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范本是以一定的标准或要求选取出的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样品作品，对我们提高写作能力有很大的帮助。请大家看看下面的总结范文，梳理出其中的写作思路和表达方式。
一是中唐古文运动是借助于儒学复兴运动的旗帜而发展起来的，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是受文体、文风自身演变规律的支配，这是文学本身更加直接的原因。(骈文内容的深化，体式上难以满足表达的需要)。
2、简答：韩、柳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有哪些?
韩愈。
一是“文以载道”到“文以明道”：表明“道”与“文”的关系，韩愈十分强调作家思想修养，作家的人格是文以明道的根本所在。
二是创作上提出“不平而鸣”，出于《送孟东野序》，认为一切文辞与道都是不同时代不平现实环境的产物。将“明道”与对现实的批评联系起来了。
三是提出“惟陈言之务去”的创新观念，不袭蹈前人，文从字顺，辞必己出，表达要流丽畅达，合乎语法。
四是创作技巧方面提出“气盛言宜”，注重作家养气功夫，这深受孟子“浩然之气”的影响，强调在创作中形成气势。
柳宗元：大体与韩愈相似，不如韩系统、简明：
一是密切联系现实，“辞令褒贬”“导扬讽喻”。
二是强调古文创作还应尊重文学自身规律。
三是更加重视散文的文学性与审美特征。
3、古文运动的影响。
一是并非单纯的文学复古运动，更多的推动了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复兴。
二是散文代骈，创造了一种题材广阔、精炼畅达、富有表现力的新文体。(将诗赋情韵风神以单行之气运之，形成散文，这是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最为成功之处)。
三是开创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新时代，直接影响到了北宋的文学革新。唐宋八大家。(将中唐古文运动与北宋诗文革新视作一体，故不应受文学史书写的影响。)。
四是文学理论上的影响。
4、论述：韩愈散文的成就。
一是在各类文体创新上有突出贡献，以碑志作品为多，将议论、感情、技巧融于一炉，“一人一样”的传记文，如《柳子厚墓志铭》。此外，还有赠序、杂记、杂说等新体，诗韵入之，抒情、记事、议论，如《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
二是韩愈古文简洁精炼、清晰流畅，富于美感与艺术表现力，在文体革新上为散文开辟了新天地。并且付诸于具体的创作实践。
三是在艺术手法上的融合贯通。用辞赋之押韵对偶;题材广阔，什么都写，发挥文章功用;比喻、议论、感情;口语、古语、僻语、奇语。
四是灵活应变，适可而止，风格雄深雅健，猖狂恣睢。
5、论述：柳宗元的艺术成就。
柳之主要成就在于人物传记、山水游记、寓言散文的创作。
一、人物传记。
二、山水游记。
a.为其散文中最具艺术特色的作品，富有诗情画意，开拓了散文反映现实、人生的新领域，体裁独立地位。
b.愤怒、悲哀、抑郁，曲折反映了对现实世间的不满与批评，如《始得西山宴游记》。
c.“心凝形视，与万物冥合”，描绘出反映着自己审美理想的景象，诗情画意的自然美。如《钴鉧潭西小丘记》。“永州八记”(名词解释)。
d.艺术上，把握事物情态，生动再现，虚实、动静转化，重于传神。但境界稍显清冷寂寞。
e.风格：骨力峭拔、色调清冷，旷境、奥境的结合对比。
三、寓言。
a.体现出柳的创作独创性。
b.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高度的概括性。如《黔之驴》。
c.绘声绘影，因物肖形，形象完整，寓意深刻。
四、总体上说，柳文沉郁凝敛、冷峻峭拔。色彩凄幽，诗意浓郁，讽喻象征。并且为平民立传、山水游记天人合一意境的创造高出韩愈。
6、古文运动衰落的原因(内外)。
7、晚唐讽刺小品文：“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语)。
a、三十六体(名词解释)。
b、晚唐小品刺世之作，篇幅短小，批判性强，匕首、投枪，皮、陆(《笠泽丛书》)、罗隐(《谗书》)。
唐传奇、变文、俗讲。
1、名词解释：唐传奇(唐文言短篇小说，在志怪基础上，融史传、辞赋、诗歌与民间说唱为一体的新小说文体。开始为单篇作品名称，至宋始称“传奇”;内容扩展到社会生活。传、记的区别)。
2、唐传奇兴起的原因：一是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有了文化娱乐需要。二是受科举行卷之风的影响。三是受古文运动影响。四是佛道盛行。五是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
3、唐传奇的发展阶段。
a.兴起：志怪的过渡，张鷟《游仙窟》。
b.繁盛：单纯志怪到描摹人情，是成熟的标志。
爱情：陈玄祐《离魂记》、沈既济《任氏传》、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女娃传》、元稹《莺莺传》(对后世影响较大)、蒋昉《霍小玉传》(中唐传奇压卷之作)。
c.衰落：传奇而兼志怪的集子开始出现。杜光庭《虬髯客传》(晚唐游侠小说出的代表作;“风尘三侠”：名词解释)。
4、唐传奇的意义。
一是标志着古代短篇小说的成熟。虚实、情节传奇与现实性、想象与艺术性等结合。
二是文言小说文体的完全独立。
三是艺术手法上的多方面的进步。语言、想象、文采、风格。
四是文体的相融，诗词歌赋入小说。
5、名词解释：变文(p181)、俗讲(p184)。
补充：
1、南开名词解释：气盛言宜(出处、含义、与孟子的联系、作用)。
2、南开名词解释：不平则鸣。
3、南开：简述韩柳古文思想之异同。
4、南开：鲁迅先生为何说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比之志怪小说的根本性变化：更加注重审美价值，注重小说愉悦性情的功用。)。
一是答一下唐传奇的名词解释(总)，简单介绍下三个时期重要作品。
二是运用虚构手法。
三是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刻画了人物形象。
四是唐传奇的地位影响。
5、论述：韩柳在散文文体上的开拓。
一是理论指导实践。
二是形式自由，突破传统，扩大了散文功用。
三是诗化的情感。
四是艺术的成熟：骈散交融。
五是创新，散文创作新天地。
二十四、唐至宋代词。
1、名词解释：《云谣集杂曲子》(p186,敦煌曲子词、唐末、反映早期民间词的感情与风格);“诗余”(词：音乐、诗歌);《花间集》、花间词派(p193)、花间鼻祖、温韦。
2、简述：唐五代词发展概况(民间词——文人词——士大夫之词)。
a、初唐出现民间曲子词，主要是敦煌曲子词，少数出于文人之手，大多出自民间。
b、中唐，文人词普遍，占据一定地位。学习民间，形式较短小，显得清新、明朗、活泼，题材广泛。如张志和《渔夫》、韦应物《调笑令》，刘白的民歌风味更加明显，如《忆江南》。这一阶段是文人作词的尝试阶段，无专门作词者，较多以诗法作词，有绝句风格。
c、晚唐是词体手法、风格的定型时期，内容发生变化，民间词特点渐失。追求藻饰，香艳、纯情、唯美，“词为艳科”，这一时期代表作家有温庭筠、韦庄。《花间集》最早的文人词集诞生于这一时期。
a.温庭筠(飞卿)。
一是“花间鼻祖”，诗与李商隐为唯美诗风的代表，晚唐第一大词人，“词为艳科”的始作俑者，领导了晚唐五代词的发展趋向。
二是词人之词，营造深美闳约的意境，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三是其词以静态描绘代替抒情，着力于细节，装饰，暗示手法，意象跳跃，效果含蓄。
四是在开创词境，出诗变词，注重文辞声律，却有不为辞藻所累的自然之作。如《更漏子》。
b.韦庄(端己)。
一是韦庄(端己)以词名世，“温韦”(名词解释)，但风格不同于温飞卿，端己词疏朗、显直。
二是(飞卿开词为艳科，注重藻饰，浓艳见长)，端己词则是对民间抒情词加以艺术的加工和提高，兴会酣畅之作，以疏淡为美。
三是其词以抒情为主，比较直接，主观，风格自然清丽，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女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
四是在成就上，韦庄将民间词的抒情带到文人词中来。写法上大力运用白描，摒除香艳气息，如《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l温韦词异同对比，简单而言：
温含蓄客观，韦直接主观。
温深美闳约，浓艳唯美;韦直抒胸臆，自然清丽。
温意象温柔，韦分明叙述。
温韦两人在“伶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的过程中发挥了先锋作用，成为南唐词的先导。
d、五代以《花间》分前后，后期词以南唐为中心，代表词人有南唐二主、冯延巳(正中，《阳春词》)。多重抒怀，疏淡、深厚，雅致。这一时期词开始表现人生遭际等真情实感，曲调清雅，声情谐和，“伶工”到“士大夫”的重大转变。词成为了抒情诗创作，对宋词产生重大影响。
a、冯正中：着力表现者，非情事的直接描述，是雅致优美的意境，符合文人士大夫的胃口，花间转向士大夫的重要枢纽。代表作有《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谒金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b、李璟(伯玉，《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
c、李煜(重光)。
一是大作家应有的遭遇，前后期生活的强烈反差。阅历虽浅，但不失赤子之心，创作虽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宫廷享乐、离愁别绪、亡国悲痛。
二是他的早期作品沉溺声色，纵情逸乐，如专咏美人口的《一斛珠》(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未脱花间旧格。但写得真切率直。
三是重光后期词已由对外界事物的描绘转入内心情感的表白，如《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最感人的篇章是亡国悲痛之作，如《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浪淘沙》(帘外雨潺潺)、《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四是艺术上，其后期词，白描写极度悲痛，旧事新境，时空跨度大，引发联想，感情容量大，又有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引起共鸣。
l推荐阅读叶嘉莹先生《论温韦冯李四家词》。
3、晏殊(叔同、元献，《珠玉词》)。
一是宋初词坛影响最大，开拓了宋词婉约派的正宗风格。主要以词名世、专攻令词。
二是“富贵词人”，消遣，表现出一种理性的节制：富贵而不鄙俗，艳情而不纤佻，情之深厚转化为理之深远，哲思化的倾向。如“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三是善于营造一种情中有思的意境，闲雅的无可奈何情调，些许敏感而旷达的惆怅。
四是语言明净雅致、构思曲折精巧，表达了对人生的眷恋之情。
4、欧阳修(永叔)。
一是尚未脱艳词传统，上承五代南唐，下开东坡疏隽与少游深婉。
二是风格多元，主要是深婉含蓄和清新疏隽。并将人生感受写进词中，提升了格调与扩展题材。如《蝶恋花》“衣带渐宽终不悔”
三是赏玩的兴趣使其词显示出豪放之气，将诗词的抒情功能等同，欧词开风气之先。
四是也写情词艳曲，或细致，或泼辣。其作品中，小令、慢词;文人之雅与世人之俗，手法多样。
5、柳永(三变、耆卿、柳屯田，《乐章集》)。
一是北宋词至柳永而一大变，教坊新声、歌谣俚曲制作长调慢词(名词解释：柳永是慢词体制的开创者，p298)。
二是创体创调密切关联，柳永慢词多用新调。(词的体制至柳始备)。
柳词以俚俗色彩著名。“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其俗与雅词分庭抗礼，题材内容描写城市生活，如《望海潮》(东南形胜);歌妓(带有才子佳人的情调，追求灵肉统一)，如《倾怀》，其写法开古代市民文学先声。
三是柳词亦有雅处。一是以赋为词，融合曲辞与辞赋长处，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发挥慢词铺叙之长，扩大了词的言情空间;二是羁旅新行役词不减唐人高处，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6、苏轼。
以诗为词：将词家“言情”与诗人“言志”结合起来。
l“以诗为词”的意义：一是突破“词为艳科”，士大夫化;二是成为独立的抒情诗样式;三是并非简单地视为诗词合流。
扩大词境：走向现实，面向社会。
采用词题小序交代所写的内容，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风格多样，不能以豪放囊括。
北宋亡后，分为南北二派。
7、秦观(少游、《淮海集》)。
晏欧“诗庄词媚”之格局至秦观登峰造极，婉约。
寄情深微，造语精巧，重返花间的倾向，突出男女情事，变病态描写为真情歌颂，如《鹊桥仙》(纤云弄巧)。
“专主情致”，融合小令慢词形成。但非一般的离愁别绪，气格与东坡相近。如《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踏莎行》(雾失楼台)。
抓住词体特质，抒情为主，情景兼胜。
8、周邦彦(美成，《清真》)。
北宋词之集大成者：
一是词调搜求、审定、考证，有集成创制之功。
二是写法上体物言情，描绘工巧，融化诗句，练字妥帖。
三是创作风格的集大成，总结。
慢词：知音律、备法度、风格醇雅。
一是发展柳永以赋为词手法，兼取各家词风，典雅工丽。
二是题材与柳词相似。
三是成就于咏物与羁旅行役词。如《六丑·中吕·落花》。
四是以思力安排取胜，将情节化引入，慢词之中。
五是语言流畅、声韵悠长，四声入词，浑厚和雅。
六是影响于姜夔、吴文英的词创作，一是骚雅清空，二是丽密质实。
10、李清照(易安、《漱玉集》)。
一是理论，强调“词别是一家”(名词解释)，创为“易安体”(名词解释，并非“婉约”二字所能概括)。
二是前期女性，后期感伤情绪。
三是寻常语度入音律，语言流畅，善用白描，化俗为雅，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11、辛弃疾(幼安、稼轩，《稼轩长短句》，今人邓广铭先生有《稼轩词编年笺注》)。
一是生平思想：几起几落，壮志未酬，有强烈的政治理想与家国情怀。首先是个战士，其次是位文人。
二是题材内容：英雄、农村、艳情、咏春。
其英雄词写爱国情怀，显英雄本色，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写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如《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其农村词构成清新朴素的词格，扩大表现范围，如《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但其现实生活中实有牢骚语，如“味无味处求吾乐，猜不猜建国此生”。
其咏春词六十余首，婉约妩媚，表明辛之才能，寓刚于柔，如《祝英台令·晚春》。
其艳情词并非一味地艳情，而显得情致凄切、率真质朴，如《粉蝶儿》(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
三是艺术成就：
以文、赋、经、子、诗为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创新精神。
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为两宋词人不能比。
“稼轩体”(名词解释)：豪放格调出之(词境开拓)，却不是温婉本色(词体特点)。
语言运用自如，效各体，用各种语言，民间口语，形成“深雄雅健”的语言风格。又善用典故。
12、姜夔(尧章、白石，《白石道人歌曲》，今人夏承焘先生《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一是生平落寞，布衣终身，流浪江湖。
二是其次往往清越高旷，摆脱轻浮，作冷处理。如《踏莎行》“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情调伤感，无热烈语。
三是以表现文人士大夫高洁清雅志趣为主，追求言外之意，不执泥于物，故“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在一定程度上抒发了家国情怀，开拓了婉约词的表现。
四是“清空”为风格：清雅的人品、清刚的笔法、清虚的情韵，如《扬州慢》(淮左名都);“骚雅”可理解为风格的材料，诗骚比兴、以江西诗法入词，清刚瘦硬。写法上单行散句，用宋调铸辞，是其新创造。
五是可说是豪放、婉约、清雅之刚柔并济之清雅派的开山祖师和主要代表。姜精通音律，取法美成，而别成一派，影响史达祖、王沂孙、张炎，直到清代浙派词人。
13、吴文英(君特、梦窗)。
一是清真词的继承者，而转向质实一路。
二是“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时空跳跃，意识流。如《齐天乐》(三千年事残鸦外)。
三是内容为酬酢赠答(人品受到争议)、哀时伤世、忆旧悼亡之词。早年模拟花间、柳永，但后来情词移情于物，外延广泛，语言痴迷，有如梦幻。
四是艺术上讲究用事、修饰，语言打破正常语序，显得深幽密丽，好用僻典。有晦涩堆垛之嫌。
14、了解辛派词人(名词解释，张元干、张孝祥、陈亮、刘过)、陆游(兼具激昂雄快、清逸流丽)、王沂孙咏物之词(社交性、喻托性的双重性质)、周密、张炎(《词源》p368)、蒋捷以及汪元量、刘辰翁等遗民词人。
宋词补充。
1、名词解释：《白石道人歌曲》(对词律研究的重要意义);“七宝楼台”(出处张炎《词源》);“以诗为词”(陈师道《后山诗话》对东坡词创作特点的描述)。
2、南开简答：简述唐五代词的发展历程。
早期民间词与文人词——花间词——南唐词。
3、谈谈梦窗词的主要特征49。
4、北大：谈谈宋代以赋为词。
柳永、美成——稼轩——姜夔、梦窗。
5、简要评述稼轩词63。
6、柳永在词史上的贡献。慢、开拓、赋、雅俗。
淮河流域与中原邻接，夏商周中原发达的古代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形成了本地区善于吸收、融会、发展各种文化因素的优良传统，并使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汇、东西交融的复杂状态。
目前的考古发现揭示出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有关影响的具体表征及过程尚无专文论及。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所载，参以考古资料，宏观探讨夏商周中原王朝礼制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以期从这一侧面透现出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特色。
一
据文献记载，夏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中心和夏王朝建立后的统治中心地带在现今的豫西和晋南一带。
其实，夏王朝的统治区域是相当广阔的。
据历史记载，由于夏初国弱，曾出现过东方的有穷后羿和寒浞篡位代夏的事件(《定公四年》杜预注)。
“少康中兴”后，夏政权得以稳固，与东夷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
据古书载，有穷氏的地望在今山东德州，寒氏的地望在今山东潍坊。
与“后羿代夏”事件相关的还有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等，许多学者认为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的活动范围都在淮河下游和黄淮之间。
文献证明夏王朝方国众多、夏王朝统治区域广大，其统治势力已拓展到淮河流域，夏与淮河流域关系密切。
考古发现也证实淮河流域的大面积地区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
在淮河重要支流颖河两岸，二里头早期文化对其有重要影响。
据调查，程窑遗址二里头文化期的遗物就蕴含有夏文化因素。
如陶罐侈口卷沿鼓腹，体饰绳纹;缸平口内敛，上腹微外鼓，外饰有捺痕的附加堆纹。
阎寨遗址中的夹砂灰陶折沿鼓腹罐，腹部饰绳纹;小口高领瓮沿外饰一小扳，广肩鼓腹。
这些遗物都明显包含有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因素。
“(颍河)崔庄晚期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出土的主要陶器如绳纹高足鼎、附加堆纹缸、澄滤器、敞口盆等，从形制、胎质、纹饰及制作风格看，均与偃师二里头遗址二期遗物类同”，“(董庄)晚一期是该遗址的主要遗存，……所出的陶器多为器表饰细绳纹的泥质灰陶，其中花边口沿罐、圆腹罐、腹部多带鸡冠形鋬的卷沿盆、平地盆、三足皿等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所出同类器相类同”。
在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包含有完整的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晚商文化及周文化，“王城岗二里头文化一期出土的主要陶器的器表纹饰与器形，和王城岗龙山文化五期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着紧密的先后承袭关系”。
上述考古发现有力地说明了颍河上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承袭当地龙山文化晚期因素的基础上，深受豫西二里头夏文化的影响，部分陶器器形发生了明显的形态嬗变。
河南周口地区1978年的地面调查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16处，商代遗址19处，西周遗址12处。
所采集的夏文化器物如甑、深腹罐、平地盆、三足盆、豆等与二里头遗址一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其中乳头状、三角形鼎足在临汝煤山二里头一期也有发现，高领罐与洛阳东干沟二里头早期的同类器十分相似。
三期中的深腹罐、大口罐、大口尊与豫西二里头三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周口地区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中原夏文化对该地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甚至还影响到了器物的组合，使二者的文化性质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原夏文化还拓展到江淮地区。
目前在安徽江淮之间、霍山以北地区发现了不少夏商文化遗存。
如属斗鸡台文化的斗鸡台、薛家岗、含山大城墩、青莲寺等遗址中都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
薛家岗h25中通体饰细绳纹的锥足罐形鼎、凹底爵杯、细腰斝、高柄浅盘豆及含山大城墩的平底罐形鼎等与中原二里头晚期的同类器相似。
寿县斗鸡台遗址所出陶器如附加堆纹花边罐、鸡冠耳盆或甑、锥足鬲、箍状堆纹鼎、宽肩瓮等，都与中原夏文化的同类器形态大体一致。
但仅有中原夏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出现于此，且文化因素的影响仅停留在个别器物的具体形制上，说明夏文化对此地的影响晚且较肤浅。
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但豫东、鲁西的岳石文化中却包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
豫东杞县鹿台岗遗址的大多数器物直接受岳石文化影响，但丙组器物如鸡冠耳绳纹盆、箍状堆纹缸、花边口沿罐、鸡冠耳罐等则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相似。
宏观上说，胶东(照格庄类型)、鲁南(屠城类型、尹家城类型)的岳石文化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较少，而豫东、鲁西南(安邱堌堆类型)及鲁北(王推官类型、郝家庄类型)等地的岳石文化则较多地受到夏文化的影响。
在最能反映文化特质的陶器遗物中，鸡冠耳盆、觚形杯、舌状足三足罐等具有明显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器物广泛存在于上述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应该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所致。
豫东、鲁西、鲁北地区正是夏代初年夷羿族团对夏战争失败后东退的活动地区，由于夷羿族团势力的减弱，使得夏及周围其他部族乘虚而入，使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受到夏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
而在鲁中南、鲁东南及胶东地区，由于东夷集团自身稳定，实力较强，因而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少。
这一考古学现象，很可能是夷羿族团对华夏集团征伐失败、夏族大举东进造成的。
由此可知，中原夏文化对淮河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的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地影响到了豫西、鲁东、皖北的淮河下游地区。
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夏与东夷、淮夷集团势均力敌，中原夏文化与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如岳石文化等基本是同步发展的。
夏与东夷、淮夷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是相邻的两族如夏与淮夷关系密切，而彼此较远的两族如夏与东夷则关系较疏远。
二
公元前17世纪后期，商代夏而兴。
考古发现证明商文化的对外扩张体现了一个明显的动态过程。
比较二里岗上、下层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商文化主要是向东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
这种扩张态势一直延续到殷墟早期，并成为商王朝最强盛的历史时期。
随着王朝势力的拓展和军事殖民，商文化也随之扩展到淮河流域，商文化最典型的器物鬲、斝、簋、假腹豆、大口尊、直腹簋等在淮河流域相当大的范围内有着不同程度的发现。
商代的南阳属于商王朝的“南乡”。
目前在南阳属淮河流域的地区内发现有黄龙庙、新集、十里铺、古台寺等商文化遗址。
在十里铺遗址商文化层中，出土有商式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铜刀与青铜镞，并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和冶铜坩埚等，说明这里很可能是一处商代的冶铜作坊遗址。
近年，在淮河流域的信阳罗山县蟒张发现了一处商代墓地。
在已经发掘清理的六座墓葬中，一号墓有台阶式墓道，井字形椁室，棺椁髹黑、红漆，随葬有鼎、觚、爵、斝、甗、罍、豆、戈和镞、锛、锥、铃等青铜器共77件;六号墓随葬有鼎、爵、觯、觚、尊和戈、削、锛、矛等青铜器共20件;另三座墓内也有一些青铜器。
这些墓葬的形制和青铜器的器形、纹饰，与殷墟妇好墓和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大致相类似，有些铜礼器上还有“父乙”、“尹”、“天”等铭文。
以此为根据地，商文化还扩展到了长江流域的盘龙城地区。
上述两例可基本证明商王朝已将淮河上游地区纳入其统治体系之中。
此外，周口地区作为商、夷沟通的必经之地，商文化对此也有强烈的影响。
目前，在此地发现多处商文化遗址，出土有觚、爵、戈等商式青铜器和颇具商文化特征的陶鬲、盆、罐、豆、甗、斝和簋等。
商王朝的崛起与对东土的经略，对海岱地区东夷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考古发掘揭示出，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现了两次商文化东进的浪潮，从而使淮河流域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观。
大约在郑州二里岗文化上层期前后，早商王朝已把泰沂山脉以西的岳石文化分布区纳入了中原商文化系统，商文化随之向东推移，进入海岱地区的腹地。
在山东境内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和津浦铁路稍东一线，发现了一些属于二里岗上层期的遗存。
经发掘的有茌平南陈村、梁山青堌堆、济宁凤凰台、泗水尹家城、滕州前掌大和江苏铜山丘湾等处，在济阳邝家、邹县西朝阳村，以及滕县北辛、后荆沟、西康留、后黄庄等地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存。
这类遗存中的日用陶器如鬲、尊、豆等，在类别、形制上虽表现了一些地区特征，但与郑州二里岗上层遗存基本相同。
济南及其以东，也有含二里岗上层或稍后的商文化因素的遗址，如济南大辛庄(注：参见《考古》、《文物》等有关大辛庄相关系列发掘简报。
)、邹平丁公、章丘乐盘(p36)、青州萧家(p46)等。
至于在大辛庄、长清前平村[21]，特别是在滕州市的吕楼、前掌大、大康留、轩辕庄[22]等地所发现的青铜礼器，则具有二里岗上层期或稍晚的典型商文化特征。
窥一斑而知全豹，说明此时商王朝向海岱地区的扩张并不限于一般的武装殖民，而是在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礼制文化并迫使土著接受，还建立起新的统治网络，使之成为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东土”。
商文化第二次东进浪潮是在考古学上的殷墟文化期。
商王朝势力在淮河下游海岱地区北部已达胶莱平原的东部;在海岱地区的南部，沿泰沂山地南侧向东推进到临沂地区、江苏淮北地区，直到黄海之滨[23]。
原来相对独立发展的海岱、徐海历史文化区已基本纳入商王朝的'势力范围。
山东地区的商代遗址已发现近300处，依受晚商文化影响的程度，高广仁先生将此分为三个地区[24]，其中鲁中南和鲁北地区受商文化影响较重。
鲁中南地区早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已进入商王朝的控制范围，晚商遗址分布相当密集。
这里商文化的面貌，包括出土的铜刀、铜斧、卜骨以及陶鬲、簋、尊、甗、罐、豆、觯等的器形、纹饰和整体风格，都与殷墟出土者基本相同[25]，只有相当数量的红陶和一两种器物具有一点地方特色。
殷墟时期中原地区盛行的含玉含贝的葬俗也明显地影响到淮河下游地区，在济南大辛庄商墓中就出有玉琀[26]。
以大辛庄、刘家庄等为中心的鲁中、鲁南地区还发现了与商王畿形制、花纹基本相同的青铜礼器。
滕州前掌大商代大墓群的发掘，与殷墟相同或相似的大量青铜礼器如鼎、甗、簋、尊、爵、觚、角、盉、觯等及玉器、铜胄，从造型到制作方法与殷墟所出者基本一致。
4号坑出土的马车，两马一车的驾驭形式、车体的大小结构与安阳殷墟出土的车马器非常相似。
该地区所发现的陶器有绳纹甗、甑、斝、罐、罍、盆、缽、缸、瓮、鼎、觚、爵、尊、盉、瓿等，差不多包含了中原地区商文化的所有典型器型。
在这一地区，商式青铜器不论是数量还是出土地点的密度都比鲁北地区为大，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少，可见是海岱地区内商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以潍、淄流域为中心的鲁北地区，晚商遗址分布也相当密集，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文化面貌。
从贵族墓葬如青州苏埠屯大墓的葬制看，几乎完全反映了商王朝的礼制文化;而从一般遗址或中小型墓葬材料看，则是商文化因素与土著文化因素共存。
例如，在仅距苏埠屯数公里的青州赵铺遗址一号墓中[27]，一件饰有绳纹及三角划纹的典型商式簋和典型的东夷素面鬲共存，死者手持獐牙，可以判断死者为东夷土著。
在惠民大郭，滨州兰家村，桓台南埠子、史家，青州苏埠屯，寿光古城、桑家庄、鱼台、呙宋台等多处地方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商式青铜礼器、兵器或工具[28]。
该地区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多，与中原商文化差异较大。
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仍是东夷文化的统治区。
殷商一代，商族人居于海岱和徐海地区，本就与东夷、徐戎、淮夷杂处，先进文明对于落后文明的影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人方位于淮河流域[29](p60)，武丁时东伐人方而克之，人方后又反叛，这一历史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淮河流域商臣服方国力量的强大与文化的进步。
到商代末年，帝乙和帝辛两代复向人方大兴兵戎，最终征服了人方。
于是，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商王朝的统治，成为商朝的藩属。
象征王权威仪的礼乐文明随着王权势力的扩张明确地推行到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器的发现已证明了这一点。
苏北徐州一带发现了一些具有显著地方特征的商文化遗存，其铜器中非商式的高领撇足鬲，陶器中的鬲、豆、盆、罐等主要器类多与典型商式器物有较大差异，反映出这类遗存属商文化的地方类型。
在连云港发现了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的青铜鼎、甗等，鼎为垂腹、柱足，颈饰简疏云雷纹;甗为素面，仅在颈部饰两道凸弦纹，制作淳厚质朴，其造型和纹饰特征都可视为商代晚期的标准器。
商代礼乐器的出现，证明淮河流域的青铜器铸造应是在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表明了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乐文明与中原地区礼乐文明的融合与发展上述考古学观察反映出商灭夏后，加强了对东方地区的控制。
在商文化的冲击下，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形成了潍西、鲁中的商文化，表现出与中原商文化的高度一致。
鲁南与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
安徽江淮地区的淮夷文化也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
但由于淮夷与商交往日浅，其地又非商王朝经营的重点，所以淮夷的皖西类型、斗鸡台类型与中原商文化的关系相对较疏远。
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商王朝统御范围的广大，商文化的波及之处，既有商王朝的直属统治区，也有间接统治或王朝文化的影响地区。
商文化的影响促进并带动着淮河流域土著居民的文明化进程。
谢道韫身出名门，系东晋安西将军谢奕之女。王谢世家，在魏晋南北朝那是响当当的字号。即使在门阀林立的东晋，王谢两门也自视极高，婚嫁除了入宫攀龙附凤以外，都只在两族之内进行。他们两家在晋朝消亡之后仍是风光不减，直到梁武帝时大枭雄侯景向两族求婚被拒绝遂视此为平生恨事，最后造反时顺便将王谢两族彻底诛绝。王谢的数代风流到此嘎然而止，只留下刘禹锡的一首，“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后人怀咏。谢道韫还是个小mm的时候就相当了得。
一次叔父谢安问她，“《毛诗》中何句最佳?”，谢道韫答道，”诗经三百篇，莫若《大雅·嵩高篇》云，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大赞其雅人深致。不要小看这一赞，谢安何等样人，不说他在淝水之战中的镇定气度，也不说他权谋机变的高超政治手段或者是一心只想归隐的澹泊心态，只说后世的诗仙李太白向来眼高于顶，有着天子呼来不上来的狂气，然而他生平唯一服膺的人就是这个东山不出的谢安石。其时天下号称名士的何止千万，能得谢安一赞几乎可以藉此荣耀终身。
另一则故事就更经典了，一次冬日谢氏家族聚会，正赶上大雪鹅毛般片片落下，谢安于温酒赏雪之余，雅兴大发，问在座的谢氏后辈，飘飘大雪何所似?谢道韫的堂哥谢明接口：“撒盐空中差可拟。”
(这位老兄空中撒盐何故，难道想人工降雪?：))。谢道韫马上微哂道：“未若柳絮因风起。”简单一句，谢道韫的诗情才气相比她堂哥何啻宵壤!谢安大声称善，夸奖道韫敏慧过人。
一完善征信业监管体系的必要性。
完善征信业监管体系的目的是通过运用征信法规开展征信监管实行行业自律等方式,规范征信机构的行为,维护征信市场的正常秩序,促进征信业健康稳定发展,保障被征信人的合法权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我国征信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维护被征信人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
(三)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保障。
二国外征信业监管模式选择与启示。
(一)国外征信业监管模式概述。
由于征信数据及其处理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敏感,因此不论哪一国政府对征信行业都要进行监督管理,但各国对监管体系的选择有很大的区别目前国际上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监管模式：
1.美国模式——以征信公司商业运作为基础的征信业监管模式。
2.欧洲模式——以中央银行建立征信系统为基础的征信业监管模式。
3?郾“政府驱动型”监管模式——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的征信业监管模式。
(二)国外征信业监管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启示一：政府对征信业的管理方式与该国征信业法律体系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启示二：各国监管机构不仅管理征信业,而且还代表政府直接推动征信业发展。
启示三：征信业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现状是各国选择征信监管模式的主要依据。
三我国征信业监管体系现状。
(一)征信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尚未形成刚性的市场监管。
(二)行政监管模式尚未成熟,未能形成统一的市场监管。
行政监管是法律监管的必要补充,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之前,行政监管尤为重要目前,我国的征信业监管模式尚未成熟,主要表现在：
(三)征信行业缺乏自律机制,难以达到规范的市场监管。
四借鉴国外监管模式,完善我国征信业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借鉴国外监管模式应遵循的原则。
(二)完善我国征信业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规范我国的征信市场秩序,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而征信业监管体系的完善无疑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针对我国征信监管中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
首先，引用论述《弁言》内容，阐述我的理解：
1、“文明、文化……此二词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累而产生”“文化可以产生出文明来，而文明却不一定能产生出文化来”钱穆先生阐述了文明与文化的含义，并且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彼此的关系。由这段内容可以看出，文化是各个国家或民族特有的，是文明的根本，而文明只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所以一种文化只能传播到别的地方，以物质的形式成为那个地方的文明，但是它不是那个地方的文化。简而言之，就是对于异地文化只能发展，不能创造。
2、“要明白文化之完整性，文化之发展性和文化必须刺激，非刺激无以使中国文化得到承古开后的发展。”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文化的发展在完整的基础上，需要不断发展，而发展的源泉源于刺激。这里的刺激我理解为外部攻击性刺激和内部融合性刺激，比如近代西方科技就是攻击性刺激中国文化，而中国内部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是内部融合性刺激。文化就是在这种刺激中获得发展和壮大的。
其次，当代中国文化之弊漏及我的想法：
1、当代中国错将文明当文化。其实仔细分析，能够知道，当代中国人认为中国是文明。
古国，所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甚至有些妄自尊大者认为世界文明源于中国。其实，我觉得中国文明那是属于中国古代的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相当缓慢，相反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不仅使中国文化相形见绌，反而连文明的遗留也在快速褪色。所以不要将文明当作文化，而使自己失去危机意识。
2、当代中国对文化重视程度太低，文化竞争意识逐渐减退，在外来文化刺激下不仅没。
有积极应对，反而持一种无所谓的消极接受心态。如韩剧、外国节日等对中国文化冲击越来越大，国家虽然强调重视民族文化，但是由于本身已经缺乏竞争意识，所以当代中国文化危机越来越严重。解决的办法只有面对刺激，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认清文化形式，重视文化发展。
3、解放阶级文化思想束缚，结合现实推动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文化建设。现代社会，
文化更多要在思想上创新，当代中国如果要推动文化的发展，必须摆脱阶级文化思想，大胆接受先进文化，将这些有利外来刺激当作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动力。如探索民主思想，追求个性解放等。
综述，钱穆先生对文化的阐述，让我不仅对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更让我对当代中国文化有了一次新的思考。我的结论是，如果认为文化不重要，那么重要的文化就会让你知道它有多重要。
“虽若陷于老朽而仍有其尚新之气概”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为中国文化的辩护。
《中国文化史导论》系钱穆主要的文化著作之一，于1941年在四川成都赖家园撰成。其中部分章篇曾在40年代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发表。该书于台湾正中书局1951年初版，后多次再版，以台北商务书局1993年修订出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根据台北1993年修订本在大陆出版）为主。全书共分十章，涉及文化理论、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精神，中西比较等问题，以独特的视角阐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发展规律，是钱穆文化史学的奠基著作。
文化的性质。
在弁言中，钱穆指出“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与联系：“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在此说明二者的区别是有必要的。因为此二语国人每多混用，认为文明即是文化，文化即是文明，都是可以传播与接受的，进而以为中华文化被西方文化“同化”而泯灭了，以致丧失了民族自信心，甚至产生了民族危机感。固然当今中国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无法不接受西文文明的冲击，生产生活中所渗透的西方文明产物比比皆是。但是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千百年来形成的精神文化是无法轻易动摇的。
从地理环境开始分析。
以地理环境为文化产生的研究切入点是这一著作的一大特点。钱穆认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从出土的甲骨文可以判断商代的政治势力“向东北则直至辽河流域，向南则到汉水流域，向西南则到汉水流域之中游，说不定古代商族的文化势力尚可跨越淮、汉以南，而抵长江北岸”早已超出黄河流域。中国由于有广阔的平原和密集的水系，而西面、北面又有崇山峻岭为屏障，东面、南面是海岸线，因而古代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是起步快而独立的。这些条件，使得中国文化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者，中国文化易于养成处理社会问题，诸如政治统一与民族团结方面的能力。因此中国以同一时期世界任何其他民族所不及的速度完成了内部的统一。
再者，中国文化因在大环境中展开，又迅速地完成了统一，较其他国家有着较强的抵抗力，能够抵御外来的侵扰，直至成为世界上文化历史最悠久的国家。
最后，在辽阔而贫瘠的土地上产生的文化，不断有新刺激与新发展的前途。他的生产特性决定了在其生长过程中，社会内部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勤奋与朴素的美德。
这几个特点，足以证明中国文化的强大与持久是有其依据的。中华民族是团结的民族，而又具备抵抗外敌的能力，并且能够保持着不断前进的动力，因而中国文化的绵延不灭是必然的。
与西方国家之对比。
钱穆把人类文化分为游牧、商业和农业三种，并且商业和游牧起于内不足，则需要向外寻求，因此所形成的文化特点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自给，无事外求，并且农耕活动的特点决定了耕作者不可长期流动在外，因此形成的文化特点就是静定的、保守的。这是农耕文化与游牧、商业文化的区别。
而中国文化与其它农耕古国的文化又是不同的。书中多次将中国与埃及、印度、巴比伦三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明古国作对比，以说明独特的中国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钱穆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拥有广阔土地的中国对于埃及、巴比伦、印度，如同大家庭对于小家庭，中国备有多个摇篮而他们只有一个，因而中国可以同时养育多个孩子，从现实生活的体验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大家庭所养育的孩子与独生子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推及一国，则成为了不同的文化。再者，埃及、巴比伦、印度的土地比中国的土地肥沃并狭窄，因而容易满足，其文化也就是在闲暇时间产生的。中国的土地，由《诗经豳风》中的“七月”一诗结合当今的情况可以判断，古代的北方耕作情形与现在相差无几，都是勤奋耐劳才能够温饱的。劳作中产生的文化与闲暇中所产生的又是绝不相似的。而未来的世界必将由能够吸收先进工业与高科技的农业大国，即中国来领导。
古今传承的全面联系。
钱穆在书中说，“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历史的观点是研究任何一种文化所必须具备的。只有具备历史的观点，才能够认识到文化的复杂性、完整性和发展性，也才能够对文化作出较为中肯的评判。
书中涉及的不仅有中西文化的对比，对于中国古代民族、政治、学术等各方面也作出了大概的分析，脉络清晰，思维广阔。从纵向看，肯定中国文化五千年一贯而下，一脉相承的特点，同时又突出了中国文化在不同时期发展中所体现的特殊性，把中国文化发展连续性的一般趋向与其在不同时期发展的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横向看，一方面强调文化的整体性，认为它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并对此采取全方位的综合考察；另一方面看到文化整体内部要素之间的具体差异性，而深入到文化的不同层面进行具体分析。
《中国文化史导论》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成于《国史大纲》之后，是第一部有系统地讨论中国文化史的著作，是专就通史中有关文化史一端而作的导论。因此，此书应当与其《国史大纲》合读，才能深刻领会著者写作的意义所在。钱穆在93岁为该书修订版所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本书虽主要在专论中国方面，实亦兼论及中西文化异同问题。迄今四十六年来。余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由此可见，该书在钱穆整个学术思想中占有的极为重要的地位。
三字经有云：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一个四岁的孩子就懂得谦让之道，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注意，后来以他为楷模浇铸出来的成批作品，可没法跟这个始作俑者相提并论)。
有关孔融，还有一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典故。
孔融十岁，随父到洛阳，时李元礼有威名，登门者须隽才之士或有清誉，又或是中表亲戚，阁人始肯通传，孔融独自到李府，向门官言道：“我是李府君亲。”门官为他通传后请人府相见，李元礼问道：“君与仆有何亲?”，孔融对日：“昔先祖仲尼(孔子)与君先人伯阳(老子)有问礼之谊，是以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此言出自一个十岁幼童之口，李元礼及在座宾客莫不奇之。时有太中大夫陈韪后至，得闻此事，便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候聪明，长大了未必能佳。这倒是很常见的事，不过却是对孔融的不以为然。没想到孔融应声答道：“想君小时，乃当了了。”
这里用了一个歇后手法，意思说陈韪现在是“大未必佳”。陈韪遭此反击，大为尴尬，一时语塞。一个十岁的孩子，一句话堵得名士张口结舌，孔融才思之敏捷，实在令人赞叹。
但是孔融的神童段位，仅仅停留在辩捷的层次上。而这种没有智慧作后盾的辩才，除了得罪人之外，于人于己，实在没有更好的用途。孔融成人之后，先后担任过北海相，青州刺史，少府，大中大夫等职。在职期间，除了空发议论，作一些修复城墙重建学校的形象工程之外，基本没干过什么足以证明他有政治才能的事。
大凡能说会道而又不甘寂寞的人，对于干活的人总是指手画脚一百个不顺眼，孔融也没跳出这个窠臼。他依附于曹操的翼护下，得以在盗贼蜂起的军阀割据时代作着“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香梦，但是对于曹操的政策却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如果说他劝阻曹操伐刘备是“兴无义之师，恐失天下之望”虽然迂腐但是还带着点为天下计的味道，那么他为讽刺曹丕纳甄氏而编造的“想当然”的故事，就纯粹属于徒逞口舌之利，完全是过把瘾就死的嬉皮士心态。
三国时代的统治者，对待知识分子通常有着惊人的耐性，但是曹操的耐性终于还是被逼到了极限。公元2，曹操把孔融满门抄斩。当时还有一个令人凄然的花絮：孔融被捕的时候，大儿子九岁，小儿子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专心地做着某种游戏。孔融还怀着一种侥幸心理问使者：“我好汉做事好汉当，能不能放过我的孩子?”没想到他儿子秉承了他的硬骨头精神和早慧特征，慢慢说道：“父亲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两个小孩子口中造出的。从这寥寥数语中可以看出，他的孩子在遗传了他的口才基因之外，还有着超乎他上的非凡见识。
（一）。
简介：
《中国文化史导论》，作者钱穆。本书以文明、文化两辞为主干，以时间、空间为轴心详细论述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其中亦不乏中、西两方文化的对比。此书写于抗日战争时期，彼时国内征战不休，民心惶惶，随着外来势力一同入侵的，还有外国的文化。在此背景下，崇洋媚外以及民族自信心极度低落或许也是钱老著述此书的原因之一。
在遇到困境，情绪低落，而外部环境又险恶的境地下，势必容易怀疑自己，怀疑从前的价值观念。难道从前的推崇或信仰确然不若他人吗？难道举国努力的一切竟是痴妄吗？诚然，很有可能之前坚守的道路就是存在着误区，但都知抱怨、发泄等负面情绪决难让人再往前走出一步。因此便如钱老在书中所提及的：
一、人类自身内部的天性（可理解为自身能力、才华等先天属性）。此谓“性”.
二、人类外部所遭逢的环境，关乎时机、地位、四周人物与事态所形成之形势。此谓“命”.
三、自己考量自身素质与外部形势，而选择其动静进退之态度。此谓“道”.
思考上述三个方面能给人以提醒，使自身于困顿中理出大致头绪，而不似抱怨哀嚎，初尚能吸引他人注意，久之便无人过问。这或许是读史其中一种意义所在。身为一名中国人已无可更改，现在学做外国人，你有多少岁就晚了多少年。钻入这类问题，就是在说自己投胎没有投好，无深究的意义，总的来讲仍是怀疑自己，都怀疑到自己为何出生了，也把自身的无能推却到出身那里去。()在这里妄借一位西方哲人的话：“对你最好的你是永远也得不到了，那就是不要出生；不过还有次好的事，那就是立刻死去。”我以为这句话言重了，我们还不到放弃生命的地步。因此重新梳理一遍自己的从前，看一看自己的现在，或许能明白接下来又该向何处去。
在困境中，一味地贬低自身而羡慕他人，是一种逃避，逃避自身问题而告诉自己另有超脱的所在。每个人自出生便不是让你来享乐的，这又是读史的另一个意义：教你做自己。不逃避自己的缺点，也不逃避自己的问题，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学习责任与担当，人若负重，才成栋梁。盲从他人，成为四不像倒更为容易。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人的发展是会遇到困难的，人如此，国同之，文化亦如是，也易把希望寄托在他处。曾有人诙谐地讲，“从前希望在往生，如今希望在国外”.不要看见外国的强大就认为这是定局，我们之所以在沉睡是因为在等待。
这不是说弊帚自珍，是说做自己，尊重自己，不自尊的人，他人更不会尊重你。
做中国人，确实是门学问。
如今西化严重，诚然中国文化或历史当中确有不堪之处，但一味的疑古、西化形成了一个问题，即：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其自信心不断在降低，对中华文明自身的认同感不断在降低。我们自认为缺乏信仰，是由于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走过的路产生了怀疑，对我们的根源产生了动摇。既然钱老把文化比作“人”，有骨有肉血脉相连，那么须知人的一生势必有高峰低谷不一而足，在遇到困境，情绪低落，而外部环境又险恶的境地下，势必容易怀疑自己，怀疑从前的价值观念。难道从前的推崇或信仰确然不若他人吗？难道举国努力的一切竟是痴妄吗？诚然，很有可能之前坚守的道路就是存在着误区，但都知抱怨、发泄等负面情绪决难让人再往前走出一步。因此便如钱老在书中所提及的：
一、人类自身内部的天性（可理解为自身能力、才华等先天属性）。此谓“性”。
二、人类外部所遭逢的环境，关乎时机、地位、四周人物与事态所形成之形势。此谓“命”。
三、自己考量自身素质与外部形势，而选择其动静进退之态度。此谓“道”。
思考上述三个方面能给人以提醒，使自身于困顿中理出大致头绪，而不似抱怨哀嚎，初尚能吸引他人注意，久之便无人过问。这或许是读史其中一种意义所在。身为一名中国人已无可更改，现在学做外国人，你有多少岁就晚了多少年。钻入这类问题，就是在说自己投胎没有投好，无深究的意义，总的来讲仍是怀疑自己，都怀疑到自己为何出生了，也把自身的无能推却到出身那里去。在这里妄借一位西方哲人的话：“对你最好的你是永远也得不到了，那就是不要出生；不过还有次好的事，那就是立刻死去。”我以为这句话言重了，我们还不到放弃生命的地步。因此重新梳理一遍自己的从前，看一看自己的现在，或许能明白接下来又该向何处去。
在困境中，一味地贬低自身而羡慕他人，是一种逃避，逃避自身问题而告诉自己另有超脱的所在。每个人自出生便不是让你来享乐的，这又是读史的另一个意义：教你做自己。不逃避自己的缺点，也不逃避自己的问题，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学习责任与担当，人若负重，才成栋梁。盲从他人，成为四不像倒更为容易。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人的发展是会遇到困难的，人如此，国同之，文化亦如是，也易把希望寄托在他处。曾有人诙谐地讲，“从前希望在往生，如今希望在国外”。不要看见外国的强大就认为这是定局，我们之所以在沉睡是因为在等待。
这不是说弊帚自珍，是说做自己，尊重自己，不自尊的人，他人更不会尊重你。
做中国人，确实是门学问。
人力资源绩效审计贯穿于人力资源投入、运行和产出的整个过程之中，主要有：
一是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决策依据。通过对人力资源价值绩效进行审计，可以使管理者了解到人力资源上已经花费和将要花费的支出和人力资源创造价值的能力，为企业关于人力资源招聘、培训、使用和开发等决策提供依据。
二是为计算人力资源的报酬提供价值参考，人力资源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依据是人力资源价值，根据人力资源在企业产出中的贡献大小决定人力资源的收益。
三是从员工和直线主管那里获得对人力资源管理效果的反馈，发现人力资源管理的不足及影响工作绩效的组织系统因素和员工个人因素，帮助人力资源部门在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时改进职能和角色，有利于提高管理者与全体员工的综合能力。
四是通过绩效管理有利于协调部门关系和员工关系，打造出高绩效的组织团队。
二、目前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人力资源审计目前还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
第二，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热衷于挖人才，节省开发成本，不愿在开发、提升员工素质方面投入资金，注重短期目标实现，缺乏人力资源管理的长远战略规划。
其制约因素有以下几点：（1）理论定位缺乏可操作性；（2）审计实务缺乏推动力人力资源审计未能广泛开展，主要还是由于缺乏需求和动力，而缺乏需求和动力的主要原因是对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性地位的认识不足；（3）缺乏专业审计人员现阶段国内外并没有专业的人力资源审计人员资格认证，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资格认证虽然与人力资源审计人员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但是高质量的资格认证可以保证获得者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源管理素质。
应该采取的对策有：政府早日开展并完善人力资源审计，从法规、准则的制定到实务上积极推动人力资源审计的发展，以保证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管理，有效规划和利用。审计人员应以已得到普遍认可的管理理论或模型，例如人力资源指数，作为评价的主要工具，结合自己的经验以及同业广为赞扬的组织管理模式，以定量指标为主，辅以定性指标，对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做出适当的评价，针对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工作技能进行培训和资格认证，将人力资源管理的有关资格认证作为衡量人力资源审计人员任职资格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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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古人对如何提高自身修养,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有诸多的论述.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强调人与人的和睦相处.道家重视”道“,遵道以行,虚静处下,以建立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个体与社会,道德与功利和谐等等.这些观点可以用儒家的”八条“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概括之.而对古代和谐思想的梳理,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新时期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作者：谭玲艳李国俊作者单位：大庆石油学院人文科学学院,黑龙江,大庆,163318刊名：大庆社会科学英文刊名：daqingsocialsciences年，卷(期)：”“(6)分类号：b221关键词：古代”和谐“社会思想现实思考
内容摘要：古人对自然的看法以及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促使他们把山水画的发展逐步引向内向性的认识，尤其是儒释道思想对山水画产生了深刻影响。文人士大夫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对经典思想的话语权以及他们对山水画的权威性评论，是把山水画引向内向性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古代山水画内向性图真转移。
中国山水画的产生和思想内涵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知识背景和思想历史有关，儒、释、道思想的演变以及文学理论的影响，使中国山水画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表现模式。画家们将古人对自然的看法作为必须遵循的信条，传统哲学思想下的思维模式成为绘画的至上追求。五代、北宋时期，画家对自然的表现达到了近乎真实的境界，但其后的社会发展并没有把“图真”继续发展下去，而整个社会的发展由外向被引入内向，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意识影响和左右着宫廷画家及社会文化的导向，使来源于实践的山水知识体系成为一种教条的程式化的山水精神追求。与此同时，文人士大夫因其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对经典思想的话语权，导致他们对山水画的认识成为权威性的评论。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文人士大夫更加强了思想内向性的倾向，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山水画是不同于西方风景绘画的表现特征的。
一、古人对自然的看法和哲学思想的影响，是把山水画的发展引向内向性的认识根源。
1.古人对自然的看法。
古人强调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正是形成山水画的一个意识因素。正是人对自然的主动亲近，才能使人与天地自然相近。山水画成为传达古人对天地自然情感追求的精神物化场所，也是一个物质层面表达之上的精神世界。古人把自己对天地自然的情怀，用笔墨传于山川云水。山川云水成为自身心灵情感的外化载体，继而去追寻宇宙间的大道。此时，山川云水之物理之形与“图真”之貌这些物质境界，仅仅是空灵的艺术精神境界的物质表达途径，所以“图真”并非古人对山水的终极追求，这样一来山水画就有了被引向内心的意识基础。
2.儒、释、道哲学思想的影响。
山水画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古人把“游于艺”作为他们从艺的标准，其中规定了中国画的性质和方向，像米芾，苏东坡、倪云林、黄公望等文人把墨戏看做艺术的最高标准。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山水画，在经历了早期对自然近乎真实的“图真”表现之后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一个以“解胸中逸气”为目标的发展方向，一个更加关照自身内心世界情感发展的方向，这样一来山水画就被有意识地引向思想的内向性。
3.老、庄的道家思想对山水画内向性的影响。
庄子主张艺术家是绝对自由的，不受拘束的。面对儒家思想的积极入世，道家拒绝入世、遁入山林，求得自我解脱，所以后世文人多主张怡情悦性、自我陶冶。唐以后山水画的主要画家大多是具有隐士思想的人，作画多自娱，所以道家思想对古代绘画影响巨大。老、庄之道是形而上的，老庄思想把画家引向思想的内向性，引向内心世界。内心情感的表现是他们在创作中非常在意的，因为一些画家无法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因此思想意识的转向在此时成为一种必然。两宋之后的山水画家都以此作为艺术的最高标准。宋代画家在山水画上所表现的'观点正是道家思想内向性转变的思想呈现。
较之宋代，元代的山水画家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元代初期的社会政治因素和异族人的统治，导致画家、学者、诗人等离散各地，政治上备受压抑，权力进一步丧失。一些士人不愿入世，而是逍遥出世，知识分子的心境向内向性进一步发展，这时出现的“复古”态度成为了一种躲避与逃离现实的依托。当山水画历经了图真表现的两宋时期，开始转向内向之时，画家们已经真切地认识到了绘画与真实的彻底分离，这种内向性转移不是无意识的，而是一种在社会各种因素作用下有意识的集体意识转变。
老庄思想对明清绘画的影响仍很大，山水画更多的是寄托了古人的精神情感，而非单纯的物理图真的视觉满足。这些思想体现了画家在思想上对自身的反思以及对内心的思考参悟，这直接导致了山水画思想的内向性转变。
二、文人士大夫对山水画权威性的评论，是把山水画引向内向性的理论依据。
中国山水画是与山水理论共同发展起来的，画论多以哲学为基础，基本上都是绘画美学，这些都和中国文人的社会地位有关。当文人介入绘画之后，绘画就不再是单纯的图像表现了。文人画重书法用笔，如果一个画画的人不懂得文学、不读书，那是不入流。只有文人欣赏的画才叫高雅，否则便是低俗，就是工匠画。文人话语系统构成社会文化不可逾越的标准，所以当文人鄙视“形似”时，画院的画家都尊其理论。同时，文人士大夫把他们对社会、自然及人生的认识所形成的哲学思想反映到山水画之中，用理论著作的方式，对自然山水进行权威性的解释和阐述，这些儒释道思想成为山水画的审美准则，文人画成为中国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五代以来的绘画发展演变中可以看出，文人画不是流派，而是中国画演变的结果。
中国古代山水画在表达自然的“图真”之后，由于儒、释、道思想的相互融合及政治的影响，画家的思想与认识被引向内心修养的最高精神境界。绘画是否表现“象”外之意成为审美理想的标准，后世中国传统山水画就在五代两宋画家确立的艺术精神追求中，绘画风格与笔墨程式上整体向思想的内向性转移，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山水画艺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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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澎.溪山清远——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历史与趣味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总的来讲，座次是“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若是圆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客，主客左右手边的位置则以离主客的距离来看，越靠近主客位置越尊，相同距离则左侧尊于右侧。若为八仙桌，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则正对大门一侧的右位为主客。如果不正对大门，则面东的一侧右席为首席。
如果为大宴，桌与桌间的排列讲究首席居前居中，左边依次2、4、6席，右边为3、5、7席，根据主客身份、地位亲疏分坐。
如果你是主人，你应该提前到达，然后在靠门位置等待，并为来宾引座。如果你是被邀请者，那么就应听从东道主安排入座。
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老板出席的话，你应该将老板引至主座，请客户最高级别的坐在主座左侧位置。除非这次招待对象的领导级别非常高。
二、点菜。
如果时间允许，你应该等大多数客人到齐之后，将菜单供客人传阅，并请他们来点菜。当然，作为公务宴请，你会担心预算的问题，因此，要控制预算，最重要的是多做饭前功课，选择合适档次的请客地点，这样客人也能领会你的预算。一般来说，如果是你来埋单，客人也不太好意思点菜，都会让你来做主。如果你的老板也在酒席上，千万不要因为尊重或是认为他应酬经验丰富，酒席吃得多，而让他来点菜，除非是他主动要求，否则，他会觉得不够体面。
如果你是赴宴者，你应该知道，不该在点菜时太过主动，而是要让主人来点。如果对方盛情要求，你可以点一个不太贵、又不是大家忌口的菜。记得征询一下桌上人的意见，特别是问一下“有没有哪些是不吃的？”或是“比较喜欢吃什么？”让大家感觉被照顾到了。点菜后，可以请示“我点了菜，不知道是否合几位的口味”“要不要再来点其他的什么”等等。
点菜三规则。
一看人员组成。
一般来说，人均一菜是比较通用的规则。如果是男士较多的餐会可适当加量。
二看菜肴组合。
一般来说，一桌菜最好是有荤有素，有冷有热，尽量做到全面。如果桌上男士多，可多点些荤食，如果女士较多，则可多点几道清淡的蔬菜。
三看宴请的重要程度。
若是普通的商务宴请，平均一道菜在50元到80元左右可以接受。如果这次宴请的对象是关键人物，那么要点上几个够分量的菜，例如龙虾、刀鱼、鲥鱼，再要上规格一点，则是鲍鱼、翅粉等。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点菜时不应该问服务员菜肴的价格，或是讨价还价，这样会让你公司在客户面前显得有点小家子气，而且客户也会觉得不自在。
中餐点菜的三优四忌。
一顿标准的中式大餐，通常先上冷盘，接下来是热炒，随后是主菜，然后上点心和汤，如果感觉吃得有点腻，可以点一些餐后甜品，最后是上果盘。在点菜中要顾及到各个程序的菜式。
优先考虑的菜肴。
（1）有中餐特色的菜肴。
宴外宾的时候，这一条更要重视。像炸春卷、煮元宵、蒸饺子、狮子头、宫爆鸡丁等，并不是佳肴美味，但因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所以受到很多外国人的推崇。
（2）有本地特色的菜肴。
比如西安的羊肉泡馍，湖南的毛家红烧肉，上海的红烧狮子头，北京的涮羊肉，在当地宴请外地客人时，上这些特色菜，恐怕要比千篇一律的生猛海鲜更受好评。
（3）本餐馆的特色菜。
很多餐馆都有自己的特色菜。上一份本餐馆的特色菜，能说明主人的细心和对被请者的尊重。
三、餐具。
（1）筷子。
筷子是中餐最主要的餐具。使用筷子，通常必须成双使用。用筷子取菜、用餐的时候，要注意下面几个“小”问题。
二是和人交谈时，要暂时放下筷子，不能一边说话，一边像指挥棒似地舞着筷子。
三是不要把筷子竖插放在食物上面。因为这种插法，只在祭奠死者的时候才用。
四是严格筷子的职能。筷子只是用来夹取食物的。用来剔牙、挠痒或是用来夹取食物之外的东西都是失礼的。
（2）勺子。
勺子的主要作用是舀取菜肴、食物。有时，用筷子取食时，也可以用勺子来辅助。尽量不要单用勺子去取菜。用勺子取食物时，不要过满，免得溢出来弄脏餐桌或自己的衣服。在舀取食物后，可以在原处“暂停”片刻，汤汁不会再往下流时，再移回来享用。
暂时不用勺子时，应将其放在自己的碟子上，不要直接放在餐桌上，或是让其在食物中“立正”。用勺子取食物后，要立即食用或放在自己碟子里，不要再将其倒回原处。
如果取用的食物太烫，不可用勺子舀来舀去，也不要用嘴对着吹，可以先放到自己的碗里等凉了再吃。不要把勺子塞到嘴里，或者反复吮吸、舔食。
（3）盘子。
稍小点的盘子就是碟子，主要用来盛放食物，在使用方面和碗略同。盘子在餐桌上一般要保持原位，而且不要堆放在一起。
需要着重介绍的是一种用途比较特殊的.被称为食碟的盘子。食碟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暂放从公用的菜盘里取来享用的菜肴的。用食碟时，一次不要取放过多的菜肴，看起来既繁乱不堪，又像是饿鬼投胎。不要把多种菜肴堆放在一起，弄不好他们会相互“窜味”，不好看，也不好吃。不吃的残渣、骨、刺不要吐在地上、桌上，而应轻轻取放在食碟前端，放的时候不能直接从嘴里吐在食碟上，要用筷子夹放到碟子旁边。如果食碟放满了，可以让服务员换。
（4）水杯。
主要用来盛放清水、汽水、果汁、可乐等软饮料时使用。不要用来盛酒，也不要倒扣水杯。另外，喝进嘴里的东西不能再吐回水杯。
（5）湿毛巾。
中餐用餐前，比较讲究的话，会为每位用餐者上一块湿毛巾。
他只能用来擦手。擦手后，应该放回盘子里，由服务员拿走。有时候，在正式宴会结束前，会再上一块湿毛巾。和前者不同的是，湿毛巾只能用来擦嘴，却不能擦脸、抹汗。
（6）牙签。
尽量不要当众剔牙。非剔不行时，用另一只手掩住口部，剔出来的东西，不要当众观赏或再次入口，也不要随手乱弹，随口乱吐。剔牙后，不要长时间叼着牙签，更不要用来扎取食物。
四、饮食禁忌。
（1）宗教的饮食禁忌，一点也不能疏忽大意。
例如，穆斯林通常不吃猪肉，并且不喝酒。国内的佛教徒少吃荤腥食品，它不仅指的是肉食，而且包括葱、蒜、韭菜、芥末等气味刺鼻的食物。一些信奉观音的佛教徒在饮食中尤其禁吃牛肉，这点要在招待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同胞时尤要注意。
（2）出于健康的原因，对于某些食品，也有所禁忌。
比如，心脏病、脑血管动脉硬化、高血压和卒中后遗症的人，不适合吃狗肉；肝炎病人忌吃羊肉和甲鱼，胃肠炎、胃溃汤等消化系统疾病的人也不合适吃甲鱼；高血压、高胆固醇患者，要少喝鸡汤等。
（3）不同地区，人们的饮食偏好往往不同。
对于这一点，在安排菜单时要兼顾。比如，湖南人普遍喜欢吃辛辣食物，少吃甜食。英美国家的人通常不吃宠物、稀有动物、动物内脏、动物的头部和脚爪。另外，宴请外宾时，尽量少点生硬需啃食的菜肴，老外在用餐中不太会将咬到嘴中的食物再吐出来，这也需要顾及到。
（4）有些职业，出于某种原因，在餐饮方面往往也有各自不同的特殊禁忌。
例如，国家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不准吃请，在公务宴请时不准大吃大喝，不准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用餐，不准喝烈性酒。再如，驾驶员工作期间不得喝酒。要是忽略了这一点，还有可能使对方犯错误。
五、吃菜。
中国人一般都很讲究吃，同时也很讲究吃相。随着职场礼仪越来越被重视，商务饭桌上的吃和吃相也更加讲究。以下以中餐为例，教你如何在餐桌上有礼有仪，得心应手。
中餐宴席进餐伊始，服务员送上的第一道湿毛巾是擦手的，不要用它去擦脸。上龙虾、鸡、水果时，会送上一只小小水盂，其中飘着拧檬片或玫瑰花瓣，它不是饮料，而是洗手用的。洗手时，可两手轮流沾湿指头，轻轻涮洗，然后用小毛巾擦干。
用餐时要注意文明礼貌。对外宾不要反复劝菜，可向对方介绍中国菜的特点，吃不吃由他。有人喜欢向他人劝菜，甚至为对方夹菜。外宾没这个习惯，你要是一再客气，没准人家会反感：“说过不吃了，你非逼我干什么？”依此类推，参加外宾举行的宴会，也不要指望主人会反复给你让菜。你要是等别人给自己布菜，那就只好饿肚子。
客人入席后，不要立即动手取食，而应待主人打招呼，由主人举杯示意开始时，客人才能开始，客人不能抢在主人前面。夹菜要文明，应等菜肴转到自己面前时，再动筷子，不要抢在邻座前面，一次夹菜也不宜过多。要细嚼慢咽，这不仅有利于消化，也是餐桌上的礼仪要求。绝不能大块往嘴里塞，狼吞虎咽，这样会给人留下贪婪的印象。不要挑食，不要只盯住自己喜欢的菜吃，或者急忙把喜欢的菜堆在自己的盘子里。
用餐的动作要文雅，夹菜时不要碰到邻座，不要把盘里的菜拨到桌上，不要把汤泼翻。不要发出不必要的声音，如喝汤时“咕噜咕噜”，吃菜时嘴里“叭叭”作响，这都是粗俗的表现。不要一边吃东西，一边和人聊天。嘴里的骨头和鱼刺不要吐在桌子上，可用餐巾掩口，用筷子取出来放在碟子里。掉在桌子上的菜，不要再吃。进餐过程中不要玩弄碗筷，或用筷子指向别人。不要用手去嘴里乱抠。用牙签剔牙时，应用手或餐巾掩住嘴。不要让餐具发出任何声响。
用餐结束后，可以用餐巾、餐巾纸或服务员送来的小毛巾擦擦嘴，但不宜擦头颈或胸脯；餐后不要不加控制地打饱嗝或嗳气；在主人还没示意结束时，客人不能先离席。
六、喝酒。
俗话说，酒是越喝越厚，但在酒桌上也有很多学问讲究，以下总结了一些酒桌上的你不得不注意的小细节。
细节一：领导相互喝完才轮到自己敬酒。敬酒一定要站起来，双手举杯。
细节二：可以多人敬一人，绝不可一人敬多人，除非你是领导。
细节三：自己敬别人，如果不碰杯，自己喝多少可视情况而定，比如对方酒量、对方喝酒态度，切不可比对方喝得少，要知道是自己敬人。
细节四：自己敬别人，如果碰杯，一句，我喝完，你随意，方显大度。
细节五：记得多给领导或客户添酒，不要瞎给领导代酒，就是要代，也要在领导或客户确实想找人代，还要装作自己是因为想喝酒而不是为了给领导代酒而喝酒。比如领导甲不胜酒力，可以通过旁敲侧击把准备敬领导甲的人拦下。
细节七：如果没有特殊人物在场，碰酒最好按时针顺序，不要厚此薄彼。
细节八：碰杯，敬酒，要有说词，不然，我干嘛要喝你的酒？
细节九：桌面上不谈生意，喝好了，生意也就差不多了，大家心里了然，不然人家也不会敞开了跟你喝酒。
【关于敬酒】。
1.主人敬主宾。
2.陪客敬主宾。
3.主宾回敬。
4.陪客互敬。
记住：作客绝不能喧宾夺主乱敬酒，那样是很不礼貌，也是很不尊重主人的。
七、倒茶。
这里所说的倒茶学问既适用于客户来公司拜访，同样也适用于商务餐桌。
（1）首先，茶具要清洁。
客人进屋后，先让坐，后备茶。冲茶之前，一定要把茶具洗干净，尤其是久置未用的茶具，难免沾上灰尘、污垢，更要细心地用清水洗刷一遍。在冲茶、倒茶之前最好用开水烫一下茶壶、茶杯。这样，既讲究卫生，又显得彬彬有礼。如果不管茶具干净不干净，胡乱给客人倒茶，这是不礼貌的表现。人家一看到茶壶、茶杯上的斑斑污迹就反胃，怎么还愿意喝你的茶呢？现在一般的公司都是一次性杯子，在倒茶前要注意给一次性杯子套上杯托，以免水热烫手，让客人一时无法端杯喝茶。
（2）其次，茶水要适量。
先说茶叶，一般要适当。茶叶不宜过多，也不宜太少。茶叶过多，茶味过浓；茶叶太少，冲出的茶没啥味道。假如客人主动介绍自己喜欢喝浓茶或淡茶的习惯，那就按照客人的口味把茶冲好。
再说倒茶，无论是大杯小杯，都不宜倒得太满，太满了容易溢出，把桌子、凳子、地板弄湿。不小心，会烫伤自己或客人的手脚，使宾主都很难为情。当然，也不宜倒得太少。倘若茶水只遮过杯底就端给客人，会使人觉得是在装模作样，不是诚心实意。
（3）再次，端茶要得法。
（4）添茶。
如果上司和客户的杯子里需要添茶了，你要义不容辞地去做。你可以示意服务生来添茶，或让服务生把茶壶留在餐桌上，由你自己亲自来添则更好，这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的时候最好的掩饰办法。当然，添茶的时候要先给上司和客户添茶，最后再给自己添。
八、离席。
一般酒会和茶会的时间很长，大约都有在2h以上。也许逛了几圈，认得一些人后，你很快就想离开了。这时候，中途离席的一些技巧，你不能不了解。
常见一场宴会进行得正热烈的时候，因为有人想离开而引起众人一哄而散的结果，使主办人急得直跳脚。欲避免这种煞风景的后果，当你要中途离开时，千万别和谈话圈里的每一个人一一告别，只要悄悄地和身边的两三个人打个招呼，然后离去便可。
中途离开酒会现场，一定要向邀请你来的主人说明、致歉，不可一溜烟便不见了。
和主人打过招呼，应该马上就走，不要拉着主人在大门口聊个没完。因为当天对方要做的事很多，现场也还有许多客人等待他（她）去招呼，你占了主人太多时间，会造成他（她）在其他客人面前失礼。
有些人参加酒会、茶会，当中途准备离去时，会一一问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要不要一块走。结果本来热热闹闹的场面，被他这么一鼓动，一下子便提前散场了。这种闹场的事，最难被宴会主人谅解，一个有风度的人，可千万不要犯下这钟错误。
古代文学是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物，具有历史的属性。它是受一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的制约影响，经由作家的体验感受而创作出来的，与历史、社会背景、人生遭际等紧密相关。因此，解读古代文学必须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将其置于它所产生的历史时代及社会人生具体的背景中，加以分析说明，给予实事求是的合理阐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文学作品有准确而科学的了解，才能还古代文学作品以符合历史真实的原本面目，索解其真意真韵，也才具有文学的真实性、科学性、生动性。
（一）通过探求字源来了解文化蕴涵。
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表意文字，不仅是文学的载体，而且是我们祖先生活的生动写照。从文字的构造中，我们可以窥见上古先民生活习俗的多方面情景。因此，在文学课教学中，对文字的探源及分析有利于了解原始文化内涵。“兴”在甲骨文中是一种原始宗教仪式，即众人合力举起一件器物的场面，是群体借助舞蹈以表达一种狂欢和欢快的体验，这样才能把握“兴”的托事于物的基本内涵，进而了解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追求。“周”在甲骨文中是田字里面有四点，田是田地，四点象田中密密麻麻种植的农作物，可见周民族的命名与农业密切相关。“史”字，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并把“史”和“事”字放在一起，“事，职也，从史。”王贵民通过对勘殷墟卜辞也认为“甲骨文中的史字大部分是事字的意义”，可见，在篆体字以前的文字结构上，史和事两个字是存在着渊源关系的，历史与叙事是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诗经卫风氓》这首诗中何谓“氓”呢，作品选只是泛泛解释为女子对男子称呼，那为什么《伯兮》一诗对丈夫的称呼用“伯”呢？其实朱熹的《诗集传》对这个字已做了初步探讨，“氓，民也。盖男子而不知其如何之称也。”意为初次相交，女子还未了解男子身份和姓名，因以一个大概“民”来称呼。明代杨慎《经说》云：“氓，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意即流动迁徙的人，氓是区别于本土居民的流民、外来人、外地人。这里用氓表示女主人公觉醒后对男子的鄙视。通过对文字的探源，对文学的理解更加生动和深刻。
文史不分家，任何文学现象均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如果不熟悉这种历史语境，一味孤立地讲述或研究文学现象，肯定会造成学术上以及知识结构上的缘木求鱼、苍白可怜或空中楼阁。袁行霈先生在《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点滴体会》一文中曾经指出：“诗歌艺术不等于平常所谓的写作技巧，它的范围很广泛，制约因素也很多。就一个诗人来说，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等都起作用。就一个时代来说，政治、宗教、哲学、绘画、音乐、民俗等等都有影响。把诗人及其作品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特别是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上，才有可能看到其艺术的奥秘。找到诗歌与其他文化形态相通的地方，着眼于横向的比较，可能看到平时不易看到的东西。见识广，采撷博，眼界才能高，诗歌艺术的研究才能不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范围内，而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更深层的意义上展开，同时研究的水平也就可以随之而提高起来”。[1]如《诗经》产生在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背景下，三者共同产生于原始劳动和宗教活动，三者的共同着眼点是功利和实用目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三者是同时完成的。只有了解了这一历史语境，才能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诗歌的传统和《诗经》深刻的社会内涵。再如研究“铺张扬厉，劝百讽一”的汉代大赋，必须要了解汉代鼎盛时期的审美特征。过去认为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内容空洞的贵族文学，堆砌辞藻，虚而无征。如果把它放在汉文化的'大背景中我们就会发现大赋的意义不在于主观情感的抒写，而在于对外部世界的感性体认和穷形尽相的描摹，它的突出意义在于鲜明地体现了秦汉之际，特别是汉武帝时代那种进取、拓展、认知、占有、征服、创造等主流文化精神，体现了该时代那种感性、外向、宏阔、繁富、博大、豪迈、雄奇、巨丽等主流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展示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之际，那种征服世界、占有世界的自豪、骄傲，展示了那个时代繁荣富强、蓬勃向上的生气。这里弥漫着令人不断回首惊叹的大汉气象。解读楚辞，我们必须把它置于巫文化的背景之下方能理解“飞升意象”、“香草美人”意象；研究建安文学必须把它置于那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时代中才能理解“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文学特色。
（三）还原作家与作品的创作背景。
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除了受历史大氛围的影响之外，不少作品是作家有感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社会现实或自己的人生遭遇，即为真实的感遇所触动而创作的。因此，解读它们必须要对作者的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进一步的了解。比如讲述司马迁和《史记》，司马迁的家世与家庭对其事业理想和学术思想有深远的影响，他的青、壮年时代的三次漫游使他不仅考察了社会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和物产情况，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而且对他的进步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形成以及丰富《史记》一书的内容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经受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在修史的过程中融入较重的怨刺成分，磊落而多感慨，具有深刻的见识和大胆的批判精神。讲授屈原时，有人对屈原之死的遗憾似乎大于其价值，认为如果屈原不死，他可以暂隐山林，像陶渊明一样独善其身；或者像司马迁那样，隐忍而活，张显个人价值。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联系当时特定的环境、诗人的身份、人格、气质来审视屈原，而不应脱离时代，以今人的价值观去解剖古人。对屈原来说，他始终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避世隐居无异逃避责任，离开楚国则更是不忠不义，因此，他选择了与国同亡。两次流放没有让屈原去死，国家即将灭亡了,他才毅然投江，他的牺牲虽无法挽救楚国，但作为楚国的臣子，他的确作到了无愧于心。屈原热爱家国，用全部生命追求崇高理想的实现，将人性美发扬到震撼人心的高度。
对古代文学最大限度的历史还原使我们能生动可感地认知作家、文学作品，更好地继承文学遗产，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学习古代文学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获得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与历史对话，从中寻找古代文明与现代人生的契合点。古代文学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它属于遥远的古代，是古代人生的历史反映，但它又是作为“人学”的文学，文学是心灵的慨叹，生命的呐喊，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情感体验、复杂的生命思考，文学是苦难灵魂的终极关怀。这是文学亘古不变的内涵，也是一代一代产生共鸣的基点。它的共时性正是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因此在教学中必须挖掘这些共鸣点，去追求那些心灵的震颤，撞击时耀眼的火花，使文学的春风吹绿心灵的沙漠。
（一）真情的感悟与真情的回归。
（二）文化的积淀和学养的提升。
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化中最华美的乐章，是文化中的精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每一个中国人必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了解自己，才能增强民族自信心。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生生不已，绵延不绝的根基和魂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受众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接受者，另一方面又是传播者，因此必须加深他们的文化积淀，提高他们的学养。学养包括文学素养和文化素养，培养学生深厚的文学审美素养，广博的文化素养。通过这门课的教学，要使学生具备比较坚实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基础，能够了解古代文学发展线索，认识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评述古代的各种文学现象、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指导学生阅读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背诵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为学生列出必读书目和背诵篇目，定期检查，让他们积累大量的感性认知，提高阅读能力。同时还要提高赏析能力，比如讲《曹刿论战》，如果让学生把文中所有的情节全部去掉，只留下故事，然后作一比较，学生们就会发现《左传》善于将事件情节化，而且情节之间的连接已经具有一定的戏剧性。讲《史记项羽本纪》中“垓下之围”，让学生分析为什么司马迁在这儿要加上一个“霸王别姬”的细节，学生会有更深入的思考与感悟，有人认为以美人为陪衬写出了项羽慷慨的末路情怀；有人认为染浓了悲剧气氛，让人更觉悲壮；还有人认为用美人为英雄刷色，更见其悲歌慷慨。讲谢脁《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如果把澄江换成秋江好不好呢，学生们讨论认为还是“澄江”好，只有江水澄静，静才有着落，才能与白练的比喻相得益彰。充分调动学生的审美体验，以此提高他们的审美品味和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三）人文精神的引导及人格的建构。
人需要一个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是人类灵魂的家园。面对矛盾、分离、困惑的世界只有精神才能使我们淡定、超越和崇高。人的生命如果缺乏精神的支撑，就会有疏离感和放逐感。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不仅是古代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且更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二字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易经》中就已出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是通过知识传承、环境熏陶，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成为个体生命人格的、修养的、精神的一种内在品质，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创新，学会求真、求善、求美，从而达到知、情、意、行的和谐统一。古代文学那丰富的人文精神能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暗示、引导，逐渐形成心理积淀，具有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塑造完善人格的基础，形成质文相宜的人文素质，实现“以文教化”的目的。
1.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指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品性。中国神话中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后羿射日表现出原始先民们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和忧患之思。孔子对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严酷现实忧思难抑，奔走呼号。屈原一生都在为“存君兴国”而上下求索，“岂余心之惮怏兮，恐皇舆之败绩”，历代文人墨客之忧国忧民，无不受其启迪。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憾，辛弃疾的“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忧烦，在教学中有意识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以此来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论语》中“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强烈的进取心和“忧道不忧贫”责任感，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以及后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则更是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爱国心田，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
2.自强不息与人格尊严。
《易经》中喊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铿锵之声。古代文学的许多优秀篇章都强调了对自我修养的重视，对立身处世的重视。《大学》指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里，修身是根本，有了这个根本，然后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要培养的“浩然之气”是以德配焉，强调的仍是内心的道德修养；即便是主张清静无为的老子，也要求人们努力达到“含德以厚，比如赤子”。不仅如此，孔子在《论语学而》篇中对人们日常行为做出的具体规范“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则使得孝悌成为千百年来炎黄子孙维系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谨慎、信用、宽厚成为华夏民族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劝诫人们要推己及人，尊重他人，善待他人，表现出一种和谐、体让的自我修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则更是强调了对气节、人格尊严的重视。这种主体修养通过内在的充实而达到个体价值的外在体现，表现的就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取向。当一个人尽了应尽的责任，有了目标和理想，生命就显得充实。古代文学教学必须走一条“目中有人”的人性路径，让学生热爱民族文化，热爱生命，具有丰富的情感和健全的人格。
解一种文化的主导思想方式与了解这种文化的时间观有内在关联。这不仅仅是马丁・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1976）的看法的一种延伸，而且可以在另外一些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家（比如尼采、柏格森、胡塞尔等等）那里找到这样那样的支持。按照这个思路，要比较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就需要知晓它所包含的时间观。这个问题到目前这止似乎还未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时间的最主要两种看法，一是末世论（目的论）的，二是物理自然的。前者来自基督教，认为真实的时间由人与上帝的关系构成；因此，时间或历史向着最终决定这种关系的那个终点－－最后审判－－而趋进。后一种时间观与人测量时间的精密手段相关。按照它，时间从根本上讲与人的存在与否无关，它是一种客观的、匀质的、不可逆的单向流逝，本身无意义可言，只是物质实体存在的一种方式。当然，二十世纪以来，在科学、哲学的新进展中，出现了新的时间观，尤其以广义现象学的时间观与我们有关。至于古代西方的或古希腊的时间观，是个有趣的问题。首先，它既不是末世论的，又不（只）是物理自然的。其次，我们看到，古希腊的奥菲斯（orpheus）教认为：时间（chronus）乃是运动与区别的本原，因而也就是万物和世界的本原；[1]另一种说法讲时间乃是收获之神。因此，后来的古希腊哲学中讲“生成”、“变化”和“运动”的学说可以被看作对于这时间本原的某种解释，而讲“数”、“存在是一”、“理念（相）”的学说则力图超出这种时间（即不再认时间为本原），或将时间凝固在没有“过去”与“未来”的“现在”之中。亚里士多德折衷二者，将时间定义为“关于前后的运动?氖?薄?2]总之，对于古希腊人、特别是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人来讲，时间起码隐含地（implicitly）是个涉及本原的问题，但它在本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中极少作为一个本原问题得到直接的关注。
到目前为止，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们往往是通过西方传统“哲学”的概念形而上学视域来理解中国古代思想；所以，迄今极少有人能关注这种思想中本原意义上的时间问题。然而，只要我们不带形而上学偏见地阅读先秦、特别是战国之前的文献，就会强烈地感到“时”的突出地位。在那样一个塑造中华文明特征的生机勃勃的“时”代中，最智慧的人们大都有一种原发的时间体验；而这在别的文明传统中是罕见的，正如古希腊人对纯形式之“数”和“存在”之“相”的体验在其他文明中几乎不存在一样。
先秦人讲的“时”主要指“天时”，“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书・益稷》）；[3]“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丰・彖）。但这天时并不只意味着“四时”和“时制”（比如夏之时制、周之时制），而有着更微妙的“消息”。我们可以称“时制”、“四时”等意义上的天时为“天之时”，即天的时间表现，而称原本微妙的天时为“原发天时”或“原发时间”。所谓“原发”（originallyhappening），是指这时间不可还原为任何“什么”，比如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一种物质的循环运动，而是出自时间体验自身的循环构合或发生。时间体验一定涉及“想象”，或者表现为“保持（已过去者）”，或者表现为“预期（将要到者）”；但原发的时间体验中的保持绝不只是对过去事情的“再现”，对未来事情的“预现”，而一定是过去、现在、将来相互依存着的当场呈现。当然，就是那时人讲的“天之时”也绝不是物理自然的时间和对这种时间的测量规定；它们源自阴阳、八卦、五行的理解方式，与人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也有内在关系。此外，有关天时如何体现在人类历史中的学说也不只是邹衍和古文经学家们讲的“终始五德之说”，[4]而有更活泼的和非定序化了的表达。
本文就将探究先秦人的“原发天时”观，展示这种天时观如何演变为各种“天之时”学说，以及它们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巨大影响。
一.《易》的原发天时观。
儒家的经书和另一些先秦子书，比如《孙子》、《老子》、《庄子》等，里边包含着对原发天时观的丰富精微的阐发。我们先来看一下作为“群经之首”且为儒道所共重的《周易》中的天时观，它对于中国天道思想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
组成八卦的最基本单位“阴”（--）和“阳”（---），并不只是“象征”两类基本的存在形态，更不能理解为两种基本元素（elements）或亚里士多德讲的“质料”；从字形上看，此两字都与“日”有关，字义也与日的向背和运行位置有关；故《易・系辞上》6章言：“阴阳之义配日月”。对于中国古人而言，日（与月）正是与人的生存活动相关的“时”的来源。因此，《易》中的阴阳本身就意味着终极的相交和相互引发，由此而生出变化、变化之道和不测之神意。所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系》上5章）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就是这种阴阳本性的表现，在二爻、三爻和六爻的层次上各“通其变”、“极其数”，“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系》上1章）。
按照这种理解，易象的主要功能是在“通变”和“生生”之中显现出“天下之至变”。（《系》上10章）而这阴阳相互引发的“至变”对于中国古贤而言即原发之时。所以，《系辞》下传第一章讲的：“刚柔[即阴阳]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趣时”就意味着“趋向适宜的时机”。[5]可见，“易”之变通绝不只是数理上的组合通变，而是指在此卦爻的变化势态（“趣”或“趋”）之中开启并领会到“时机”或“天时”。反过来说也是对的，即《易》所理解的“时”不是物理自然的时间，也不是外在目的论意义上的历史时间，而是在错综变化的摩荡趋势中所构成或媾合而成的原发时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下5章）原发时间或“易时”绝非线性的，也不只是形式上循环的，而是氤氲醇化而生的时境、时气。更重要的是，这“相推而生”（《系》上2章）的原发时间必与人的“彰往察来，微显阐幽”（《系》下6章）之“知”不可分。也就是说，此原发时间乃是“时机”，得此时者必“知几（机）”，而能以“神”会事。“几”即变化之最微妙、最氤氲化醇、动于无形而得机得势之处。故“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系》上10章）“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系》下5章）所以“知几”（《系》下5章）就是知时机，乃学《易》之第一要务。
发现这种原发意义上的（既非宇宙论的、亦非目的论的）时间除了各种“趋向”及其“相互媾生”之外别无他物，连“先验的主体性”也不能在这“赫拉克利特之流”中维持。然而，正是这毫无现成性可言的“至变”是我们“领会”或“理解”世界和自身的源头。《易经》和《易传》的作者们在这一点上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相通，即深知终极实在是不可被对象化、实体化的，所以一再讲这样的话：“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系》下8章）将组成卦象的六爻说成“六虚”，正说明卦象、卦理本身以机（几）变为本，根本不预设任何“元素”的存在，而是在“不居”或“不可为典要（典常纲要）”的“周流”和“出入”之中构生出象和爻之时机含义（“度”）。简言之，“易象”之义即时机（几）之义、时机之“度”。“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系》下9章）。
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读《易》，就不仅能看出“卦时”、“爻时”，而且能体会出所有真切的解释方式中的时性。在《易》、特别是其中的《彖辞》里，“时”这个字大量出现，比如解释《乾》一个卦的文字中，“时”就出现了十多次，并且具有非常突出的诠释意义。尤其是在《豫》、《随》、《坎》、《革》等十二卦中，《彖》作者一再赞叹“时（或‘时义’、‘时用’）大矣哉”，表现出对“时”的重要性的深刻领会。《尚书》中也有大量的“时”字，但其中大部分被训解为“是”，只有少数可读为“时机”、“适时”。《易》中的“时”则大多应被理解为“时机”。
现在让我们简略地总括一下“时”在《周易》的正文（即卦象、卦爻辞、彖辞、象辞、文言）中的一些含义。
其次，广而言之，六十四卦每一卦所表达的都是一种特殊的“卦时”，刻划出那样一个时刻的形势和人所应取的态度。比如《泰》卦表达“通泰”之时的形势（下《乾》上《坤》）、机制（“天地交而万物通”、“内阳外阴”）、趋向（“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和人应取的行动姿态（“征吉”、“包荒，……得尚于中行”、“归妹”、“勿用师”等）。其他任何一卦都是这样。
第三，每一爻位（初、二、三、四、五、上）都有特定的时机含义，且分阴阳（奇数位为阳，偶数位为阴）。爻之阴阳与位之阴阳相合为“当位”，否则“不当位”。在不少情况下，当位者（也就是当时者）吉，不当位者有咎。正所谓“六位时成”。（《乾・彖》）这些以及更复杂的一些讲究就是《系辞》中讲的“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的含义。
第四，不管是卦还是爻，“时乘”、“及时”、“时发”、“因其时”“时中”、“时行”（见《乾》、《坤》、《蒙》、《大有》等卦）都意味着“吉”或“无咎”；就是本来不利的局面，只要当事人因其时、“奉天时”（《乾・文言》）都可避难成祥。而“违时”、“失时极”（《节・象》）就总意味着不利或灾祸。由此可见，“时”在《易》的领会视野中乃是活的终极，而“与时偕行”（《乾・文言》，《坤・彖》，《益・彖》）“与时消息”（《丰・彖》）就是《易》让人达到的最高“神”境。所以，《系辞》讲：“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知来”（知晓将来）的关键就在于进入阴阳不测、唯变所适的时机化的时境中，从而能与时偕行。
“交”或“遇”就意味着相异者、相对者摆脱开自已的现成属性完全投入一个相互转化的形势之中，从而化生出新的时机和对此时机的领会。所以，这种相交转化正是最根本的“至变”。正如现象学分析中所讲的“过去”（retention，保持）与“将来”（protention，预持）的交融构成了活生生的“当下时机”（augenblick），阴阳（“阴”可理解为“过去”，“阳”可理解为“将来”）的交合则媾生出氤氲“时气”。“气”在先秦思想中总含有“时机变化”以及对此机变的领会的意思，绝不是“气一元论”，如果我们在西方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理解这个“一元论”（monism,）的话。
乾上离，只有第五位是阴爻，余皆为阳爻]，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译为现代文就是：“‘原本所有’，譬如阴柔得居尊位[六五爻]而张大了中道，上下阳刚纷纷[与之]相应相交，所以称‘原本所有’，也就是‘大有’。它的德性既刚健而又文采鲜明，与天相应，得时而行；所以至为亨通。”[11]此卦之所以“亨通”，在于它含有的唯一一个阴爻正处于“五”这个尊主之位（上卦的中间），且有向下趋势，因而能与阳爻们充分地相应相交，生成“原发之中”，因此“应乎天而时行”，以致亨通大有。简言之，这“中”就应理解为相交发生和维持之中，时机的出现和领会之中。正如《蒙・彖》所言：“以亨行时中也”（可译为：“通行到时机里，就可居中，就可命中）。至于比较外在意义上的“中”、“正”，都是由这个原发之“中”衍伸出去的。
一些其他的解《易》讲究，比如三才、承、乘、比、应、据、互体、反对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上面讲的“阴阳交而生时处中”这样一个最根本的易道、易理相关。
第七，所有这些解《易》的“原则”或讲究都不是可独立地、机械地运用的规则，而是在相互化洽之中的趋向指引。当机领悟和当机立断是解《易》的最终时机，而全部《易》及其解释方式都是为了帮助人进入这个“时－机”（几）之中。
二.其他的原发天时观。
上一节的讨论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易理之根本在于“阴阳交而生时处中”。可知《易》的一切预设，比如阴阳和象数，都无“自性”可言，都是为了构设出、参与到时机领会或原发天时的媾生之中。这与西方的概念形而上学有巨大差异，而与诠释学（hermeneutik）化的现象学思路有一些重要的相通之处。
对于这两者，原本的时间都是一种纯粹的“象”的构成，用德文“bilden”表达最合适，因为这个词的动词（bilden）意为“发生”、“构成”；名词（bild）则为“象”、“画像”等。而且，它们都视原本的时间本身充满了与人生最相关的意义，决定或生成着人、民族、国家的命运（天命）。这样的时机化和域化的时间乃是我们一切“知”和“领会”的源头。
中国文化中出现的几乎全部有生命力的学说和学派都与这样一个“与天地准”的易理源头相关。它们的成熟形态一般都强调了这个原发易理时机中的某一方面，比如汉儒强调礼制，也就是象数的先天结构、位置那一方面，道家则强调易几中的“变动周流”和“与时偕行”的一面。阴阳家强调阴阳和象数的一面，因而与汉儒有共通之处。不过，它们都不会完全舍弃另外的方面；如果那样的话，就无活的持久生机而言。正因如此，它们都能够在内部形成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倾向，比如儒家中出现了宋儒，道家变成了道教。
然而，在春秋时期，颇有一些好学深思者以原本的方式领悟着这个源头，以各自的方式天才地体现着变易交会之中的天时。下面让我们检视四位：范蠡、孔子、老子、庄子。
范蠡是春秋末越国大臣。越王勾践不听其劝，以致大败于吴国，经历了极大困苦与耻辱。然后，在范蠡辅佐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待时机成熟，一举灭掉吴国而称霸。范蠡对于天时和阴阳变化之几微有深切领会。他讲：“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12]这“时”的表现可谓“变动不居，上下无常”，因而使不精于此道者莫名其妙，往往动辄得咎。范蠡“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得以领会时机的生熟正反，多次劝阻勾践“得时不成”、“逆时”而动的意向。他苦心等待和促成的就是“人事与天地相参”或阴阳相交而构成的最佳时机。一旦时机来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马上促使越王出兵伐吴。用兵的进退攻守，皆以阴阳之变为根据，“顺天道，周旋无究”，致使“吴师自溃”。吴王卑辞请和，勾践欲许之，范蠡则以天时之理力谏勾践。他说：“圣人之功，时为之庸[用]。得时不成，天有还形”。最后击鼓进兵，灭掉吴国。范蠡可说是深通易理天时之人。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者。但记载他言论的《论语》却没有以理论的方式来讨论天道、性命这些“大问题”。因而被黑格尔贬为“老练的、道德的教训”和“散文式的理智”。[13]而不少人也确实认为儒家的“外王”极致在汉儒，内圣的极致在宋明儒，而对孔子之为“圣”的道理只好含糊敷衍过去。其实，《论语》乃是儒家思想最深刻原发的表现，其仁说与易理之精髓息息相通。当然，尽管孔子好《易》，却并不主要依据卦象来思考和教导学生；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者是“艺”或“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另一种讲法则认为六艺指“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不管怎样，“艺”意味着灵巧、机变、有尺度感，在适时应和之中让“阴阳”或“相异者”相交，从而当场引发出某种事物和情境，因而能养成人的分寸感和对时机的领会。
中获得新鲜的诠释含义。因此，他不但本人爱引《诗》，而且特别鼓励学生创造性地诠释《诗》，以造成领会礼和其他问题的时机或意境。（《论语》1/15，3/8）至于《春秋》，绝不止是史书，而是孔子的政治、伦理和思想智慧的最富时机（事件的时机、语言的时机）性的表达。可以说，这些艺在孔子那里是转化了的卦象，通过它们而领会到更有“文”化含义的易理。
这些就是孔子的“中道”或“中庸”的源头。没有技艺活动开显出的原发时境，就无活生生的“至”极（《论语》6/27）和“不勉而中”（《中庸》20章）可言，而只有外在的折衷。所以，对于孔子，中庸的终极含义就是“时中”；（《中庸》2章）即“随时以处中”，或“总在最佳的时机中”。于是，《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1章）这正是礼、乐、诗等艺术让人达到的时机化境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同上）这“中和”正是对“原发天时”的最合适的一种领会和表达，深合易理。能“至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为“天时”对于中国古贤来讲就是活的终极、生成着的“中极”。孟子赞孔子为“圣之时也者”，（《孟子・万章下》）可谓言中！
老子的学说尽管不看重“艺”，但同样富于时机化含义。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将道家视为“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的典型。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42章）正是由于阴阳的相激相交（“冲”），以至有气化之“和”。此处“冲”字既可训为"涌摇交汇”，又可训为“虚”，从字面上看，则也可与“中”有关。两极相交而生居中之虚境，于义亦妥。帛书甲本此字就是“中”。按先秦人的思路，这阴阳交生之中虚或中和者，必含有原发的时机性。“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16章）可见在这虚极之处，有“作”有“复”，以构成“惚恍”之象。“视之不见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14章）[15]“夷”、“希”、“微”都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也就是“不有不无”的那样一种“惚恍”的居中状态，因此“不可”被规定（“致诘”）为任何可对象化之“物”或可描摹、再现之“状”。但它们又都有来去出入可言，“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老子》5章）但这“来”不见其首，这“?ァ辈患?浜螅?蛩?怯搿敖瘛被於??弧9收狻叭?[夷、希、微]混而为一”，可以理解为原发时间的三时相[将来、过去、现在]媾生合一的氤氲状态。而且，原文确实马上谈到了时间之“今”与“古”。今与古的交织回荡构成了“道纪”和“自然”。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能看出道家乃“因时为业，……时变是守”，（同上序）很有见地。但须知道家的这个要旨与《易》理相通，也就是与先秦儒家的天时领会相通，而将“儒墨”置于同一档次大为不妥。至《庄子》，此“时”义大张。“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就是游于原发天时的境界。这不限于“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庄子・养生主》）这类说法里的时机领会，更意味着“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大宗师》）的终极或中极时机化境界。比如“山木篇”讲的“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就意味着这样一个“与时俱化，……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时中”境界。
由以上这些阐述可知先秦人对“时”的极度敏感和原发领会。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即“随时”、“与时消息”、“守时”、“因时”等，绝不只是“按（现成的）时刻表做事”，更不是无真义可言的“机会主义”，而意味着进入或参与到原发时间或天时的构成之中。只有在其中，才能“随”和“因”。所以，随此天时而动就必为此时所化而“至诚”，也必因此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中庸》22章）这就是《中庸》讲的“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的意思。（《中庸》25章）在《中庸》的语境中，“至诚”相当于本文讲的“原发时间”，所以“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中庸》20章）并不只是被动地顺因外在的规律。“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中庸》24章）此为圣人境界。
三.天时的各种表现――天之时。
这种对原发时间的关注来自中国的远古传统，也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先秦之后中国文化的走向和特征，由此而形成了各种时间上的讲究和安排。有的还保持了对于原发时间的体验，有的则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外在的时间格式（schematismas）了。
中国古人“仰观于天”的长久热情在其他文明古国也有，但中国人由此不仅发展出测时的历法和作预言的占星术，而且将这种比较外在意义上的“天时”转化到人的生存领会和行为态势中来，发展出了一种天人相参的时机化的时间观。中国人真正看重的既非物质自然之天，亦非主体之人，而是在其中摩荡生发着的生存时境。
《易》一开始并不只是一部用以占卜的书，也绝不只是“观类取象”，象征和描摹现代人讲的“自然规律”的书。从根本上说来，它是一部“参天时”之书，通过卦象和解释来领会阴阳、天人相交相背之时的种种形势和处身之道。由此而可看出“德”或“美德（比如“健行之诚”、“潜隐之韧”、“避咎之惕”、“履正之中”、等等）乃是时机化形势本身所要求的，而天地万象之变化也竟可以视为媾生原发时间和生命意义之“易”。所以《系辞》说《易》是“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系》上6章）它要表达的是超出西方分类原则的一种原发混成的智慧。因此，由它可以变化出或关联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历法、兵法、医术、建筑、艺术，还是治国和修身之道。
历法早已配合于易象。比如“十二辟卦方位图”，其“来源甚古”；[16]它是将易卦中十二个有序的“阴阳消息”卦按“东西南北”等方位排列，十二“地支”与之配合。由此而见一天十二时辰和一年十二月份中的易理－－阴阳如何消长；同时可见时间与（地理）空间方位的关系。类似的、做得更精巧复杂的“图”还有许多，比如揉进了“节气”的“卦气七十二候图”和“卦气六日七分图”等。由此，《易》与历法结合；而中国的历法自古便与人的活动时机紧密相连。
此外还有更复杂的“五运六气”之说，用以推算每年每季的气候及其与人的身体的关系。我想除了在中国古代的这种重天时的文化中，哪里也不会出现如此精微的“时刻表”。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推算虽然有法可依，却又绝不是完全机械的，不然就丧失了原发天时的“原发”意义。这么多本身有时间性的因素相互影响、“化洽”，所得出的不可能只是死板的定数和“规律”，而更有时潮的“随-机”趋向。[18]最终的决断或决定性的判断只能由那能充分感受这时潮之人临机作出。正所谓“时中（zhong四声）”是也！不背医书者不晓规矩方圆，只背医书而不知运用之妙者，必治（致）人于死地。对于中国古人，凡事做到精微处，无不有个太极阴阳五行，也就是变易之时机几微。这里确有理性的深思熟虑，但也绝非只限于概念理性和因果关系；在最关键处总离不了时机化的理性，也就是“圣之时”的裁决。所以养生治病如治国用兵，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才会得机得势，透微入里，游于天时的韵律之中。
可以设想，这种阴阳五行、变通周旋的易理完全可以用于理解历史和社会政治。以上已经提及孔子作《春秋》，内含微言大义，即在历史之时机情境和叙述之语境中“寓褒贬，别善恶”。战国时的邹衍，“深观阴阳消息，……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看来，他已有意识地将“阴阳消息”、“五德[即五行的表现]”与君王之“治”联系了起来。而且，这“五德”的时间似乎也不只是指一年之中的季候，而包括了朝代或历史时代。汉代的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将阴阳五行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观与《春秋》直接挂连，全面阐释出儒学的“天之时”的含义，建立起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董仲舒相信“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天性唯时，故人性亦唯时。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时，人则有喜怒哀乐之四气；反过来说也可以，即天有喜怒哀乐之气，人有春夏秋冬之时。（《繁露・天辨在人》）而关键在于：“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繁露・阴阳义》）这一点对于“人主”或“王”尤其重要，因他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董仲舒写道：“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繁露・王道通三》）这种以文字为“象”而通其原义的作法颇有《易》的古风，而其阐发的王与天地贯通之“中”也颇有深义。“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法]其时而成之；……然而王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暖清寒暑而以变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是故治世与美岁同数，乱世与恶岁同数，以此见人理之副天道也”。（同上）王法天就是法天之时变而成就社稷黎民，故他的好恶喜怒之发皆中节（即“义”的原义），就如同天之四时皆守时，则世治，如天之岁美。可见人主与天以时相通。“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物莫不应天化”。（同上）非常清楚，这正是《易》与阴阳五行思想的衍生和体现。
六气”说所推衍的那样，只是后者主要涉及气候灾变与人的身体中的五藏六腑的关系罢了。因此，正如上面已说过的，董仲舒的推断尽管提供了大的思想背景，但也绝对代替不了原发的时机决断，因为这正是所有这些天时推衍的根据所在。原始反终，才会有真正的“应天因时之化。”（《繁露・五行相生》）。
关于时代、朝代之变易，董仲舒有“三统”或“三正”之说。“三统”，就是指三个相继的朝代，各以不同的颜色、时制来“一统于天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这颜色首先来自物候之时机，比如当寅月（十三月）之时，“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如以这个月份为时制之“正月”，则是以黑色为统，于是朝服、车马、旗帜等重要标志皆取黑色。退后一个月（丑月，十二月），则“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因此，以丑月为正月的朝代为白统，其色尚白。因其看重“正月”的确定，视之为“王”受天命的象征，故亦称“三统”为“三正”。“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故谓之‘王正月’也。”（同上）。
照此说法，儒家并不只是按“阳尊阴卑”之说而维护“三纲五纪”的尊卑秩序，更依据阴阳易变而“天道靡常”的道理来接受并积极参与时代或朝代的更替，“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革・彖》）非如此不可谓“奉天应时”之真儒、大儒，而只是固守死礼的陋儒、腐儒。但儒家能接受的朝代变易必是真正应天承运、以德配天者，所以“王者[即新王]必改制”（《繁露・楚庄王》）也就是必以新统新时换旧统旧时，不然不足以示区别、“明天命”、“见天功”。无此《易》变，则无“正”、“统”可言，亦不会长久。这一说法或思路影响了后世历代君王。可见中国的“正统”观中充满了天时见地。
更奇特也更深刻的是，董仲舒和今文经学家不仅赞成朝代变易或政体“历时”说，还主张这变易之中的和谐共在，即“通三统”的“同时”说。这“通三统”讲的是，以新王或新时代为主导之统，但同时要让前两统或前两王之后代以非主导的或边缘的方式存在；也就是此二者被退封百里而为公候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这二统仍奉其祖先当王时的正朔时制，因而在其方圆百里的公国中仍服其故有之服色，行故有之礼乐，当朝天子也以“客待之，而不臣也”。
新王或新统又出现后，最老的旧统就退出三统，而被称为“帝”。帝有五位。新帝进入五帝后，最老的帝又退出以保持“五帝”之数。退帝者被称为“皇”，共有“九皇”。退出九皇者才为民。“从文化基因”或“形式”的角度上看，不主当前时制的两统仍是“统”，只是不是“正[在主导之]统”。但它们代表了“过去”，也在某种“惚恍”的意义上代表了“未来”，因过去了的某一统起码在形式上会再现而主宰未来的一个时代。这三个时代或时间向度的贯通，就是“通三统”。这“变”而“通”构成了任何一统或只变而不通的三统所没有的活生生的“天时”感受，即传统、现实和将来的充满仁爱、正义和憧憬的微妙交融，赋予历史、文化、社会以原发的和自然和谐的生存意义。由此让我们领会到孔子讲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深邃含义。这是中国古代儒家天时观在政治、历史领域中的最有特色的一个表现，是原发的、时机化了的“人（仁）道主义”，在西方的政治理论中找不到对应者。董仲舒对《春秋》笔意（即寓褒贬于其中的记述方法）也做了许多讨论，比如“玉杯”、“竹林”、“玉英”等篇。这些都是更直接具体的时机化分析（“别嫌疑”）。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作讨论了。
结语：
本文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天时观在《易》和几位大思想家那时的“原发”表现，以及它如何延伸到中国的古医学和政治、历史、社会的学说中。在我看来，不深刻了解这种天时思路，就不可能进入中国古代思想和整个中国文化的枢机之中，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之。
从以上的讨论可见，这种天时观与对人的生存形势的领会相通。在这个意义上，它与西方的现象学时间观比较接近，尤其是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化的现象学时间观接近。然而，也不可忽略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现象学的时间观，哪怕是海德格尔所讲的，都首先与个人的原发体验相关；尽管这不必是主体主义的，而是历史的和解释学境域化的，但起码它的讨论方式要以个人体验（“主体的内在意识”、“缘在”（dasein））为中心进行。中国的古代天时观则不然，它出自与社团、种族的生存息息相关的日、月的循环消长，并被《易》象化，通过阴阳的“媾生”势态和机理来领会时机的构成特点。所以，这种时间观能孕育出各种极为精巧、复杂和准时准点（地点）的应时技艺和学说。在“朝向将来（以“将来”为时间重心）这一点上，天时观与海德格尔的时间观相仿佛，但在海德格尔那里，这种“朝向”或者表现为个人在“朝向死亡”中做出“先行决断”的体验，或者表现为对于那已消逝之“神”的“等待”姿态。在《易》和《黄帝内经》中，这种朝向却是更丰富和活泼得多的；既可以是准时准点的预测（“知几可以前知”），又可表现为“以德配天”的时机化智慧（“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四时调神大论》）和活生生的信仰。然而，古代中国的天时观缺少现象学那样的详审分析和追究，因而多为活灵活现的“体现”，而寡于反思境域中的“纯现”，以至往往被后来的思想家们所忽视遗忘。
注释：
[1]参见《希腊哲学史》，汪子嵩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75-76页。又见w.k.c.格思里（guthrie）：《奥菲斯和希腊宗教》（orpheusandgreekreligion），london，1952年，80-95页。
[2]亚里士多德：《物理学》219b1。
[3]此文引用中文古典文献时尽量在行文的括弧中给出出处。其中的加强符皆来自引者。
教育出版社，1995年，310页以下。
[5]《周易译注》，黄寿祺、张善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70页。
[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einundzeit）,tuebingen:neomarius，1949年，31页。
[7]作者对于“象”的原义的讨论还见于另一篇文章：“观象”，见《读书》，，4期。[8]《周易译注》，153页。
[9]参考《周易译注》，406页，但有所变动。
[10]参考《周易译注》，45页。
[11]参考《周易译注》的译文，但有较大改动。
[12]《国语・越语下》。以下言范蠡者皆出此处。
[1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1卷，北京三联，1956年，119，132页。
[14]可译为：“礼制以适应时机为最重要，再者才是要合乎顺序”。
[15]此章最后一段依帛书本改动，即将王弼本的“执古之道”变为“执今之道”；“能知古始”变为“以知古始”。参见《帛书老子校注》，高明撰，北京：中华书局，，298页。
[16]《周易译注》，56页。
[17]《素问》和《灵枢》皆属《黄帝内经》，引用时不再标出《黄帝内经》字样。
[18]《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帝曰：‘余司其事，则而行之，不合其数，何也？’歧伯曰：‘气用有多少，化洽有盛衰，盛衰多少，同其化也’。”“同化”意味着构成时机的各种因子（比如“气”、“运”）的叠合化洽。
[19]公羊《春秋》派或今文经学中的“三世说”（认人类历史由或将由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组成），似乎有目的论之嫌。但对三世说的解释往往含糊不清，既可以是“希望哲学”，又可以是“复古慕古”而含“循环”之义。不过，可以肯定，《礼运》中“大同书”所描述的大同世界（相当于太平世）比较近于西方思路中的“理想社会”的模式，而少天时智慧。我对三世说的评价与蒋庆君所说者（见蒋著《公羊学引论》，第5章，9节）不同，尽管我在阅读其书时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