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心得体会可以将自己的体验与他人分享，相互借鉴和学习。以下范文中涉及的话题非常丰富，从学习方法到人际关系，从自我管理到团队协作，都有精彩的观点和见解。
新疆昌吉金剑保安有限公司组织学习，《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通过学习让大家更深刻的认识到新疆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中国西北，8个国家接壤，著名的“丝绸之路”在此将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使其成为多种文明的荟萃之地，也让押运中心全体员工深刻体会到祖国和平统一，民族和谐共处的美好大家庭。
通过学习让我们进一步深刻的了解到祖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在很长的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新疆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然而，最期时间，境内外敌对势力，扭曲事实，为了达到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故意掩埋事实混淆是非。他们抹杀新疆是中国固有领土，否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并存等客观事实企图把新疆各民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新疆各民族文化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割裂开来，在单位领导组织学习让我们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中华儿女我们要为祖国昌盛繁荣贡献自己微薄之力。
史不能改变，事实不容否定，新疆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从来都不是什么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是新疆是多文化多宗教并存的地区，新疆各民族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怀抱中孕育发展的，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是中华文化相融合的宗教融合在一起，共同营造和谐共处的美好生活。
它叙述了党在领导国家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不加掩饰地批评党在执政过程中犯下的巨大错误。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书中介绍了当时党的领导人们在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提出的种种决策、措施，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也是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挫折的根本原因。这不仅加强了我们对党和党的领导人的正确认识，还了解到国家发展的历史，激发了我们为国奉献的精神，日后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在这个《决议》里面，对于“”的叙写是最长的。这也是我感受最深的一面。完完全全的一场灾难，一场由人民最信任的人一手发起的灾难，虽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悲剧。但是在他产生错误观点，并且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之后，这场悲剧早已注定了。然后在这十年里，“_”、林彪集团搞风搞雨，迫害了无数的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中间还夹着个“知识分子”阶层。许多人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残酷的迫害，有些甚至死亡。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受到极大破坏，甚至停顿发展。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可以说，这完全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候，是国家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候之一。党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从“”那十年来看，毫无置疑。但是，就党的本质来看，是代表人民的，保护人民的。绝大多数党员是人民的子女，是为人民服务的。即使江青、林彪等人在那时候拥有巨大的权力，号令全党，也改不了这个本质。所以，我们在认识““””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本质的区别：江青、林彪等人代表不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点在《决议》里面有清楚地说明。当然，《决议》并没有文过饰非，在肯定了那些遭受迫害的人们的清白之外，对“_”、林彪集团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一点儿都没有掩盖“家丑”的意思。除此，更重要的是对于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正确评价，明确地指出毛泽东发起“”的严重错误，在“”中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是要批评的。但是毛泽东的错误是在他错估发展形势，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路线，所下的决策所造成的。悲剧的是他还认为这是有利于党和国家发展的。虽然毛泽东在晚年犯下了如此巨大的错误，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但是他毕竟是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在国家初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我们要正确地认识毛泽东这一伟大领袖，不能把他与“_”、林彪之流混为一谈。党的绝大部分领导人在长时间艰苦斗争的过程中，终于掌握了主动权，在1976年粉碎了“_”，拨乱返正，使党终于回到正确的思想的领导下，国家再一次焕发了发展的生机。这是历史的伟大转折。
通过《决议》的叙写，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了那一段黑暗时期的历史，那些在那段历史时期的人们。历史是什么样的？那时候的人们的行动是怎样的？在《决议》都一一写了出来，该批判的批判，该赞扬的赞扬。因此，作为一个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具有诚信的，不愧是经过长时间证明，符合民心的政党。
作为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党，我认为，党在建国以后的历史，既有其伟大的一面，亦有其灰暗的一面。作为一个有执政基础的政党，有底气地承认在执政过程中犯下的错误，有知错能改的勇气，是能够赢得民心的。一个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最终还是要靠一个以民为本、务实的政党来执行的。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记住“以民为本，以民为重”这八个大字，不然，哪怕制度再优良，民众也不需要这个政党。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您提交我的阅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的一些感想和体悟。虽然已经有三年的党龄了，但是时常会觉得自己思想觉悟还不够，还急需进一步提高。为此我一直在积极关注党中央的最新决策，并认真学习。在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曾多次提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感觉自己对决议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于是再次找出决议内容，并以思想汇报的形式呈献给党组织，希望党组织审查指导。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作出了官方的全面总结；对这一时期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特别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官方的基本评价。最近举行的全国两会上，改革问题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关注，为此我特意关注了《决议》中的改革问题，希望自己能够进一步的贯彻改革的精神。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坚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思想，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此改革成为了中国今后三十年的主基调，我们国家也开始了飞速发展的阶段。《决议》中这样提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认真听取各方面干部、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整个国家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以及其他领域的改革，经济得到了长远的发展，各个方面都在不断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目前，我们的改革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提出：“我曾经在多个场合说过今年是改革年，理由有三个：消除经济运行中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巩固宏观调控成果，要靠改革；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靠改革；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构建和谐社会，也要靠改革。改革不是一年的事情，而是长期的任务。有些问题早改比晚改好，否则积重难返。对于今年的改革，主要有五项任务：第一，推进政府自身的建设与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第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快股份制改革。第三，推进金融改革。这是十分重要的任务，要下大力气。第四，推进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主要是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环节。第五，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确切说，今年是改革攻坚年。”从的话中，我们能够看到：改革的压力依然很大，我们依然需要保持头脑的冷静，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我们国家太大，问题太多、太复杂，这就需要我们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坚定信心、永远奋斗。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贯彻执行改革任务，随时听候党组织的召唤，为我国的改革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四川广安人。
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转往苏联学习。1926年底动身回国，被派到西北部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1927年底至1929年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底和1930年初，同张云逸等在广西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到位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曾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红军报纸《红星》报主编和中共江西地方组织的领导工作。1933年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曾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年底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了在贵州省遵义县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129师政治委员，同师长刘伯承共同领导创建了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卓有成效地开展了这些地区的抗日战争。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1947年同刘伯承一起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开始了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在对解放战争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任总前委书记。他和刘伯承、陈毅等指挥人民解放军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并向华东、中南、西南各省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1956年至1963年，曾多次赴莫斯科同苏共领导人进行谈判和斗争。“”期间，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遭到公开批评和谴责。1969年至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的一个工厂从事体力劳动。1973年3月恢复副职务。1974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首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周恩来病重以后，他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并于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局势进行整顿，并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受到迫害，1976年4月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同年8月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在同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性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在他主持和指导下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次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从1978年以来，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领导全党制定和实施新的发展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要坚定不移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四项保证：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犯罪活动；整顿党的组织和作风。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1982年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退出领导岗位。1992年春，他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根据谈话精神作出了"关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改革的步伐。
历史问题是我们理解和认识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研究历史问题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过去，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宝贵的体会和启示。本文将围绕若干历史问题展开探讨，探索其中的挑战和警示。
第一段：历史认知的复杂性。
历史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课题，涵盖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了解历史需要深入研究，挖掘资料，分析证据，从不同的角度和视角理解历史事件和现象。历史认知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具备批判性思维和学术坚持，不仅要了解表面的历史事实，更要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得对历史问题的深刻认识。
第二段：历史的不同解读。
历史问题存在不同的解读和观点，不同的历史学派和研究者可以对同一个历史事件给出截然不同的解释。这给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带来了挑战。我们应该客观对待不同的历史解读，理解其观点和立场，同时也要注重批评思维的发展，对不同解读进行比较和分析，形成自己的观点。只有通过多角度的分析和对比，我们才能逐步接近历史的本质。
第三段：历史中的教训。
历史问题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警醒。历史中的教训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改进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例如，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我们能够认识到种族歧视和战争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力，从而推动人权和和平的发展。历史中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我们都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断改进和进步。
第四段：历史与现实的矛盾。
尽管历史教会了我们很多，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也时常引发思考。有时候，历史中的美好时刻与当下的社会问题形成鲜明对比。例如，虽然现代社会已经取得了很多进步，但仍然存在着贫困和不平等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我们可以认识到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长期的努力和改革。
历史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任何时候都值得我们不断深入研究。通过对历史问题的持续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和社会的来龙去脉，从而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历史问题的持续研究不仅有助于个人的成长，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结语：
历史问题是研究和思考的源泉，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过去，更重要的是引导我们探索未来的方向和目标。历史的复杂性，不同解读，历史中的教训，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对历史问题的持续研究，都是我们在面对历史时所需要思考和思考的方面。通过不断学习和思考历史问题，我们可以不断提升自身的认知和思维能力，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历史是人类文明的镜子，是我们了解过去、认知现在、展望未来的重要工具。然而往往在历史中有许多疑问和困惑，需要我们去思考和探究。本文将围绕若干重要历史问题，探讨其中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历史的相对性。
历史是有限而又无穷尽的，不能脱离具体的人类社会环境进行绝对的评判。例如，历史上的某位领导者被人们口诛笔伐，却无法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去评判他。历史上有许多事情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因素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因此，我们需要在分析历史问题时，尽量全面地考虑相关社会和经济因素，脱离主观偏见的影响。
第三段：历史的教训。
历史不仅可以告诉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也可以提醒我们，重要的是从历史中学习，并避免重蹈覆辙。例如，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制定了《联合国宪章》，并建立了联合国，旨在维护和平与安全。然而历史再次证明，仅仅依靠国际组织是不足以维护和平的。因此，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审视当前的问题，尽早做出正确的决策，并避免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
第四段：历史的发展和变迁。
历史是流动的，不断地在变化和发展着。我们不能被历史的定论束缚住，而应该根据当下的情况和现实选择去判断。例如，曾经的强国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地位和影响力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不将自己固化在过去的观念中，灵活地思考和处理问题。
第五段：历史的启示与未来展望。
历史教会我们如何应对困难和挑战，它的启示和经验对于我们来说是宝贵的。然而，历史也不是万能的，我们需要更加理性和科学地面对问题。现在正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期，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同时也要更加注重社会变革和创新。只有在不断学习和创新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总结：
历史是一个宝库，其中蕴含着无数的经验和教训。我们需要善于从历史中学习，同时也要对历史保持批判性思维。历史教会我们如何去认识和理解世界，更重要的是，在面临困难和选择时，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只有在认真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我们才能真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未来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历史，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活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研究和诠释。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文学家们如何书写历史，历史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不可改变。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1)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2)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11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
党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红军各个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地发展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4)二十八年斗争的胜利充分说明：
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中国各民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这个事实，从而在党的周围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
三、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四、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
五、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我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革命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早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1927年至1949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6)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7)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五十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爱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四、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1952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1980年与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1980年比1952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80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1952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九、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十、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8)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9)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10)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11)1952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三、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12)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3)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14)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15)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二）。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和罗章龙、张国焘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
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他们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当然，无论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求反“左”倾错误的贯彻。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污蔑过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倾路线之外，还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四）。
为了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利于“惩前毖后”，不在今后工作上重犯这类错误起见，特分别指出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
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和毛泽东同志所详细分析过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一八”以后部分地变为殖民地）；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左”倾路线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个主要方面的错误：
第一，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又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指出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虽然各次“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的，但是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应当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也领导了农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左”倾认识，他们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农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而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同样，应当指出，我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和革命的文化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的政策；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我党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在六个条件下愿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由于指导政策的错误，不能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或归于失败。当然，在抗日问题上，在当时还不能预料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在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以后所起的变化，但是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都已经认识了的，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或否认，形成了自己的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除前，、结束语外，共包括七个部分，分别为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从来不是“东突厥斯坦”、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融合形成的、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
通过组织专题学习后给我带来了不仅仅是课程上的指导，更是对心灵上的启迪和对新疆的历史及发展提供了指明灯。
除此之外，通过此次学习也对为我以后的基层宣传教育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白皮书上说，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新疆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为了达到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蓄意歪曲历史、混淆是非。他们抹杀新疆是中国固有领土，否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并存等客观事实，妄称新疆为“东突厥斯坦”，鼓噪新疆“独立”，企图把新疆各民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新疆各民族文化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割裂开来。白皮书指出，历史不容篡改，事实不容否定。
当前，新疆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民生不断改善，文化空前繁荣，宗教和睦和顺，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新疆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境外敌对势力与“三股势力”沆瀣一气，杜撰历史、歪曲事实，逆历史潮流而动，其结果必将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
《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说，新疆属于新疆各族人民，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內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和追求。
当前，新疆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新疆的明天会更加美好，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新疆现在处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上，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了实施“对口援疆计划”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感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实施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带来的实惠。对口援疆政策，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支援地域最广所涉人口最多、资金投入最大、援助领域最全面的一次对口支援，也可以说是政府对我们农民群众的全面关怀。这一举措，彰显了我们党对新疆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有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有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伴随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可以说，通过学习新疆历史白皮书，切实的增长了知识，增强了工作自信，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了自身能力。除此之外，我从中还学到了很多新的思维方法。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要更加努力的学习。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前提，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和延续，新疆几千年的发展史以铁的事实证明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近期对《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纪要学习，这样观念就更加深刻。近些年，我们也亲身体会到，“三股势力”一直是亡我之心不死，披着“民族”和“宗教”的猥琐外衣，大肆传播宗教极端思想，歪曲新疆历史，利用穆斯林群众朴素的宗教感情，歪曲教义，进行非法宗教活动，煽动宗教狂热和宗教极端，蛊惑人心，作恶多端，唯恐天下不乱!血与火的事实证明，近年来发生的暴力恐怖案件，每一起背后都有“三股势力”的黑手，都有宗教极端和民族分裂思想的毒瘤在作祟。通过这些事实，再加上本次专题学习，我深深地感受到“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极端思想泛滥给新疆稳定和长治久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三股势力”就是以分裂国家为目标、以暴力恐怖为手段的反动势力，必须以雷霆万钧之手段予以毁灭性打击!
借助对白皮书的学习，我简要谈一下我的认识。
历史不能倒退，事实不容歪曲。新疆古代称为“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公元前101年，西汉在西域设立了地方官吏，管理屯田事务，公元前60年，西汉又设立了西域都护府，这标志着新疆从那时起就已经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两千多年的历史充分表明，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容分割的一部分，毋庸置疑，统一和发展也始终是新疆历史的主流，也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向往。
新疆自汉代起，被称为“西域”，即“西部疆域”之意。乾隆皇帝更名为“新疆”取“故土新归”之意。然而，有人却主张把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以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这种信手拈来的偷来主义何其荒谬!“三股势力”和他背后的主子像捞到了救命稻草一样着急为自己“正名”，这种卑劣行径无疑是认贼作父，毫无廉耻之心，所得到的也只能是臭名昭著，千夫所指!
“双泛”思想，其实就是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歪曲新疆“四史”，诋毁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煽动宗教狂热，挑起民族仇恨，妄图达到分裂祖国的罪恶目的。作为一名受党培育多年的党员领导干部，我有责任坚决主动做到擦亮眼睛，澄清模糊认识，立足当下，深刻揭露“双泛”思想的丑恶嘴脸，引领干部群众走出狭隘民族主义的阴影，理直气壮地反对“双泛”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疆的团结稳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那么，具体到日常工作中，我们全局干部职工一定要做到以下要求：
一是始终绷紧反恐维稳这根弦，牢固树立总目标意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全州人民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关于维稳系列“组合拳”的各项要求，压实责任、落实措施，确保了昌吉州社会治安形势整体持续向好，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因此，在日常维稳值班工作中，我们个别干部出现了松懈、倦怠的负面情绪。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新疆处于“三期叠加”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与“三股势力”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近年来，我系统也严肃查处了几名长期隐藏在干部队伍中伺机作乱的“两面人”。事实证明，敌人就在我们身边，维稳工作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复杂，反恐维稳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形势越是持续向好，各族干部职工越要克服松懈、厌战思想，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始终站在反分裂斗争第一线，旗帜鲜明，表里如一同分裂分子做坚决斗争。
二是严格落实维稳值班制度，确保机关安全稳定。按照“门外有隔离、门口有安检、内部有巡查、视频全覆盖”的要求，坚持领导带班、干部值班制度，对外来人员和车辆要严格按照“五步工作法”进行检查，严禁值班期间出现玩手机、脱岗等现象。认真做好交接班登记，按时到岗，严禁空岗。同时，全局干部职工要24小时保持电话联络畅通，提高防范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不断完善应急管理工作。
维护社会稳定责任重大，时不待我，只争朝夕。在反分裂斗争中，我个人也一定会坚决贯彻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定的治疆方略，以实际行动践行区州党委的安排部署，站稳立场，经受考验，以上率下，积极主动发声亮剑，表明立场态度，担负起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坚决肃清宗教极端思想毒瘤，铲除“三股势力”生存土壤，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不懈奋斗。
《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发表后，引发我区干部群众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新疆各民族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怀抱中孕育发展的，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白皮书说，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说:“白皮书内容翔实，厘清新疆史实，戳穿各种谎言，充分阐明了事关新疆稳定发展的重大历史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对于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意义重大。”
“白皮书对新疆各族干部群众认清新疆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等发展轨迹及其规律，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自治区党委党校民族宗教理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郭益海说。
“白皮书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共同团结奋斗，新疆进入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作为一名在基层工作30多年的党员干部，我就是最好的见证人。”民丰县若克雅乡精神文明和社会事务办主任苏比努尔·麦合木提告诉记者，现在农民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安居房，家里还通了上下水、电、天然气，柏油路铺到了家门口。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大大提升。要广泛宣传白皮书的内容，让大家看清楚看明白事实真相，团结一心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让民族团结的种子落地生根。
白皮书说，多民族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我们社区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14个民族组成，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生活在一起。今后，我们社区干部和居民之间还将继续结对子、勤走访、常团聚，在互学语言、关爱帮扶中，拧成一股绳，全力维护民族团结。”塔城市新城街道哈尔墩社区党支部书记巴哈尔古力说。
“‘新疆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共同生产生活……’这就是我生活的真实写照。”7月23日，白皮书中的这段话，触动了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研究生艾日夏提·地里夏提的心。“小时候，我在库车县林基路小学上学，和各族小朋友一起学习、成长。现在我和来自河南、河北、山东的同学住在一个宿舍，在共同学习、共同生活中加深了解、共同进步。我们一定要以青年学子的担当，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艾日夏提说。
“我们结对子，认亲戚，就是要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加深各民族之间的了解，通过互帮互助增进感情，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大家心中生根。因为只有我们各民族紧密团结，我们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好，祖国的新疆才会越来越好！”自治区总工会宣教部副主任科员闫伟说。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白皮书说，新疆各民族文化要繁荣发展，必须与时俱进，树立开放、包容理念，坚持与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与世界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主任梁健表示，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白皮书内容，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贡献力量。
新疆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赛雅拉·阿巴索夫表示，要深入学习宣传白皮书的内容，在教学和实践中强化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繁荣发展新疆各民族文化的重要历史经验。”对这一点，英吉沙县乌恰镇第二小学教师努尔艾合麦提·奥斯曼江深有体会，“通过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农村的孩子又多了一双眼睛。他们的眼界更开阔了，获取各种知识的渠道也越来越多。”
前不久，中共中央印发了一份《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文件，其中包括了一份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被认为是对当下政治生态的积极引导，也是对历史问题的力度加强。在接下来的几段里，我想谈一下我对于这份历史问题决议的一些心得体会。
历史问题决议第一次提出了“党的历史是革命和建设历史”这一概念，深刻地阐述了历史应当被正视的重要性。当前，一些人的历史观念依然偏颇，对历史篡改、歪曲、否认等现象依然存在。只有正视历史、深刻剖析历史背后的根源和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我们才能更好地总结经验、避免犯错，实现历史的辩证发展。否则，我们将不可避免地沉迷于过去，没有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进动力。
历史问题决议提出了严肃查处那些把在污点化党的爱国将士、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号的人，或把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时期某些缺点、错误全盘否定、全盘提倡文化大革命等历史反动思潮和行为进行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引起人民群众公愤的行为。纪律性是党的根本性质，严守纪律是维护这种性质的首要条件。党员干部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消除对历史时间的冲动情绪、自我价值的夸大，避免因人而异、因群体而异、因地域而异、因阵营而异的偏见，牢记党的宗旨，健全内部纪律制度，发挥带头作用，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才能更好地维护党的形象和利益。
历史问题决议提出了新时期全党经常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回顾党的历史、总结发展经验和教训，扎扎实实把理论落实到工作中去。只有践行理论，把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贯穿在始终，我们才能更好地领悟并实践真理，拥护和坚持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不失为党员干部的必修课程。
第五段：结语。
历史问题决议的发文，引发了广泛的反响和思考。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刻领悟这份决议想要表达的意义和要求，保持清醒头脑，正视问题、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水平。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没有终点，导向它的精神永远不能被丢弃。
近期，通过学习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纪要，特别是结合***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及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中央关于新疆工作回忆精神，使我对于***总书记的党中央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的治疆方略有了更加深刻的领会，思想上有进一步提升、认识上更加清晰，对于做好今后工作，坚定不移的贯彻党中央治疆方略，落实总目标充满信心和决心。
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视野，从祖国历史发展全局界定和研究新疆区域历史发展，着眼于中华民族与新疆各民族、中华文化与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联系，认真回答了新疆若干历史问题，明确阐明：新疆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是我国自秦汉以来就基本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独特优势;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新疆各民族文化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是多种宗教并存地区，促进宗教关系和谐是新疆稳定繁荣的历史经验等等。这些基本观点，为解决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历史领域的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遵循，为统一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对若干历史问题的认识提供了重要共识，为掌握新疆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主动权、话语权提供了重要思路。为我们严守意识形态阵地，抵御并反击外界意识形态攻击提供了强大支撑。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对敌斗争形势下，《纪要》无疑是有力的思想武器。
我将进一步认真学习领会纪要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思想、指导行动，更加主动自觉的把握并实践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要求，在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和历史领域现实问题上保持正确、清醒的认识，在组织的带领下，认真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各项工作，始终确保立场不变、方向不偏、力度不减。同时，立足本职岗位更加坚定的树立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的总目标意识，深刻学习领会并深入贯彻落实坚持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的基本遵循，坚持凝聚共识、争取人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偏移，坚持打赢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鲜明态度不含糊。努力向身边人、向全社会宣讲新疆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正确认识，从自身做起，打牢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纪要使广大群众更多了解新疆、认识新疆、支持新疆。
有力解答了新疆意识形态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为做好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纪要的发布，体现了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疆工作的正确判断和高瞻远瞩。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习总书记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报告。***总书记的报告全面回顾了我们伟大祖国过去五年走过的不平凡之路，更加细致全面的勾勒出未来祖国发展建设的宏伟蓝图，听完报告我们倍感振奋，倍受鼓舞。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从国际国内实际出发，从十四个方面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设计。我相信，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新疆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而光明。
历史问题决议是一份重要的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历史问题进行权威解释的政治声明。本文将结合个人阅读历史问题决议的体会，探讨历史问题的意义、历史问题决议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
历史问题一直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历史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近两百年的历史中，中国遭受了无数的战争和侵略，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历史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历史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导向未来。处理历史问题不仅涉及到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和评价，也关乎到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道路选择。
历史问题决议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正视历史和传承文化的指引。是对过去的认识和评价，是我们对现在的抉择和未来的选择。历史问题决议是中国政府对历史事件的权威解释，为我们准确认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真相提供了基础概念和指导思想，也有助于我们大力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通过修正历史的错误，我们可以更好地建设一个具有更加光明未来的国家。我们可以通过历史问题决议的颁布，认识到中国的现实和潜能，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历史问题决议是中国政府秉持着实事求是、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等价值观念，对历史问题进行权威解释的政治声明。它反映着陈述事实、澄清错误、回归正义的历史精神和道德力量，并力求寻找历史走向的真正方向。通过历史问题决议的颁布，我们不仅可以让人们正视中华民族在现代史中的遭遇，更可以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
第四段：如何看待和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
历史问题决议的颁布，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自我，也让我们重新认识和审视我们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弘扬自以后中华文化、国家文化和世界文化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选出环境和文化背景适合自己的一种方式，在人口、传承、保护、创新方面做好文化经营，不断开辟新的地盘。既要继续坚持文化自信，弘扬传统文化，也要开台演出，展现自己的特色文化，将中国的文化推向全球范围，并建立全球文化评价体系，使后代对我们雄厚的文化底蕴感到自豪。
第五段：结论。
历史问题决议是一份揭开历史面纱的权威解释，是我们认识、思考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总结我们的过去并展望未来的必修科目。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成为一个社会共享、不可分割的整体时，了解更多的事实和真相有助于打破历史的误解和错误观念，促进相互理解与合作。让我们珍惜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瑰宝，珍视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让我们共同开辟属于中华民族的光辉前程，创造民族的辉煌明天。
为什么要制定新的《准则》和《条例》，通过前面的分析已充分说明全面从严治党的极端重要性，十八届六中全会的核心内容就是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个目标，结合新的形势要求，以及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为抓手，制定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条例》的出台主要是为了解决党内出现的突出问题，需要通过强化党内监督来解决问题，修订的主要方面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强化责任担当;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务实管用;三是坚持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四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五是坚持实践探索在前，总结提炼在后。修订后的《条例》立足于发现问题，纠正偏差，增强了“四个自我”能力，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内监督方面的有效实践经验和成功做法，着重建立健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党内监督体系，努力做到制度管用、行之有效。
通过近期对《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学习，这样观念就更加深刻。近些年，我们也亲身体会到，“三股势力”一直是亡我之心不死，披着“民族”和“宗教”的猥琐外衣，大肆传播宗教极端思想，歪曲新疆历史，利用穆斯林群众朴素的宗教感情，歪曲教义，进行非法宗教活动，煽动宗教狂热和宗教极端，蛊惑人心，作恶多端，唯恐天下不乱！血与火的事实证明，近年来发生的暴力恐怖案件，每一起背后都有“三股势力”的黑手，都有宗教极端和民族分裂思想的毒瘤在作祟。通过这些事实，再加上本次专题学习，我深深地感受到“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极端思想泛滥给新疆稳定和长治久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三股势力”就是以分裂国家为目标、以暴力恐怖为手段的反动势力，必须以雷霆万钧之手段予以毁灭性打击！
借助对白皮书的学习，我简要谈一下我的认识。
一、我们要时刻警惕，坚决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历史不能倒退，事实不容歪曲。新疆古代称为“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公元前101年，西汉在西域设立了地方官吏，管理屯田事务，公元前60年，西汉又设立了西域都护府，这标志着新疆从那时起就已经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两千多年的历史充分表明，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容分割的一部分，毋庸置疑，统一和发展也始终是新疆历史的主流，也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向往。
二、我们要认清事实，新疆和“东突厥斯坦”毫无关系。新疆自汉代起，被称为“西域”，即“西部疆域”之意。乾隆皇帝更名为“新疆”取“故土新归”之意。然而，有人却主张把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以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这种信手拈来的偷来主义何其荒谬!“三股势力”和他背后的主子像捞到了救命稻草一样着急为自己“正名”，这种卑劣行径无疑是认贼作父，毫无廉耻之心，所得到的也只能是臭名昭著，千夫所指！
三、我们要擦亮双眼，主动撕破“双泛”思想的皮囊。“双泛”思想，其实就是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歪曲新疆“四史”，诋毁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煽动宗教狂热，挑起民族仇恨，妄图达到分裂祖国的罪恶目的。作为一名受党培育多年的党员领导干部，我有责任坚决主动做到擦亮眼睛，澄清模糊认识，立足当下，深刻揭露“双泛”思想的丑恶嘴脸，引领干部群众走出狭隘民族主义的阴影，理直气壮地反对“双泛”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疆的团结稳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我们要正视历史，事实面前岂容狡辩。在历史事实面前，一切砌词狡辩只会徒劳无功。面对狡猾凶残的敌人，我们只有抢先拿起强大的理论武器，才能将其一击毙命。因此，我们要自觉正确认同新疆历史，清楚地认识到长期以来，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领土的一部分，是各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多种宗教在新疆历史发展中碰撞与和谐并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要肩负着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责任和使命，在与“三股势力”的斗争中，丝毫不能含糊、不能退缩，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那么，具体到日常工作中，我们全局干部职工一定要做到以下要求：
一是始终绷紧反恐维稳这根弦，牢固树立总目标意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全州人民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关于维稳系列“组合拳”的各项要求，压实责任、落实措施，确保了昌吉州社会治安形势整体持续向好，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因此，在日常维稳值班工作中，我们个别干部出现了松懈、倦怠的负面情绪。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新疆处于“三期叠加”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与“三股势力”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近年来，我系统也严肃查处了几名长期隐藏在干部队伍中伺机作乱的“两面人”。事实证明，敌人就在我们身边，维稳工作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复杂，反恐维稳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形势越是持续向好，各族干部职工越要克服松懈、厌战思想，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始终站在反分裂斗争第一线，旗帜鲜明，表里如一同分裂分子做坚决斗争。
二是严格落实维稳值班制度，确保机关安全稳定。按照“门外有隔离、门口有安检、内部有巡查、视频全覆盖”的要求，坚持领导带班、干部值班制度，对外来人员和车辆要严格按照“五步工作法”进行检查，严禁值班期间出现玩手机、脱岗等现象。认真做好交接班登记，按时到岗，严禁空岗。同时，全局干部职工要24小时保持电话联络畅通，提高防范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不断完善应急管理工作。
维护社会稳定责任重大，时不待我，只争朝夕。在反分裂斗争中，我个人也一定会坚决贯彻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定的治疆方略，以实际行动践行区州党委的安排部署，站稳立场，经受考验，以上率下，积极主动发声亮剑，表明立场态度，担负起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坚决肃清宗教极端思想毒瘤，铲除“三股势力”生存土壤，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不懈奋斗。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中国西北，位于亚欧大陆腹地，与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8个国家接壤，著名的“丝绸之路”在此将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使其成为多种文明的荟萃之地。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新疆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以下简称“三股势力”），为了达到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蓄意歪曲历史、混淆是非。他们抹杀新疆是中国固有领土，否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并存等客观事实，妄称新疆为“东突厥斯坦”，鼓噪新疆“独立”，企图把新疆各民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新疆各民族文化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割裂开来。
历史不容篡改，事实不容否定。新疆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从来都不是什么“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融合形成的，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新疆是多文化多宗教并存的地区，新疆各民族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怀抱中孕育发展的；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伊斯兰教扎根中华沃土并健康发展。
一、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历史上，养育中华民族及其先民的东亚大陆，既有农耕区，也有游牧区等。各种生产生活方式族群的交流互补、迁徙汇聚、冲突融合，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个王朝夏、商、周先后在中原地区兴起，与其周围的大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逐渐融合形成的族群统称为诸夏或华夏。经春秋至战国，华夏族群不断同王朝周边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等7个地区，并分别联系着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周边诸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再次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
从汉代至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自汉代开始，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汉朝以后，历代中原王朝时强时弱，和西域的关系有疏有密，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治时紧时松，但任何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着对该地区的管辖权。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造就的。
西汉前期，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西域地区，并不断进犯中原地区。汉武帝即位后，采取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措施反击匈奴。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xx年，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联合月氏、乌孙等共同对付匈奴。公元前127年至公元前1xx年，3次出兵重创匈奴，并在内地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先后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101年，在轮台等地进行屯田，并设置地方官吏管理。公元前60年，控制东部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统一西域。同年，设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公元123年，东汉改西域都护府为西域长史府，继续行使管理西域的职权。
三国曹魏政权继承汉制，在西域设戊己校尉。西晋在西域设置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管理军政事务。三国两晋时期，北方匈奴、鲜卑、丁零、乌桓等民族部分内迁并最后与汉族融合。327年，前凉政权首次将郡县制推广到西域，设高昌郡（吐鲁番盆地）。从460年到640年，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了以汉人为主体居民的高昌国，历阚、张、马、麴诸氏。隋代，结束了中原长期割据状态，扩大了郡县制在新疆地区的范围。突厥、吐谷浑、党项、嘉良夷、附国等周边民族先后归附隋朝。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理大为加强，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于阗王国自称唐朝宗属，随唐朝国姓李。宋代，西域地方政权与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高昌回鹘尊中朝（宋）为舅，自称西州外甥。喀喇汗王朝多次派使臣向宋朝朝贡。元代，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管理军政事务，加强了对西域的管辖。1251年，西域实行行省制。明代，中央政权设立哈密卫作为管理西域事务的机构，并在嘉峪关和哈密之间先后建立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蒙古、沙州6个卫，以此支持管理西域事务。清代，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中国西北国界得以确定。此后，对新疆地区实行了更加系统的治理政策。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1884年在新疆地区建省，并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xx12年新疆积极响应辛亥革命，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行省。
xx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疆和平解放。xx55年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共同团结奋斗，新疆进入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疆土既有割据时期又有统一时期，统一与割据交替循环，国家统一发展始终是主流方向。同中原地区不同时期曾经存在诸侯国或割据政权一样，新疆地区也多次出现地方政权割据情况，但不论这些政权割据时间有多长、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走向重新统一。历史上，西域不同时期曾经存在的“国”，包括城郭诸国、行国、封国、王国、汗国、王朝、属国、朝贡国等形态，无论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还是宋代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等，元代察合台汗国，明代叶尔羌汗国，都是中国疆域内的地方政权形式，都不是独立的国家。即便是地方割据政权，也都有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或认为自己是中原政权的分支，或臣属于中原政权。宋代著名历史文献《突厥语大词典》将当时中国分为上秦、中秦和下秦3部分，上秦为北宋，中秦是辽朝，下秦为喀什噶尔一带，三位一体为完整的秦。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汉人被称为桃花石，相应在《突厥语大词典》词条里，回鹘人被称为塔特·桃花石，也有的直译为中国回鹘人。在喀喇汗王朝钱币上，常有桃花石·布格拉汗、秦之王以及秦与东方之王等称呼，标示是中国的一部分。
二、新疆从来不是“东突厥斯坦”
突厥是6世纪中叶兴起于阿尔泰山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于552年消灭柔然汗国，建立突厥汗国。583年，突厥汗国以阿尔泰山为界，分为东、西两大势力。630年，唐朝发兵击败东突厥汗国。657年，唐朝联合回纥灭西突厥汗国，中央政权完全统一西域。682年，安置在北方的东突厥部众反叛唐朝，一度建立了后突厥汗国政权。744年，唐朝与漠北回纥、葛逻禄等联手平定了后突厥汗国。回纥首领骨力裴罗因功被册封为怀仁可汗，在漠北建立回纥汗国。突厥作为我国古代的一个游牧民族，也随着汗国的消亡于8世纪中后期解体，并在西迁中亚西亚过程中与当地部族融合，形成多个新的民族，新的民族与古突厥民族有本质区别。从此，突厥在我国北方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把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更不存在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18世纪至xx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对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各种语言的划分，一些国家的学者和作家频繁使用“突厥斯坦”一词，指代天山以南到阿富汗北部，大体包括新疆南部到中亚的地域，并且习惯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将这一地理区域分为“西突厥斯坦”和“东突厥斯坦”。xx世纪末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潮传入新疆以后，境内外分裂势力将这个地理名词政治化，将其内涵扩大化，鼓噪所有使用突厥语族语言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国”。所谓的“东突厥斯坦”论调，成为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国外反华势力企图分裂中国、肢解中国的政治工具和行动纲领。
三、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原各族和文化同周边诸族和文化连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先秦时期的华夏族群，经过长期与周围族群的多元融合，特别是经过春秋战国500余年大动荡的交汇与融合，至秦汉之际，进一步与周围族群融合为一体，形成以中原人口居多的汉族，并从此成为中国历史进程的主体民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向中原大迁徙，出现了大融合的局面。13世纪元朝建立，规模空前的政治统一局面推动了规模空前的民族迁徙，形成了元朝境内广泛的民族杂居局面。中华各民族在长期发展中，最终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多民族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新疆地区自古就同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早在商代，中原同西域就有玉石贸易。汉代张骞“凿空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唐代“绢马互市”持续繁盛，“参天可汗大道”直通内地，沿途驿站星罗棋布，成为西域先民同中原密切联系的纽带。于阗乐、高昌乐、胡旋舞等西域乐舞深入宫廷，长安城流行西域风。出自今新疆库车的龟兹乐享誉中原，成为隋唐至宋代宫廷燕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奋起反抗、共赴国难，共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各民族关系进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时期。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最早开发新疆地区的是先秦至秦汉时期生活在天山南北的塞人、月氏人、乌孙人、羌人、龟兹人、焉耆人、于阗人、疏勒人、莎车人、楼兰人、车师人，以及匈奴人、汉人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柔然、高车、嚈哒、吐谷浑，隋唐时期的突厥、吐蕃、回纥，宋辽金时期的契丹，元明清时期的蒙古、女真、党项、哈萨克、柯尔克孜、满、锡伯、达斡尔、回、乌孜别克、塔塔尔族等，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包括汉族在内的不同民族的大量人口进出新疆地区，带来了不同的生产技术、文化观念、风俗习惯，在交流融合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他们是新疆地区的共同开拓者。至xx世纪末，已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满、锡伯、塔吉克、达斡尔、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等13个主要民族定居新疆，形成维吾尔族人口居多、多民族聚居分布的格局。各民族在新疆地区经过诞育、分化、交融，形成了血浓于水、休戚与共的关系。各民族都为开发、建设、保卫新疆作出了重要贡献，都是新疆的主人。目前，新疆共生活着56个民族，是中国民族成分最全的省级行政区之一。其中，超过100万人口的有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和回族4个民族，超过10万人口的有柯尔克孜族、蒙古族2个民族。新疆地区既是新疆各民族的家园，也是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组成部分。
新疆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始终和中华各民族关系演变相联系。各民族有隔阂冲突更有交流融合，团结凝聚、共同奋进始终是主流。包括新疆各民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分布上交错杂居，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新疆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共同生产生活，抵御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
四、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融合形成的。
维吾尔族先民的主体是隋唐时期的回纥人，活动在蒙古高原，曾经有乌护、乌纥、袁纥、韦纥、回纥等多种汉译名称。回纥人为了反抗突厥的压迫和奴役，联合铁勒诸部中的仆固、同罗等部组成了回纥部落联盟。744年，统一了回纥各部的首领骨力裴罗受唐朝册封。788年，回纥统治者上书唐朝，自请改为“回鹘”。840年，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攻破，回鹘人除一部分迁入内地同汉人融合外，其余分为3支：一支迁往吐鲁番盆地和今天的吉木萨尔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一支迁往河西走廊，与当地诸族交往融合，形成裕固族；一支迁往帕米尔以西，后分布在中亚至今喀什一带，与葛逻禄、样磨等部族一起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回鹘人相继融合了吐鲁番盆地的汉人、塔里木盆地的焉耆人、龟兹人、于阗人、疏勒人等，构成近代维吾尔族的主体。元代，维吾尔族先民在汉语中又称畏兀儿。元明时期，新疆各民族进一步融合，蒙古人尤其是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基本和畏兀儿人融为一体，为畏兀儿补充了新鲜血液。xx34年，新疆省发布政府令，决定统一使用维吾尔作为汉文规范称谓，意为维护你我团结，首次精确表达了uygur名称的本意。
历史上，维吾尔族先民受突厥人奴役，两者是被奴役和奴役的关系。维吾尔族先民回纥早期受突厥统治，在唐朝军队支持下，起兵反抗东突厥汗国，并先后攻灭西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灭亡后，一些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向西迁徙，其中一支长期辗转西迁小亚细亚，融入当地诸族。维吾尔人不是突厥人的后裔。
近代以来，一些“泛突厥主义”分子以西迁的部分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融入当地诸族为借口，把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民族都说成是突厥人，这是别有用心的。语族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裕固、撒拉等民族，他们都具有各自历史和文化特质，绝不是所谓“突厥族”的组成部分。
五、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各民族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多民族多文化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
自古以来，由于地理差异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华文化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存在南北、东西差异。春秋战国时期，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大体形成。秦汉以后，历经各代，在中国辽阔的疆土上，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各民族文化不断进行交流交融，最终形成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
早在2000多年前，新疆地区就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传播的重地，这里多元文化荟萃、多种文化并存。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长期交流交融，既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新疆各民族文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印记。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
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始于先秦时期。到汉代，汉语已成为西域官府文书中的通用语之一，琵琶、羌笛等乐器由西域或通过西域传入中原，中原农业生产技术、礼仪制度、汉语书籍、音乐舞蹈等在西域广泛传播。高昌回鹘使用唐代历书，一直延续到10世纪下半期。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是当时新疆地区民汉语言并用、文化繁荣景象的写照。宋代，天山南麓的佛教艺术依然兴盛，至今仍留有大量遗迹。西辽时期，契丹人征服喀喇汗王朝，控制新疆地区和中亚，典章礼制多沿袭中原旧制。元代，大批畏兀儿等少数民族移居内地生活，学习使用汉语，有的参加科举考试并被录用为各级官员，涌现了一批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农学家、翻译家等，有力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明清时期，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新疆各民族文化在同域外文化既吸收又冲突的过程中徘徊发展。近现代以来，在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影响下，新疆各民族文化向现代转型，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达到新的高度。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民族文化进入史无前例的大繁荣大发展时期。历史证明，新疆地区凡是多语并用、交流频繁的时期，也是各民族文化勃兴、社会进步的时期。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繁荣发展新疆各民族文化的重要历史经验。
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伊斯兰文化传入新疆之前，包括维吾尔族文化在内的新疆各民族文化已在中华文明沃土中枝繁叶茂。源自7世纪的阿拉伯文明体系的伊斯兰文化，直到9世纪末10世纪初，随着伊斯兰教传入西域才对新疆各民族文化发生影响。宗教对文化的影响，既有自愿接受的途径，也有通过文化冲突甚至宗教战争的强制方式。在新疆，伊斯兰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后一种方式进入，这导致佛教流行时期创造的新疆各民族文化艺术遭到严重破坏。伊斯兰文化传入新疆，新疆各民族文化既有抵制，更有选择性吸收和中国化改造，既没有改变属于中华文明的特质和走向，也没有改变属于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客观事实。产生于9世纪至10世纪的英雄史诗《玛纳斯》，经过柯尔克孜歌手世代传唱与加工，成为享誉中外的文学巨著。15世纪前后，蒙古族卫拉特英雄史诗《江格尔》在新疆地区逐渐形成，与《玛纳斯》《格萨尔王传》一起被誉为中国少数民族3部最著名的史诗。维吾尔族文学佳作纷呈，代表作《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突厥语大词典》《十二木卡姆》等，都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新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贡献。
中华文化认同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之基。历史上，凡是中央王朝对新疆进行有效治理、社会稳定的时期，新疆各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交融就畅通，经济文化就繁荣兴旺；凡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秉承中华文化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对多元文化吸收融合、兼收并蓄，多元一体的特征就越明显，新疆各民族文化就越进步。新疆各民族文化要繁荣发展，必须与时俱进，树立开放、包容理念，坚持与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与世界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六、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宗教的国家，除了组织性、制度性较强的几大宗教外，还存在大量的民间信仰。除了道教和民间信仰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之外，其他都由国外传入。新疆地区历来也是多种宗教信仰并存，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格局的历史特点，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
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形成和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新疆流行的是原始宗教。大约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新疆地区，4世纪至10世纪，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同期，祆教流行于新疆各地。至16世纪末17世纪初，藏传佛教在北疆地区逐渐兴盛起来。道教于5世纪前后传入新疆，主要盛行于吐鲁番、哈密等地，至清代传播至新疆大部分地区并一度复兴。摩尼教和景教于6世纪相继传入新疆。10世纪至14世纪，景教随着回鹘等民族信仰而兴盛。
9世纪末10世纪初，喀喇汗王朝接受伊斯兰教，并于10世纪中叶向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发动40余年宗教战争，11世纪初攻灭于阗，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结束了佛教在这个地区千余年的历史。随着伊斯兰教的不断传播，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日趋衰落。14世纪中叶，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以战争等强制手段，将伊斯兰教逐渐推行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盆地和哈密一带。至16世纪初，新疆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并延续至今，原来当地居民信仰的祆教、摩尼教、景教等逐渐消失，佛教、道教仍然存在。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约自18世纪始，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相继传入新疆。
新疆现有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宗教。清真寺、教堂、寺院、道观等宗教活动场所2.48万座，宗教教职人员2.93万人。其中，清真寺2.44万座，佛教寺院59座，道教宫观1座，基督教教堂（聚会点）227个，天主教教堂（聚会点）26个，东正教教堂（聚会点）3座。
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坚持政教分离原则。任何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干预政府事务，不得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计划生育等，不得利用宗教妨碍正常社会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不得利用宗教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新疆全面贯彻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既尊重信仰宗教的自由、又尊重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决不允许在信教和不信教、信这种教和信那种教、信这一教派和信那一教派群众之间制造纷争。新疆始终坚持各宗教一律平等，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不偏袒某个宗教，也不歧视某个宗教，任何宗教不得享有超越其他宗教的特殊地位。新疆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无论什么人、哪个民族、信仰什么宗教，只要违法，就必须依法处理。
同所在社会相适应是宗教生存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中国宗教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化方向，宗教才能更好地与中国社会相适应。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也证明，宗教只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能健康发展。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防止一切“去中国化”倾向。必须大力培养和提倡世俗化现代化的文明生活方式，摒弃愚昧落后的陈规陋习。必须弘扬宗教中国化的历史传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中国各种宗教，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积极引导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各种宗教走中国化道路。
七、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
维吾尔族先民最初信仰原始宗教和萨满教，后来相继信仰过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唐宋时期，在高昌回鹘王国和于阗王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底层民众普遍信仰佛教。元代，有大量回鹘人改信景教。直到今天，仍有一些维吾尔族群众信奉其他宗教，也有许多人不信仰宗教。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地区，与阿拉伯帝国兴起和伊斯兰教由西向东扩张有关。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不是当时民众主动改信和转型，而是宗教战争和统治阶级强制推行的结果。虽然这种强迫并不影响今天尊重维吾尔族群众信仰伊斯兰教的权利，但它是一个历史事实。伊斯兰教既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的宗教，也不是唯一信仰的宗教。
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先民在接受伊斯兰教过程中，既保留了这些民族原有的信仰和文化传统，又吸收了新疆地区其他民族和内地的文化，一些原有的宗教观念、仪式、风俗习惯经演化得以存续，并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的新疆伊斯兰教。例如，伊斯兰教原本反对崇拜安拉之外的任何人或物，但维吾尔等民族至今仍有麻扎崇拜，这是伊斯兰教本土化最典型的表现。在麻扎上立高杆、挂旗幡、悬羊皮等习俗，则是萨满教、佛教等多元宗教的遗存。又如，始建于乾隆年间的伊宁拜图拉清真寺、乌鲁木齐陕西大寺等，在修建时采用了内地传统梁柱式结构。这都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受国际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影响，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滋生蔓延，导致暴恐案事件多发频发，给新疆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危害。宗教极端主义披着宗教外衣、打着宗教旗号，宣扬“神权政治论”“宗教至上论”“异教徒论”“圣战论”等，煽动暴力恐怖，制造族群对立。宗教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教等宗教倡导的爱国、和平、团结、中道、宽容、善行等教义背道而驰，其本质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反宗教的。宗教极端主义是对宗教的背叛，绝不能把宗教极端思想同宗教问题扯在一起，绝不能用宗教问题来替宗教极端思想作说辞，绝不能借口涉及宗教问题而推脱清除宗教极端思想的责任。新疆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本地区实际，采取坚决措施，依法开展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沉重打击了暴恐势力的嚣张气焰，有力遏制了宗教极端思想的滋生蔓延，满足了新疆各族人民对安全的殷切期待，保障了基本人权，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是人类正义、文明对邪恶、野蛮的斗争，理应得到支持、尊重和理解。国际上有的国家、组织或个人，奉行反恐和人权“双重标准”，对此横加指责，胡说八道，完全违背了人类公理和基本良知，这是一切爱好正义和进步的人所绝不能答应的。
结束语。
历史问题是重大原则问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国家、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等问题，科学回答新疆若干历史问题，关系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关系中国的统一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
当前，新疆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民生不断改善，文化空前繁荣，宗教和睦和顺，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新疆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境外敌对势力与“三股势力”沆瀣一气，杜撰历史、歪曲事实，逆历史潮流而动，其结果必将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