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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文本中对基本结构概念在叙述上的模糊不请却导致人们在证明过程中的重大分歧。详细分析罗尔斯哲学理论中对基本结构所做的不同叙述，将能厘请罗尔斯理论的本意，并且这将为合同法理论的探索开拓出一个新的领域。
一、基本结构概念对私法的重要性。
罗尔斯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私法位于正义两原则范围之夕卜一一私法不是社会“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根据这种观点，社会基本结构只限于基本的宪法自由及政府的税收与交易制度。这种狭义的观点导致了人们认为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在与私法有关的问题上保持中立。
然而，在当今如火如荼的关于合同法事前（exante)和事后(expost)分别与合同法道德理论与经济分析理论相对应一一两个概念间的争论中，争辩双方都在不同程度上援用罗尔斯的理论来证明自己主张的合理性。如果狭义的社会基本结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罗尔斯的理论完全摆脱了这种争论。因为，正义两原贝皖全不适用于私法，由此可以合理地推断出，罗尔斯的理论与合同法理论间的争论毫不相关。但是，许多经济分析学者却认为罗尔斯的理论也包含着适用于私法领域的福利最大化方法。sen就认为，一个持罗尔斯观点的人“会制定一项源自经济学的破产制度而非协商性的法律。他们的观点是，适用于这些私法领域的福利最大化方法将最终导致通过税收和交易制度等分配或再分配后得到的最大化福利的产生。随之而来，这将极大的符合正义两原则的要求。这就导致了一种不太可能出现的结论一一持罗尔斯理论观点的人和法学研究者应当同经济学家一样在私法领域适用福利最大化的理论研究方法，受分配目的导向的公平不是经由私法规贝u达到的，而只能是通过税收和交易达到。当然，这一结论是以私法规则本身并不受正义两原则支配这一假设为根据做出断言的。
然而，如果这种狭义的社会基本结构观点是不正确的，并且私法应当完全服从正义两原则，那么就无法再得出通过将福利最大化方法适用于私法领域就能极大地满足正义两原则的要求这1论。分配或再分配就不需要仅仅依靠税收和交易来完成，并且那种认为罗尔斯的理论应当将经济方法适用于私法领域的结论也能够被合理拒绝。因此，如果能够对罗尔斯所提出基本结构概念进行分析，我们可能会对合同法是否为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理论所指导做出更为准确的理解。
二、罗尔斯政治哲学理论引入基本结构的原因。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指出了在“原初状态”中采纳的两项正义原则，并主张社会制度应当按照这两项原则来进行构建。
他进一步主张正义的两项原则仅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
对于罗尔斯而言，优先的善是指那些“源自原初状态的立场，对交易双方来说无论他们的最终目的如何，都假定为他们的需要是合理的”事项。罗尔斯将优先的善编序为一种评定相互竞争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设计的客观标准。优先的善被理解为“权利、自由以及机会、收益和财富、还有自尊的社会基础。”在建构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过程中，需要对彼此竞争的制度设计中与优先善有关的规定进行比较并且选择那种在总体上最大符合正义两原则要求的制度设计，而正义两原则的要求与法律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则是由民主程序来居中协调的。
然而，罗尔斯对社会基本结构的实际价值的论述去阱不那么请楚，即社会制度将如何根据它们对优先善的规定进行评价并按照正义原则进行设计并不明确。具有私的.性质的机构是否属于基本结构，在它们的设计里是否也应当服从正义两原则的要求，哪种政治和法律制度能够被正确地理解为直接或间接地符合正义两原则的要求都是不请楚的。既然正义两原则在严格意义上讲并未对合同法提出要求，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法律制度是否必须被理解为是社会基本结构的一部分以及是否因此必须遵守正义两原则的要求。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为什么罗尔斯引进了基本结构这一概念;第二，基本结构是由何种制度构成的。第一个问题对于理解罗尔斯的构想是至关重要的，而第二个问题贝提理解其如何应用的关键。正如当前任何一种最佳原则所示，其所揭示的规范性结论都与原则所适用领域的某种功仓饰关，因此，这些最优原则适用的范围必须被具体化。
对于罗尔斯而言，正义两原则的范围是其所谓的“基本结构”。他虽然并不总是明确指出是什么构成了基本结构，但是却解释了他对于基本结构的关注以及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以背景条件为解释的开始。罗尔斯拒绝接受功利主义哲学家的正义观一一正义位于人们彼此之间个体或局部合意一一是因为他所谓的“背景性正义”是构成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而洛克所使用的历史进程并不足以构成有道德的自由平等的人所接受的背景性正义概念的特征。对于罗尔斯来说，公正无法在局部中实现，即无法从仅仅被视为在私人间进行的交易这种个人关系的内容中得出。相反，正义应当从其所谓的“社会角度”出发来进行观察。对于罗尔斯来说，社会正义是一整套社会规则的实质，其通常所坚持的是最大限度满足正义两项原则的要求。
对于罗尔斯来说，这些背景条件对于决定个人交易或者特定条件下的正义是至关紧要的。虽然对正义的诉求并不仅仅是人们之间已经确定的合意交易的一个事实，但是，正义多少要根据个人或者局部交易背景中是否存在某种确定条件来加以明确说明。背景条件对于社会正义的必要性产生了建立这些条件的基本结构的要求，正如他所说的“工资协议是否公正依赖于劳动力市场的性质：必须避免过多的市场干预并且在劳工与雇主之间应当存在公平交易的权力。但是，另一方面，公正取决于潜在的社会条件，例如公平的机会。
对基本结构关注的另外一种解释(或合理性证明）是罗尔斯所谓的即使当“公正的背景条件—时存在，它们也可能逐渐地被”即使其行为严格遵循个人交易的“地方性”规则来进行个人交易的那些人所“破坏”。罗尔斯对“看不见”的手“远离”正义，企图在错误方向运作并因此而“侵蚀”了正义的背景条件进行了论证。这种论断展示了他私人交易规则无法(或者不应当）提及社会正义的观点一一这些规则(也许其独自对于确保并维持背景正义并不充分。这是因为“个人交易无法过于复杂，或者需要大量的信息以至于不能够正确应用这些规则;它们也无法命令个人与众多广泛分散的第三方进行商谈，因为这将增加额外的交易成本。对于罗尔斯来说，完全充分的社会正义需要一套管理背景条件的制度。而基本结构的职责就是确保背景正义;与私人交易有关的规则要对“简单性和实用性”负责。这就是罗尔斯引入基本结构的原因。
三、罗尔斯理论中对基本结构概念的不同叙述。
罗尔斯的文章在何种制度构成了基本结构这一主题上并不明确。即使坚持它们应当在任何种充分的社会正义理论中发挥作用，他的整个基本制度概念仍然要比人们预期的模糊得多。在某些地方，罗尔斯认为影响一个人一生前途的所有的社会制度都应被理解为基本结构的构成部分——这一观点有时可以理解为“广义的t基本结构观点。在其他地方，甚至即使在他对关注基本结构的解释中，罗尔斯都以某种方式暗示基本结构缺少扩张性并且将私法和私的分类排除在外一一“狭义”的基本结构观点。因此，在罗尔斯的论断中，什么构成了社会基本结构，根据什么对优先善进行规定以及用何种制度来进行评估成为一个普遍性问题。
在《正义论》中，基本结构由“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与负担的分配、“思想自由与良心自由的法律保护’、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生产资料中的私有财产权以及家庭”构成。根据这种观点，似乎任何一个影响一个人一生前途的社会生活的方面都构成基本结构。罗尔斯明确指出，“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体制中的基本结构并且用于决定生活前景。”罗尔斯认为广义的基本结构概念可以令人信服地建构起来。“这种结构也通过规制个人与团体之间交易与协议的另夕卜一套法律制度得到加强。那些与欺诈和胁迫有关的规则，以及类似的规则，不仅属于这种规则，而且还符合简单性与实用性的要求。建构它们的目的是赋予个人与团体在追求他们的目的中拥有有效行动的自由而不会有过多的限制。这里所谓的法律制度应当包括合同法在内，这一段文字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广义的基本结构观点支持的暗示。
在《作为主题的基本结构》—文中，他对狭义的基本结构观点进行辩护。他主张在两种社会规则中以及在这些规则得以实现的不同制度形式中存在一种分工。基本结构首先由详细说明社会背景的制度组成并且也包括了那些不断调整和弥补不可避免的远离基本公正趋势的操作机制。他解释到，。实际上，我们所追寻的是一种在基本结构同直接适用于个人以及团体并且为他们在特定的交易中所遵循的规则之间的制度性分工。。如果这种分工能够被确立，个人与团体就会拥有更有效地在基本结构的框架内实现他们目的的自由，不必再有在社会制度中为了保持所创造的基本公正而要存有必要的矫正这方面的顾虑。
罗尔斯本人所持的基本结构观点有明显的问题:第一，何种制度构成了基本结构;第二，这些与其他政治和法律制度、社会实践以及个人行为相矛盾的制度究竟出于何种原因成为正义的主题并因此成为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目前已经有两个可能的观点被用来解释基本结构概念。第一个是狭义的基本结构观点一一基本结构被局限于宪法自由以及税收和交易制度的框架之内。第二个是“强制概念，它认为所有的强制性政治与法律制度都属于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一一这一概念是由科恩总结的，科恩承认罗尔斯的文本在基本结构的概念上并不明确。然而，在《作为主题的基本结构》一文中，罗尔斯本人似乎否认强制性概念这论并对狭义的基本结构概念进行了辩护。他强调“基本结构与直接适用于个人和团体规则之间的制度性分工有关并且应当在特定的交易中为人们所遵循”。还有一种广义的基本结构观点一一影响公民生活前景的所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基本结构。这种观点得到科恩的支持，虽然他得出这一观点使罗尔斯的理论设计“触礁的结论，但是他认为这是正确的基本结构概念，“如果罗尔斯的基本结构包括那些不易更改但是又不合法或者在字面上看来是强制性的习俗与惯例.罗尔斯经过充分论证以鼓励人们追求的整个正义方法就会‘触礁'。”
尽管在罗尔斯的文本中存在着模糊不请，并且已经造成了诸多文献研究者的困惑。josephmendola说到，“罗尔斯并不认为社会评价的首要主题应当是所有的制度或者社会实践。他认为这将使关注的内容变广。他宁愿我们以某种详细而精确的方式首先关注一些重要的制度。例如，他认定‘制定契约性协议的程序’是对基本结构的违反”。kronman评论说。罗尔斯对于税收的偏爱++++++以及他不愿将合同中的私法视为一种用于利益再分配的平等适当的手段反映了一种为许多自由主义思想者所拥有的态度。这种对税收的偏爱以及由其所引发的合同法是非分配性的法律的观点能否是合理的？”但是，在罗尔斯哲学理论中仍然存在一个一致的有关社会基本结构范围的观点。如果广义的社会基本结构概念能够被人们合理证明，那么合同法就能够被正确地理解为正义两原则的主题，随之而来的是罗尔斯的理论在合同法的本质上就不再是无关紧要的，这种新的认识将为合同法的理论探讨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音乐教育哲学理论发展悠久，国内外均有不同成熟的哲学观念，如我国的“审美核心哲学、宗教美育哲学、多元化音乐哲学”，如国外的“实践音乐哲学、智能音乐哲学、功能音乐哲学”等等，这些哲学观念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方式，提升音乐教学的质量，如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社会的发展以及时代环境的变迁不断促进着教育理论的改观，任何理论学问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当代，音乐教育者们提出了“创造为核心的哲学理论”，以此来推动音乐的继续发展，本文就针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阐述这一理论是如何应用在时间课程当中。
一、创造音乐教育哲学观的含义与时代背景。
音乐在教学发展的过程中从来不是单一的“教――学”导向，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与学生共同学习，教师与学生都属于创造的主体，也就是音乐哲学史上提出的“双主体”理论。音乐教学分为两个主要板块，第一是技巧第二是天赋，不可否认在音乐学习中没有“后天努力”这一种学习方式，教学者和学习者都能够通过技巧改变音乐的形式，但技巧却无法持续促进没有天分的音乐人继续创造，因此创造音乐又成为“天分音乐的表现”，在“双主体”和“天分音乐的表现”两重作用力的推动下，创造音乐哲学理念初步诞生，其理论价值观在于：“提倡学习者不断的提升自身对周围知识环境的价值与意义的理解，融入到自身擅长的音乐天赋领域中，挖掘教学者对学习者的引导能力，提升学习者对正确音乐价值和意义的理解，从擅长领域出发，不断的将新的知识融入到对音乐的理解中，最终实现创造”。这一价值标准贯穿整个音乐创作当中，包括：编曲、作词、表演、舞台，以核心创造音乐能力促进这些领域的持续发展。因此综合来看创造音乐哲学观的含义在于提升主体对音乐的认知与拓展能力，激发创造性。
二、“如何创造音乐”
音乐创造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创造音乐”。也就是使学生关注自己如何创造音乐，提高创造音乐的兴趣、欲望、能力和水平。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应当了解和熟悉历史上的古人、现当代的今人是如何创造音乐的。要学习历史传统、熟悉历史传统、理解历史传统，不仅学习、熟悉、弘扬母民族的音乐历史文化传统，而且要学习、熟悉其他各民族的音乐历史文化传统，还应当理解现当代的今人是如何创造音乐的，关心现实，熟悉现实，了解现实。不仅熟悉、理解母民族现实音乐生活中的音乐创造的状况、动向和新发展，而且了解、熟悉当今世界上各民族音乐生活中的音乐创造的状况、动向和发展趋势。然而，这些又必须最终归结到培养学生“如何创造音乐”的一立足点，有利于促进学生音乐创造观念、行为、能力、水平的提高。
三、音乐创造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的课程。
“如何创造音乐”是这一哲学观念的核心，但理论与实践结合是检查“创造”能力的具体方式，我们如何将“创造核心”的哲学理念应用在在教学当中，才是具体的实践能力表现，作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分析这一问题，第一改变课程设置，我国音乐教学的课程设置普遍还停留在“以教学大纲”为纵深的教学方式上，而教学大纲的编制也仅采取了“灌输式”教学理念，因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即无法实现理论意义的改革，也无法实现实践的拓展。为此打破这一传统方式改变课程设置安排至关重要，加设“音乐理解、音乐表现、音乐历史、音乐环境”这些课程，让学生对所处的音乐环境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同时增设体验与创造、感知与表现、评价与反思的理论指导空间，让学生对音乐的价值与意义进行理解，并充分引导学生向自身喜好方向过度。第二改变课程实施，“灌输式”教学时抹杀学生创造能力的关键，因此在实施的过程中应当将“灌输”模式改为“引导模式”，教师应当从音乐教育者的身份转变成启迪者，这意味着教师要进一步增加音乐专业及与音乐专业相关的理念，以确保能够对学生的思考及提出的问题作出有效的解答和判断，给与学生明确的目标指向，促进学生进一步的挖掘自身潜力，在音乐创作、鉴赏、表现等课堂活动中，帮助学生开打音乐思路，当然创作音乐哲学是“双主体”教学理论，一方面是教师对学生的积极引导，同时离不开学生对教学的认知，因此作为学生要积极的参与与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有限度的将自身认为正确的音乐理念引入到学习过程当中，充分的与教师分享自身的所见所得，不拘泥于现有的教学思路，也不拘泥于对陌生理论探讨的避让，切实从自身想法出发，对学习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第三改变课程的评价方式，教师良好的评价方式能够最大程度的激发学生的`潜能，在评价的过程中教师要认真做到两点，时候先是认真听取，学生在创造的过程中并没有具体的理论指导思想，因此往往是“念头”，不能涵盖所有的只是理论，因此出现“天马行空”的构思，这是教师应当与学生细谈，将学生的“念头”用理论包装起来，反馈给学生正确的发展方向。其次“过犹不及”，评价最注重的就是适度评价，无论好坏教师都应当在尊重学生原有学习基础上以及个人素质表现上对学生的新创造进行评价，站在学生的角度看自身的评价是否合理，给与一定褒奖和中肯的评价，刺激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又要防止评价过度现象，因人、因时、因事而定，提升学生的学习欲望。
结语。
“创造”为核心的音乐哲学理论的关键要素在于对理论的拓展、对价值意义的思考、对教学方式的改变，三者缺一不可，而教师与学生作为这以理论当中的双主体，一方面要积极拓展自身四轮，一方面也要注重理论实践的双结合，只有切实的从教育、思想、理论等方面出发，才能完善这一理论价值系统。
参考文献。
[1]阎小青.音乐创造哲学教学审美教育的培养[j].文艺生活・文艺理论，（4）.
[2]王畅.多元化哲学理论观音乐教学中的运用[j].教育信息技术，（11）.
[3]杨志华.新课改下音乐创造教学的问题与策略探讨[j].科教导刊，2009（35）.
[4]杨志华.音乐课程课改下理论实践的教育方向分析[j].科教导刊，2010（27）.
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20世纪后期算得上引领西方学术思潮的大手笔了，只是直到世纪末，在各流派纷呈的多彩图景中这浓墨重彩的一笔才渐入国人视野，但由于国内主流知识界先入为主地将ssk定位在了反科学思潮上，抱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加之解读文本的实际难度，恐怕只有少数学人愿意仔细了解他们的具体主张。包括至今硝烟未尽的这场“科学大战”，人们更热中于谈论战争的氛围，而不是争论的具体内容。特别是近几年来“社会建构”已经被人们作为时髦语汇广而用之，但与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诸纲领相比，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建构论似乎有被国内学界“黑箱化”的倾向，也缺少适当范围的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争鸣。
那么，借用ssk的语言，ssk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场域，采用何种话语系统展开他们的理论体系的，他们所建构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如何，他们真正的社会学和哲学的理论抱负是什么？他们为自己的信念提供的辩护策略是什么？显然，系统回答这些问题是有相当大困难的。这主要是由于ssk的研究者本身是一个边界相当模糊的群体，而且内部歧见甚大，反对者阵营也难以达成共识，形成有效合力在学理上对其进行深入批判。但是，透过霍桂桓、鲁旭东、刘华杰等国内几位有见地的学者精心设计的《知识与社会译丛》中ssk的几位先锋派人物的纲领性文本，我们有可能聚焦于ssk的相对主义纲领进行一番知识社会学的“反身性”追问。
一、ssk的智力资源：对标准观点的修正。
ssk的倡导者无疑是20世纪反叛传统之一族。与西方思潮中以考察科学为对象的其他纲领不同的显著特征是，他们是聚焦于微观的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科学实践活动，对科学进行社会-文化的经验研究。ssk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或者热衷于论证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形态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或者致力于祛除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和科学实践的无功利性的神秘。一些人从人类学家视野观察科学家在干什么和他们声称在干什么，强调以局外人的眼光和术语真实描述实验室生活；另一些人则关注如何从与境和“行动者网络范畴”，理解和解释科学知识的生产；一批案例分析者们试图剖析科学争论是如何面对社会-文化这一“终极法庭”的，说明科学权威和专家统治的形成如何是利益驱动的……。如果仔细检视ssk最核心的理论主张，至少可以看到，在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时，他们充分借重了后实证主义知识社会理论、库恩科学哲学和解释学方法几大智力资源，向传统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科学观开战，即ssk学者声称的“对标准观点的修正”。
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大多数知识社会学家采纳了舍夫勒所称的“某种形式的标准科学观”，这种观点包含四项核心假定：自然界具有一致性；可以明确区分事实和理论，并且它们具有不同的认识论特征；科学观察是不带偏见的对客观事实的单纯关注；存在对科学主张做出评价的统一标准和明确规则。
在ssk学者看来，正是在这种标准科学观的引导下，传统知识社会学一直把科学知识视为具有认识论特权地位的真理体系。因此，自舍勒创立“知识社会学”起，虽然如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曾将社会学理论用于科学知识的分析，但最终所获得的结论是，与文学、艺术或伦理、宗教等其他知识形态相比，科学知识是不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直接影响的知识。社会学可以分析客观世界解释的社会条件，也可以分析客观知识的社会影响，但不能分析科学知识自身的形式和内容，科学的结论完全是由自然界决定的，科学知识理应排除在社会学分析之外免于社会学诘难。虽然默顿学派首开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先河，但研究的也仅是一种科学体制社会学，是把科学看作在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四大基本原则指导下运行良好的社会建制，一如默顿本人所言，“科学社会学一贯和永恒的主题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所信守的价值和规范的复合体”，他所关注的是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组织的规范结构，并未企图对科学知识自身进行深层剖析。
20世纪后期，整个西方社会和西方学术在反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浪潮冲击下，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各类文化的和理论的困境。究竟是要寻求一种普遍理论，还是站在相对主义立场上，知识社会学在所谓“认识论的两难”中终于引发了后实证主义变革。在讥讽着前辈们执著于追求纯粹的客观知识和普遍理论的幼稚的同时，一批人在大呼“理性缺场”的情境中，义无返顾地转向了与境主义和相对主义。在这种关头，社会学中能够取代缺场理性和实证主义的唯一选择，似乎就是建构一种相对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就是要把信念和权力这种非经验事实的东西提升为可以证实和证伪理论的力量。因此，在这种与境下，对于作为知识典范的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深度怀疑和批判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2.“自然之镜”的破碎与相对主义的激进解读。
瓦解传统知识社会学家所坚持的“科学是例外”这一假设之最大的外部力量，事实上是传统科学观受到了自蒯因以来的某些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的质疑，特别是经过库恩、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的阐释后，真理的与境化和多元化主张打开了科学事业通往非理性主义的大门，也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供了相对主义建构论的智力之源。在他们看来，以往建立在自然界的一致性基础上的科学知识主张都是大可怀疑的。因为，依他们之见，科学事实的陈述已被证明依赖于推测性理论假设；观察已被证明受语言框架的指导；逻辑和经验证据对科学理论的不非决定性已经蕴涵着对于科学主张判定标准的可变性；科学家信念的多样性要求科学的内容和意义将不断根据语境和社会背景重新解释。因此，正是科学标准的不确定性、科学基本主张的非决定性、科学结论对社会符号资源的依赖性这一切，说明科学的结论不仅仅受自然界影响，而更多地是社会产生的。于是，ssk的倡导者主张，长期被误导的“科学是自然之镜”的单一观念，必须接受相对主义观念的修正，而代之以科学之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甚至心理的多结构复合观念。
这种修正的观念无疑还源于对库恩理论中的相对主义哲学义蕴的激进解读。库恩关于不同共同体中科学认知标准的不同、概念意义的变迁、以及世界观差异的理论，的确为世人“提供了柔性的解释资源，使社会学家可以用极为不同的方式利用它”，尽管库恩后期一再否认他早期引入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中包含有相对主义倾向，但是“激进主义解释者看到的却正是范式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中蕴涵的革命性，他们将其视作库恩思想真正的意义所在”，也因此被当作ssk相对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基础。何况库恩确实还曾明确指出，经验和观察材料并非科学发展过程的决定因素，一个科学家会去寻找什么证据和认真地使用它，是由他心目中的理论决定的。经验的真正功能不是检验理论，理论往往在支持它的经验事实出现之前就被人们接受了。对于已被接受的理论，人们往往注意那些能证实它的证据，而对反对它的证据却视而不见。
如果经验证据不是理论得以确立的仲裁，科学术语和科学命题的意义依赖于它们所在的整个观念系统，就难以判定任何两个理论是对立的，或者是与事实陈述不相符的。表面上看似相同的陈述，在不同的理论参考框架中可能具有不同意义，分享共同的解释框架才是科学共同体存在的基础，运用不同分析框架的科学家会去考察不同的世界，一旦共同体一致的解释框架解体，就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沟通。因此，如果自然界不是科学知识的决定因素，主观框架不可避免地介入科学认知过程，实验证据和逻辑分析不能判定一种范式比另一种范式更为优越，就没有理由以一种自然信念排斥另一种自然信念，也就只有依赖社会文化的信念、共同体的协商机制和科学权威的话语权力了，于是，科学理论的选择就失去了真正的理性之维，科学知识就必然是由社会强决定的了。
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不是在社会学体制下产生的，也不是职业科学哲学家的独创，ssk阵营中的研究者也不都是专业的社会学家，更多的是曾受过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科学哲学、科学史训练的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但正是在热衷相对主义和建构论方面的“家族相似”，决定了他们相同的理论诉求，特别是他们独有的反实证主义的社会学视域和相对主义哲学倾向是构建ssk理论体系共享的智力资源。
二、ssk的方法论利器：科学解释学。
究竟何为科学知识？一直以来是大有争议的问题。从科学知识“是被经验证实了的科学结论”、“是没有认识主体的客观知识”，到“是科学文献档案中积累的知识”，直到ssk的“科学知识是可被社会接受的信念”……，体现了各路知识论者完全不同的主张。但是，科学知识是有意义的，科学知识是可理解的，这一点显然是已达成基本共识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科学就是在寻求可理解的对于世界的解释模型，区别只在于这种模型是自然之镜还是理论构造或社会协商之物。ssk试图对科学知识黑箱进行双重破解的重要利器之一是解释学哲学方法。
狄尔泰最初创立解释学，并宣称“我们解释自然，我们理解精神”时，原本是要区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独特性，将解释当作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随后，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在解释学内部的争论，推进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在方法论上的相互渗透；当海德格尔声称解释学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后，解释已不单纯是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成为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变成实际存在的事实的自我解释了。而伽达默尔倡导的“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解释学”在于重新恢复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与纯粹科学技术理性相区别的“实践智慧”。ssk的理论家们显然深得解释学一路发展所提供的思想精髓，而且在不同与境中采取不同取向加以灵活运用，他们相信，运用解释学说明科学知识是得出社会建构论的一条有效途径。
解释学主张的与境关联和所宣称的重建意义，甚至创造意义的功能，恰是ssk引入社会向度解构科学知识所必需的，与境主义解释学的一种立场就是强调解释的情境关联，强调任何特定的文本都是认识主体在具体的历史社会境遇中通过语言形式完成的。同时解释学也强调，由于不同社会背景中的社会行动者本身不可避免地是负荷意向性的，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就是认识主体重建知识及其内在意向的过程，就是重建意义图景的过程。只有经过这种意义重建的过程，知识所提供的语义图景、行动者内在的意向与认识主体的价值趋向才能相统一，而在共同体中这种重建的意义又是主体间可通达的。于是，依照扩张到科学知识领域的解释学，对科学世界作内在意义的解释也如同对其他人文社会世界意义进行解释，就不需要任何先验的假定了。
既然不存在制约人类理性活动的普遍的合理性标准，科学活动和科学知识的评价标准是以共享的文化的合理性为基础的，那么，我们关于世界的图景就不是从世界产生的，而是我们强加给世界的。既然信念不可能超越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环境又会随时间和地域有所变化，就没有任何一种信念是唯一合理的或是唯一真理，ssk把这一点称为“自然信念的多样性”。马尔凯和卡林诺尔-塞蒂纳具体分析了描述自然图景的科学家话语和文本对情境的依赖。在他们看来，对同一事件，不仅不同科学家的说明不一样，即使同一科学家的话语也会因不同语境有所改变，甚至还会由分析者的介入而发生变化。ssk的任务就是说明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的解释实践，并表明这些解释程序如何随社会情境而变化，以及科学家对行动和信念的说明如何是社会产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就是要搞清楚，在什么意义和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有理由地说，科学知识是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的。”
三、ssk的辩护策略：关注科学实践的经验主义。
在ssk的相对主义社会建构论的理论阐述和社会实践中，随处可见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方略大抵是：以经验替代理性；以具体场景的现实深描取代普适的典范模型；以针对个案的解释学取缔对认知真理的单方诉求；以共识和文化信念阻断对自然界客观性的通达。因为他们坚信，通过历史案例的考察、通过科学争论的研究、通过实验室生活透视，以及通过科学话语的分析，可以准确地将科学实践和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一一呈现出来，而这种呈现本身就是支持相对主义建构论假说，而不支持理性主义实在论假说的有力证据。但是，另一方面，在许多场合，他们又声称自己的基本主张是科学事业的一部分，是一种运用科学的术语，以客观的、理性的姿态理解科学活动的努力，强调ssk的工作也具有标准科学的可重复性、主体间性和客观性，只是其文化目标是为了沟通“两种文化”而已。依我们之见，要深入分析ssk的理论脉络及其有内在逻辑缺陷的辩护策略，就必须将ssk的知识社会学抱负和他们的认识论哲学抱负区分开来。
首先，ssk引入社会学纬度说明科学知识，其不同于哲学家之处在于把一种建构论与经验主义联系起来，不把“证据的不完全决定性”、“观察渗透理论”等问题当作纯哲学争论，而是倡导一种自然主义手法，试图通过系统的经验观察和描述，来代替先验的理性思辩，去揭示这些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希望以经验社会学进路取代抽象哲学的进路。而另一方面，从哲学角度讲，与其说ssk采取的是一种方法论的相对主义和经验相对主义，不如说，是通过建立相对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反驳传统的认识论，其真正的哲学旨趣或抱负是企图张扬一种集体主义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他们认为，深入考察科学实践对于理解科学知识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的知识本质不能简单地通过对孤立个体的行为和信念进行哲学的或心理学的分析来确立，还需要用社会学的分析来考虑他们的集体劳动和表现。而且他们相信，以自然主义视角将科学实践看作一种文化形态，将推进从认识论角度对科学共同体的体制性规范的探讨，而这显然是关于学院科学的强势社会学几乎不曾涉及的。
如果ssk学者采取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主义，不会引起主流科学哲学家那么强烈的非议，关键是第三种义蕴的相对主义确实对人们一直以来秉持的标准立场提出了巨大挑战，也是引起90年代科学大战中某些科学家对ssk激烈批判的根源所在。仔细解读ssk先锋派人物的经典文本不难看出，ssk在其理论和元理论的不同系统中事实上对三种义蕴的相对主义采取了不同的辩护策略，即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理论说明时，坚持一种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策略，在寻求“科学知识社会学何以可能”的哲学基础时，除了某种激进的工具主义策略外，还采取了一种诉诸自然理性的辩护策略。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分ssk的社会学辩护策略和哲学辩护策略。
2.经验主义的社会学辩护策略。
首先，必须明确，布鲁尔和他的追随者最初的理论实践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替代理性主义的相对主义知识哲学，而是以一种微观经验研究进路，把一种相对主义的知识哲学转化成一门经验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在他们看来，相对主义不是与理性主义或实在论相对立的，而是一种避免实证论偏见的方法论策略。他们自己也声称，相对主义强纲领所主张的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反身性等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ssk得以建立的方法论原则。巴恩斯和布鲁尔特别强调，这种方法论原则的意义在于揭示，“所有的信念、就其可信性原因来讲完全都是等价的。这并不是说，所有信念都是同样真实或同样虚假的，而是无论其真假与否，他们的可信性的事实都同样应当使视为有疑问的。我们准备辩护的观点是，所有信念的影响应毫无例外地要求经验研究，必须通过找出信念可信性的特殊的、局部的原因来加以说明。”
ssk之前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已经告诉人们，“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ssk的研究者则是要更一般地通过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手法揭示，科学知识如同其他知识一样是负载利益、负载文化、负载实践、负载情境的。诺尔-塞蒂纳和拉图尔正是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出发，对于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经验研究，揭示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了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这种建构，一方面是实验室中知识的建构，一方面是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制造知识》和《实验室生活》正是对于ssk方法论相对主义策略的具体实施。巴恩斯在《局外人看科学》中也指出，在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社会，当今科学中已经确立的关于科学的观念，大多是从科学家报告的情境中，并以这些情境为基础塑造的。常规科学并不总是诉诸直接的观察这一终极法庭的，而是诉诸从属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科学专业中的科学权威，甚至是由专家统治的社会裁定的。
而最重要的是，ssk反复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它既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经验研究的结果，同时又是通过经验证据的支持而获得其合理性的。
3.追求自然理性的哲学辩护策略。
依照传统理性主义的主张，是应当区分“理性模型和社会模型”的，但布鲁尔认为，存在一种自然理性的理论，使自然主义的社会模型并不与理性模型冲突。为了获得哲学上的立论基础，也为了将其理论纳入科学的一部分，除了某种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策略外，ssk还采取了一种诉诸自然理性的哲学辩护策略。尽管ssk始终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社会文化的因果关联，强调的是非理性因素对科学知识建构的介入。但其领袖人物却反复辩解说，“相对主义的对立面不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而是绝对主义。”“总的来说，科学和常识一样，是诉诸因果关系的，理论性的，价值中立的，时常还是还原论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经验主义的，而且归根结底是唯物主义的，这意味着它是与目的论、拟人论以及超验的东西是对立的。”布鲁尔、巴恩斯和亨利合著了《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分析》一书，提出了一种有限主义理论为ssk的相对主义纲领辩护，在我们看来，这一次的辩护显然采取了一种借重理性的策略。他们认为，“人们能够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当作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因为它包含了可以运用于它自身的科学方法”。
ssk认为，虽然“知识”的含义是指“已被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指“正确的信念”。但知识所“分享”的东西确实存在，只是这种分享并不是柏拉图分享“理念”意义上的分享。存在于知识“之外”的东西，比知识更加伟大的东西，使知识得以存在的东西，正是社会本身。“如果我们极其珍视的那些科学成就不具有社会制度的特征，那么，它们就不可能像它们实际存在的那样而存在。”
实际上，在ssk那里，解释学的与境理解并不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对立面，为了摆脱认识论两难，他们反对断然的二分：要么接受永恒的非历史的合理性标准（纯粹的客观主义），要么接受随意的社会标准和实践（绝对的相对主义），而他们企图寻求第三种道路，或称第三种替代物。在我们看来，是在寻找另一种理性，这种理性实际上相当于他们宣称的“植根于科学实践的自然理性”。实际上，伽达默尔倡导的“作为理论和实践的解释学”的核心观念也贯彻着类似的信念：主观性和情境在现实中创造了人们所拥有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在科学研究中这些规范是具有主体间性的。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方法中，普遍性和祛个人的规范都是可能的。”这种规范恰是ssk所寻求的集体主义的认识论的客观基础。但是，同样可以断定的是，ssk的自然理性并非真正意义的伽达默尔式的实践理性，以这种自然理性为ssk作哲学辩护也不免牵强。
科学知识社会学各派人物在放弃了基于科学真理的实证主义，放弃了基于数学和逻辑分析的理性之梦之后，其中的大多数仍然还是想把理性当作最后的希望，把科学进步当作现实的可能。只是他们一方面不无遗憾地看着非理性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无孔不入，一方面仍然试图理性地展示非理性是如何在科学的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运作，又是如何产生各种科学成果的。实际上，他们是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深植于科学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路线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入的与境解释，并未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而且在辩护中不可避免地要诉诸某种理性的力量，这恐怕也是当今整个西方思想界，特别是知识论不能摆脱的一种理论境遇。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ssk虽然更加关注了科学实践的社会纬度，扩展了相对主义知识论的意含，但这种相对主义建构论的最大危机显然是对于科学规范性和科学统一性的破坏，也无法内在一致地解释自17世纪以来，科学的社会建制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尽管ssk对我们的标准观念发起了挑战，而且许多论断未免武断激进，甚至在ssk的经典表述中会看到“自然界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荒谬说法，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ssk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阈，使我们探讨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科学知识的合法性时，不再无视社会情境的作用和科学共同体的集体认知过程，这是后学院科学社会运行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ssk相对主义强纲领的提出，有其不同的社会学抱负和哲学抱负，而且是与20世纪后半期整个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背景密切关联的，我们仅仅用传统科学哲学的观念对其社会学分析进行批判，的确有一定的局限。合理的做法是，将它放在20世纪后半期整个西方社会的学术文化与境中审视其具体的理论主张及其渊源。同时认识到，任何主张的辩护策略是与理论体系密不可分的，仔细剖析理论主张和辩护证据才能获得对于一种理论的完整理解。《知识与社会译丛》至少提供了我们深入了解ssk基本主张和辩护策略的纲领性文本，使我们可以从中发掘ssk学者最初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和场景，并达到对于这一理论内核的深层透视，也有助于我们对其进行有的放矢的学理上的批判。
参考文献：
1.大卫布鲁尔著，艾彦译，《知识和社会意象》，东方出版社，。
2.巴里巴恩斯著，鲁旭东译，《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
3.巴里巴恩斯著，鲁旭东译，《局外人看科学》，东方出版社，年。
4.迈克尔马尔凯著，林聚任等译，《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
5.和卡林诺尔-谢蒂纳著，王善博等译，《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东方出版社，2001年。
6.大卫布鲁尔、巴里巴恩斯，《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合理性》，《哲学译丛》，-1。
7.史蒂芬科尔著，林建成、王毅译，《科学的制造――在自然界与社会之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8.史蒂文夏平著，赵万里译，《真理的社会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9.哈里科林斯，特雷弗平奇著，潘非、何永刚译，《人人应知的科学》，江苏人民出版社，。
10.哈里科林斯，特雷弗平奇著，周亮、李玉琴译，《人人应知的技术》，江苏人民出版社，20。
11.约翰齐曼著，曾国屏等译，《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
12.诺里塔克瑞杰著，蔡仲译，《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暴光》，南京大学出版社，。
13.杰夫瑞c.亚历山大著，张旅平译，《世纪末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
14.赵万里著，《科学的社会建构》，天津人民出版社，年。
15.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
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库恩哲学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库恩哲学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认识论基础，提供了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启示，并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工作模式。科学知识社会学继承并发展了库恩的哲学，具体表现在强纲领的出现以及相对主义的彻底化。
科学知识学会学家们一致认为库恩是他们的先驱，是库恩为他们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使他们的研究成为可能。在他们的著作中，“库恩”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极高，而且总是笼罩在光环之中。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m.马尔凯在其1979年出版的《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一书中指出，正是库恩等人发起了科学革命，使得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分析成为了可能。他在同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库恩与科学社会学》的论文中写道:“当库恩的著作首次发表的时候，许多社会学家认为这好是对他们学科的科学惯例的观点发起了引人注目的挑战。”碰巧的是，库恩也在1979年出版的《必要的张力》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他的理论“会为那些想探索外部影响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显现出来的人们提供某种初步工具。”’1982年巴恩斯又写了(库恩与社会科学》来专门论述库恩与ssk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库恩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前者认为后者是其思想上的源泉。在库恩的思想中，有两个关键的概念:“范式”与“不可通约性”，而前者其实也是来自后者的范畴，库恩的范式概念正如他的研究者所说，模糊不清，这也许就是库恩遭受非议的原因，也是此概念在其思想中慢慢消失的原因。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不可通约性”这个概念，并一再为其合理性辩护。在库恩的词典里，“不可通约”指科学革命前后的两种范式，即使大部分概念相同，但这些概念在新范式中是以一种新的组合出现，因此它们的意义也改变了。科学理论的取舍是两个范式的更替，而范式的更替不是认识的深化，而是心理上的信念的变化。库恩主要考察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对理论选择的影响，这样，非理性因素就在科学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个概念引申出的相对主义成为一般理解库恩思想酌依据，科学社会学家们接受和继承了库恩的思想。库恩的相对性的科学理论选择标准和非理性思想，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工作开辟了道路。
1962年，库恩发表了他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掀起了科学哲学界的一场革命，从此科学哲学史上出现了一个以他为代表的新的派别―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反对逻辑经验主义，认为逻辑经验主义只注重逻辑推理和逻辑演算的做法是不对的，而应该把研究的`基础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之上。库恩在《结构》一书中阐明了其历史主义的观点:他把科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常规科学阶段与科学革命阶段。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家共同体有统一的范式来指导研究，常规科学是依靠范式的确定而确定的，范式为科学研究活动提供了研究对象、研究方向、方法论标准以及理论选择的客观标准，因此，在此阶段，科学研究是相对稳定的;在科学革命阶段，科学家共同体没有大家承认的唯一范式，而其结果往往是新范式取代旧范式，冲破旧理论建立新理论，但是这并不代表人类更进一步接近客观真理，只代表了新的范式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在这里，库恩特别强调了灵感、知觉等非理性因素。因此，从历史上看，科学的发展是非积累性的，是不连续的，科学的一切都可能随社会和文化等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他认为科学家应当设身处地去思考，就是对科学做动态的考察。
库恩从一个物理学专业的博士发展成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两个领域功勋卓著的大师，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库恩是20世纪一位比较全面的思想家，他的研究不仅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两方面的重大成就，而且，更是科学社会学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在《必要的张力》一书的序言中，他就说到:“我的书本质上是属于社会学的。库恩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并使之与整个社会过程联系起来，初步探讨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对科学“范式”转换的影响，可以说，实际上他已经提前开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事的工作。库恩在《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一文中讨论了哥白尼革命和历史的关系。他指出，正是改革日历的社会压力，促使技术的中断发展成一场危机，导致天文学历史上的哥白尼革命。马尔凯也曾指出，他们(社会学家)把库恩所提出的，尽管是完全初步的方法作为一种模式，来说明科学家的信仰和科学判断如何受到他们研究共同体内部的社会立场变化的影响。
(一)强纲领对“范式”的激进解读。
强纲领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阐述的较为系统的知识社会学主张，是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向》一书中提出的，强纲领认为，对一切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都必须遵守四个原则:因果性、公平性、对称性和反身性。事实上，库恩范式理论的本质是把社会科学解释学的理解模式引人到对科学的理解过程中，使科学的成因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揭示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本质特征，解构了科学的特权地位。正如库恩所言:“我的观点一直是这样的:在任何时候，自然科学家都要基于一系列概念，当代研究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的也是这些概念。这些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代研究者通过训练，并且只有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用来理解其他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方法，才能进人这种文化。有时我叫它为特定阶段的解释学基础。……它与我曾称的范式很相似。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科学知识累积解释的批判，强烈地促进了人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系与区别的再认识。科学知识社会学派正是其中的生力军。巴恩斯指出:“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因为其信念与理性或实在有一定的相应联系，因而其文化传播过程与其他领域所采取的相比，决没有更重要之处。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看来，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内容的影响，不仅是始终存在的，而且也是决定的。这也是他们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主旨。
(二)相对主义的彻底化。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待相对主义的态度与库恩大不相同。库恩被称为相对主义者，原因在于库恩否认真理是对自然界的真实陈述，而认为当理论能支持对经验的检验时，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而且库恩还认为不存在客观的中性观察。但库恩在主观上拒绝承认自己是相对主义者，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被称为“相对主义者”，是因为他和批评者对相对主义有着不同的认识，“按照这个术语的一种意思，我可能是个相对主义者;但按它更本质的含义，我又不是的。
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却公开承认自己的哲学认识立场是相对主义的，并极力为之辩护。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的巴恩斯和布鲁尔认为相对主义对于科学地理解“知识形式’，并不构成威胁，相反却是这种理解本身所要求的。h.m.柯林斯则公开对相对主义赞美有加，他说“相对主义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林间空地，他距离我们通常所处的直觉大道不算太远。的确，相对主义的林间空地中有许多小径，它们通向碎石路的多数目的地。但它们并不引向某种预定的道路。林间小径呼唤探索，它有许多条道路，对于观察风景它比普通大道能提供更丰富的选择。
三、结语。
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库恩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上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虽然前者在某些领域里过度使用了后者的思想，但是库恩哲学直接催生了科学知识社会者这门富有生命力的新学科，并对其核心纲领和理论框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库恩哲学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认识论基础，提供了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启示，并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工作模式。科学知识社会学继承并发展了库恩的哲学，具体表现在强纲领的出现以及相对主义的彻底化，可见，科学知识社会学库恩哲学中的非理性思想进行了激烈的解读.将相对主义思想推向了极致。
结合市供销合作社工作会议要求和部署，总结经验，找准差距，明确目标任务，安排2019年下步工作。下面，我讲两个方面意见。
一、立足改革，抢抓机遇，2018年工作亮点纷呈。
2018年，全县供销合作社系统在县委、县政府和市社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系列文件会议精神，坚持为农服务宗旨，全面深化改革，全系统商品购销总额、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以上，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县农业农村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综合改革扎实推进。
1、统筹推进工作步伐加快。县委、县政府把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摆在重要位置，将综合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和五项重点工作进行考核。县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工作，《县政府工作报告》将供销合作社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县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了《通城县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全县建立了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部门紧密配合合力推动的工作局面。
2、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巩固。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激发企业活力。供销社现有二级企业7家，改革期间重组二级企业3家，新成立公司二家，恢复乡镇基层社12个;建设村级综合服务社136个，提档升级70个;建设三农服务中心2家，庄稼医院18家，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68家;注册登记电子商务、再生资源、中药材种植等行业协会3个。2018年通城县供销合作社全年完成商品总购进x亿元，总销售x亿元，实现利润x万元。，大大提升了供销社为农服务能力。
3、为农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大力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开展了土地托管业务，帮助农户开展耕、种、管、收、储、售全程托管服务;围绕药材、茶叶、养殖等特色农业开展综合服务，打造地域特色产品品牌。积极参与我县实施“五药并举”产业，实现药材交易，种苗销售额x千多万元。为农民增收x多万元。通过规范再生资源市场秩序，再生资源公司购销业绩同比增长10%以上。
4、供销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建成了“供销e家”县级运营服务中心并投入运营，提质改造农村网点136个，打造“店商+电商”线上线下互动的新零售运营模式,为全县电子商务进农村探索了成功模式。
5、社有企业管理明显增强。制定和完善了社有企业目标管理考核办法，规范了对社有企业和社有资产的管理，将社有企业改革发展列入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确定目标任务、路线图、时间表、督促班子成员加强对分管联系企业的指导服务，帮助解决难点问题，调整了部分企业领导班子，激发了企业活力。全年资产经营收入达800多万元，确保了社有资产保值增值，大部分企业基本保障了职工医、社保的正常缴纳。
(二)自身建设取得新进展。
1、县供销社规范化建设得到加强。进一步完善了组织体系;调整充实了领导班子和部分公司负责人，队伍建设得到加强;明确了职能定位，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机关建设有新起色。
2、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深入推进。供销社党组把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作为第一要务，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着力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了一系列主题党日活动，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切实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全系统干事创业氛围进一步形成。
3、中心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组织全体机关干部深入彭段村开展精准扶贫和“一对一”帮扶，较好地完成了2018年度脱贫攻坚任务;将“创建”工作纳入系统全年重点工作，制定了对机关工作人员和社有企业的考核办法，按县创建办要求全面开展“文明创建”工作，系统各单位内部管理呈现新气象;针对棚改项目搬迁任务重、时间紧、情况复杂等特点，及早筹划，合理安排，全面完成生活资料、县社两家公有房屋搬迁任务，受到县政府领导的高度评价。
(三)群团工作取得新成绩。
2018年是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攻坚之年，这一年供销工作亮点纷呈。县供销社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党建工作受到县委表彰，荣获市供销社综合业绩二等奖。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得益于县委、县政府及市社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全系统广大干职工的共同努力。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个别同志缺乏政治敏锐感，对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认识还不到位，机遇意识、改革意识不强，担当精神不够，干事创业热情和动力不足，推进改革的思路和办法不多，缺乏改革的决心和魄力，对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存在畏难情绪;为农服务手段比较单一，传统业务优势不明显，新的发展动能不足;干部职工队伍存在年龄老化、思想僵化、利益固化、激情退化的问题，人才短缺，业务素质和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发展形势，与新时代供销合作事业发展的要求还有差距。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切实加以解决。
二、坚定信心，抓近谋远，努力创新各项工作新成绩。
2019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关键之年，是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做好2019年的供销工作，省、市已进行全面部署。我们将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深化综合改革，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各方面改革合力。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重点筹划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和现代农村电商、物流、农产品上行一体的新型电子商务项目，不断积累实践经验，更好地服务三农。
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策部署，坚持为农服务宗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合作经济基本属性，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农业农村新形势，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提升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认真分析形势，深入研究政策，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思路、务实的作风，把握机遇，攻坚克难，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一)着力对标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供销合作社作为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应当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要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准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点。一是发挥基层组织体系优势，通过电子商务的系统建设和发展，建立起农村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新零售体系，促推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二是大力培育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3家，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三是发挥资源物资回收传统优势，在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方面彰显作用。四是创新基层组织建设，探索基层供销社恢复试点工作，加强与农民的利益联结，使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的方向更加明确。五是发挥供销合作社经济合作组织优势，在精准扶贫攻坚战中，充当重要力量。
(二)着力深入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1、巩固综合改革成果。要结合自身实际，对前几年综合改革工作进行认真总结梳理，查找和归纳阻碍改革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逐一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责任，开展攻坚克难，着力解决改革发展的中的突出问题。要积极争取政策支持，推动改革实施意见和改革方案落地，用好改革试点探索的成熟经验，因地制宜加快在面上复制推广，要强化督导考核，充分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把握改革目标和时间节点要求，推进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筑牢惠农综合服务体系。一是在继续抓好巩固基层社、扩大村级综合服务社覆盖面的基础上，通过劳动合作、资本合作、土地合作等多种途径，采取领办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联合社以及建立健全产业合作关系等多种方式，将更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到基层社、村级综合服务社中来，夯实供销合作社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引导基层社、村级综合服务社面向农民生产生活直接开展经营服务。实现全县村级社全覆盖。二是大力完善为农服务功能。统筹县域服务资源，着力推进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着力打造为农服务大平台，统筹提升基层社、村级综合服务社发展质量。三是完善供销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县、乡、村三位一体的惠农综合服务体系，积极探索为农服务新路子，不断完善惠农综合服务。四是实现供销电商与基层组织建设无缝对接，将供销电商融入所有镇村基层组织，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3、创新农业化服务，密切与农民利益联结。一是大力开展土地托管服务。认真学习借鉴系统内外土地托管服务方面的成功经验，立足当地农业资源和供销合作社实际，培育发展合作式、托管式、订单式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全年新增服务面积2万亩以上。二是积极创新服务供给。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充实服务内容，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不断提高供销合作社的规模化、综合性服务水平。三是坚持服务特色产业。继续抓好药材、茶叶、特种养殖等特色产品的产销服务，实行政策倾斜，开展技术培训、人才培养、市场培育，为生产加工、产品营销提供全方位服务。包装“中国供销合作社”标识特色农产品2个。四是以社会化服务带动产业融合发展。按照“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以社会化服务促进产业融合，以产业融合促进生产发展及农民增收。引导带动农民发展品牌农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推动农业与教育、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4、打造供销社电子商务全国样板县。一是抓好通城供销电商线上线下融合，注重供销合作社电商的品牌塑造，打造“中国供销”金字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安全放心、绿色优质的“国家队”电商形象。二是积极争取政策支持，高标准建成“供销e家”通城县级运营中心。切实做好与“供销e家”的对接，把系统资源整合利用起来，形成整体优势。加快推进农村流通现代化，推进县级运营中心向乡镇惠农综合服务中心、村级惠农综合服务社延伸，打通惠农综合服务和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打造供销电子商务全国样板县。三是坚持为农服务宗旨，把工作重点和经营方向重点转向农产品上行方面，全力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卖难”困难，增加收入。四是着力营造盈利模式，认真研判市场，大力拓宽经营门路，促进营销业绩较快增长，多途径化解企业债务，实现持续发展。
5、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工作。今年是我县精准扶贫攻坚年，而目前精准扶贫的主阵地在农村，供销合作社理所当然地应承担起脱贫攻坚的历史重任，全县供销合作社要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将推进综合改革、履行为农服务与开展精准扶贫紧密融合，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打赢脱贫攻坚战有机衔接起来，要用好系统资源要素，发挥经营服务网络优势，通过电商企业搞好线上线下服务，将供销合作社经营服务网点向贫困地区延伸，重点抓好市政府扶贫点龙门村、市委扶贫点望湖村、县委扶贫点内冲村、县供销社扶贫点彭段村等地的产业对接、项目对接、服务对接，搞好基层网点建设试点，搞活商品流通，拓宽增收渠道。要立足贫困地区资源优势，通过组建专业合作社，开展综合服务，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引导和带动贫困农户增收致富。
(三)着力发展壮大社有经济。
1、增强社有企业发展活力。县供销社要联合基础较好的社有企业，在再生资源、农资等领域开拓经营，履行为农服务社会责任，增加企业活力。强化供销社监事会职能职责，加强社有企业管理，强化审计监管，进一步盘活社有资产，确保社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快推进社有企业改制，加快处置歇业破产、发展无望企业，激活改革活力。年内至少要启动一家社有企业改制。推动社有企业跨区域横向联合和跨层级纵向整合，谋划集团公司组织构架，培育主业突出，具有行业带动能力的企业集团。
2、实施项目兴社战略。县社始终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供销社改革发展的第一抓手，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加快实施项目兴社战略。一是加强对项目建设的领导。继续把项目建设纳入全年工作重点，严格考核奖惩。二是积极汇报，争取省社、市社的支持。三是大力开展招商引资。结合供销合作社特点，引进一批能带动系统发展的好项目，确保完成县政府下达的招商引资目标任务。
3、加快建立供销合作发展基金。积极争取省、市社和县政府支持，做实本级供销合作社发展基金，增强供销合作社“造血”功能和为农服务能力。
(四)着力维护系统大局稳定。
全系统各部门必须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的安全生产和信访稳定工作责任，建立和完善安全隐患排查、不安定因素排查、隐患整改及责任追究等制度，扎实开展“平安单位”、“平安企业”、“平安家庭”创建活动，抓好综治民调工作，全系统确保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刑事案件，确保系统大局稳定。完善工作预案，做到科学管理，规范操作，有章可依，有规可遵。定期做好矛盾纠纷的排查梳理，坚持接访、下访、回访制度，努力解决职工群众特别是弱势、困难职工的合法、合理诉求，及时疏导和化解矛盾纠纷，把问题尽量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在重要时期做好重点人员的稳控，并做好上访人接访息访工作，确保系统不出现非访、集访和越级上访现象。坚持工作重心下移，发挥工会重要作用，扶持困难企业，关心困难职工生活，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努力解决各种突出问题。
(五)着力夯实工作基础。
1、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供销合作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供销合作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发挥党在供销合作事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改革发展工作实践。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今年，全系统各单位要以党建为抓手，及时召开“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组织主题党日、认真做好党费收缴、积分管理和党员发展等工作，着力解决干部职工信念不坚定、宗旨不牢固、核心缺失、使命弱化、担当不力等问题，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完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负总责，其他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抓党建“五个一”任务清单和五项责任清单机制，推动党建工作同其他重点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促进党建工作跃上新台阶。
2、坚持正风肃纪。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省、市、县委有关规定，持之以恒反对“四风”，巩固作风建设成果。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健全制度，严肃执纪问责，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有效运用好执纪监督“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一是各单位要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明确支部书记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二是全面开展本系统财务审计，摸清家底，核实资产，理顺秩序，规范管理，今年要针对职工反映大，涉及贪污挪用集体财产、参与人情歪风的人和事进行严肃查处。三是落实工作考核，坚持绩效管理，严格落实工作目标和任务，坚持“能者上、庸者下”和到龄退岗制度。
3、统筹兼顾，促进系统各项工作全面推进。2019年，我们要以工作目标任务为重点，统筹兼顾，在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同时，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全面完成改善民生重点工作、精准扶贫、“文明创建”、湘汉片棚改项目等目标任务。健全监事会工作制度，以制度管人、管事;加大监督力度，对社有资产处置、企业经营行为和各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抓好工会、老干等工作，促进系统各项工作全面推进。
同志们，今年供销工作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全县供销社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要按照县委、县政府的总体部署，进一步振奋精神，抢抓机遇，真抓实干，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努力转变工作作风，切实提高为农服务水平，全力争创一流业绩，争取在全省供销系统业务考核中争位进档，力争在“三农”服务和新农村建设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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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揭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进程中，以“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为基本目标，深入研究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经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态理论与实践探索、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日益引起更大范围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在全世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真正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精髓。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体现着整体论思维方式、唯物论基础、辩证法原则、唯物史观立场，包括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六个层面的基本理论内涵。
首先，人与自然和社会有机统一的生态文明主体论。人、自然和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三个基本要素，他们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其次，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生态文明物质基础论。马克思恩格斯借用“物质变换”这个自然科学术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双向的物质变换过程，体现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意蕴，是循环经济的理念源泉。同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概念来阐述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并从城乡分离、远距离贸易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土地私有制，由浅入深地分析了生态问题的根源。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克服新陈代谢断裂、实现人与自然的合理物质变换看作是未来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指出那时人们将“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再次，生态问题的制度批判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从而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和反人性属性。马克思认为在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的资本逻辑作用下，资本主义的劳动成为了异化劳动，进而导致了工业文明社会的自然异化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合理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要求。
第四，人类主体性与自然优先性相协调的生态文明价值论。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价值主体地位，指出“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强调人类相对于自然存在物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同时，他们又辩证地强调自然界对于人类的先在性，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相互统一，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应自觉遵循生态价值理念。
第五，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理想与社会进步论。马克思恩格斯预测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解放、社会解放与自然解放共同实现的生态文明社会。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有机体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些走向生态文明的社会生活实践措施。他们提出，“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
第六，热爱尊重和爱护自然论。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然看作是人与自然和社会有机统一的基础因素，主张热爱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他们指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财富基础和精神源泉。他们强调尊重自然生态规律，认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他们对工业污染的河流表示深切痛惜，认为“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提示人类应该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来爱护自然。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最根本的理论源泉、最可靠的思想启示，为我们认识现实生态问题，科学理解生态文明内涵，实施生态文明战略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传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人类学笔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一步阐述了地理环境对生产力与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影响以及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及其生产劳动的基础作用。在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除了拉法格和梅林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最早重视他们的自然地理环境理论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继承、解读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理论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普列汉诺夫。对此，黄楠森指出：“唯有普列汉诺夫全面、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了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环境理论。”
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理论主要阐述了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相互作用、人类社会发展独立于地理环境之外的逻辑和规律、生产力中介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互动、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可变的量”,这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意蕴，具有重要的学术成就和历史价值。
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态理论与实践探索。首先，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继承发展。列宁提出了科学的物质概念，丰富和发展了自然辩证法。他针对黑格尔的观点指出：“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
与马克思恩格斯相一致，列宁也强调尊重自然，重视人与自然关系，批判资本主义破坏环境。他引用恩格斯的话揭露了资本主义大城市糟糕环境状况，“人们都在自己的粪便臭味中喘息，所有的人，只要有可能，都要定期跑出城市，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喝一口清洁的水。”
列宁批判了垄断资本主义追求超额利润生产目的生产方式、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所导致的工人生存环境恶化、殖民地原料被掠夺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列宁还通过人造肥料的使用阐述了城乡资源循环利用的思想，肯定了科学技术在改善环境中的作用。其次，布哈林的平衡论生态哲学思想。布哈林的平衡论把自然界称作“环境”,把社会称作“体系”,认为历史就是在这两者平衡与不平衡中发展的；他把平衡分为社会体系中的内部平衡和社会体系与自然界之间的外部平衡，二者不可分割，互相联系，后者决定前者。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指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的培养基。这就决定着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另外，布哈林在狱中哲学笔记《哲学的沉思》中认为：“人类是自然的和自己的两重动物”,提出了人类“生活和工作在生物圈中”的观点。再次，斯大林改造自然的生态观。斯大林既坚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唯物主义立场，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性，又对恩格斯抱有偏见而抵制辩证自然观，轻视自然界的整体性以及自然界内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只关注改造自然带来的眼前利益，却忽视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斯大林的改造自然计划当时取得一定成效，但留下了生态后遗症。20世纪70年代咸海开始干涸与1985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成为苏联工业化进程中的两大生态灾难。苏联生态问题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能够自动解决生态问题。
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挖掘。首先，福斯特等人批评了西方学者歪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缺乏生态思想的荒谬言论，明确把生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生态唯物主义。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向生物学和自然观延伸。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本性必然破坏生态环境。高兹指出，“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
福斯特也谈到，资本主义制度是形成生态危机的社会力量，要阻止世界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趋势，不能仅仅在生产、销售、技术和增长等环节上做文章，而必须进行制度变革，用生态社会主义国家取而代之。
再次，对生态危机本质和危害的揭示。福斯特认为当前的世界生态危机是一场“终结一切的危机”,是人类“最后的危机”.奥康纳从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出发推演出资本主义双重危机，强调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相比更加具有根本性。最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号召开展变革资本主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全球行动。奥康纳呼吁：“建设一种没有剥削的、社会公正的生态型的社会，特别需要联合起来斗争，必然发展某种统一的政治策略，如此才能同全球性的资本和那些不断壮大的全球性准国家组织相抗衡”.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环境的忧患责任意识，以及可持续发展、生态公正等思想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们过于突出人与自然的矛盾、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体系中的地位，寄希望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来解决社会矛盾、用生态革命代替社会变革的思路也带有空想色彩。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逐步获得学界认可。在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发展根本性问题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与生态文明思想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认可和关注。首先，《自然辩证法》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最早受到现代自然科学家的肯定。因提出基本粒子结构‘坂田模型’而享有盛名的日本着名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在其对科学界和哲学界都有很大影响的《我所遵循的经典---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论文中，强调了《自然辩证法》对于“科学的方法”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今天，我想谈谈所遵循的经典着作，尤其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部着作就像珠宝的光芒一样照耀着我四十年的研究生活。”
在日本还有另一位深受《自然辩证法》影响的着名物理学家宫原将平，也十分认可这一点。不仅如此，《自然辩证法》中的“历史发展的思想”也获得了创立耗散结构理论的普里戈金的赞赏。其次，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及其时代价值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美国的拉斯金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及其物质基础的学说有一种生态学上的持续性要求，“剔除它的传统和19世纪的假想，马克思主义能够为探讨一种新的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式提供一个内容丰富的框架。”1995年在法国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上，马克思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第一个生态哲学家和第一个社会生态学家，青年恩格斯也被认为是最早的伟大的生态学作家之一。2007年在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召开“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学术研讨会，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全球意义与对中国的启示受到中外学者关注。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迈克尔·佩罗曼教授强调，“马克思在帮助我们解释当今困扰人类社会的自然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方面则有巨大作用。”美国生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也认为，“马克思的一些敏锐观察依旧适用于当前，马克思的认识对于后现代经济和生态文明仍然是重要的。”
除此之外，英国环境伦理学家乔纳森·休斯在着作《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对环境问题的积极意义，得出了建立在生态上适度可行的生产发展是“各取所需”共产主义原则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不同区域和制度范围内的理论与实践，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思想启示、价值指引、实践经验和世界眼光。
思想启示在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指导，这种指导地位有待于在实践中凸显；价值指引在于，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必要行动，同时社会主义有制度优势，中国生态文明的成功实践必须要与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并行；实践经验在于，生态文明建设是综合性的战略设计，应结合基本国情实施有中国特色的建设行动；世界眼光是指生态文明具有全球性和人类性，中国要承担国内建设生态文明与推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的双重义务。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开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伟大实践。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理论，尚没有成为现实，所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还只能以理论形态存在，没有付诸实践的条件。”苏联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提供了制度可能性，但未能转化为应有的实践价值。生态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但“西方中心论”和资本主义制度制约着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彻底解读。中国共产党作为全球最大的执政党，在全世界率先以国家战略的形式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实践作用和世界意义。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探索。建国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理论与实践中，绿化祖国、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做了历史铺垫。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生态环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因素，领导开展了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修复生态、保护环境、计划生育、防治病虫害等工作。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号召植树造林和绿化祖国，兴修水利工程和减灾防灾，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化建设，提出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强调“集约经营”和“生态平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于1994年确立了中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2003年提出了21世纪我国生态建设、生态安全、生态文明的总体构想。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提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十一五”规划纲要。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战略，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创新性运用和发展。党的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价值理念、实施原则、建设内容做出了全面、系统、具体的规划部署，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生态文明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并列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突出了生态文明的战略地位；第一次明确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根本目标，以及“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未来目标；第一次对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做出全面部署，要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以及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和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建设方针以及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制度建设等重点任务，这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设计与实施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继承、结合时代特点的最新发展以及体现中国特色的创新性运用。
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指引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引领全球生态文明进程。之后，同志着眼战略全局，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论断和新要求。
比如，高度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将其看作是关系人民福祉和关乎民族未来的大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保障、民意所在民心所向的重要问题。从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探索环境保护新路、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等六个方面出发，对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提出了明确、系统的指导思想、根本原则和实践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又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理论指南，也将对全球生态文明进程产生引领作用。
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美好未来。同志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引领着中国梦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中国将引领全球生态文明进程。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发达国家绿色变革动力不足，资本主义失去了在人类生态文明转型中的引领地位。相反，不以利润为本而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价值的契合性。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开辟了一条具有全球价值的探索人类生态文明进程的新道路。
摘要：科学与技术在当今时代不仅发展迅猛，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也不断加强，并在工业运用方面结成一个体系，全方位拓展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空间，也为其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途径。科学—技术—生产已经发展成为互动融合、循环往复与加速转化的一体化系统。当技术规则的完善远远滞后于技术手段的发展时，科学技术的“非理性”因素就会急剧膨胀，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控制力也会随之减弱。
关键词：科技；“双刃剑”；忧思录；生态价值。
一、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生产力”与“意识形态”
在21世纪的今天，“科技”可以说是世界范围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语，国家及地区间的竞争更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竞争。经过启蒙运动后二百多年的发展，科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舒适、极丰裕、极自动化与智能化的物质生活方式充分体现了人类理性活动的巨大发展。“科技理性”成为具有天生合法性、合理性的第一理性，并逐渐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科技”是“科学”（包括“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与“技术”的合称，“科学”主要是认识论目的，用于探索和发现自然、社会、人自身等未知领域的现象、本质及规律。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注重定性的理论探索，后者则注重定向的应用性探索，与现实生活联系更紧。而“技术”是应用科学具体化、物质化的表现，通过在生产活动中对科学的应用，以一种现实性的力量体现出来。应该说，应用科学与技术具有相同的目的和价值导向，即对规律的应用；所不同的是应用科学还处于应用性理论探索层面，而技术则处于应用性物质实践层面，从应用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纸上应用”到“手上应用”的转化过程。对于科学技术的属性问题，一直以来社会普遍强调和认可它的生产力属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对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的充分肯定。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需求的急剧增加，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上，而对于科学技术的存在本身却很少进行深入的反思。实际上，一味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调整统治方式、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的重要依据，当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按其进步的逻辑决定社会发展和运行轨迹，并为人们带来了更加殷实和舒适的物质生活时，人们反抗的意识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弭。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更加隐蔽的统治工具和不可抗拒的宰制力量逐步侵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并发展出“科技理性”作为绝对至上的理性原则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对科学技术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人认为，对科学技术的盲目信任和依赖，必将把人类社会推向一个由机器来调控世界的未来，到那时，“技术系统再也不是按照行动着的主体的协调计划来运行，由科学、技术、工业、军事和管理结成的自主发展的动力体系，将超越人的构思，不受社会和人的制约和指挥，成了一个自然的过程”[1]。人的主观意识将毫无意义，人们将不得不面对“用技术对抗技术”的无奈境地。保守主义的观点似乎又过于悲观，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毫无民主和自由可言，人类将受控于自己的创造物而无法解脱。这一观点同自由主义观点其实具有相同的前提预设，即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所不同的是一个认为导向“天堂”，另一个认为导向“地狱”。围绕科学技术的这两种争论都毫去例外地陷入了自己预设的理想主义怪圈，就“科学技术”谈“科学技术”将无法预见“科学技术”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或出路，同时在不经意间也成了“技术统治论”的帮凶，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也会随之加剧。
二、科学技术面临的生态难题。
随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愈来愈多的人对科学技术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作用不再盲目乐观，而是抱着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看待“科学技术”。环境社会学家卡顿和邓拉普认为，生态问题的加剧归因于人们普遍遵循的“人类例外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简称hep)，认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科学与文化的累计可以使进步无限延续下去，并最终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一假设直接导致一种错误的观点，即环境的负荷能力可以无限制增长，愈取愈得，从而否定了匮乏的可能性。面对“杰文斯悖论”对“科学技术”的质疑，科技乐观者辩解道，所谓资源有限论和生态危机加重论都是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静态观点，这只是现阶段生产方式和技术体系条件下出现的暂时的生态失稳现象，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会开发出新的可利用资源，并推广使用新的廉价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一论点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否定“临界自然资本的存在”，开发新的自然资源依然是对自然界的攫取，只是从匮乏资源向相对丰富资源的转移，使用“可再生资源”也并不意味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超出自然资源的自我更新和可再生的能力范围，依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匮乏，科学技术该如何回答“维持生物圈所必需的临界自然资本”问题；二是“所谓的科技发展观”，把资源与生态问题看作科技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就是不顾自然法则，不顾人类和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唯科技主义”的狭隘发展观。这种观点将直接导致“先污染后治理”的合法化，使环境问题非但不能有效缓解，反而在“科学发展”的指导下愈演愈烈。三是“局部大于整体”的论断，科技的发展确实可以开发出经济有效的环保技术，但从当前的世界形势看，这些技术的使用只能在局部范围内解决某个具体的能源或环境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范围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现实，这其中有技术壁垒问题，有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污染转移问题，还有“片面技术化”导致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良药，使用不当将会造成无法预计的严重后果。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强调：“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对自然的危害和破坏——越来越清晰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3]。对于科学技术应用的风险性评估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
三、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1、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主要表现为探索自然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更多地偏向于利用自然，满足人们最直接、最大化的物质需要，而对于是否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反而被忽略了，这就直接导致人类生产行为的盲目性和急功近利化。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国”、“科技竞争”等口号的感召下，各个国家无不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发展科学技术，似乎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引领文明进步的方向，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带给人类光明美好的未来。科学技术已不只是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了“生产力”本身，这就意味着发展科学技术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反之，就是逆生产力的前进方向而行。
在人们大谈特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作为生产力的主体的“人”。生产力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能力，这个能力体现在人的目的理性活动的客体化程度、使用技术手段的水平，劳动强度与获得收益的比值，以及潜在的规则约束。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人的目的理性活动的拓展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只是工具，无法代替人类自主的理性思维，当它脱离人的控制，而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能力”的时候，就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机器伦理”与“人类伦理”交锋的时候。
对科学技术规则的强调，就是要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的考量表中，就是要平衡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其它同等重要的价值原则之间的关系。生态价值，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价值原则，是一种基于关注所有生命形态和谐共生的价值形式，它把人类视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其它生命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建生物共同体的和谐、健康、稳定、完整与统一。生态价值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当科技发展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基础，就会朝着有利于全人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福祉方向发展，而将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降至最低。科学技术的应用离不开物质生产领域，人类物质生产的需要也是科学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直接动力，所以对科学技术进行生态价值考量的同时，也需要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进行相应的价值考量，即这种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是否既符合人与社会的需要原则，同时又符合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原则。当前，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已经开始了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以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需要。生态化生产方式应该说是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有机结合，是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进行的彻底的生态化改造，比起开发和使用具体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更加有效，是从生产源头截断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因此，对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可行性评估非常重要，既要保证“它是一种高效率获取所需物质资料的技术，而且是一种无公害技术；是一种能对生产过程及其环境影响进行全程监控的技术，即对生产与自然关系进行有效控制的复合技术，……它不仅体现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而且还体现在对自然的建设能力”[4]。也就是说，对于技术的评估，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全面考量它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综合价值。只有建立这样的技术评估体系才能有效保障生态化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
2、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前面我们谈到，科学技术除了生产力的属性之外，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虽然在现代工业社会，这一意识形态表现得更为隐蔽和难以察觉，但它确确实实存在着，并在潜移默化中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灌输到民众的思想意识当中。科学技术作为统治阶级赋予的具有合法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仅要人们相信它能解决任何问题，还要他们感觉到：不存在某种外在力量的压迫或意识形态的灌输，是他们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他们相信科学技术的无限力量，更相信科学技术的缔造者和应用者——科技专家的无限力量，他们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只有他们能带领人们走出危机，走向光明。所以，当出现某一社会问题时，总会听到“专家论证”、“专家预测”之类的话，他们的话总是具有神圣的权威性和不可辩驳性，以至于他们认定的结果，往往就是民众认定的科学的结果，至于论证的过程—因为是科学—太专业化和技术化，民众难以企及也就不会太在意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科学技术的论证结果有时会与民众的切身感受不相符合，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思索一个问题：究竟该相信科学技术，还是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在冲突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质也从合法化外衣下逐渐显现出来。
以生态案例为例，来分析一下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前段时间有关环境事件的报道很多，其中很多事件都涉及到科学技术对污染的评估与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污染程度之间的差异。一则事件是说，民众普遍反映当地饮用水受到严重工业污染，因为当地的癌症发病率在近几年明显升高，但专家的检验报告却说，水质合格，达饮用水安全标准；另一则报道称，几个村民把漂浮在河面上的死鱼烂虾背到乡镇府门口作为水污染的证据，但却被告知无法证明那些死鱼烂虾就是来自那条重污染的河流；还有一起事件，村民状告一家化工企业排放有毒废水，造成许多村民鱼塘里的鱼大量死亡，但专家却说不能认定排放废水与鱼死亡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甚至通过技术认定，得出该化工厂达到国家污水排放标准的结论，令人瞠目结舌。另外一则案例可以说把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就是前些时候由几名自称具有科学良知的科学家所披露的全球气候变暖的内幕，他们声称：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是政府所大力宣传的二氧化碳气体的超标排放造成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与全球性气候变暖之间根本不存在必然性因果联系，太阳黑子的活动才是气候变暖的真正原因。政府不惜花大价钱扶持科学家群体来论证二氧化碳对气候变暖起决定性作用，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目的——引起全球性生态恐慌，使某些政治家能利用环境问题来捞取政治资本。科学作为政治的附庸上演的这出闹剧让世界哗然。于是有学者站在民众立场上提出质疑：如果科学技术走到了常识的对立面，如果看似精确、量化的数据却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认识对象，那么科学技术是否还能称之为“真科学”[5]。
当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无限膨胀时，生态价值将如何体现？原本客观真实的价值标准因为政治的横加介入而蒙上了灰暗的国家意识色彩。以平等、和谐、共生、统一为基础的生态价值观也因此遭到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严重践踏。生态价值不再是人们平等共享的价值权利，而沦为被少数人御用的政治工具。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不但成就了“无声的统治的艺术”，同时也造就了“沉默的大多数”。绝大多数民众实际上被阻挡在科学技术大门之外，或者说被阻挡在所谓的专家系统之外，科技符号仅仅是少数人掌握的密码，而普通大众只有在门外等待技术专家为他们做出“意识形态化”的“解码”，而无权搭建起与科学技术直接对话的通路。科学技术变成了一种权力，科学技术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和信息传递的非对称性也造成了普通大众制度性的弱势地位。在环境问题上，科学技术如果不淡出意识形态色彩，不但会误导普通大众的生态价值观念，而且还会使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笔者在对环境事件的调研中深有感悟：仅仅依靠技术指标或者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来判定环境污染状况，不仅对环境治理无益，而且更加有害。
四、结论。
对于如何协调好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就生产力方面来说，需要转变工业化生产方式，代之以生态化生产方式来协调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就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因为生态环境问题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就不能把做为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排除在科学技术之外，他们拥有对科学技术的开发、进展、使用等情况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与否决权；科学技术知识有必要走出专家世界的狭小范围，而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世界，并与民众所能理解的生活常识进行平等对接和对话，要让他们感到科学技术是常识的深化和精确化，而不是常识的对立面，或者仅仅是一种“技术语言”；此外，科学技术的研究机构应该成为独立运作的部门，工作其中的科学家共同体应该具备公正、正义的“科学精神”和生态伦理道德，以全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为重，这样既能有效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生态价值的基础性原则），也能有效约束科学家自身的行为，同时还能引导全社会积极构建健康和谐的生态生存理念和生态生活方式。因此，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引入生态价值考量，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杨海音。哈贝马斯科学技术观述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10):57.
[2]杨通进编。走向生态文明[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3.
[3]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64.
[4]赵成，方鸿志。论科学技术与生态化生产方式的形成[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10):11.
[5]陈阿江。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j]。学海，2007,(1)。
绪论。
本文虽然在心灵哲学的视角下研究命题态度的相关问题，但从渊源上来说，对命题态度这一概念的研究来自于语言哲学，因此必须澄清本文的研究与语言哲学视角下的研究究竟有何不同。
将命题态度纳入哲学中来，其源头来自于著名的弗雷格疑难，即态度语境下同一性替换问题。
对弗雷格及罗素关于此问题解决方法的评析促进了情境语义学(situationsemantics)的产生。
情境语义学注重研究命题态度的关系，即个体对命题的态度，比如“相信”、“期待”等，这些具有意向性的状态能够表达一个个体的态度。
该研究将命题态度形式化，即一个逻辑系统如何表示命题态度的关系，以及这个系统是如何构造的。
总体来说，语言学或者逻辑学对于命题态度的研究更偏重于形式化，从命题态度的结构入手来探讨有关语义的问题。
其结构要素包括命题态度主体(propositionalattitudesubject)、命题态度谓词(propositionalattitudepredicate)及命题内容。
其中命题内容指的是命题态度谓词指向(directat)或关于(about)的内容。
第1章命题态度的含义。
1.1命题态度与心理意向性。
也就是说，患有这种疾病的人虽然能够感知一侧事物，但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即“无意识的心理状态”。
除了上述情况，还有些无意识状态比如惯性。
我们会发现，当一个人10年不变在同一个地方居住、并且在同一个区域上班，那么每当他上下班时，即使在路上不费力寻找路标甚至走神，他依然能到达期望的地点。
或者一个人惯用手写，提起钢笔就会自发地寻找纸张进行书写，那么当有人手持文件等待其签字，惯用手写之人可能在找到钢笔后由于走神而忘掉待签字文件，进而继续翻找纸张。
这些无意识的状态是否具有意向性?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无论主体有没有对当下状况的意识，他都在心理意向的驱使下完成了某项工作。
例如某人顺应心中对家的期待而在不故意的情况下抵达住所，或者能够遵循对书写的渴望而寻找纸张。
关于意识与意向性关系的进一步讨论我们将在下一节完成。
而这种无意识的意向能否称为命题态度?显然不能。
这种无意识的心理意向并没有指向一个命题表达出来的内容，换言之，潜在的心理意向性并非命题态度。
1.2意识与意向性。
与上述分离主义不同，意向性基本论认为，意识与意向性是不可分离的，但是它们的联系体现在，意向性在二者中更为重要、是基本的，意识可以用意向性来解释。
表征主义是其中一种代表性理论。
表征主义认为，所有心理状态都是意向状态，意向内容可以由心理状态对事物或性质进行表征而得来，换言之，本应理解为由意识得来的内容，其实可以由意向(表征)得来。
其解释有赖于德雷斯克的“移位感知”(displacedperception)理论。
人的经验有一种透明性，“经验的透明性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例如，当我们注视一棵树，并且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视觉经验，我们能发现的性质只是所呈现出来的树的性质。
这表明，经验恰如眼镜的镜片一样，可以让我们投过它知觉到外部事物的性质。
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经验是透明的。
3.1自然主义视角下的分析————命题态度如何解释行为........17。
3.2监视机制理论——命题态度的自我归属.............21。
结论.......................24。
第3章命题态度的归属过程。
3.1自然主义视角下的分析————命题态度如何解释行为。
也有例外。
比如当这个人害怕火焰，但假设他是一个冷血的人，在看到几百米外的一座房子失火时，由于他同时相信这个火焰不会伤害到自己，那么他将不会感到害怕，也不会如前所述，惊叫甚至避开。
还有一种例外是，当一个人拥有两种不同的信念，信念q的影响力远大于信念p的影响力，那么他会呈现出与我们假设不同的行为倾向，也可能与其他相信p的人表现不同。
例如，一个人虽然害怕火，但是当他独自迷失在森林中，此时如果不取火，他相信自己将被冻死;或者相信，他手边的猎物如果不用火烤就无法食用，而他将被饿死，那么此时他会抛开对火的'害怕而选择生存。
当然如果他相信只要点火他就会害怕到死掉，或者相信生肉也可食用、总比面对火好，结果将不相同。
另外一种情况是，在一个危险的水边，主体a相信靠近水可能会丧失生命，那么他将远离水岸，而同样一个拥有该信念的主体b，由于他寻求刺激，或者有轻生念头，那么他反而会靠近水岸。
如此种种。
3.2监视机制理论——命题态度的自我归属。
在上一章提到的fp三种理论中，理论论和模仿论最为流行，但无论是理论论主张的人们对命题态度的归属能力由先天或学习得来，还是模仿论所说的人们虚拟他人视角来理解或预言他人心理状态，都将研究集中在命题态度归属能力的第三人称方面，因此，对第一人称问题进行考虑，mm理论就成了一个好的选择。
此外，对于解释自闭症人群能否理解自身的心理状态，该理论也提供了解答。
然而，尽管mm理论作为前两种fp理论的补充有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其中不乏值得考虑的问题。
例如，该理论的提出者并没能明确解释监视机制在什么情况下完成表达任务，同时，该理论关于信念的上升程式中的问题也没能给予良好的解答。
所谓信念的上升程式是指，当人们思考类似“是否相信p”的问题时，实际上在心中考虑的是“是否p”，这就将思考一种心理状态转化为思考一个事实。
对于这种现象，mm理论并没给出合理的解释。
结论。
关于命题态度归属的过程，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了讨论，一是研究命题态度在解释行为时的表现，二是研究命题态度的自我归属，即人如何认知命题态度对行为的影响。
这个部分的分析主要利用信念这一命题态度。
对于命题态度的解释过程，我们除了沿用理论论及模仿论，即利用理论或者模仿他人的视角来进行解释或预测行为以外，还参考了自然主义视角下的分析，在行为维度，我们知道命题态度对行为解释的表现为，同一命题态度引发的行为不唯一，且受所持命题态度的程度及硬度的影响;通过对神经生理维度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命题态度的解释方式是对每一个行动方面的解释而非行动整体;在社会历史维度，命题态度对行为的解释则受社会、历史、语言的影响。
命题态度的自我归属则主要参考mm理论，即我们通过认知建构中的监视模块来完成自我认知，对于该理论不详尽之处，我们也尝试给出了解决方案。
摘要：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认为科学与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对哲学的不断丰富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哲学的发展也制约和影响着科学的发展，两者具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科学与哲学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对两者关系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
关键词：科学；哲学；辩证；关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与哲学呈现出分离的发展状态：哲学家认为具体的科学家总是被限制在某项具体的技术研究范围内，研究总是限于很小的领域内，而哲学则是统筹整个世界；而具体的科学家则认为哲学家无所事事，一直局限于某种空想的理论当中，对现实社会的发展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而具体的某一项科学技术则能够直接的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两种思想对于科学家和哲学家无疑都是有害无益的，他们没有真正的把握科学与哲学的内在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对科学与哲学自身的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
一、哲学与科学分别什么。
1、哲学是什么。
“哲学”一词，源自古希腊，“philosophia”，是“爱智慧”的意思，最早使用这一词语的是毕达哥拉斯。哲学即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西方的哲学最早始于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判断依据是其区别于迷信，并且以理性的方式归纳出自然界的道理。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等进一步奠定了哲学的基础，他们提出了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问题，一直沿用至今。
“哲”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古代“哲”或“哲人”是指善于思辨以及学问精深者。我国的哲学起源于东周时期，代表人物为孔子的儒家、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还有法家，然而事实上在这之前的《易经》一书中易经讨论了诸多的哲学问题。1874年，日本的启蒙家西周最先在《百一新论》中用汉子字“哲学”来翻译philosophia，后经康有为等将这一译称带回国内，并逐渐通行。在十九实际末二十实际初，“哲学”一词在我国书报杂志上频繁出现，逐渐取代了过去的“玄学”、“形而上学”等不准确的名词。
2、科学是什么。
“科学”英文翻译为“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是“知识”、“学问”的意思。科学一词在我国古代汉语中解释为“科举之学”。在明治时代，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首先用汉字“科学”来翻译“science”，之后由我国进步人士康有为等带入国内，并且被广泛的运用。“science”主要是指发现、积累并公认的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运用，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科学总是在人们的“争议”中，一次次地取得胜利。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在总结和反思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二、科学与哲学的区别。
1、科学与哲学的内涵不同。
科学与哲学是人类认识和把握、观察和体验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它们所表示的是人的存在的两种不同的状态。哲学的基本问题主要有：一、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为本源，主要依据是是否承认物质的第一性；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大部分的哲学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阵营在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上各有不同。两个基本问题也就构成了哲学的主要内涵。从古至今，人们对科学内涵的探索就没有停止过。在《现代科学技术概论》一书中这样写道：可以简单地说，科学是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固有规律的系统知识。同时也有人说科学是获取知识的过程，而非知识本身。然而，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就是不断的问“为什么、怎么办”。这与哲学的内涵具有着较大的区别。
科学与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运动，即科学是线性运动，随着时间的发展，现代科学必定超过古代的；而哲学则是钟摆式的运动，它以一个中线为轴回来摆动，这个中线就是人的存在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哲学不存在现代优越于古代的问题，现代人也不比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聪明，甚至现代人比他们离那根中线更远。
2、科学与哲学的地位及作用不同。
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科学进步是哲学发展的基础，而哲学发展是科学进步的指导。哲学是统筹整个人类、甚至整个世界真理的知识体系。普遍理性体系构成了高层哲学体系，哲学对包括科学在内的其他学科都具有指导作用，应用范围广泛。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始终是在正确的哲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哲学在指导科学发展的同时也逐渐的指导着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是获取知识的认识与研究活动，是哲学发展进步的基础。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和自然界，不断的追求真理为目的，最终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具体的某一方面技术上的服务，因此科学的使用范围与哲学相比要小的多。科学的发展能够更加直观的促进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合理调整，为人类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
3、科学与哲学属性不同。
科学始终追求的是客观真理，无论出于怎样的地域或时代背景，它的成果属于全人类，科学没有阶级性，它具有中立性的特点。科学主张通过经验和理论的结合去探索客观世界各种食物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充分体现了人的智慧和力量，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表现。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以不断的追求真理为目的，为全人类服务。而哲学的发展却有一定的时代和地域烙印。哲学的发展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例如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哲学强调人的主体地位，而我国从古至今的哲学思想都以天人合一，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主。另外，哲学的发展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西方哲学的天赋人权思想，主要顺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我国古代著名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产生。
三、科学与哲学的共性。
作为理论的科学和哲学，都具有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和逻辑的展开性的三方面特征，都具有解释性、规范性、批判性和理想性的四种基本功能。
科学与哲学在理论上都有三个基本内涵：1、两者都是由诸多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组成的知识体系。在客观上有利于人类了解现实世界，又为人类提供了改变世界的理论。2、两者的知识体系在构成过程中都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方式。3、作为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的科学和哲学，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都是人类智慧力量的体现，两者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近段时间以来读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这本书，并写下了这篇读书笔记。这本书对每个学习法律的人很重要，要多重要，读过才会知道。现在看了这后有些收益，记录如下。
首先我来介绍下此书作者。博登海默，1908年出生于德国柏林，在海德堡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33年移民美国后在华盛顿大学研习美国法律并于1937年获得ll.b学位。从1951年开始担任犹他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法律教授，并于1975年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学荣誉教授，1992年去世。博氏是综合法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哲学。主要论著有：《法理学》、《法理学：法律哲学法律方法》、《论正义》、《权力、法律和社会》、《责任哲学》和《英症状法律体系导论》等。然后再介绍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全书的内容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的历史概论中介绍了自古希腊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各派西方法律哲学的概述（包含作者对法律的哲学思考和作用的哲学思考）。第二部分法律的本质和作用以及第三部分法律的渊源和技术。20世纪的西方法律哲学，一般来说有三大派别：社会学法学、分析法学和新自然法学。作者倾向于所谓“统一法理学”（或“综合法理学”）观点，既主张不以任何单一的、绝对的因素来解释法律；认为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要受社会、经济、心理、历史、文化以及各种价值判断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全书贯穿了这一思想。该书是作者对法律的基本性质以及法律制度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和价值进行哲学上的分析。该书的价值不在于面面俱到，而在于它能引起读者认真而严肃的思考。因为时间关系我仅就本书第十一章节中正义部分的内容进行了比较细致的阅读，故本读书笔记也仅就此部分中正义的概念及正义与自然法的关系这两个部分展开重点阐述。
本书第十一章第四十九节关于正义的概念部分作者分了四个小部分来进行论述，分别是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契约正义及个人的非正义观。同时作者分别从主观向度和制度的层面进行了分析。而第五十节分析了正义与自然法的联系。以下就此两节内容内容进行介绍。
一、正义的概念范围。
(一)历史上典型的正义概念。
第一种是乌尔庇安和西塞罗的观点。这两人的定义强调的是争议的主观向度。“正义被认为是人类精神上的某种态度、一种公平的意愿和一种承认他人的要求和想法的意向”。据此,作者做出了如下发挥。正义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的意愿。正义要求关注他人,而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上述定义都着重强调了正义的主观向度。故正义被认为是人类精神上的某种态度、一种承认他人的要求和想法的意向。第二种便是圣·托马斯·阿奎拉和埃米尔·布伦纳的观点。作者进一步指出正义不应仅仅局限于精神层面,还要具体化为实际措施和制度性手段。圣·托马斯·阿奎拉和埃米尔·布伦纳这两人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二)博登海默界定的正义之四重含义。
第一种是分配正义。“分配正义所主要关注的是在社会成员或群体成员之间进行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配置的问题”、。然后,作者提出了一连串有关正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通常是由享有立法权力的当局来处理的。博登海默还列举了一些分配正义的表现形式,如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一家之长发布的令和规定的罚则、采邑的工时、评分制度的公平性和分配奖学金的确当性等等。第二种是矫正正义。习惯法、国际法则、工资水平和矫正正义是指当一条分配正义的规范被某个社会成员所违反时,该社会成员就应承担赔偿、返还不当得利、接受刑罚等责任。矫正正义通常是由法院或其他被赋予了司法或准司法权利的机关执行的。它的主要适用范围乃是合同、侵权和刑事犯罪等领域。
第三种便是契约正义。即在正常情形下,当事人处于自愿而订立的合同是不存在不正义的情形的。但如果一方当事人隐瞒或故意错误表达相关信息,或一方当事人倚其优越的实力地位而将条件强加给对方,或一代表人在毫不考虑他（她）所代表的那些人的利益的情形下就签定集体协议,那么,虽然那些合同在形式上是自愿的,“但它却仍具有不正义的污点”第四种便是个人的非正义观。即“奉公守法的人和公平的人都是正义的”。最后,作者做了一个精辟的总结,认为上述所有有关正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论式:“个人应得的归于个人”。
二、正义与自然法的关系。
(一）自然法的概念。
在法理学思想史中正义观念往往与自然法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但自然法概念也并非唯一。主要有以下几种:亚里士多德认为一条正义规则“在任何地方都具有同样的效力”，那么它就是自然的。按照圣·托马斯·阿奎拉的观点，自然法视为“人类普遍的和根深蒂固的品性”。而赫伯特·哈特认为自然法是“任何社会组织为了存在下去而必须拥有的”。这几个人的观点相似。与此对应的特里斯琴·沃尔夫持绝对论的观点,认为自然理性永恒不变；鲁道夫·斯塔姆勒与卡多佐法官都用相对论的方法,认为自然法是相对的、可变的。而第三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约翰尼斯·梅斯纳,艾尔弗雷德·维德罗斯。作者认为,以上这些自然法哲学家的观点尽管有分歧与异议,但仍存在一致性的要素,即“自然法是由应当得到承认的原则和准则构成的,而不管它们在一个国家或其他共同体的实在法中是否得到了正式表达”。也就是说自然法是高于国家法令的一种更高的正义原则。
(二)自然法随着正义观念的发展而发展。
把以上的正义要求描述完以后,作者指出,应当根据生物学和心理科学中所取得的进展对人们在立法方面的基本需要进行重新思考和修正。由于人的道德情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所以自然法的宽容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很久以前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而在当代文明社会中则为法律所禁止；在过去,人们对轻微的罪行也适用死刑,但在今天，死刑只被限制适用于少数几种极为重大的罪行；一个现代国家的成员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安全都比混乱社会所能期望的安全程度高得多。作者在这里再次赞同了自然法的大多数倡导者所提出的“恶法非法”的观点。
(三)自然法是正义的最低层次。
从书中不难看出正义制度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次是自然法,它是正义制。
度的基础；第二层次是“被一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认为是正义的规范和原则”,这些规范和原则可能得到了明文法的承认,也可能没得到其承认；第三层次是最高层次,“它是由一个更完美的和更理想的秩序的蓝图规划构成的,而这一规划则是一个国家的实在法所无力实现的”。据此,正义概念范围极广,不仅关注法律有序化的迫切的、即时的目的,而且关注它的远大的、终极的目的。
综上,是我对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近乎皮毛的理解。博登海默对正义的阐述是理性而精彩的，整本书是深刻而又有创意的。博登海默的正义论值得学者们深究,就算仅仅细致阅读了此书的一两个小节我也不得不为他那抽象、发散而丰富的思想而感叹。正义是法律制度的实质,正义也是法律永恒的主题，而博登海默对正义的这场探讨给法学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细细品味。
摘要：波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其思想自然有很重大的价值。但是我们还可以以其思想作为一种参照系，来帮助我们看待其他人的思想，以获得一种也许对双方都有益地理解的促进。
波普尔应该说在科学哲学中体现了突破性，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波普尔思想中的保守性。在科学发展模式中，波普尔的“不断革命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对科学知识累积观的突破。但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却与逻辑实证主义者并无二致：从逻辑和经验两条途径来对科学进行哲学思考。并且对于科学知识累积观也没有完全放弃。
对于科学语言的研究，波普尔并没有多加考虑，他认为“我所认为的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瓦解的最终原因不应归咎于它学说上种种严重错误……而应归咎于对重大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归咎于埋头于细节……尤其是词的意义；简言之，归咎于它的烦琐哲学。”
波普尔对于背景知识的重要性以及理论负载观念是有一定了解的。但他仍然不认为人的主观倾向和知识的社会建构对于科学知识的形成，科学理论的发展有多大的作用。他似乎认为与经验联系的语言还是中性的语言。
可以说波普尔在对科学哲学的研究途径上，对语言的认识上还是坚持比较保守的观点。本文立足于这几方面，将波普尔与库恩的思想做了初步的比较，在表达库恩哲学与波普尔哲学的不同的基础上，力图展现出库恩哲学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新方向：如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重视，对于科学累积观的放弃，对于科学共同体的封闭性的说明，最重要的是对不可通约性的研究体现出其新的哲学观。
科学哲学以逻辑经验主义为这一哲学门类的第一个成熟派别，发展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渐趋势微。波普尔哲学出现。波普尔哲学从时间上介于逻辑经验主义与库恩之间，思想上继承了逻辑传统和经验传统，可以说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新形式。并且由于思想上的相悖，而时间上的相合，库恩与波普尔之间不乏直接的交锋，特别是在1965年伦敦科学哲学会议上。因此，库恩和波普尔因其思想的各自代表性，成为传统科学哲学与历史主义学派进行比较的对象。
波普尔(,1902-1993)英国哲学家。代表作有《研究的逻辑》、《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等。波普尔的思想传播较广，为人熟知，在此只略述概要。
波普尔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提出证伪原则，并将理论的可证伪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科学发现方面，提出由猜想创造出理论，由经验加以证伪的科学发生和发展模式，图式为“p1（问题）―tt（试探性理论）―ee（消除错误）―p2（新问题）”，其方法称“试错法”。波普尔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科学理论的逼真度会越来越高，理论的经验内容会越来越丰富，科学是理性、进步的事业。同时他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认为世界可分为：世界1―物理世界，世界2―精神或心灵世界，世界3―客观知识的世界，将科学知识的发展作为一个主观知识客观化的过程，客观知识自我发展的过程。波普尔在社会政治哲学和艺术等方面的思想也有较大影响，本文仅立足于其科学哲学思想进行探讨。
一、科学发展观的比较。
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是其哲学特征的显著表现。如果仅就其发展图式来说，库恩模式和波普尔模式还是很相似的，即都呈现批判及重视变化的形式。波普尔认为一个理论经由证伪而为另一个理论所代替，而库恩认为一个范式发生危机经由科学革命而由另一范式所取代。如果批评波普尔是“不断革命论”，那么从宏观上看，库恩也是“不断革命论”，只是时间上或促或缓，显然这并非二者区别的根源所在。必须深入到两个模式的深层，才能做出真正的比较。
先看波普尔，声称“应当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1]波普尔这不是赞同一个理论代替另一个理论的进步方式，因而理论才是科学发展的里程碑吗？其实，理论在波普尔这里只是一个经验工具，其意义只在于是否能解决问题，“一种科学理论，一种解释性理论，只不过是解决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解决一个与发现一种解释有关或有联系的问题。”[2]因此可以看出波普尔将科学事业的发展看成一个经验内容不断累积（通过证伪的累积）的过程。其方向是一个确定的矢量。对理论的这种理解，使得理论和理论之间成为可以沟通无阻的状态。因为理论针对的是经验问题，经验是对独立存在的实在的反映，不同理论针对同一经验问题，即是面对共同的实在而进行的探索。所以理论与理论是可以用一个共有标准来衡量的，即可证伪性；也是可以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不同理论与真理的接近程度的，即逼真度，用经验内容的含量来指出理论和真理距离的远近。
理论和理论间的这种状态，使得它们所运用的语言也成为共通的，正如波普尔所说：“一个公理系统（例如几何学）的原始概念通常是可能和另一个系统（例如物理学）的概念相联系的，或者为后者所解释。在某一门科学的进化过程中，当一个陈述系统正在用一个新的（更加一般的）假说系统来解释的时候，上述可能性特别重要。从这个新的假说系统中，不但可以演绎出属于第一个系统的陈述，而且可以演绎出属于其他系统的陈述。在这样的情况下，用原来在某个旧的系统中使用的概念来定义新系统的基本概念是可能的。”[3]这可以说是波普尔对科学理论的语言观再清楚不过的表述。概念的演变不仅合理，而且不同理论之间也环环相扣，实际上仍然坚持一种中性语言观。这样，科学和主要特征自然集中到对经验问题的解决方面，并没有什么令人捉摸不定的因素。理性而笃信经验的波普尔自信满满。
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中却缺少了波普尔那种明晰的表达和确定的矢量轨迹。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从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而且也很难说是向真理步步逼近的。范式是针对经验问题的，由范式结成的科学共同体的常规活动也是解决疑难，但不仅仅是一个经验工具。其中对疑难及其解决的认定、实验方法、理论选择、乃至基本概念等等都是自成体系的。范式和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即使大部分概念相同，但某些基本概念的不同就可造成范式间的不可通约。“在一个理论到另一个理论的转换过程中，词的意义和应用条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大部分革命前的符号在革命后仍然沿用一致，如力，质量，元素，化合物，细胞，但它们中的一些词附着于自然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变化。因此，我们说，相继理论是不可通约的。”[4]由于语言而导致不可通约性；由于不可通约性，使得范式不能直接地沟通比较，因此很难象波普尔那样指出一个共同的标准来选择理论。
库恩一方面承认理性标准—精确性、一致性、范围、简单性和有效性；同时又认为“这些理由所构成的是用来进行选择的价值，而不是选择的规则。而共用这些理由的科学家可以在同样的具体情况下做出不同的选择。”[5]也即“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所作选择不仅依赖共有准则……还依靠由个人经历和个性所决定的特应性因素。”[6]这样，库恩就不只考虑经验内容的增减和与客观实在的符合程度。与波普尔方向相异的结果是必须转而考虑理论的构成、范式的转换、个人选择在科学事业中的地位等等问题。且科学也可以说是进步的，更好的，但不能说是不断向真理进步的。
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语言和不可通约性的关系。库恩对理论的语言结构采取的是整体论的观点：其一，概念与概念之间是密切联系的。如在学习类概念时(kind-term)时，认为“大部分类概念必须作为一组相互比较的概念中的一个来学习。”[7]假使学习“固体”概念，那么同时就要掌握“液体”和“气体”。而另外的概念，则要在一组相近的概念中学习，例如“力”就要与“质量”、“重量”联系在一起。这些概念是因自然定律而结合起来的。其二，单个概念和整个理论是相互联系的，概念除了是词语外，还有自然界的意义，如果这种意义与范式针对自然界的知识体系相悖，便不能为范式所容。概念与范式整体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因此，当某些基本词汇转变时，实际上反映的是范式整体的转变。不能忽视语言的些许变动，而认为大部分词汇相同或相似，并不妨碍理论间的交流。
库恩的这种语言整体观得益于奎因的语言观。“奎因指出了他准备加以批评的两个教条。第一个教条坚持‘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和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的根本区别。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词项为基础的逻辑构造。’……即在对真理的问题以及在修改一个人的信念时需要考虑什么的问题的考察中，不要把一个人的注意力孤立地局限在个别陈述中，而是要注意思想的整个系统。只有考虑了这种陈述的总体网络—规律，逻辑原理和观察报告等的相互联系的网—我们才能确定我们接受、抛弃或修改任何单个信念的理由。”[8]这段引文较长，但较完整地阐述了奎因的观点。事实上，语言的整体观从卡尔纳普、亨普尔等逻辑经验者那里就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奎因，再到库恩，应该说，还是有其内在的发展脉络的。
波普尔语言哲学对此并不感兴趣，“我所认为的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瓦解的最终原因不应归咎于它学说上种种严重错误……而应归咎于对重大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归咎于埋头于细节……尤其是词的意义；简言之，归咎于它的烦琐哲学。”[9]对于由语言整体观而引致的不可通约，波普尔同样不以为然：“这正是一个教条，一个危险的教条—不同的框架就象是不能相互转译的语言。事实是，甚至完全不同的语言（象英语和霍皮语或中国话）也不是不可转译的，许多霍皮人或中国人相当好地掌握了英语。”[10]也就是说，语言作为对实在的描述，都是针对同一个东西，只不过叫法不同罢了。相互交流，建立一种科学词典式的关系并不是一种难事。
库恩则在此也用了类似的比喻来回击波普尔，即学习语言和翻译是两回事。“学习第二语言的困难不同于翻译的困难，而且远比翻译的问题要少。……总之，翻译总是包含着妥协，致使交流会有些改变，译者必须决定什么改动是可以接受。”[11]学习使用第二语言，是认同到第二语言的语境之中去。这里的语境，并非单纯的上下文关系，而是语言中蕴含的文化背景。此时是暂且放弃了第一语言及其语境的。若是在两种语言间进行翻译，将有如同奎因所指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因素在起作用，“不能保证一个系统所选择的符号在另一种语言中有一个唯一相称或对应的符号。”[12]库恩解释道：“对于文学和科学来说，在翻译中的困难是同一个缘故，不同语言翻译的经常性失败在于语言中词语间保持的结构性关系，或者在科学中的类概念的结构性关系。”[13]在语言构成上似乎已经找到了不可通约性的根源。
实际上，不可通约性应从更深层次上进行理解，同时，对于语言的认识也应更进一层。库恩对比分析哲学的做法进行了说明。分析哲学认为两个人对不同概念用了同一个名称，如水，那么就可以区分为“水1”、“水2”。尽管水1和水2在意义上不同，但大部分还是重合的。所以这两个词只是在语言用辞上有所不同，而并非不是指向同一物。
库恩则认为“一些居于两个共同体所在范式内的类概念是不可调和地不同的，这种不同不再是描述上的，而是所描述的对象不同。”[14]也即两个共同体眼中的世界已经变了。“我们想要说的是，在一次革命以后，科学家们是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在做出回应。”[15]换言之，“学习翻译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语言或理论在其中起作用的世界。”[16]不可通约性乃是理论背后的世界观转变造成的，而并非简单的词语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恩同意范式间可以有部分交流或不完全交流(partialorimcompletecommunication)，也只能是部分的和不完全的。
这蕴含着对语言的观念和真理观念的一个转折。波普尔首先承认“我始终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在论者”，肯定了客观实在的存在；其次，又承认客观真理即符合事实。这样就将理论与自然界（实在）联系起来，理论的语言即是对自然界知识的客观反映。知识与自然界（实在）的联系是直接的，语言只是一个载体、工具而已，自身并没有在认识过程中成为一个问题。库恩对自然实在也是认同的，也同意理论是对自然界的知识，“自然界的语言和科学的语言都是设计来描述实在的世界的，而不是任何可以想象到的世界。”[17]但是否科学理论可以达到波普尔意义上的客观真理就难说了。“然而，另有一个或一类步调是很多科学哲学家想采取，而我却拒绝的。即是，他们将理论比作自然的表现，比作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外在’的陈述。”[18]库恩在反对波普尔的逼真性标准指出：“为了在比较两个理论中使用这种概念，就必须假定，同意对于事实上是否雪是白的达成技术性的一致。……它还得假定，所牵涉的客观观察者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雪是白的’……我要说明，没有这样的中性语言。如果我是对的，那么‘真理’有如‘证据’一样，就会只是用作内部应用的一个术语。”[19]语言成为在自然界和人的认识之间的东西（桥梁或障碍），语言所表述的知识也成为范式内部的东西。换句话说，科学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称为语言共同体。
这里所隐藏的是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转变与带来的知识性质的转变。在传统哲学中，主客分立，主体客观地反映客体。但在库恩这儿，客体也是主体的客体，这并不是走向主观主义，而是对科学图景的重新定位。自然科学一直以来作为客观、理性的最高形式，但被忘记了自然科学也不过是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反映或者说是人的存在状态之一种。自然科学的基础—自然，也是为人认识而引入人的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无论我们把实在叫做什么，它只是通过我们所参加的活动结构而被揭示给我们的。”（普里高津）应从哲学上给予自然科学以人的主体角度出发的真正位置。事实上，自然科学也应是一种主客合一的认识，并在语言中体现出来。但请注意两点：其一，这是在库恩思想中未明确表达的；其二，库恩的这个观点只能说在认识论层次的，而没有自觉地在科学的存在论层次上进行反思。与之相连，知识也是人的知识，尽管自然界（实在）可能是外在同一的，但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却可以从自己的立场得到关于自然界（实在）的知识，即使针对同一对象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恩反对中性语言观，认为不同的理论语言给予了不同的世界。而科学革命与语言建立起这样的关系也就不足为怪了：“科学革命的中心特点是它转换了关于自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内在于语言本身，也先行于任何可以说成是科学的或日常的描述或概括的东西。”[20]在库恩的论述中，未能清楚地明确主客体关系和知识的性质，只是在其论点中蕴含着。但如果不如斯理解，只将语言的转向止于不可通约性的语言构造方面，是不足说明库恩全部观点的。
二、两组概念的比较。
下面具体说明不同语言观下，波普尔与库恩的哲学观点的异与同。
1、理论框架与常规科学。
波普尔承认科学认识中理论框架的存在，“我确实承认，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被关进自己理论框架的囚徒。但我们又是匹克威克式的囚徒；只要我们愿意干，就可在任何时候打碎自己的框架。诚然，我们又会为自己找到一个框架，但这一个会更好，更宽敞些，并且我们能在任何时候打碎它。”[21]尽管波普尔一直强调理论的不断证伪，但也不否认理论有其稳定性。“在我们的背景知识没有发生革命变革的限度内，我们对t1和t2两种理论的评价将保持稳定。”[22]另外，根据世界3理论，客观知识具有自主性。“自主性观念是我的第三世界理论的核心：尽管第三世界是人类的产物，人类的创造物，但是它也象其它动物的产物一样，反过来又创造它自己的自主性领域。”[23]这样，科学不可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天几次革命，而为世界3本身的规律所制约。这种稳定性反映在波普尔对证实的接受上，“我的第三个要求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我们要求一种好的理论应在它的某些新预言中获得成功；二是我们要求它不要太快地被驳倒，……”[24]“在我看来很清楚，只有通过我们理论的暂时成功，才能相当成功地把我们的反驳归因于理论迷宫的一定部分。”[25]理论框架是证伪和证实的统一体。
常规科学是库恩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严格根据一种或多种已有科学成就所进行的科学研究。这种为科学共同体所认同的成就是范式。“一个范式和一种更秘藏的研究方式的取得，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的发展已经成熟的标志。”[26]科学家在常规科学时期进行的往往就是验证预期，使理论更精密等非创造性的工作。波普尔认可常规科学的存在，并认为是库恩给自己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但他对常规科学和常规科学家进行大力批判，更加反对将常规科学作为科学成熟的特征。“对此我只能说在这中间，在它成为常规的那种可能性中我看到了一种相当大的危险……一种对科学，而实际上是对我们文化构成的危险。”[27]此处的“危险”指一种对科学的无批判态度。
如果将库恩与波普尔的分歧只置于两人所达到的层次的话，是不够的，即“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不仅是波普尔承认科学的合理发展是批判进步的，库恩则认为科学受心理学、社会学等的影响而自洽于共同体中。还应看到是二者对知识本质的理解不同造成的这一差别。
波普尔的知识观将知识看作纯经验的东西，更好的知识就是经验内容更丰富，又更容易被证伪的知识。因此经验知识的不断增长，便不断突破原有的理论框架，而经验内容是科学理论中最重要的东西，科学的革命就在于经验知识的更新，无怪乎波普尔被称为“不断革命论”。
世界观所决定。科学通过实践的经验知识的增长，不过是在范式所规定的实验条件下，对理论预期的验证。也就是说，科学在常规科学时期，在范式的领域内，得到范式所预期的知识，同时，常规科学又与科学革命相对，只有达到范式的转换才能称为革命。这样，理论框架和常规科学虽在形式上都有稳定性的特点，但又全然不同。
具体地说，不同在于理论框架直接与经验相连，知识内容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影响理论框架的破与立。如果发生破与立，则表明了知识的增长。常规科学与范式相连，范式的转换造成的是知识的根本不同，经验也纳于范式之中。理论框架和常规科学的不同，在于其变化性质的不同知识观的不同，所折射的是波普尔与库恩语言观的不同。
2、背景知识和范式。
波普尔早已认可观察渗透理论，“我们的日常语言是充满着理论的，观察总是借助于理论的观察。”[28]也就是说，在科学认识中充斥着背景知识。“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暂时地并且针对讨论这个特点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29]背景知识出于实用的目的而保持不受怀疑，成为科学可以在此基础上进步的台阶。这与上文对理论框架稳定性的看法是相符的。但背景知识也并非永远免受批判，因为毕竟科学的划界标准是可检验性。这里的背景知识无疑指的是经验知识。观察渗透理论，也就是在已有的确凿而中性的经验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观察，并不因人而异，而是因经验知识本身的发展而不同。
库恩也同意“观察渗透理论”，只是此处的理论指的是范式。范式所含和知识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客观知识，而是在规定的，或者说共同体认可的，概念、理论、仪器和方法论之内所得到的知识。范式包含了一个共同体的世界观，不同的共同体有不同的世界观。正是在此意义上，库恩的观察渗透理论才会出现“在革命以前在科学界中的鸭子，在革命之后成了兔子”的结论。而在波普尔的观察中，是鸭子总是鸭子，也许有的差别就是长大了或是更肥了。
波普尔和库恩也都认为语言受了理论的污染，才达到观察渗透理论的结果。但出于上面的讨论，请不要忽略语言的不同意义。波普尔所说的语言是指对自然界客观知识的载体；库恩指的语言则是某一共同体对自然界知识的载体，这里的客观性只能指共同体的一致同意，即非私人性。
库恩认为语言既然是非私人性的，又是非普遍性的，那么是否可以说具有团体性的特点？这是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必然导致的结论。并且库恩进一步提出他的科学观：“（科学不是那种能把参与者组成共同体的唯一的活动，但它却唯一地使每一个共同体仅以自身作为听众和裁判。）……就绝大多数学科而言，一个封闭的专家共同体形成是其走向成熟的一部分。”[30]这也可看作语言的转向所带来的影响。
库恩的这种科学观在传统科学哲学中是不可想象的。且不说科学是自我封闭的，单说科学内部是由封闭的科学共同体组成的，便已令波普尔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哲学家难以认同。在传统科学哲学中，以经验为基础，将科学事业不论从其共时性还是历时性都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深入了解语言所负载的含义后，对库恩的这种离经叛道的论断便不以为异了。
科学理论是一个历史事件，凝聚着世界观、技术水平、研究目的、方法等一系列为当时文化所决定的因素。从历时性看，是一个非连续的过程。从共时性看，不同的科学共同体由于采取不同的世界观、研究方法、评价标准等，相互之间难以交流，在科学内部造成了封闭状态。科学本身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一种，与人们其它生存方式存在着世界观的差异，如巫术，甚至日常生活等，也使科学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加之科学将自己作为理性的化身，当代世界的最高评判，而置于其它生活方式之上，也更加深了隔阂（这里相当大地涉及到在文化间及文化内部进行评价的问题）。语言作为文化的体现，科学语言体现了科学的上述特点。而库恩的语言观在体现了语言历史性的同时，集中反映了科学语言封闭的一面。此前的科学哲学家（如波普尔）的语言观将语言和经验做中性的连接，而未能通过语言探索到科学历史性的一面。
三、小结。
库恩哲学语言观的转向是指在科学哲学中确立了语言的根本性地位，成为人与世界的中介，人所理解的世界都是在语言中把握的世界。这个转向具有的意义：一方面对语言的结构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令理论的表达更易为人把握；另一方面，将知识作为共同体的知识，否定了中性知识，使人在科学探索中能够吸了所得知识的过程和限度。总之，对科学认识有直接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意义”、“真理”、“客观”等概念的否定，蕴含着对科学存在论的思考，引向了对科学本身性质的反思的可能性。由语言而指向科学的历史性，这既是发掘了科学的有限性，又是其开放性的前提（科学实践的多种可能性），将人的科学活动和整个文化活动联系起来，体现的是理性历史化。
科学理所当然的基础是人对自然的认识，具有有限性。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31]科学相对于外在世界是有限的，更由于它的外展性指向而缺乏对自身的反思能力。科学哲学就是对科学的一种反思。科学是人的科学，作为人对自然界图景的一种反映，绝对意义上的“真理”、“客观”等观念都是可疑的，人建立在科学上的对真理的步步逼近的进步过程也是可疑的。科学赋予人的对认识的自信也应是有限的。应该看到自然界始终对人来说都具有神秘性。
库恩哲学的转向分析其原因，不外两种：其一，内因可归纳为a、对科学史研究的注重，b、语言整体观的发展，c、对科学认识研究的进展，如格式塔心理学、观察渗透理论的提出等。其内部原因较为易见。
其二，外因则要联系西方哲学的潮流来分析。自二十世纪以来，英美分析学派明确宣称发生了语言的转向，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或者在研究中多方倚重对语言的考察、辩析，或者把本体论问题和语言问题融为一体。语言问题成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在这种潮流下，对科学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在具体表述上出现了种种分歧，但其文化精神，即对语言与存在、语言与认识的关注却是一致的。
人的“生存”与“生活”的矛盾是人类存在的一对根本性矛盾，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类的“生活”方式同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区别开来。文章将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二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的转变与出路。
生存;生活;马克思主义;异化。
哲学不是超乎于人类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总是深切地关注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大都对人类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他们苦苦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寻找着人们生活的意义及价值。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是一种最为矛盾性的存在，人类既与其他物种一样自然而然地生物性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又是能够自我意识、自我改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有人类特殊性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一、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
“生存”，是指动物(包括人)本能地无意识地去适应环境来维持其生存的生命活动，是一种纯粹性的自然反映。古希腊先哲柏拉图曾对其门徒说：“人就是没有羽毛的两条腿动物。”强调了人的动物性与自然属性。近代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在其名著《人是机器》中提出：“人归根结底却是一些动物和一些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而已。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心脏是什么?心脏是发条，神经是游丝，关节是齿轮，人的欲望、快乐、爱情、痛苦等等都是受到机械规律支配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多几个齿轮，多几根弹簧而已。”指出了人的动物性和机械性。我国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也说道：“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表明了人与动物一样也具有生理层面的自然反映。动物式的“生存”活动是没有意识的生命适应行为，它们依据与生俱来的本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动物可以说是一种“自然性”、“自在性”的存在。“生活”，是指人类有意识地认识自我与世界、改造自我与世界以及能动地从事物质生产的生命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超越本能的反映。“生活”是人类特有的生命存在方式，同动物的存在是相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曾用神话的方式说明了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在于人类拥有技术和智慧，他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该命题虽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但却肯定了人的思维的能动性，有别于动物的本能式反映。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还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明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即“人是理性的动物。”动物是没有理性的，它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出于本能的感性，人类自身虽并不完全排除了本能的感性，但却可以能动地发挥着自己的理性，凭借自己的意识和意志去“生活”。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创造行为，人类依据自己的意识与理性从事着社会实践活动，认识与改造着自己和世界，因此人类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性”、“自为性”的存在。人类的生命是“生存”与“生活”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存在方式，是自在自为的双重存在。人类既服从着宇宙的规律、以大自然所赋予的本能去适应自然，又以后天发展起来的意识在实践中去实现着理想、改造着世界、刷新着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它寻求着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据，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性地运用了实践的观点去把握人类世界，指出了人类的生命活动是用实践的方式去创造有意义的“生活”活动，而不单纯是动物式的无意义的“生存”活动。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代表霍布斯认为人是一种“自然物体”，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而生活，这种本性不仅包括本能，也包括“自然情欲”(如自我保存、趋利避害等);以费尔巴哈为典型代表的人本唯物主义流派虽强调人的作用、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精神、人的理性，但强调的却是抽象的人、非现实的人。马克思批评这些旧唯物主义只是从纯客观的角度去把握世界，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见物不见人”的、忽视人的主体地位的观点。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篇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摒弃了前人观点中的错误因子，开创性地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和人类世界都需要从实践活动中去理解和把握。实践活动使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把自然对象成为客体，使之成为“属人的自然”;另外，人类还通过实践活动来改变世界以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突破本能的“生存”反映，创造有意识、有目的的“生活”方式。首先，“生存”与“生活”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生命活动同样具有“生存”的层面，“生存”是“生活”的基础。我国春秋时期思想家管仲曾提出著名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强调了本能生存需求对高层次道德意识的基础性作用。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其次，“生存”与“生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实践则使人类的生命活动从“生存”上升到了“生活”。动物只是本能地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命活动，而人类却能按照双重尺度去改变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即“任何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固有的尺度”。因此，动物式的“生存”是适应自然的一代又一代的种族复制，是非历史性的存在，而人类“生活”则是通过自我意识用实践改变世界的历史性的存在。
三、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
有意识的、能动的生命活动把动物单一化的“生存”模式与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区分开来，然而伴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人的能动性却遭到了异己力量的的奴役，使人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甚至非人的状态之中。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是人类通过劳动所得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人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知名哲学家马尔库塞也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单向度的人”，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的极权下，人们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在当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和生存竞争下，人类不同程度的被“扩大了的生产力”所制约，丧失了其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性，人类的种种能动性与创造性得不到机会激发或生成，其生命活动也逐渐沦为了同动物一般的单一机械式的“生存”。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了五个层次，提出人要在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基本要素的基础之上，才能去实现较高层次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我国哲学家冯友兰则把人的精神分为了四个境界，认为人在超越了本能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之后，才能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而今，在社会巨大竞争和强制分工的压力下，人类或多或少地遭到了异己力量的控制，许多人的低层次需求和境界尚得不到满足，其创造性和能动性无法被激发出来，陷入了只“生存”、不“生活”的僵局。因此，人类必须消除人的异化状态，摆脱异己力量的奴役，达到马恩设想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脱离动物界的“|生存”世界，进入人类的“生活”世界。
本文对海南大学自然科学方面某几个专业2015届本科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调查的几个专业的学生毕业论文在导师选择、课题选择、兴趣培养、论文时间投入、论文完成情况等多方面表现得不错；但同时学生在论文文档结构，论文格式、参考文献阅读、结果与分析等论文写作方面存在困惑。建议指导教师在课题拟定、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科研兴趣和科研素养、培养学生阅读文献和科技论文写作等多方面需要更加完善。另外，为了培养学生的“三创”精神，教学改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学生可以从自己的兴趣与志向入手，可自由选择创业规划设计、创造发明、专业营销、科研毕业论文等毕业考评方式，为高校教学和创新注入生机与活力。
本科毕业论文是高等本科院校实现培养人才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对本科毕业生四年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和检阅，是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毕业论文是大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最初尝试，也是评价本科毕业生创新人格、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的重要标尺[1，2]。作为初级学术训练的研究活动，毕业论文具有学术研究的一般功用，能够在学术训练中提升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其毕业论文的质量有效反映了学生专业基础理论掌握程度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学生专业素养的评价尺度[3]。但是，近年来针对本科毕业论文的争议不断，一方面是认为本科论文是一块鸡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的论文完全存在抄袭和“黑市”购买现象，觉得应该取消；另一方面我国大部分大学一直秉承“严进宽出”的传统，对毕业论文的质量考核把关不严，极少有学生由于论文质量问题而拿不到学位的，本科毕业论文对学生是否能拿到学位丧失了应有的约束力[4，5]。大多数学者认为不能因以论文质量下滑和考核体制不完善为理由而取消本科论文，失去一次对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培养的重要实践机会，从而导致大学教育不完整。针对各种争议，本文对海南大学自然科学相关的某几个专业的本科论文完成情况进行跟踪调查，期望该次调查结果能为我校本科教学的进一步改革、完善提供契机，也为其他高校的本科教学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调查对象为海南大学自然科学方面某3个专业的20**届毕业生。此次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3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69%。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论文选题、师生互动、论文完成情况及满意度、论文写作、论文对自己的影响等方面。
（一）学位论文。
导师选择有大约45%的大学毕业生是自愿选择导师的，充分展示了大学生做毕业论文选择时的主观能动性。另外，也有部分学生是由导师挑选的，这部分学生和导师往往都是强强联手，如：导师课题较多、学术造诣相对较高；学生的学习成绩、综合素质也较高；学生和导师之间相互比较熟悉。当然，这部分学生的比例相对较低，大约只有14%。值得注意的是，大概有16%~17%的学生比较被动，他们对导师的选择很漠然。他们要么是对导师情况不熟悉，要么是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方向、科研兴趣不明确，在导师选择中比较被动，最后只好由学院来做安排。对导师选择的建议是：学院对导师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成果及给学生的研究课题做详细说明，让毕业生充分了解每个导师，最后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合适的导师，充分发挥学生在毕业论文中的创新精神。
（二）选题思路。
超过48%的`毕业生是和导师共同商量后确定毕业论文的课题，这一选项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选项，也充分说明了学生对毕业论文题目选择的主动性和协调性。有大约29%的毕业生的选题是由导师安排的，这部分学生就比较被动，可能参与的课题不在自己的兴趣范围之类，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值得注意的是，有大约17%的学生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设计的课题，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新精神和主观能动性。对选题思路的建议是：导师要充分去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让学生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课题，或是与学生共同商量决定要做的课题，而不是强加式的命题作文。导师要充分发挥引导、扶持、纠错的作用，让学生多动手、多动脑、少走弯路。
（三）对毕业论文课题的兴趣度。
大约有55%的毕业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是有兴趣的，而且在努力完成；另外，有超过25%的毕业生是花了心思在做自己的毕业论文，甚至有大约15%的毕业生对自己毕业论文涉及的课题非常感兴趣，也非常用心地做。综合起来说，这部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完成都是非常认真的，而且兴趣也还不错。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不足6%）对自己的论文题目完全没有兴趣，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有理由相信这部分学生的论文质量水平不高，属于完全的“从动轮”。为了增强学生对自己论文的兴趣和参与度，提供论文质量，建议导师要充分准备自己的课题，多设几个研究方向，同时要充分和学生沟通，了解学生的想法，使选题有价值，尽量避免“小题大做”或“大题小做”。
（四）完成毕业论文期间与导师的互动沟通情况。
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师生沟通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就实验设计、实验方法、实验结果经常沟通讨论的学生比例达到48%，远远高于其他选项；另外，其中在遇到问题时有沟通的学生比例也占了37%以上。当然，也有小部分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与导师沟通较少或基本没有沟通，这两部分学生缺乏主观能动性。有的教师指导学生偏多，在论文（设计）指导上就难免力不从心，无法对每一个学生的论文进行深入了解[6]。建议导师要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足够重视，投入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主动就实验设计、实验方法、实验结果经常与学生沟通沟通讨论，对学生毕业论文仔细阅读、审核，提出意见，努力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使整体论文水平提高。
（五）完成毕业论文所花的时间。
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超过85%的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时间都在3个月以上，其中60%的投入时间在3~6个月，有25%的学生投入的时间较多，在6个月以上。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投入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近年来，学生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学生们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去联系工作；再加上一些学生忙于考各种证书，来增加就业的砝码；也有部分学生忙于考研、复试、调剂等，很难专心从事毕业生产实习和论文工作[2，7]。建议学院提前启动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让学生尽早着手实验论文的工作，包括查阅资料、论文设计、实地实习、撰写论文等一系列较为复杂的任务。以便为后续工作安排留有充裕的时间，做到考研、毕业、就业多不误。
（六）完成毕业论文的角色。
有接近50%的学生是在师兄师姐（硕士/博士研究生）辅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的。有20%的学生是在导师亲自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的，有超过20%的学生是独立完成毕业的；另外还有不到10%的学生是和同学合作完成毕业论文。从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角色来看，学生的参与度明显是高于导师的，这也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但也反映了指导教师数量不足或任务重的问题。建议学院组建学生科研团队和指导教师团队。从传统的“一对一”模式，转换成“多对多”、“多对一”或“一对多”。每个学生既有各自的研究任务，又可成为一个整体，从而达到“分而不散，合而不乱”。学生科研团队，通过分工合作共同来完成一项较大课题，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指导团队的组建既可解决学生数量过多、指导教师不足的问题，还可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研究水平和质量。
（七）对自己论文所涉及的领域的熟悉度。
有接近50%的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比较感兴趣，也比较了解的，体现了指导教师给予的课题专业性比较强，充分结合了专业特性。另外，有大约38%的学生尽管在毕业论文开始前并不了解毕业论文所涉及的领域，但通过文献阅读慢慢了解。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在论文完成后对自己毕业论文所涉及的领域也不了解，这部分学生往往是要么对自己的毕业论文不感兴趣，要么是对自己的学习不认真负责，还有就是指导教师对学生要求不严，甚至迁就某些不合理要求。建议指导教师要结合专业特性设计较多的课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另一方面，指导教师要从论文涉及的领域（包括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创新性等方面）去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自主创新能力。
（八）毕业论文遇到的最大挑战。
有大约37%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最大的挑战是做实验，有大约28%的学生觉得是写论文，有17%的学生认为是文献阅读。当然，还有另外的17%的学生认为没什么挑战，随便做做就过了。综合来看，这几个专业的学生做毕业论文时，无论是从做实验、写论文，还是阅读文献，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只有少部分毕业生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深入的研究。建议注意重视学生研究素质培养，可实行导师负责制，让有兴趣的学生平时多参与科学实验研究，培养学生阅读文献、撰写实验报告和科学论文的习惯。
（九）论文写作过程中，最难写的内容。
有超过55%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最难写的是结果与分析，有大约22%的学生觉得是结论与讨论，有17%的学生认为是前言和综述部分，只有大约5%的学生认为是材料和方法，而在另一个选项参考文献方面居然没人选择。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学生和科研人员来讲，往往结果与分析是最容易写的，而大部分毕业生却觉得这部分难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参考文献阅读不够，知识储备不足，对本领域了解深度不够，在文章中盲目推理。面对实验结束后的一堆数据不知怎样处理，怎样进行分析总结。虽然在参考文献一项中，无人选择，但就论文评审评阅过程来看，参考文献格式问题几乎是一个通病，基本都是直接拷贝过来，格式五花八门。建议指导教师要对学生的实验结果、分析、讨论进行合理引导，加强学生对文献阅读的理解力和规范性，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十）论文写作过程中，最容易写的内容。
有大约45%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最容易写的是材料和方法，认为前言（综述部分）、结果与分析、参考文献部分容易写的学生大约各有16%，只有不到3%的学生认为讨论容易写。综合来看，大部分学生认为材料方法、文献综述部分容易写，是因为这部分往往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借鉴，甚至是直接拷贝。相反，在其他方面觉得难写，是因为同学们没有自己的科研思维和文献消化能力。建议指导教师要在学生的科研道德、科研素养教育方面合理引导，形成正确的科研价值观。
（十一）毕业论文写作方面的困扰。
在论文写作困扰方面，有大约43%的学生认为是文档结构，有25%的学生认为是文献综述，有大约22%的学生认为是论文写作格式，只有不到9%的学生论文是参考文献困扰自己。其实从论文评审评阅情况来看，大部分论文在文档结构、论文格式及参考文献中都存在问题。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长期以来高校在课程教学不注重习作性专项训练，学校也未开设科学文献检索和专业文献撰写专项训练，导致学生资料整理能力、写作能力较差。对该部分的建议是针对所有学生开始科技论文写作、文献阅读选修课，增强学生的科技论文写作能力。
（十二）毕业论文存在最大的问题。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有超过55%的在写作规范上存在问题，有25%的学生在实验设计上存在漏洞，有大约17%的学生在参考文献格式存在问题，有大约3%的学生存在结论不合理的问题。综合来看，论文写作规范困扰着大部分学生，这可能是由于本科论文没有明确的写作格式和规范要求。另一方面，还是学生对论文写作缺乏了解。建议指导教师要对实验设计和学生进行系统的讨论，不要盲目地进行实验，对实验结束后的一堆数据要引导学生进行科学处理，合理地分析总结，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确立学术学位论文格式规范体系。
（十三）论文答辩后对论文所涉及领域的认知度。
在论文答辩后，有超过68%的学生对论文所涉及的领域有一定的了解，有点兴趣，另外有17%的学生了解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并认为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继续往下做，有超过11%的学生对该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产生向往。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不到3%）对论文所涉及的领域还是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综合来看，绝大部分学生能通过完成毕业论文了解该领域，并产生兴趣，效果还是不错的。建议指导教师根据大学生兴趣广泛、志向多元的特点，发挥各自特长。让学生从自己的兴趣与志向入手，有助于让学生们形成钻研学术和实务创造的作风。
（十四）对毕业论文完成的满意度。
在论文答辩后，有超过51%的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完成情况还是感到满意的，另外有40%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达到了良好等次，还有大约3%的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感到非常满意，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觉得终于完成了。综合来看，学生对自己的论文完成情况感觉还是不错的。建议通过不断的教学改革，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力争让大部分学生对自己的论文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与讨论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我校所调查的几个专业的学生毕业论文在导师选择、课题选择、兴趣培养、论文设计、论文写作、完成情况等多方面表现得还不错。但同时也对指导教师在课题拟定、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科研兴趣和科研素养、培养学生阅读文献和科技论文写作等多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加完善。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的“三创”精神，教学改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学生们喜闻乐见的。
一、文化自觉概念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和发展。
(一)文化自觉概念的基本特征。
1.文化自觉概念的内涵。
在逻辑学上所谓外延就是指概念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亦即概念的适用范围。
上面本文已经对“文化自觉”的内涵作了界定，因此“文化自觉”概念的外延应与其内涵相一致包括一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实践活动。
费老先生用一句话将“文化自觉”的内涵归纳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这16字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要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传统文化，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
然后去尊重传统文化，继而自觉的去传承传统文化。
第二，在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开发，明确其发展方向。
第三，推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以上就是“文化自觉”这一概念的主要内容。
2.文化自觉概念的本质属性。
费老先生的16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对“文化自觉”概念内涵最精准的概括。
文化自觉中“各美其美”，是指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质和美感。
文化没有好坏之分，各个国家和民族都要学会欣赏自己的独特文化，看到自己的优点。
“美人之美”是在欣赏自己文化的同时，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和国家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美美与共”是指不同的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借鉴，最后相互融合，和平共处，达到“天下大同”的终极目标。
可以看出“文化自觉”是充分认知本国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充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并且与外来文化交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丰富本国文化的内涵，实现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这是“文化自觉”的小目标，不管对本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还是与外来文化的融合，终极目标是实现文化的和谐发展，实现“天下大同”这一伟大理想，这一理想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想相契合的。
2.文化自觉概念的发展。
中国近代较完整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开始于中日甲午海战之后。
甲午战败，中国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得社会矛盾加深，同时也唤起了民族觉醒。
亲身经历这次事件的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役始也。”
民族觉醒是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甲午海战这次民族危机激发了民族觉醒，让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审视国内和世界形势，导致了“公车上书”的出现，这是文化自觉的起点。
“公车上书”是知识分子们对祖国前途理性思考之后采取的重要举措，这些知识分子正是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之下，直接或间接的改变了人生观和世界观，开眼看世界，使得他们成长为文化自觉的主力。
从甲午海战一直到八国联军侵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走在时代前列，主张“变法”，向西方学习。
他们一方面从文化上论述政治变革的必要性，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另一方面大力宣传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平等精神，具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意义。
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更多的有识之士以实际行动自觉承担时代使命。
其中梁启超的“新民”说则大力宣扬自由主义的民主自觉。
孙中山则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弊端提出批评。
他们对于中国文化近代化过程中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辩证思考，是文化自觉的具体表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主要活动阵地，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等知识分子结成新文化阵营，主动承担起唤醒国民意识的使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主要目的在于改造国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推动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觉醒，促进了人的解放。
通过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国民意识得到极大的解放和觉醒，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二、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
1.文化的基本特征。
要想深刻认识文化的地位，必须对文化的本质属性有深入的了解，要想了解文化的本质属性必须要先知道文化的基本特征，首先要讨论的是文化三个基本特性：第一，超自然性和超个体性。
文化是与“自然”相对而言的概念。
从文化的内涵中就可以看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是与人类世界相关联的，所谓文化其实就是人化的产物，具有属人性和社会性，它不属于自然界的范畴，所以文化具有超自然性。
同时文化是人化的产物，它不是单个人的实践活动的成果，而是整个人类的实践活动的成果，文化是相当于人这个类来说的，不是相对于其中的单个人而言。
文化以物质性的和精神性的品质附加在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中，一代代被继承和发展。
每一个个体要想在社会中生存，必须学习和继承前人创造的文化，习得这种习惯，这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进步和发展，所以文化具有超个体的特征。
第二，文化具有民族性、阶级性、时代性。
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现象。
不同的民族具有各自特色的不同文化，因此很显然文化具有民族性。
同时，在存在阶级对抗的阶级社会里，文化不可避免的要打上阶级的烙印。
文化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不是僵化、静止的存在状态，文化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因而必将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发展相契合，不同时代拥有属于自己时代特色的`特定的文化，因此文化具有时代性，文化的时代性则意味着文化依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可促使民族文化推陈出新，避免固步自封，停滞僵化。
2.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
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是由文化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从宏观上来说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主要有满足需要的功能、认知的功能、规范的功能和凝聚的功能。
第一，满足需要的作用。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将文化创造出来，文化的作用也就是直接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
正是由于社会的需要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文化的创造也是不断发展变化、永无止境的。
第二，认知的功能。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本质能力的固化，展示出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所达到的水平。
通过对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人类文化得以薪火相传，人类文化知识宝库越来越丰富，使得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逐步提高。
特别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借助文化，人们日益加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并在科学认识的指导下，人们采取正确的处理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
第三，规范的功用。
文化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系统化。
它提供人们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使社会得以在一定秩序中存在和发展，因此文化具有规范人们的行为习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
第四，凝聚功能。
民族文化是一个地域中的人们，在日常的实践活动中慢慢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些共同的价值取向凝聚沉积下来就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这种民族文化经过一代代的传承和发展，不断激励着民族内部成员奋勇前进，推动本民族的发展。
(一)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力求全面性....................25。
1.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必须把握其基本方面.............25。
2.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必须把握其联系....................27。
3.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必须把握其源泉和中介........28。
(二)从文化现象的发展变化中观察文化现象....29。
2.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29。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指导................31。
三、培养文化自觉的哲学方法。
(一)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力求全面性。
1.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必须把握其基本方面。
文化，是一个外延非常宽泛的词，涉及的领域和层次十分丰富复杂，有关文化的定义多达上百种。
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文化”最早来源于《周易》中的贲卦：“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意思是通过礼乐文明教育和感化民众，使社会达到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
中国古代的“文化”是与“武功”相对的概念，据汉代刘向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
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可见，“文化”又是与“武功”相辅相成的统治方法和手段。
西方的“文化”一词则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本意是指对农作物的耕作和栽培以及居住、联系，后来引申扩大为所有有意识的培养、教育、发展及其产物。
文化自19世纪以来就受到许多哲学家的关注，西方出现了许多文化哲学的学说，如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的文化哲学，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韦伯的价值的文化哲学，尼采的强力意志的文化哲学，胡塞尔的本质的文化哲学，舍勒的情感的文化哲学，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的文化哲学等等。
这些不同的文化哲学流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文化的产生、实质、结构和功能等等作了有意义的探索，深化了对人的本质和主体性的认识，但是这些文化哲学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夸大人的主观精神、夸大历史偶然性、夸大文化相对主义的局限性，低估或者否认人类实践活动在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改造自然和自身的实践活动是文化的源泉和基础，没有人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实践活动，不仅没有文化，连人的生存都不可能。
结语。
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提高本国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决定》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做出的，为发展我国先进文化创造了有力的政策条件，它势必推动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高文化软实力对内必须发扬传统文化，深度开发传统文化资源，促进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对外必须处理好本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为我国文化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无论是发展本国传统文化，还是借鉴、吸收外来文化，都离不开高度的文化自觉，只有在对文化充分的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是费孝通老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范畴，这一概念对于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方法和路径。
我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家，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传统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
因此，如何更好的发展传统文化，挖掘传统文化的资源，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对于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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