体制改革的核心。(冯广志，)。
之所以国家希望通过农户用水协会这类社会性而非行政性的组织，来解决农田水利供给中的搭便车难题，是因为之前正是因为乡村组织的行政性，使乡村组织借农田水利供给，而搭车收取了很多不该收的税费，做了很多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情。正如冯广志所担心:首先，乡政府不行，因为它是政权组织。政府包办农村水利，容易使农民或者产生依赖心理，或者产生对立情绪。其次，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小组或村委会，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代行“集体”职责，村内工程按“一事一议”原则协商办理，但它毕竟不是管水组织。(冯广志，2001)行政性背后有公权力的基础，公权力使乡村组织收费具有强制力。乡村组织的行政性及强制力，是农村税费改革前加重农民负担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乡村组织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容易出现加重农民负担的情况，税费改革的制度安排要求，乡村组织退出农村共同生产环节的事务。
但是，农村水利与乡村组织的地域性有关系，它是建筑在土地上的公共设施，具有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从而使私人供给不可行。在缺少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建设这类公共设施，需要由社区来组织其供给。这正是为什么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的制度设计中，要强调建设社区组织的原因。
非行政性社区性组织的好处是，因其非行政性，其权力是私权力，这种社区合作组织就不能强迫社区成员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这样的以自愿为基础的合作，就可以达成最好的公共品供给均衡状态。但也正是因为非行政性社区组织私权力的性质，社区组织不能强制社区内成员的行为，从而使“少数”不去服从“多数”时，虽然是民主的水利供给决策，也没有办法实施。最终，在缺少公共财政基础上的水利供给时，农村社区也无力供给水利，从而使农村水利供给水平远远低于理想状态，并因此极大地损失了农民潜在的公共性收益。
2、“农户用水协会”制度的局限。
农村水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务，仅就农田灌溉来说，就可以作以下一些划分，这些划分出来的不同类型的水利，具有相当不同的性质。从水利设施的受益范围来讲，有大中型水利设施、小型水利设施和微型水利设施。从水利设施本身的特征来讲，有排涝设施和抗旱设施之分。排涝设施往往因为外部性极强，而具有较抗旱设施更多的公共品特征。不能排涝，往往是所有农田受淹，而不能抗旱时，则可能只是水源条件更差的农田先被旱死。从水利设施使用的精细程度来讲，有漫灌、渠灌、管道灌溉，有过水灌溉、非过水灌溉。从农作物本身的特性讲，有需水量相对较少的旱作物灌溉，和需水量较大的水稻作物灌溉。从不同水利设施的关系来讲，有大中型水利设施之间的相互补充关系，或相关抵消关系的差异。
不同性质的农村水利，可以对应有不同的解决农田灌溉的办法。对于北方旱作物基础上的农田灌溉，因为缺少地表水，农作物灌溉依赖于深井，且旱作物需水量较水稻作物少，就使得北方旱作区可以通过打深井来解决农田灌溉的问题。这样，对于北方旱作区来讲，解决农田灌溉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筹措到足够的用于打机井的钱及如何解决机井的维护和使用问题。机井灌溉因为可以通过管道或较好的毛渠，将不交费的农户排除在灌溉受益的范围之外，而可以防止搭便车，并因此克服了农村水利中普遍存在的作为公共品的难题。
正是因为旱作物需水量较少，深井灌溉可以排除搭便车行为，而使北方旱作区的农田灌溉具有了效用的可分性和消费的排他性，从而使北方旱作区的水利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改革，解决农田灌溉的困境。也使农户可能基于利益，而组织起来建立用水合作组织。事实上，水利部门所列举的成功的农户用水合作组织，大多是北方旱作区的例子。
而在南方水稻灌区，因为水稻用水量大，一般的水利设施无法解决灌溉中的搭便车行为，即在农田灌溉中，一些农户的灌溉无法阻止另一些不交费农户的受益，例如，从大中型水利设施放水灌溉，一些农户的农田在水渠边上，即使这些农户不缴费，他们的农田也可以得到灌溉(水渠渗漏或漫溢)，这样，就总会出现不缴费的农户。一户不缴费，就会带动10户乃至更多户不缴费，最终，农户不再能够从大中型水利设施中得到灌溉。因为大中型设施灌溉所具有的“效用不可分性”和“消费非排他性”，而致完全依赖自愿的灌溉解体。
农户用水协会在解决一些可以克服搭便车行为的农田灌溉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即对于那些可以排他、共同享用的收费物品，可以通过市场化和农户用水协会来解决。但市场化及农户用水协会，只能解决那些可以排他、共同享用的收费物品供给的难题，却并不能解决所有水利供给的困境。
四、结语。
以上对当前若干农田水利政策的反思基于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归纳起来看，当前的农田水利政策之所以在实践中没有发挥出好的效益，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制度缺乏相应的实施基础，因此，构建合理、有效的农田水利制度必须从当下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忌用想象代替现实。笔者以为，当前农田水利制度改革的深化，既要跳出单一的或国家、或市场、或村庄的简单化设想，又要避免抽象地将国家、市场、村庄三者笼统地合在一起，而应从农田水利的特性、乡村社会的性质、国家的稳定以及市场经济这些基本前提出发，在国家、市场、村庄三者中寻找最佳的结合方式。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双重转型”形势。国家经济政策的重点是稳增长，即努力寻求一个扩张政策和收紧政策之间的平衡点，尽早结束经济回调的过程。在复杂的形势下，国家正在进行稳增长政策的预调微调，整个经济增长止跌趋稳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未来，我国要更多地着眼于经济转型，通过贯彻破产制度和理顺市场定价机制、加强债务管理、风险防范等制度调整和政策改革来加快经济转型，使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方式；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止跌趋稳。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比较复杂，正面临着“双重转型”：第一个转型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型；第二个转型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江苏特别是苏南地区正在就此进行重大实践。发展方式的转变对我国当前的发展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型。
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达到14.2%，所以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向全面通货膨胀。因此，200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确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是“适当的收紧、适当的控制”。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外部需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3年—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9.2%，到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外贸出口增长下降4.2%。出口的大幅度下降意味着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外需即出口这辆“马车”的拉动力在大幅缩减。这时，如果继续维持原来的政策取向，就会约束国内的投资增长，再加上对国内的消费特别是对买房的需求采取了控制措施，因此就可能导致内需的增长速度也持续下跌，这样就有可能导致“三驾马车”同时减速，有可能使经济增长受到较大影响。所以，2008年第四季度，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决定实施“一揽子”计划。
从宏观经济政策来看，“一揽子”计划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2007年相比，政策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即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性的重大调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最明显的是在2009年：2009年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率为-16%，外贸出口总额由2008年的约14300亿美元减少到12016亿美元，净减少2000多亿美元，按照2009年的汇率计算，相当于1.5万亿左右的人民币出口订单损失。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该变化对2009年gdp增长率的影响是-3.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政策调整，我国2009年的gdp增长率会由2008年的9.6%下降到6%，甚至更低。因为我国原来的经济政策是控制内需的增长速度，在外需大幅下降的时候，如果内需受政策影响也下降，那2009年的增长就有可能会降低到6%以下，这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非常严重。
2、我国经济增速下降所面临的潜在危机。
我国经济一直强调不要过分追求高增长。实际上，从2002年到目前，我国的增长率从未低于9%：2002年是9.1%，2003年达到10%，之后10%以上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到2007年，2008年下降到9.6%，2009年是9.2%，2010年是10.4%，2011年是9.3%，10年内从未下降到9%以下。与高增长相伴随的，是我国企业的速度型效益，即企业利润和销售规模紧密相关，销售规模扩大促进利润增长，反之，企业就可能会出现亏损。我国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较低，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在今年7月份仅有5.36%。原因之一是技术创新较少，主要通过产品的低价竞争实现微利，由技术创新带来的利润增值很少。原因之二是企业的固定费用比较高，包括退休人员的工资、设备的折旧、医疗费等，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岗人员的工资待遇，不易随生产和销售水平变化波动。这些开支都是固定的，与销售额的变化没有关系，当企业因为市场订单减少，销售额减少而固定成本不变的时候，企业就会发生亏损。因此，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过多，市场需求明显减少，企业拿到的订单明显减少，由此导致开工率下降，很多企业就会进入亏损状态，导致诸多矛盾和问题。
首先是就业问题。最近常见的是“招工难”、“招工贵”，表面上看就业压力已成为过去，实际上企业在保持员工队伍稳定方面也发生了由量到质的转变。如果企业发生亏损并不断继续的时候，企业一般不愿意把过去的盈利不断补充进来，很多企业会及时撤股。当企业有微利的时候，往往选择维持生产，保持稳定的职工队伍，因为如果辞退关键岗位上的职工，再招聘新员工进行培养并不容易。当企业面临短期的困难，未来有希望时，也会稳定职工队伍。但是，如果企业认为未来前景更差，目前又有亏损压力的时候，就有可能选择退出。一旦退出，裁员量就会增多，失业的问题会很快发生。
据统计，2012年6月份我国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有1.66亿人，我国每年应届大学毕业生600多万，所有这些人都需要就业。如果很多企业不能吸收职工，还大量辞退职工，此时就业就有较大的压力，可能对基础民生带来很大的冲击。在1.6亿多农民工中，58%是“80后”，和第一代农民工不一样的是，他们对农业不太熟悉，很难像第一代农民工可以很自然地返回农村。但“80后”、“90后”农民工对城市工作生活有较强的依赖性，如果他们长时间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基本生存就面临危机。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稳定会受到冲击。出于谋生的需要，各种边缘化的社会组织有可能泛滥，对社会稳定的威胁非常大。
就业是民生之本。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始终要把就业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加以重视。因此，对于“一揽子”计划，尽管有人认为是反应过度，笔者则认为非常必要。如果经济增长下降到6%以下，后果将很严重。
其次是金融风险。当亏损企业大量增加的时候，金融风险会陡然扩大。几乎每个企业都有贷款，离不开银行的支持。当生产经营正常的时候，可以按时还款付息，但当企业亏损时，销售收入、资金流量大幅度减少，往往不能正常按时还款付息，这些贷款就会成为不良贷款。如果大量企业亏损，银行将面临很大的金融风险，当贷款不能归还时，存款的支付就面临着危机。银行的高利润包含着风险抵押金，银行和一般生产企业的利润性质是有区别的，银行一旦出现资不抵债，需要拿资本金、利润来弥补存款户的损失。当企业亏损面扩张很快的时候，这种金融风险是银行所不能承受的。
再次是财政困难。我国财政是速度型的财政，财政收入的增长和当年gdp的增长紧密相关。我国以间接税为主，针对所得和财产征收的直接税占比很低。财政收入增长主要依赖于名义gdp的增速。通过对近几年数据计算得知，gdp增长率变化1%，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变化4.6%；gdp增长率变化4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速可能变化近20个百分点。因此，当经济增长率下降过多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会大幅下降。但是，经济不景气时，财政支出刚性往往比较大，因为此时对下岗失业人员、困难家庭、低收入人群的救助会增加，保障基本民生等方面的开支会增加。因此，财政的收支矛盾会陡然加剧。当增长率下降过多时，对于就业、金融风险、财政收入的影响非常大。
3、“一揽子”计划对保持民生和经济稳定的积极贡献。
推出“一揽子”计划并不是反应过激。如果没有“一揽子”计划，在2009年就会出现深度的调整，对转型升级未必有益。有观点认为，要形成倒逼机制，只有危机才能推动升级，淘汰低水平企业。但当大多数企业都无法自保、难以维持正常经营的时候，搞技术改造升级、提升创新能力是不可能的。所以，危机不一定非常有利于转型。
“一揽子”计划的效果，最主要表现在内需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2008年，内需对gdp增长率的贡献是9.1个百分点，2009年提高到12.8个百分点，因此，尽管2009年外需向下拉动了3.6个百分点，但gdp增长率仍然达到了9.2%。内需增长的加快首先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2009年政府的投资比上年度增长42.2%，占到全部投资的28%。从统计上看，主要有三个部分：电力热力投资、道路交通仓储邮电业投资、水利和城市公共设施管理投资，市政投资属于第三部分。
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0.1%，去掉价格因素，投资的实际增长比上年多了10个百分点以上，使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大幅度提高。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措施，比如减税鼓励企业投资、居民消费等。增值税的改革是从2009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改革的重点是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最重要的变化是企业的设备改造投资可以抵扣纳税基数，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减税措施，而且鼓励企业进行设备投资，对投资的增长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汽车需求方面，对于1.6升和小于1.6升排量的车，购置税由11%调整到5.5%，刺激了汽车的消费；在楼市中，减免二手房交易的契税……通过减税促进企业投资获利，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增长，拉动内需。
内需的贡献明显提高，有效地抵消外需大幅下降的影响，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态势。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仅比2008年降低0.4个百分点，从9.6%下降到9.2%。反观美国和欧盟，gdp增长率分别为-3.1%和-4.4%，失业率达到9%以上，较正常年份提高了一倍左右。但在国内居民看来，生产和生活都没有明显感觉到危机的发生，从这个角度看，“一揽子”计划对保持民生和经济的稳定，作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
4、扩张型宏观经济的代价。
对宏观经济转型来说，“一揽子”计划只是一个起点，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因为这种扩张型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代价的。财政政策的代价，就是政府债务风险迅速扩大。所谓政府的债务风险，就是常说的国债，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都是由政府作为主体来归还。如果这些债务迅速扩大，将加重未来政府所承担的还债压力，有可能导致未来政府在债务方面的重大风险，目前的欧债危机就是这样———欧洲国家的高福利导致财政支出规模过大。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经济下滑，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但福利的刚性很强，收支缺口迅速拉大，只能通过发债来维持，但是债务规模太大会导致到期债务还本付息规模不断扩大，加上支出的刚性，使得政府不断扩大发债规模。由于这些国家经济状况很差，财政增收困难，而支出刚性强。因此，对这些国家主权债务的评级持续下调，主权债发行困难日益加大。这必然导致到期债务还本付息困难，导致政府破产危机。
目前，欧债危机靠欧盟建立的补贴制度来缓解，但是“输血”难以持续，因为欧洲自身的造血机制尚有问题，如果不改革高福利制度，恢复其内部的经济增长能力，欧债危机无法彻底解决。所以，我国一定要避免陷入这样的困难状况当中。我国的财政赤字是发行国债的主要原因。2008年，我国财政赤字是1000亿元，2009年增加到9500亿元，2010年进一步扩大到10500亿元。财政赤字的迅速扩大，必然导致国债发行量迅速扩大，进而导致国债余额迅速扩大，政府未来的偿债风险迅速扩大。
财政赤字的扩大首先和政府开支的扩大相关。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的投资性资金是1000亿，2009年增长到5900亿，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开支的增加。其次是减税，2009年各项减税措施大约减少财政的税收5000亿元，因此赤字规模和发债规模必然扩大。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地方政府通过抵押从银行取得大量资金搞项目建设。据国家审计署调查，到2010年，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是10.7万亿元，而国债余额大概是7万亿元，总量大概为18万亿元，占到名义gdp的比重已经接近40%。
如果连年坚持扩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政府的债务风险将迅速扩大，这条路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从2010年开始，国家采取措施，及时地扭转由政府投资导致政府债务规模扩大的趋势。2010年3月，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2010年安排的财政性投资重点保证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实际叫停了政府投资增量。随着政策的调整，2010年政府投资增长率由42.2%下降到19.7%，2011年进一步下降到2.46%，我国政府投资经历了一个由扩张到退出的调整，目的就是防止政府债务风险迅速扩大，从而有效地控制了政府债务风险的发展。我国的财政赤字在2011年减少到9000亿元，按照预算安排今年为8000亿元。地方政府的债务平台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地方政府的债务基本稳定。伴随着政府投资的削减，政府债务风险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另一方面，随着政府投资的削减，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由政府投资形成的订单不断减少，相关企业的开工率不断下降。因此，这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风险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原因导致的价格上涨。货币供给量的三个指标是m0、m1、m2。粗略地讲，m0指的是流通当中的现金，m1是在m0的基础上加上活期存款，m2是在m1的基础上加上定期存款。这三个指标所刻画的货币供给量的内容就是现金加存款。事实上，现金和存款增加以后，往往会扩大需求。需求比较大就可能导致价格过快上涨，人们有愿望去买的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有可能过快上涨，如房价、贵金属价格等等，原因就是货币供给量太多，人们的购买能力太强。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首先表现为贷款的大量增长。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超过当年的财政收入总量。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力地配合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个项目建设的快速推进。但贷款大量增加之后，导致货币供给量大量增加，因为贷款可以很快地转变为存款和现金。
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在2008年底约为48万亿，到2009年底增长为61万多亿元。货币供给量有自我膨胀的特点，自我膨胀就是存款向贷款的转变。银行存款数量变大之后，必须要把存款变成贷款，否则银行就会因为支付大量利息而亏损，这是由商业银行的自身利益所决定的。而贷款加快增长之后，又会扩张存款，存款和贷款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的推动。当货币政策调整之后，资金的运动速度加快，即资金流动性过剩，从而使整个货币供给量存量加速扩大。所以说持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的风险将非常严重，货币供给量迅速扩张，多方面的价格快速上涨。从日常生活方面来看，人民币的购买力会快速下降，货币贬值，人民的心态越来越不稳定。从企业来看，生产环境的不稳定会使经营者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到倒买倒卖上，而不再专注于生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卷入一场浩劫，各行各业都受到一定影响，很多企业濒临倒闭，社会失业人数增加，经济水平下降。此次金融危机持续了5年，其影响规模巨大，以至于众多经济学家将其称之为百年难得一遇，我国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改善经济，虽然近几年经济开始慢慢复苏，但依旧在动荡中前行。根据以往经济发展规律，金融危机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特点，在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我们总说它的突出变化是周期缩短，原来7、8年一次，后来5、6年一次，3、4年一次，甚至是2、3年一次。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都开始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比如美国、欧洲、日本等，而中国的经济结构本来就没法和这些发达国家相比，因此，截至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还不是很合理，这也是中国经济在前进中充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gdp增速持续回落。
2011年我国gdp为473104亿元，2012年我国gdp为519322亿元，2013年我国gdp为588019亿元，2014年我国gdp为635061亿元，可以看出2011-2014年我国gdp整体呈上涨趋势，但增长速度持续下滑，2013年gdp增速为7.7%，2014年下滑为7.3%。虽然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但gdp整体水平还是很乐观的，2014年我国gdp水平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这一结果虽然比美国要晚上13年，但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截至2014年，我国和美国是全球仅有的两个国家gdp超过了10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美国一半；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约为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两倍，经济总量已于超过了整个欧元区；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将意味着与美国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缩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我国2014年的gdp增长速度的预测分别为7.5%和7.7%，由于近几年我国gdp增长速度有所回落，2014年的增长速度并没有预期高，而是相对2013年有所下滑。
（三）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的研究相当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探讨各研究者都提出了不一样的意见，有的认为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有的认为呈w字型，有的又认为是呈l字型，但无论呈现何种规律，都持同一种观点，就是我国经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就是说如果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11%下滑到6%，未来还是会从6%上升至11%，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调控使得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周期性。
然而，我国经济的发展除了带有周期性规律之外，还呈现结构性发展特点，并且这种特点的影响程度还超过了周期性特点。正如事态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中国的经济亦是如此，会有发展初期，成熟期、发展期等结构，经济增长也不例外，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式而言，经济增长处于中速增长状态。
二、中国财政政策的配置。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操作的“主攻手”
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宜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具体的货币政策今年和往年有所不同，今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高于去年，货币供大于求，理论上会导致利率下降，物价上涨，带动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这种扩张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却比以往下降了，这是因为政府在控制物价和防范金融风险两者之间中和了。这说明，财政政策对经济格局的发展相对往年有所增长。因此，2014年，国家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时，要考虑到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度有所增长，要合理使用。
（二）补赤、减税、扩支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支点。
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无疑就是降低税收或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收相比增加政府支出带来的扩张效益要小些，并且二者对经济运行的作用方式也是不同的。降低税收，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消费增长，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投资的部分更多的是转移到市场而非政府，可以减少政府粗放型投资。政府的税收来自企业和个人，个人主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的缴税类型主要是流转税和间接税，政府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降低税收时，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税收结构，明确哪些税收该减，减税方面企业和个人减税比例多少更为合适，能更有效地影响经济，这都是政府实施减税政策所要顾及的。
增加政府支出在传统宏观调控政策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但今年相比往年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是经济形式和政策布局发生了变化。今年，在政府支出方面做出了严厉调整，要求各级政府要勤俭节约，严惩贪污受贿官员，将政府支持用于利民、惠民项目之上，增加对人民群众的补贴，通过法律制裁的强制手段降低贪污受贿带来的政府支出的流失。2013～2014年，政府扩大支出的重点主要是民生方面主要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水利、城市管网，社会事业，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这说明，政府将政府支出重点用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提供社会保障方面，这种政府支出的增加是从两方面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政府直接增加政府支出，另一方面，通过缩减政府开支间接性增加政府对社会的支持，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语。
分析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虽然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一直处在复苏阶段，但整体而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是逐渐增长的，中国经济在动荡中前行，gdp逐年增长，每年都有一定突破，只是gdp增速持续回落，另外，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针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式，结合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我国目前实施的是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
参考文献。
20世纪以来，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效率日益低下，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计划经济国家终于做出了各自的历史性选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成为最引世人关注的巨大潮流。伴随着剧烈的社会阵痛，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都开展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艰难历程。中国在经历了1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终于走出了计划经济本位论的樊笼，1992年宣布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从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融入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潮流。为此，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欧亚大国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经济转型国家。
一、经济转型方式及其理论背景。
所谓经济转型国家，从广义上说是指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理论上，经济转型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一般的制度转换，既从一种制度状态进入另一种制度状态；另一种则特指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发生的制度变迁，即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转型的类型。按制度标准划分，可分为伴随社会基本制度转变的经济转型和不伴随社会基本制度转变的经济转型。前者如独联体和东欧各国。在这些国家中，前执政党或退位，或解散，或更名，或灭亡，他们均宣布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原有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
按照速度标准划分，可分为激进的转型和渐进的转型。前者是指实施一个激进而全面的改革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尽可能多的改革，它注重改革的终极目标，试图一步跨过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之间的“鸿沟”，其理论渊源主要是主流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仅仅是渐进的、局部的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全面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所有元素，才可能为市场经济体制留下生存的空间。后者是指通过部分的和分阶段的改革，在尽可能不引起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它注重的是改革过程。
二、中国和俄罗斯市场经济模式选择的历史背景。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方式和转轨路径，既不取决于该国领导集团的偏好，也不取决于外来的理论和政策建议。事物内部的矛盾是该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经济转型方式和路径，主要取决于该国内部社会经济矛盾的发展变化，外部的作用也是通过内部矛盾的发展来实现的。
（一）俄罗斯激进式“休克疗法”改革的历史背景。
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往往由于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福利制度和劳动力在行业间的分布等特殊原因，进行渐进式改革不能奏效，多次采取措施而无法控制通货膨胀时，被迫一次性放开价格，或者是在国内市场极不平衡，赤字庞大，物价失控，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完全崩溃的条件下，通过政府有效控制，逐步地实行价格改革已不可能时，不得不采取激进方式。前苏联在80年代也曾经试图进行中国式的改革，但由于其国情和中国差异很大而未能成功。
1992年初，为什么俄罗斯政府实行的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原因十分复杂。主要原因有：
1、是对历次经济改革失败的反思的结果。
斯大林之后的历次经济体制改革都未成功。在苏联解体前，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问题未解决。那些渐进和局部的改革都是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修修补补，没有触及体制内部的深层次问题，跳不出传统经济体制的框架，没能扭转俄罗斯经济发展停滞、经济效率日益低下、各种经济问题日益严重的局面，使得人们对渐进式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失去信心。
俄民主派在确定以建立市场经济模式为改革方向之后，总结过去改革的教训，决定改变过去把改革停留在口头上、纸上的做法，采取实际行动，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此来解决当时俄罗斯面临的依靠传统体制根本无法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说明当时俄罗斯人们越来越确信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
2、是当时国内经济形势所迫。
1990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减少2%，国民收入下降4%；而1991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9%，国民收入下降了11%，工农业总产值、基本投资、对外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生产的下降导致市场供需极不平衡，商品供应紧缺，物价失控。1991年俄罗斯消费品和收费服务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一年上涨了92%，食品价格更是高涨1500%。国家财政金融状况继续恶化，赤字总额不断上升；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已开始崩溃，政府要想有效地、逐步地实行物价改革已不可能。对新上任的俄罗斯领导人来说，面对如此紧张的社会经济局势，实行渐进改革已不大可能。正如俄学者所说的，俄罗斯的原社会经济体制已经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与其说是需要医生，不如说是需要挖坟者。
3、是当时急迫政治局势所需。
苏联解体前后在政治领域情况也十分严重。俄罗斯市场是在苏联经济的行政命令体制崩溃过程中产生的。它产生于强大的国家体制削弱和瓦解过程之中，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旧的国家调节经济机制陷入崩溃。1991年“8.19”事件后，那时由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实际已停顿。联盟国家机关已经寿终正寝并且四分五裂。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监控实际上都不起作用。新的执政者上台时，俄罗斯已不存在强有力的政治核心力量，掌了权的民主派，在上诉政治情况下，下决心实行邀进的改革，是有其政治的急迫需要。也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各政治派别不仅就经济改革的市场目标达成了共识，并且快速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主张也已占主导地位。因此，叶利钦、盖达尔执政后，从历史逻辑上来说，推行激进改革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中国渐进式的改革符合国情。
中国选择了并成功地进行了“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也同样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运动所决定的。首先，中国虽然有长达30年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但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毕竟没有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么深。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计划经济的影响无处不在。而在中国受计划体制控制较严的仅是占比重不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其次，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劳动力大部分在国有经济部门工作，且享受名目繁多的由国家提供的福利；而在中国，大部分劳动力在计划控制较松的农村，农村劳动力几乎不享受国家的福利。再次，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别。最后，中国以一贯坚持的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作保证。所有这些条件，才使中国成功地选择了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先局部后整体，先双轨后并轨的经济转轨的路径。这种局部启动、双轨运行、渐进为主、全面推进的经济转型方式是条件不同的国家所不能效仿和照搬的。
（一）俄罗斯形成的市场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
俄罗斯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选择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逐渐形成了如下市场经济体制框架：
1、形成了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所有制结构。
在所有制方面，俄打破了了国有制的垄断结构，明确提出国有资产私有化政策。从1990年起，他们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确保私有化改造的措施，使其非国有经济在俄gdp中的比重已达到70%左右，形成了私营、个体、集体、合资、股份制与国有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格局，为多元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2、构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制。
在银行体制方面，俄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主体、商业银行与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二级银行体制。通过立法明确了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实行利率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