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是写作时可以参考和借鉴的文本，对于初学者来说特别有帮助。以下是一些实用的总结范文范本，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写作灵感。
在整个的11月分里，我和我的小组成员，制作了法律调查表，针对广州大学在校大学生，通过扫楼、网上填写等调查方式进行无记名填写调查问卷的调查行动，并人工进行调查结果统计及分析，从而得出调查结论。
二、调查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有了基本了解，调查情况如下：
8、只有少数14.36%大学生有过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经历;。
15、2.05%大学生表示从来不会关注日常生活中社会发生的法律案件及从中汲取法律知识并尝试从法律角度来分析这一案件，90.77%承认很少有这种自觉性，只有7.18%大学生经常关注这种法律案件且有汲取法律知识的热情。
备注：本次调查问卷共200份，有效填写人次为195。
三、原因分析。
(一)、学生方面的因素。
(2)传统的妥协性与劣根性。调查表明，占很大比例的大学生在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坚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妥协观点，得过且过，不采取任何法律措施;(这将助长了违法分子的气焰)。
(3)缺乏实践性。关注日常生活中社会发生的法律案件及从中汲取法律知识并尝试从法律角度来分析这一案件的学生仅占调差人数的7.18%，微乎其微。且只有少数14.36%大学生有过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经历。大学生极少参加法律实践，是对现实法制缺乏感性认识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教师、学校方面的因素。
(3)学校宣传力度不够，学生不能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以及其与生活的密切性。
四、调查总结及应对措施。
调查显示大学生的维权及守法自觉性不高。要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必须采取多种途径和灵活多样的方法。为此，我建议学校可有针对性地从三方面入手。
(一)进行普法教育。
1、教学内容的选择：
2、，教学方法的改革：
原本枯燥的法律课加上教师生板的教学方式更使学生上课提不起精神。因此，加强对教学方法的改进也是真正提高普法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在教学中应采用多种方式方法，比如课堂讨论，多进行社会著名案例分析，结合录像等多媒体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才能使普法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效果。
(二)实践性的增强：
多组织学生进行与法律有关的活动普法教育毕竟过于抽象，要真正唤醒学生的法律意识，应采取一些更具体，更行之有效的办法，针对大学生年龄及性格特点，把法律意识的培养同组织活动相结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组织一些有关法学方面的知识智力竞赛;。
4、请有关办案人员或著名法学专家来校开讲座，既能让学生了解时事，也能使学生更深切体会法律的权威。
目前，公民法制观念还是比较淡薄,成为推进法治进程的障碍,所以,树立法制观念,增强全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是实现我国法治化的前提，更是我们大学生的义务。
自改革开放以来，境内企业的对外经济交往规模呈现井喷式增长。作为一种特殊的风险保障工具，独立保函(independentguarantee)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并被大量使用于国际贸易、金融、投资、航运等领域。同时，有关独立保函的纠纷也层出不穷。然而，由于理论研究的滞后以及相关立法的缺位，中国国内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往往作出一些“于法无据”的判决和裁定，使司法公信力遭到削弱。本文从实践中常见的几种独立保函纠纷出发，结合国际公约及国内法的相关规定，分析其中的热点法律问题，从法释义学角度探究有关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以期对独立保函制度的理论重构和立法完善提供些许帮助。
一、独立保函的界定及体系定位。
(一)界定。
在长期的国际商事实践中，商人们为了降低交易风险、维护自身利益，创设了许多债权或利益保障机制，独立保函就是众多机制中较为有效的一种。德国学者罗伯特·霍恩教授(roberthorn)认为，独立担保从广义上可定义为一方当事人(担保人，通常是银行)的严格承诺，根据该承诺，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向另一方当事人(受益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以填补当事人的损失。这种特殊保障机制最初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地区，后于80年代传入中国。目前，中国有关独立保函的有效立法尚付阙如。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第一条规定：“独立保函，是指由担保人依照保函申请人的指示开立的，凭与保函条款相符的付款请求书或其他单据，在保函载明的最高金额内向受益人付款的书面承诺。”此立法例实为借鉴了1995年《联合国独立担保和备用信用证公约》的界定模式。
独立保函的内容和形式必须受到严格限定。就内容而言，独立保函是担保人向受益人作出的一种承诺，该承诺约定了当受益人提供必要的付款请求书或其他单据时，担保人要无条件付款，即受益人提供必要单据时担保人应当承担无条件付款义务;就形式而言，独立保函必须采用书面形式，非书面形式的独立保函不具备法律效力。由于独立保函经常被使用于国际贸易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一旦产生纠纷，标的额动辄千万美金。因此，为了保证有据可查、减少欺诈，独立保函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独立保函的显著特点是单据化和独立性。独立保函中的单据是指受益人向担保人提交的付款请求书或者其他由保函约定成就付款条件的单据。担保人履行付款义务时必须首先审查受益人提交的单据是否系保函项下的相符单据。类似于信用证下的审查方式，担保人仅对单据进行形式审查。此种宽松审查标准是基于独立保函“见索即付”的制度价值而设计的。所谓独立性，是指保函独立于基础合同，担保人仅有义务根据提示的单据判断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并不介入基础交易，此要求即为独立保函的独立性。
独立保函本质上是一种无偿合同、单务合同和要式合同。独立保函作为担保人和受益人之间的特殊合意，约定担保人在单据相符时承担无条件付款义务，而受益人在受领价款时并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故独立保函是一种无偿合同;在此特殊合同项下，仅有担保人承担特定条件下的付款义务，而受益人之提示相符单据并非义务，而是权利，因此，不存在双方互负对待给付义务，故独立保函为仅有一方当事人负给付义务的合同，即单务合同;如前所述，独立保函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否则无效，因而独立保函也是一种要式合同。
(二)体系定位。
当前，在国内的理论著述和司法实践中，提及独立保函时，往往将其与从属性保证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的上位概念都是“保证”。在认定保函的性质时，也秉着“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即只要不是从属性保证就认定是独立保函。前已述及，独立保函是一种约定了付款条件并且严格遵从书面形式要求的特殊合同。笔者以为，它既不同于中国《担保法》规定的五种担保形式之一的“保证合同”，亦不同于商事交易中的“一般保函”。独立保函、保证合同和一般保函三者共同隶属于广义上的保证制度。独立保函不同于《担保法》中的保证合同。《担保法》中的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合同是为了维护基础合同下债权人的利益而成立的，没有基础合同也就没有保证合同存在的意义。因此其处于从属性地位，是一种从合同。独立保函是担保人和受益人之间达成的协议，担保人于债务人之外构成对受益人的直接支付责任，其效力不受其他合同影响，具有独立性，并无主从合同之区分，此为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另外，独立保函与主债务之间没有抗辩权上的关联性和从属性，债务人因行使抗辩权而在某一司法程序中被有效免除责任的，并不当然使独立担保人获得该抗辩利益，该类担保人在符合独立保函的约定时仍然要承担直接支付责任。
独立保函区别于商事实践中的一般保函。所谓一般保函，是指担保人向受益人做出的约定在特定情形下由担保人赔偿受益人所受损失的一种承诺，如航运领域的清洁提单保函、无单放货保函等。一般保函仅涉及担保人和受益人两方当事人，担保人承诺承担受益人特定情形下的责任(不论是基于侵权还是违约而产生)，实质上是一种责任保证。不同于独立保函的单据化要求，只要受益人遭受了担保人做出担保的损失，一经举证，担保人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并且独立保函的有效成立并不以严格的书面形式为要件。
概言之，在中国目前法律体系下，独立保函、保证合同和一般保函是三种不同的担保形式，都属于广义的保证制度。三者都是以合同理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风险保障机制。在实务中，人们往往容易混淆三者的概念，不能准确地识别三者的存在形式。例如，有人认为，保证合同一旦具备了“独立性条款”(即约定保证合同具有独立性)，就成为独立保证。进而将调整独立保函的国际公约或者国内法错误地适用于保证合同。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有关独立保函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尚属薄弱的情况下，法院在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时法律适用不明确，判决理由不稳定，有损于司法权威的树立。《征求意见稿》第一次对独立保函作出明确规定，实为一种立法的进步。然而，该《征求意见稿》并未理清相关概念的区别，没有明确独立保函在整个保证制度中的体系定位，也没有澄清理论和实务界对相关概念的误解，实为疏漏之处。
就独立保函而言，依其是否具有涉外因素可以区分为涉外独立保函和国内独立保函。中国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对独立保函的效力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态度：严格区分国内和国际两种情况，即承认涉外独立保函的效力，认为其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不承认国内案件中的独立保函。相应地，《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规定：“独立保函及其所对应的基础法律关系均不具有涉外因素，当事人主张保函独立性的约定有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此种“内外有别”的裁判规则是否合理，在此暂不讨论。本文所研讨的独立保函纠纷主要是针对涉外独立保函。相关纠纷进入司法程序，需要解决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管辖权。
关于中国法院对独立保函纠纷是否具有管辖权的判断，应视其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有关管辖的规定。众所周知，保函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形成的合同，其纠纷当属合同纠纷，故法院应当尊重保函中的管辖权协议或仲裁协议。当保函对此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时，则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之规定确定管辖法院。另外，要注意对基础合同管辖和独立保函管辖进行区分。二者属于截然不同且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独立保函管辖权不受基础合同管辖权协议的约束。在“乌兹特拉斯加斯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保函纠纷管辖权异议申请案”中，法官认为：独立保函虽然因基础合同而开立，但开立之后则成为独立于基础合同的独立担保合同。基础合同的仲裁条款不能约束独立保函纠纷。另一方面，从仲裁条款解释的角度分析，仲裁管辖权来源于当事人在书面仲裁协议中的合意授权。基础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仲裁约定不能约束独立保函各方当事人。因此，确定独立保函纠纷管辖权不应当受基础合同关系性质影响。
(二)法律适用。
1.准据法的确定。
意思自治原则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独立保函的合同本质属性决定了当事人可依意思自治原则协商确定准据法。独立保函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保函适用的法律，并且，中国法院允许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通过协商一致，选择或者变更选择独立保函争议适用的法律。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准据法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保函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保函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在境内担保人为境外受益人开立的独立保函中，保函义务主要依靠境内担保人来履行。因此，当对外独立保函未约定准据法时，应当适用担保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即中国法。另外，为了增加可预见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具体规定了十七类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独立保函的最密切联系地可以参照保证合同之规定。
国际公约及国际惯例的适用。目前，有关独立保函的国际公约和惯例主要是《联合国独立保函与备用信用证公约》(unitednationsconventiononindependentguaranteesandstand-bylettersofcredit，1995)和国际商会公布的《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theuniformrulesfordemandguarantees，1992)。由于中国尚未加入《联合国独立保函与备用信用证公约》，该公约不能作为中国的立法补充，保函当事人约定适用该公约的，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当中国法律和公约缺乏相关规定时，法院可以援引国际惯例。
独立保函法律关系应当适用《合同法》。前已述及，独立保函是一种与保证合同截然不同的保证制度。因此，在《担保法》下并不存在独立保函的适用空间，只能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作为一种合同，独立保函法律关系的成立应当符合法定要件：缔约人;意思表示一致;标的。就第一个要件而言，要求担保人和受益人同时具备缔约能力，而且担保人需要具有开立独立保函的资格。对于第三个要件，本质上是保函约定的给付，即担保人的无条件付款义务。
涉外独立保函效力的行政干预：由事前审批到事后登记。在中国法下，独立保函作为一种合同一旦成立之后，应由合同的有效要件对独立保函的效力进行评价。按照《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合同的有效要件应包括：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只有具备这三个要件，法律才会赋予独立保函拘束当事人乃至第三人的强制力。由于涉外独立保函特别是银行独立保函事关国家金融安全，所以中国立法以强制性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涉外独立保函的效力作出了规制。中国人民银行于年公布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规定对“对外担保”实行审批制，只有经外汇管理局批准之后，境内机构开立的涉外独立保函才可能具备法律效力。在实践中，担保人常以独立保函未经外汇管理局批准而无效作为拒绝付款的理由，由此也引发了许多的纠纷。然而，国家外汇管理局于年公布的《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一改原来的审批制为登记制，境内机构开立涉外独立保函不再需要事前审批，仅需事后登记即可。故涉外独立保函的效力不再受到强制性行政规范干预。这一变化，既反映了国家层面为了便利跨境担保活动、推进担保项下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所做出的努力，同时也降低了了涉外独立保函受益人所承担的法律风险，有利于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脚步。
三、独立保函转让类型化。
正如马·格林所言：“法律有权打破平静。”法律并非一成不变，需要不断调整自己以应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近年来，零星地出现了独立保函转让的案例，特别是国际大宗贸易中独立保函的受益人开始尝试着通过转让独立保函以实现快速、便捷的融资。于是，独立保函的转让成为国际公约和国内法面临的新课题。
国际商会于年修订的《国际商会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urdg758)率先变革，新增了“独立保函的转让”条款。依据公约规定，独立保函的转让区分为保函转让和款项让渡。前者实质上是指独立保函受益人的变更，即合同主体的变更。基于独立保函的严肃性和欺诈多发性，公约对受益人的变更规定了三个要件：第一，独立保函明确约定“可转让”;第二，提供截止至保函转让之日的所有保函修改文件;第三，提供经签署的声明，证明受让人已经获得基础关系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公约之所以对独立保函转让作出较为严格的规制，是由担保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所决定的。独立保函“见索即付”的特征使得担保人被请求付款比较容易，因此极易引发保函欺诈，故立法采用“严格主义”。关于款项让渡，事实上属于合同权利的让与。受益人可以将其在保函项下可能有权或可能将要有权获得的任何款项让渡给他人。但是，除非担保人同意，否则担保人没有义务向被让渡人支付款项。
中国《征求意见稿》借鉴了urdg758的相关内容，对于独立保函的转让也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但有所不同的是，《征求意见稿》未对独立保函的转让区别对待，而是笼统地以“受益人付款请求权转让”来规定。依据其规定，受益人付款请求权不随主债权转移而转移，并且受益人付款请求权的转让以保函明确约定为前提。概言之，《征求意见稿》在独立保函的转让问题上规定较为宽松，可以增强保函的流通性，但同时也会因规定不明确而滋生纠纷。笔者以为，对转让未作类型化的区分，有悖于合同转让制度的基本原理，并且不利于司法裁判。
在有关国际公约或者国内立法中引入独立保函转让制度，进一步增强了独立保函的融资担保功能，顺应了独立保函机制自身发展的需要。有的学者甚至大胆提出，独立保函的买卖正在演变成为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且呈方兴未艾之势。现阶段的立法，需要为独立保函的转让提供健全、便捷的操作机制，从而减少交易风险，推动其功能创新。
四、独立保函止付机制：欺诈例外原则。
独立保函以其独立性特征赋予了受益人最大的风险保障。然而，“先付款，后争议”的运行机制使得申请人陷入一种被动的地位，致使其对受益人的欺诈行为无能为力。为了平衡独立保函机制运转过程中的`风险分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立法在保证“独立性”的同时，也承认“欺诈例外”原则，以此来限制“独立性”。当受益人恶意欺诈或滥用保函所赋予的索赔权利以谋求不正当利益时，法院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及“欺诈使一切无效”的法理依法作出止付裁定。
(一)欺诈的概念及范畴。
对于欺诈的认定，各国并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和标准，其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法官对个案的事实分析和权衡。因而在独立保函欺诈纠纷案件中，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标准成为审理该类案件的重点问题。关于欺诈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之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这是目前中国立法中唯一有关欺诈概念的条文。在界定独立保函欺诈概念时可以作为借鉴。
益人的付款请求没有可信依据的。”
(二)欺诈的救济程序。
较一般保函而言，独立保函以其“见索即付”特征更受受益人欢迎。然而，这种特征极易滋生“逆向选择”风险。所以，立法中引入了独立保函止付机制，即欺诈性索赔的救济程序，防止交易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鉴于各个国家程序法的差异，在欺诈性索赔的救济程序上，《联合国独立保函与备用信用证公约》的规定较为原则性。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了“主债务人或申请人”可以申请法院采取两种“临时性法院措施”：“发布临时性命令以使受益人不能收到款项，包括命令保证人停止支付所保证之款额”;“发布临时性命令以冻结应向受益人支付之收益”。相比之下，中国《征求意见稿》设计了一套更为细致、完备的止付机制。整套程序包括申请条件、担保、裁定期限、裁定止付的条件、裁定复议以及止付判决等阶段，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指引性。对比两者规定，一个显著区别是公约规定了付款前和付款后的止付机制，而中国《征求意见稿》仅针对付款前设立止付机制。这种差异化的设计引发了一个思考：依照《征求意见稿》之规定，担保人付款后主债务人或申请人是否仍有权向法院申请启动独立保函止付机制，冻结相关款项?从整个申请止付程序来讲，止付机制启动的前提应当是担保人尚未付款。因此，主债务人或申请人一旦错过了担保人付款前的期间，便丧失了独立保函止付机制赋予的欺诈救济权利。然而，在此种情形下主债务人或申请人可以选择另一条路径来寻求救济，即提起违约之诉或侵权之诉。但诉讼时效应当是一个需要格外注意的问题。而依照公约规定，则不会产生这个问题。因为其规定可以冻结受益人之收益。因此，《征求意见稿》有必要协调独立保函止付机制和违约之诉或侵权之诉的普通救济机制二者之间的关系，使得对受益人的救济程序更加顺畅、完善。
五、结语。
独立保函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是纷繁复杂的。在理论界，许多争议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实践领域也存在着众多形态各异的做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标志着独立保函制度构建在立法层面上开始迈出第一步，是一件可喜的事情。然而，这份《征求意见稿》在许多问题上规定比较粗糙，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独立保函制度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完善仍然任重而道远。
高职院校法律专业学生法律意识欠缺既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有家庭、学校、文化、社会方面的原因.提高高职院校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意识,要从提高教师、家长的法律意识入手,改变传统的授课和考试模式,增加法律实践,培养学生的法律信仰和人文精神,树立学生的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
作者：叶穗冰作者单位：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广东,广州,510520刊名：黑龙江史志英文刊名：heilongjiangshizhi年，卷(期)：“”(12)分类号：g71关键词：高职法律专业法律意识
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汽车消费贷款后，由借款人作为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因借款人不履行贷款合同给贷款人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该业务自开办，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蓬勃发展，并带动了机动车辆保险市场的繁荣。但是，由于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保险期限较长，不仅客观上风险要在经营中逐步释放，而且随着保险事故的不断发生和理赔调查的日趋深入，该业务在管理上遗留的问题和导致的纠纷也越来越多。笔者将理论研究和业务实践相结合，就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中可能涉及的三类纠纷进行法律分析。
当购车人发生欠款并构成保险事故后，银行有权选择依据贷款合同向购车人、担保人主张权利，也有权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人索赔。这种情况下，除非保险条款或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保险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否则保险人没有权利要求银行先起诉购车人、担保人。同时，在没有赋予保险人先诉抗辩权的情况下，为防止银行在购车人发生欠款后滥用诉权，即便银行自愿选择起诉购车人、担保人，在未经与保险人协商一致时，该诉讼费一般是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的。
因此，银行和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后，首先应关注共同利益、从实际出发，对于购车人恶意欠款或无力还款、确已无法通过催收或协议处分抵押物等方式收回欠款，并且购车人或担保人具有可执行财产能够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尽快协商一致，由保险人承担诉讼等经费并以银行名义起诉购车人、担保人，以及尽早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二、银行起诉保险人的案件。
银行起诉保险人的案件是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纠纷中最为常见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保险人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实践中争议较大、较难处理的主要有以下二种类型：
（一）涉嫌诈骗的案件。
涉嫌贷款诈骗的，一般是借款人、汽车经销商单独或串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提供虚假材料以虚构汽车买卖关系、同一车辆向多家银行贷款、非法提取贷款现金挪作他用等方式套取银行贷款。此类案件中，有的是购车人伪造、变造或收购、借用他人身份证购车，有的是提供虚假财产状况证明、虚增车价，有的则是虚拟购车主体、担保人或抵押财产等情况。因此，判断保险人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应根据实际，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保险利益问题。《保险法》第12条规定了“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因此，对于涉嫌诈骗的业务，如果贷款人并未实施购车行为，保险人可根据新《保险法》第四十八条“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规定而拒绝赔偿。
2．银行审贷和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义务。针对涉嫌诈骗的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保险人通常基于《贷款通则》、《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的规定和保险条款的约定，以银行疏于履行审贷义务、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作为不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笔者认为，尽管《贷款通则》和《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银行的审贷义务是独立的，并且银行有审慎地进行资信调查的义务，条款中也通常约定了保险人在因被保险人过错导致贷款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时、在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在实务中，仍然应该根据银行疏于审贷和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具体情形区别判断其法律后果。
如前所述，涉嫌诈骗的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具体情形千差万别，但无论是空车套贷、虚增价款或者其他情形，其基本特征均是申请贷款的材料中存在虚假信息。既然存在虚假信息，则必然说明银行在审贷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疏忽、投保人在投保过程中隐瞒了真实情况。
针对保险人关于银行审贷疏忽的抗辩，保险人不承担责任的条件应以银行的过错为限，不宜包括轻微的疏忽、更不应以虚假信息推定银行存在过错。特别是购车人收购、借用他人身份证件的情形，笔者认为应构成表见代理，贷款合同成立，保险人不能以银行未尽到资信调查义务或当事人之间没有一致意思表示为由而不承担保险责任。
针对保险人关于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抗辩，笔者认为尽管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对“最大诚信”的要求更高，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仍然应以“有限告知”为原则，同时应逐步确立书面询问的有限告知方式。在有限告知的前提下，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有权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此外，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中，由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分离的，被保险人是进行保险索赔的权利人，因此，投保人告知义务的履行以及对投保人有关情况的调查直接关系到被保险人权益的风险。
根据《保险法》规定，对投保人的选择和有关情况的调查是保险人的法定义务，其该义务的履行也关系到保险合同的履行，因此有人提出要通过双方协议将保险人的审查义务和银行的信贷资产审查结合在一起，或者以银行的资信审查代替保险人的承保审查。笔者认为，银行的资信调查和保险人的承保审查义务的法律依据不同，前者是依据《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后者是依据《保险法》，其侧重的专业重点亦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混为一谈或相互替代，相反，应分别予以强化。
1．根据《贷款通则》第32条规定，“贷款人在短期贷款到期1个星期之前、中长期贷款到期1个月之前，应当向借款人发送还本付息通知单”，贷款人对逾期的贷款要及时发出催收通知单，做好逾期贷款本息的催收工作。保险条款通常约定被保险人有做好欠款的催收工作和催收记录的义务。
2．根据《保险法》关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时应及时通知保险人的规定，保险条款通常也在被保险人义务中约定被保险人发现投保人有潜在的不还款风险或任何可能导致保险合同风险增加的情况，应通知保险人并协助减少或消除风险。
3．为避免投保人因贷款所购车辆自身发生事故损失而产生的不还款风险，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一般要求投保人一并投保贷款所购车辆的损失险、盗抢险等车辆保险，且保险条款通常约定投保人未按时续保上述车辆保险的，被保险人应代投保人投保。银行违反上述保险法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义务，保险人有权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减小赔偿责任。
三、保险人赔付银行损失后，向购车人、担保人进行追偿的案件。
保险人在履行了保险赔偿责任之后，有权向购车人、担保人进行追偿，但笔者认为该追偿不等同于保险代位求偿。保险代位求偿权，是“基于保险利益原则，为防止被保险人获得双重利益而公认的一种债权转移制度”，通常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实质是民法清偿代位制度在保险法领域的具体运用；该制度设立的目的是既不能让被保险人因投保而取得额外的利益，也不能让有过错的第三者逃避其在法律上的赔偿责任。
新《保险法》第60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由此可见，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代位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行使权利；因此有观点认为，由于保证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即是债务人，其是否还款、是否按约定履行义务直接决定了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与第三人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一般不存在第三人过错致使保险事故发生的情况，当然也不存在保险代位求偿权。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就是没有区分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形，将保险人的追偿权等同于代位求偿权的错误认识。
（一）投保人因主观意愿而发生恶意违约。
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承保的风险具有信用性，与投保人对债务履行的主观愿望具有一定的联系。对于保险人而言，其在依赖投保人的诚信态度的基础上为其信用承保，无法通过一般的询问和告知来了解投保人的主观世界，况且投保人的主观意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一旦因投保人主观恶意造成保险事故发生，即出现了保险人承保的不确定性危险的必然发生，保险人得为该射幸率的发生而给付保险金，并将因为缺乏第三方责任因素而不享有代位求偿权。但是，保险人不享有对第三方的代位求偿权，并不等于其不能向投保人（债务人）或担保人追偿；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履行了保险赔偿责任之后，被保险人对投保人不再享有赔偿金额范围内的债权，该债权及相应的担保权一并转移至保险人，实务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也会就权益转让问题签署权益转让书。
（二）因受第三方侵害影响履约能力而发生善意违约。
投保人因第三方的侵权或合同违约行为而遭受侵害，降低或损害了投保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能力，造成保险事故发生，一般称为善意违约。这种情况下，由于投保人最终可以从第三方获得损失的救济，而保险代位权的本质是“一个为了防止被保险人获得超过全额补偿，有利于承保人或保险人的原则”（n案中的布莱特法官），故笔者认为此时保险人既可以向投保人（债务人）、担保人追偿，也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向有责任的第三人追偿。
（三）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而发生违约。
除了主观因素以外，某些客观上的事件，例如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等以及战争、武装冲突等不能预见、不能克服、不能避免的不可抗力以及非因当事人故意或过失而偶然发生的意外事件，也可能导致投保人（债务人）不履行、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清偿责任。对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导致的保险事故，保险合同从保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角度出发，立足于减轻并合理分配风险，一般约定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且不向投保人追偿。同时，此类情形下因无特定第三方的过错，亦不存在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一）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在法律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存在欠缺。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个人掌握法律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是衡量其法律意识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依据。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的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不可能像法律专业学生那样掌握得有深度和广度。但从自身的综合素质方面来讲，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还是应该掌握多一些法律知识。虽然可以通过法律基础课和专业法律课学习一些法律知识，但这些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整体的法律知识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主要原因是：一是学校在课程设置时专业课设置太多，挤占了相关法律课的课时；二是学生从就业的角度上大都重视专业课的学习，而对相关法律课重视不够，学习法律课程的目的不是提高自身法律知识水平，而是为了应对考试；三是相关法律课程中有关法律的知识虽然全面，但都过于笼统概括，导致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不够系统、全面和深刻，对法律的认识一知半解，处于感性阶段，缺乏理性的认识，很难有效地掌握法律知识，内化为自身的法律意识。总之，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不可能有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
（二）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在生活中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欠缺。目前，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主要是通过课堂式的学习，在课堂上通过老师的讲授能够学到一定的法律知识，学完之后，学生们都知道遇到问题、纠纷应该采取法律措施，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扞卫自己的权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遇到问题时，如何维护合法权利就慌了手脚。例如，同学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有的同学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往往不假思索，就采取一些过激的方式，最终造成比较的严重后果；有的学生在购物消费时不知向商家索要发票或购物凭证；有的学生毕业找工作时不知道怎么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等等。这些情况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学生平时不注重维权权意识的培养；二是学校在学生权利维护方面缺少引导；三是社会对法律知识的宣传存在欠缺。因此，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运用法律知识的实践能力还存在一定欠缺。
（三）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基于规则行为意识的法制观念淡薄。法制观念是法律意识的组成部分，是衡量法律意识水平的依据。它与法律知识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当前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较低，法律意识薄弱，即使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问题都不关注，他们认为自己很难遇到法律问题，其实人在社会中生存，时时刻刻都与法律及其法律相关的问题紧密联系。另外，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缺乏权利观念，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积极主动地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是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法律。这都非常容易使这些学生脱离法制的生存环境，产生错误的观点，对事务缺乏冷静、理智的判断，例如有些学生在毕业找工作时，不能明确地作出判断，曾出现过大学生上当受骗误入传销组织的现象；有些学生由于没有足够的法律意识，缺乏法律知识，有时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就触犯了法律。出现法制观念淡薄的主要原因：一是学校里法制宣传活动近乎冷淡；二是学生自身缺乏培养法制意识，无论是在平时的学习中，还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学校疏于学生法制意识方面的培养；三是有些学生参与法律实践活动少，甚至几乎为零。因此，帮助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树立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养势在必行。
针对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当前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的法律知识还很贫乏，法律意识水平还很低，法制观念还很淡薄，因此，从多角度全方位的加强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的法律知识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中高职院校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对学生进行法律常识教育，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为学生营造浓厚的校园法制环境。
（一）高度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提高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的法律常识水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我国普通高校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它以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为核心，是提高学生法律知识最直接、最主要的课程。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依靠传统枯燥无味的课堂说教，是难以达到让学生认识、接受和认同法律知识的，所以任课教师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一些能激发中高职学生情感的教学方式、方法，将封闭式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互动式教学模式，让学生融入到法律知识中。一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中高职生法律素质培养的根本保证。中高职学生法律情感的发展依赖于教育工作者个人的人格魅力及其与学生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学校法律课程的教师，应首先提高自身法律素质，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和感染学生；二是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不局限于教材内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善于利用典型案例对学生进行法律意识的培养；三是在教学方法上要突出案例分析法的地位和作用，以案例分析法为主，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例如讲授法、讨论法、模拟法庭教学法等）提高教学效果；教学案例要具有典型性，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贴近生活，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并对提升学生的法律意识具有促进作用；四是在教学手段上，应运用多媒体技术和多媒体课件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提高教学效率，使教学过程充满动感和活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及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和提高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的法律常识。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提高只靠法律基础课的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要充分利用第二课堂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等教育形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
一是在课外多举办法律专题讲座。可针对学生在学习、生活以及今后就业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举办法律专题讲座，通过法律讲座解答学生所关心的疑难和热点问题，帮助学生树立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观念以及如何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对学生法律知识的提高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是安排学生通过电视或网络收看媒体播出的各类法制节目。例如，收看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经济与法》、《道德观察》等法制栏目。
三是通过举办法律知识演讲、法律知识竞赛、辩论赛、讨论会、专题论坛或利用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典型案例组织学生进行专题讨论等方式来提高学生的法律常识。
四是走出课堂，旁听审判，通过这一途径取得的效果远比老师在课堂上泛泛讲解更有感染力和现实意义；庭审过程中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环节，会让学生体会到法律的神圣和威严。
五是通过模拟法庭，让学生自己模拟法官、律师、检察官、被告等角色，能更加深刻地掌握一些诉讼法程序，也通过模拟对犯罪分子的审判，对旁听的学生起到震慑作用，使得法律的预测作用得以发挥，进而促使学生提高守法的警惕性。
六是在普法宣传日，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到普法教育和法律宣传活动中去。如组织学生走上街头，向广大群众宣传法律知识等。这样，不但提高了中高职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也对提高其他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一定的作用。
（三）学校应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为提高学生的法律知识创造条件。大学生违法犯罪是因为法律意识的贫乏，而法律意识的缺陷是由于其心理发展不成熟，因此学校要很重视学生的心理需求，经常性地开展一些心理咨询活动，设立心理辅导机构，让学生随时都能够了解自己，很好地进行解压和宣泄压抑在心中的不良情绪，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心理健康教育使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意志力、稳定的情绪、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从而抵制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以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根据一项研究表明：有1/4的大学生有心理障碍，尤以焦虑不安、强迫症等为主。因此，中高职院校应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来培养学生的良好心理素质，使其能够全面认识自我，并且正确掌握心理调适的基本方法，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同时学校应积极开展心理咨询，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帮助其提高法律修养。
（四）学校要为学生法律知识的提高提供和谐的内部环境。一个学校的法制状况将直接影响对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效果，因此学校应从各个方面着手，努力营造一个依法治校的氛围。
一是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学生手册》的制定，不仅要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一致，而且要切实保障学生的权利。近年来，学生状告母校的事件时有发生，引起这种纠纷的主要原因是在校或刚毕业的学生因违反校规而受到学校的惩罚，包括不发毕业证、开除、勒令退学等。学生被学校处分后觉得过于严厉，于是提起诉讼，这说明随着学生和社会公众法制意识的增强，要求学校管理进一步法制化。
二是依法管理，逐步提高学校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采取各种手段，对管理人员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其法律意识，使管理者能够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并自觉用法律法规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明确管理者的法律责任，避免管理的随意性和无序性，保证管理行为的合法性，从而确保学生法律权利和正当利益的实现。
三是在日常管理中，特别是对学生违规违纪的行为，要依法处理，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尤其是对学生普遍关注的奖学金的发放、优秀生的评选、贫困生的资助，学生干部的选拔和管理，要照章办事，不能因人而异，做到有法必依。
四是建立健全学生的申诉机制。我国《教育法》规定了学生的申诉权和起诉权，中高职院校要鼓励、允许和支持学生进行申诉，给学生提供通畅的权益救济渠道，充分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氛围。
综上所述，中高职学生是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使他们成为既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又有较强法律意识的高级技能型人才，不但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提高公民基本素质的需要，同时对于加强和维护校园安全也具有重要意义。
秉承学院团委“实践真知,提升自我,服务社会,共建和谐”的宗旨,今年我选择了社会调研活动作为我的实践内容。众所周知,法律是我们维护正当权益的武器,只有充分运用法律,才能很好地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而拥有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是运用法律的前提。大学生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21世纪高级人才,其法律意识是否健全呢?于是我对汕头大学留校过年的50名外地大学(非本科法学专业)进行了调查。
一、研究方法,问卷调查。
调查时间为xx年年2月10日,在我的高中同学的帮助下,对汕大未返乡过年的50名非法学本科专业的外地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方式是无记名填写调查问卷,人工进行调查结果分析,从而得出调查结论。
二、调查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有了基本了解，调查情况如下：
8、只有少数14.36%大学生有过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经历;。
15、2.05%大学生表示从来不会关注日常生活中社会发生的法律案件及从中汲取法律知识并尝试从法律角度来分析这一案件，90.77%承认很少有这种自觉性，只有7.18%大学生经常关注这种法律案件且有汲取法律知识的热情。
备注：本次调查问卷共200份，有效填写人次为195。
三、原因分析。
(一)、学生方面的因素。
(2)传统的妥协性与劣根性。调查表明，占很大比例的大学生在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坚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妥协观点，得过且过，不采取任何法律措施;(这将助长了违法分子的气焰)。
(3)缺乏实践性。关注日常生活中社会发生的法律案件及从中汲取法律知识并尝试从法律角度来分析这一案件的学生仅占调差人数的7.18%，微乎其微。且只有少数14.36%大学生有过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经历。大学生极少参加法律实践，是对现实法制缺乏感性认识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教师、学校方面的因素。
(3)学校宣传力度不够，学生不能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以及其与生活的密切性。
四、调查总结及应对措施。
调查显示大学生的维权及守法自觉性不高。要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必须采取多种途径和灵活多样的方法。为此，我建议学校可有针对性地从三方面入手。
(一)进行普法教育。
高职院校在培养学生的可雇佣性应针对会计与审计的行业特色和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定位，明确培养学生可雇佣性的目标，有针对性地设计高职院校会审专业学生可雇佣性的具体内容，在此基础上建立切实可行的培养方案。
2.1高职院校会审专业学生可雇佣性的培养目标。
会计与审计行业作为服务性行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要求从业人员既要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又要有实际操作的能力。因此高职院校应本着服务区域和社会经济发展，依托不同行业和单位的用人需求，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的、熟掌握会计与审计技巧和基本理论知识的技能型人才。
2.2高职院校会审专业学生可雇佣性的具体内容。
基于上述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高职院校应基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工作技能、专业知识等三个核心要素，将可雇佣性的概念贯穿于人才培养过程，构建“专业知识传授为基础，工作技能训练为主导，综合素质培养为核心”的可雇佣性模型，见图2。
从图2中可以看出，高职院校会审专业的人才培养不仅要重视在校内的基本知识教学和实践课程的训练，更要注重校外实习的培养效果。在校内培养环节中，课程体系设置是可雇佣性模型的实质性要素。课程体系不能直接照搬本科类院校的培养方案进行设计，应整合通识课程体系、专业课程体系和实践课程体系等三类不同的教学课程体系，有针对性地提升学生的可雇佣性的培养。在校外实习上，选择“双导师指导下的顶岗实习”模式，学校积极寻求与实习企业进行长期合作，与校外实习基地签约，并由校外实习基地单位指派校外实习导师，通过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的通力协作，促成学生形成相对成熟的人格和性格，提升其工作适应性。
2.3高职院校会审专业学生可雇佣性的实施方案。
为了明确“专业知识传授为基础，工作技能训练为主导，综合素质培养为核心”可雇佣性模型的可操作性，保证可雇佣性模型能够顺利实施，需要对学生在校三年的学习时间进行合理安排，对校内培养的课程体系设置和校外实习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安排，形成固定的实施方案，以保障可雇佣性模型能够应用于高职院校会审专业学生的可雇佣性培养。
在校内课程设置上，应当根据学生可雇佣性培养的要求，形成理论与实践循环递进的培养过程，即当学年所学习的'通识常识和专业知识，需要经过实践课程的训练进行检验和提高，使其综合素质、工作技能和专业知识得到同步提高。
在校外实习过程中，通过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进行顶岗实习，在具体的、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习和巩固的工作技能，同时也能够了解实习基地单位乃至整个行业发展对雇员可雇佣性的具体要求，启发学生不断去思考和体验自己面对现在和将来所处的工作环境，使学生真正掌握面对初次就业需要的能力，了解未来工作机会所需要的素质和技能，以适应不同行业和企业对人才可雇佣性的需求。
李女士和她的丈夫张先生婚后拥有一套房屋，最近他们为了购置新房决定将房子卖掉。张先生与中介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委托中介公司寻找买家，挂牌价为230万元，签约后张先生就到国外出差一个月。刘先生通过中介看了这套房子觉得非常满意，但希望价格再能便宜一点，通过双方几次协商，李女士最后同意以138万元卖给刘先生，双方又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为此刘先生支付了定金20万元。谁知签约后半个月，张先生就从国外回来了，当他得知房价为138万元，觉得太便宜了，于是找到刘先生，告知刘先生这是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李女士一个人无权处分，要求解除合同，但刘先生认为李女生有权签订合同，且已经交付了定金，坚决要求履行这份合同。
双方协商不成，为此刘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履行《房地产买卖合同》。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系争房屋系李女士和张先生的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同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义务。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对共同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应为无效。法院判决购房合同无效，李女士返还刘先生定金20万元及其利息。
【律师评析】。
所谓共同共有是指两个以上的人，对全部共有财产不分份额地享有平等的所有权。共同共有财产关系一般发生在互有特殊身份关系的当事人之间，较为典型的是基于夫妻关系而发生的夫妻共同财产关系，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共有等共同共有财产形式。
根据法律规定，部分共同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擅自处分共有房屋的，
要看事后该处分行为是否获得其他共同共有人的追认。获得其他共同共有人追认的，该处分行为合法有效。没有获得追认而擅自处分共有房产的，合同无效。
目前法律实务中存在着如下几种共有形式：
1、家庭共有：夫妻是一种人身关系。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共有，另有约定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夫妻共同共有：家庭成员相互之间，也是人身关系，是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关系。不能把亲属关系都当成家庭关系。如张某与其妻、子一同居住，其父、母单独居住。张某的家庭成员就只有3个人，而不是5个人。家庭共有财产，属于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财产。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基于农村共同生产生活而产生几代同堂的现象，其共同居住人对家庭财产是共同共有。
3、尚未分割遗产形式的共同共有：共同继承的财产，在继承开始以后，遗产分割之前，数人（相互之间是亲属，是同一顺序继承人）对遗产享有共有权的财产。一般认为，这种共有是共同共有。
在购买房产时，一定要核实所购房产是否属于共有，买卖共有房产的一定要取得全体共同共有人的一致同意。为规避最终认定为共有房产而产生合同无效的法律风险，购房人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1、如果是房产证上的产权人是多个人的，一定要核实每个人的身份，并由每个人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除非有公证的委托书，否则不同意代签字。
2、如果房产所有人是在婚状态，且房产证上产权证为一个人名字的，也需要其配偶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或者由其配偶出具房屋并非夫妻共同共有财产的声明。
3、如房产所有人系单身，且房产证上产权人为一个人名字的，需要该所有人到民政局开具单身证明。
4、为防止出卖人故意隐瞒其他共有人，买受人可以让出卖人出具一份无其他共有人的承诺，并明确约定违反承诺的违约责任。
【法条链接】。
1、《合同法》（1999年）。
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
89．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20xx年）。
第十七条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
（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
（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第十八条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
4、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二手房”买卖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20xx年）。
第二条未经房屋共同共有人同意，出卖人对外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效力如何认定？
追认的情况下，应认定买卖合同无效；但买受人有理由相信出卖人有代理权，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的，应确认买卖合同有效。
文档为doc格式。
20xx年6月15日，四川省成都市某临街小百货店的老板魏某准备回家吃午饭，刚刚迈出店门，突然就有一个东西砸在自己的头上，疼得他大叫起来，赶紧用手捂住头部，鲜血从手中流了出来。他的妻子和儿子急忙上前扶住，发现其头部砸伤。同时发现，“肇事者”原来是从楼上掉下来的一只圆盘大小的乌龟。魏某的小百货店在小区的一楼，上面还有2到7层是居民住宅，乌龟肯定是住在2至7层的居民在阳台上饲养的。魏某儿子拿着乌龟从2楼找到7楼敲门让邻居认领，但是这些邻居均不承认自己饲养乌龟。报警后，魏某表示，希望养龟的住户能够自觉承认，承担责任，如果无人承认，他将向2至7楼居民集体索赔。请用侵权法的相关原理对本案进行分析。
分析。
这个案件虽然简单，但是在法律上却非常复杂，主要涉及的是本案究竟是动物致害，还是一般的物件致害的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127条规定的是动物致害的侵权行为及其责任，本案造成损害的是乌龟，当然是动物。但是，这个乌龟又不是一般的动物致害，而是在楼上坠落下来造成的损害，因此又比较接近《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的建筑物的悬挂物、搁置物脱落、坠落造成损害的物件致害责任。前者是无过错责任，后者是过错推定责任。更为复杂的是，本案致害物乌龟的所有人不明，目前还没有查明究竟谁是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果最终无法查明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存在魏某所说的有可能是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楼上6户居民承担连带责任，因为这又接近建筑物抛掷物的侵权责任。
对此究竟应当怎样适用法律，确定侵权责任，我的意见是：
1.本案的实质确实是动物致害的.侵权行为。
不论怎样，这个案件造成损害的都是乌龟，是动物，而不是其他没有生命的物。但是这个案件与一般的动物致害侵权行为有所区别。《民法通则》第127条规定的动物致害侵权责任，说的是动物的自主加害，是因为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动物没有管理好，而使动物由于其本性，自主加害于他人。而本案则不然，是因动物管理不当在楼上坠落，造成他人损害。尽管如此，这个案件终究是动物造成的损害，适用《民法通则》第127条确定的规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确定侵权责任，是有道理的。因此，只要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造成了损害、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就构成侵权责任。
2.但是，本案毕竟与一般的动物致害侵权行为有所不同。
因此在确定其侵权责任的时候，应当参考《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这就是，乌龟是在建筑物上由于坠落而造成的损害，因此可以按照坠落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规则处理。如果确认坠落的乌龟是何人所有或者何人管理，那么就应当由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对此，尽管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却对下面的意见具有指导意义。
3.如果经过警方侦查也无法确定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那么，这个案件就极类似于建筑物抛掷物的侵权责任。
在重庆法院判决的建筑物抛掷物的侵权责任案件中，一个高层建筑上有人抛掷一个烟灰缸，造成过路人伤害，无法确定究竟是该建筑物的哪一个人所为，因此，法院为了保护受害人损害赔偿权利的实现，确定由该建筑物的不能证明自己没有实施这个行为的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就是建筑物抛掷物责任的规则。尽管有很多人反对这个案件确立的规则，但是，法理认为这样的规则是合理的，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上说是公平的。当然，在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物件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中，没有规定这个规则，因为存在很大的争议。如果无法查清致害的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但可以肯定一点，就是乌龟必然是魏某楼上2至7楼的居民之一所有或者管理，不可能是他人。因此，为了保护受害人的损害赔偿权利得到实现，也就是依据民法同情弱者的原则，可以参照物件致人损害的建筑物抛掷物的规则，确定由2至7楼的6户居民对魏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其中有人能够证明自己从来没有养过乌龟，也就是不可能实施这样的管理不当的行为的，可以免除自己的责任。
结论。
可见，这个案件在适用法律上的复杂程度，没有现成的规则可以适用。因此，要经过以上这些复杂的过程才能够确定。至于其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倒是简单，就按照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的确定标准确定即可，没有特殊的规则。
最近，一项调查报告显示，随着我国物业管理公开招投标制度的逐步推进，物业管理交接纠纷频发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被辞退的物业管理公司与新选聘的物业管理公司、原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委员会之间就物业管理交接事项频繁发生纠纷，不仅影响物业区域内全体业主的正常生活秩序，也对物业管理公司的企业形象产生很大负面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我国物业管理行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本文将从法律层面对物业管理交接纠纷产生的原因和性质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物业管理交接纠纷的方法和规范物业管理交接程序的建议。
物业管理交接纠纷频频发生的原因有很多：物业管理公司的观念不适应物业管理市场化要求、物业管理招投标的程序不完善、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委员会在沟通方面存在误解、规范物业管理交接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从法律层面上分析，产生物业管理交接纠纷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业主大会以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的服务不到位为由提前解除物业服务合同，而物业管理公司以种种理由不同意解除合同，也不办理交接，由此导致纠纷。我国有关由业主大会公开选聘物业管理公司负责对本物业区域进行管理的制度刚刚建立，目前大多数的物业区域都由开发商确定的物业管理公司负责管理，业主只能被动接受，很多物业管理公司的竞争意识、危机意识不强，服务不到位，也不主动与业主进行沟通，双方缺乏良性互动。在《物业管理条例》明确赋予业主大会公开选聘、解聘物业管理公司的权利后，很多小区的业主大会积极行使这一权利，以服务不到位为由解聘原物业管理公司。当前产生的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大部分属于这一类，如去年12月8日，杭州最早的高层住宅小区――中山花园业主大会就以“收费过高、管理不善、开支混乱”为由解聘原物业管理公司，并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公司入驻，但是因为原物业管理公司不配合接交而产生纠纷，导致小区出现物业管理“真空”。
2、物业服务合同期限届满或者前期物业管理结束，业主大会选聘新的物业管理公司进驻管理，而原物业管理公司不甘退出，继续占据小区，拒绝与新物业管理公司进行交接，因而产生纠纷。如今年3月1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原物业管理公司必须撤出的广州翠湖山庄新旧物管交接纠纷案，就是由于前期物业管理阶段完成后业主委员会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公司，但是开发商确定的物业管理公司却拒不移交物业管理权，并与新物业管理公司发生严重冲突，致使小区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移交物业管理用房和资料是物业管理公司在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必须承担的责任，即《合同法》所规定的“附随合同义务”（见《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因此，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属于合同一方不履行“附随合同义务”而产生的合同纠纷。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在形式上表现为物业管理公司不移交物业管理用房、资料，但本质上是物业管理公司不移交物业管理权。具体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建设单位与前期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与所聘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签订有物业服务合同，并且明确约定了合同期限。我国《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可以约定期限；但是，期限未满、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生效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物业服务合同应当对物业管理事项……合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的物业管理合同必须明确约定服务期限，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虽然可以约定期限也可以不约定期限，但是实际上《物业管理条例》已经明确规定了其最长有效日期――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生效之日。
对于这类有明确期限的合同，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双方都不得随意解除合同，以保证合同的法律效力。但是为了适应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实际情况，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合同法》规定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当事人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享受方便、及时并且与物业管理费相当的物业服务，如果物业管理公司没有严格按照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提供相应的服务，致使业主不能实现其合同目的，或者出现其他可以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则业主委员会可以根据《合同法》的以上规定提前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中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的是一种服务，不可能恢复原状，但是如果物业管理公司未经业主大会同意就擅自改变小区内公共设施设备或者有违章搭建情况的，则物业管理公司应当恢复原状。这种行为给业主造成损失的，物业管理公司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将物业管理用房和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资料交还给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业主大会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企业的，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应当做好交接工作。”因此，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做好物业管理交接工作是物业管理公司必须承担的“附随合同义务”。物业服务合同期限届满或者被解除，业主大会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公司负责小区的物业管理，原物业管理公司拒不进行交接而产生纠纷的，原物业管理公司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不依法进行交接的行为给业主或新物业管理公司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有业主拖欠物业管理费或者由物业管理公司代收代缴的水电费的，物业管理公司也有权要求欠费的业主清偿其所欠费用。
2、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没有明确约定服务期限，或者双方没有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由于我国推行物业管理公开招投标的时间不长，当前还有大量的物业区域由开发商确定的物业管理公司负责管理，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往往比较简单，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合同。对于没有约定服务期限的情况，我国《物业管理条例》没有做出相应规定，但是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补充协议；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使用下列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所以，如果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没有约定服务期限，而业主大会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公司入驻管理，或者物业管理公司主动要求撤离的话，法律是允许的，但是首先应当争取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达成有关协议，解决好物业管理用房、资料移交的问题，只有在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单方面的行为解除合同，并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办理物业管理交接手续。否则，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责任方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没有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情况，由于双方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根据我国司法实践，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终止这种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但是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并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因此，如果业主委员会聘请了新的物业管理公司，或者物业管理公司主动要求撤离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并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双方本着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对所形成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办理物业管理交接手续。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可以采取以下五种方式进行解决：
1、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由被解聘的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委员会（可能还包括新聘的物业管理公司）双方在自愿、平等、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就物业管理交接有关事项如拖欠物管费的支付、物管公司代收代缴水电费的结算、物管公司对小区公共建设额外投入的回收等进行协商，以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议。由于这种协商解决的方式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有利于化解纠纷、平息争议，最大程度的避免双方的经济损失，维护双方的社会声誉，避免给小区全体业主的正常生活秩序造成影响。因此这种方式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最有利的，一旦发生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双方应尽量通过协商的方式妥善解决。
2、由物业管理协会、居委会或者其他第三方调解解决。随着物业管理协会组织建设的不断完善，其在物业管理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加强，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请求物业管理协会进行调解，双方在物业管理协会代表的主持下解决各项争议并形成书面协议。此外，发生纠纷后，当事人也可以请求居委会或者其他中立第三方进行调解。
3、申请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处理。《物业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同时《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不移交有关资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移交有关资料的，对建设单位、物业管理企业予以通报，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发生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后，如果双方无法通过协商或调解达成一致意见，当事人应当及时报告当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由其进行立案查处。如果在交接过程中发生治安甚至刑事案件的，还应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由公安机关对其中的治安或刑事案件依法进行处理。
4、提交仲裁委员会裁决。如果当事人双方在物业服务合同中明确约定发生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或者在发生纠纷后双方达成仲裁协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将争议事项提交约定的仲裁委员会，由仲裁委员会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由于仲裁委员会处于严格的中立地位，其作出的裁决具有很强的社会公信力，并且仲裁是当事人自愿作出的选择，有利于消除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国实行“或裁或审”的原则，当事人一旦选择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就不得再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定条件的除外），因此在选择仲裁之前，双方当事人都应作充分考虑。
5、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为了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各地基本上确认了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地位。当无法通过上述四种方式解决争议时，业主委员会可以就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向法院起诉物业管理公司，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相应的，物业管理公司也可以起诉业主委员会。
四、规范物业管理交接的立法建议。
为了规范物业管理交接程序，减少物业管理交接纠纷的发生，我们必须尽快制定、完善相关立法，明确规定物业管理交接的程序和法律责任。
第三，在《物业管理条例》中对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的有关事项如业主欠缴的物管费如何支付、物业管理公司代收代缴的水电费如何清算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袁甲、袁乙和袁丙是兄弟姐妹关系，但又不属于同胞兄弟姐妹，三个人的关系相对较复杂。尤其袁乙是二婚时女方带过来的孩子，属于袁父的继女。如今，父母相继去世，因为复杂的家庭关系导致在遗产的继承问题上好似成了一团乱麻。
复杂的兄妹关系。
袁甲的父亲叫袁某，母亲叫张某。张某在袁甲10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袁甲中专毕业后即参加工作，很早离家。8月，袁甲因生产事故死亡，后妻子另嫁他人。现年9岁的儿子袁小宇随母亲生活。
袁某在张某去世后娶了第二任妻子刘某。刘某也是再婚，来袁家时带来一个8岁的小女孩，袁某视女孩如己出，后为其改名袁乙。如今，袁乙也已成家。
袁某和刘某婚后又生有一子，就是袁丙。袁丙是老小，一直和父母在一起居住、生活。
1月，母亲刘某去世。5月，父亲袁某去世。父亲去世时留有一套房屋。该房屋原为袁某承租单位的公房，单位房改售房时，袁某以5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套房子，并登记在他名下，一直居住至去世。
继女起诉争分遗产。
袁某去世后，袁乙拿着一份称是袁某留给她的遗嘱找到袁丙，并叫来袁小宇，要求按照遗嘱，将这套房中的一小间登记在她名下。袁丙不承认这份遗嘱，袁乙与其争执不过，将袁丙和袁小宇诉至法院。
庭审中，袁乙提供署名为袁某的代书遗嘱一份，诉请法院按照遗嘱继承审理此案。但袁丙表示，对袁乙提供的代书遗嘱的效力不予认可。
北京广衡律师事务所主任赵三平律师分析说，其实，袁乙的做法是正确的。她将袁小宇告上法庭，是缘于我国《继承法》规定的代位继承制度，即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在此案中，袁甲是被继承人袁某的儿子，但他先于袁某死亡，那儿子袁小宇就可代其父亲继承袁某的遗产，这项权利并不因他是否随母亲改嫁而丧失。所以，袁小宇也是袁某遗产的继承人之一。
两案为何一胜一败。
然而，袁乙提供的代书遗嘱只有被继承人袁某的弟弟在场，不符合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的法律规定，法院最后驳回了原告袁乙的诉讼请求。
赵三平律师说，一个自然人死亡后，其父母、配偶、子女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其中子女，按照法律的规定，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什么才算有扶养关系呢?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虑：1、继子女受继父母经济上的供养;2、继子女受继父母生活上的扶养、教育;3、继子女在经济上供养继父母;4、继子女在劳务上对继父母给予主要扶助。具备其中之一即可。
袁乙8岁时就随母亲来到袁家生活，并随继父姓袁，袁某一直将袁乙扶养长大，已可以确定他们之间形成了扶养关系。因此，法院最终判决被继承人袁某的房屋由袁乙、袁丙、袁小宇三人继承，各占三分之一份额。
法律分析是司法人员必备的重要能力之一。通过对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的深入研究和分析，能够准确判断案件的性质和处理方式，为司法裁决提供有力支持。法律分析不仅需要扎实的法律知识和敏锐的观察力，还需要良好的逻辑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在接触和实践法律分析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其重要性，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掌握了一些技巧和方法。以下是我的法律分析心得体会：
首先，对案件事实进行准确全面的梳理是法律分析的首要步骤。案件事实是法律分析的基础，只有对事实有准确的了解，才能开展后续的法律分析。因此，我在进行法律分析之前，首先会仔细研读案件材料，在此基础上对案件的主要事实进行梳理和总结。这个过程中，我会注意到案发经过、相关证据、当事人的行为以及案件的背景信息等。事实的准确把握对于正确的法律分析至关重要，只有清楚了解事实，才能更好地运用法律知识。
其次，学会提取关键信息是做好法律分析的基本功。在案件事实中，往往有很多细节和繁杂的信息，如果全部都纳入法律分析，就会导致分析过程混乱和冗长。因此，我会通过先行筛选并提取出案件事实中的关键信息，以及与案件性质和法律规定有关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展现在我的法律分析中。关键信息的提取可以让法律分析更加简明扼要，并且更加重点突出。
再次，学会灵活运用法律知识是做好法律分析的关键。在进行法律分析时，应该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来服务于案件的分析。这就要求我们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和广博的法律知识储备。通过在法律学习和实践中的不断积累，我渐渐形成了一定的法学思维和方法。在进行法律分析时，我会系统地复习和总结已学习的法律知识，并将其应用到具体案件的分析中。同时，我也会不断增加自己的法律知识和技能，拓宽视野，提高分析的深度和广度。
此外，注重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的提升是法律分析的重要方面。法律分析是一门科学而严谨的学问，它要求我们在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方面具备较高的要求。在进行法律分析时，我会借助逻辑学的知识和方法，完善自己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我会进行推理、归纳和演绎等多种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确保自己的法律分析结论具有较高的逻辑准确性和说服力。
最后，与其他法律学者和从业人员进行交流，学习别人的经验和观点，不断完善自己的法律分析能力是必要的。法律分析涉及到广泛的领域和复杂的问题，单靠个体的智慧和能力很难达到最佳效果。与他人的交流和合作，才能够互相借鉴、交流学习、共同提高。因此，我会积极参与法律研讨会和学术交流，与其他法律从业人员进行交流和讨论，让自己不断吸取新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
总之，法律分析是一门学问，需要不断磨砺和提升。通过深入学习和实践，我逐渐掌握了一些法律分析的技巧和方法，并形成了自己的学习和实践系统。我相信，只有不断追求和完善自己的法律分析能力，才能更好地为司法工作服务，为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于8年前，收养一好友的儿子，那时由于我好友刚去世而其妻子一人要带着一个2岁大的儿子和5岁大的女儿有困难，我于是便收养了好友的儿子，并对其孩子办了户口。过了8年后，我不想再对其进行抚养，(由于其不听话)我想把他还给我好友的妻子。我想问：
1.我可不可以将其归还给我好友的妻子?
3.如果我死后这个孩子会不会有继承我财产的权利?(当初我和我好友妻子对孩子进行收养都是私下进行的，.
望尽快回复。谢谢!
解答分析。
由于没有登记，您与孩子之间的收养关系在法律上并没有成立，您可以要求解除收养，由孩子的母亲承担抚养义务。
相关法律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第十五条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
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
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订立收养协议的，可以订立收养协议。
收养关系当事人各方或者一方要求办理收养公证的，应当办理收养公证。
第二十六条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但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的除外，养子女年满十周岁以上的，应当征得本人同意。
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收养关系。送养人、收养人不能达成解除收养关系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问题2子女过继给他人后是否享有继承权?
一位70岁的老母亲张氏，1950年时与前夫李某生有一子陆某(跟养父的姓)，李某与其表哥(姓陆)原先讲好此子过继给其表哥(因其表哥的妻子没有生养)，两年后(1952年)李某死了，一年后李某的表哥就把此子带走了，之后张氏就没有再见过这个儿子。因为后来其李某的表哥调往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了，自从带走孩子后就没有了联系。
1954年时张氏继承了其前夫李某的遗产(一破烂两层木板楼房和后面一间小房，共计62平方米左右)。
后来张氏在1955年的时候与现在的丈夫结婚，1956年时两夫妇另外建了两间房屋(约33平方米)。到1958年时房屋改造，政府将所有房子收了去,只留下一间自留房自用(约15平方米)，然后政府又扩建了4间房(约60平方米)。到1979年时政府退回收去的房屋，张氏夫妇并将政府后来扩建的房屋一并买下了。1986年时房产开发公司将房屋拆了重建，建好后回迁分得房屋两套，单间一间，当街门面两间，其中多出的面积由现在的家里人一起购买下来。(现在所有房产的产权证上一直都是用张氏的名字)。
张氏和现在的丈夫生有4个子女，大的儿子47岁了，小儿子也33岁了，中间还有两个女儿(已出嫁)，一家人一直到现在都和睦的生活在一起。
现在陆某听说此事后，就前来认亲，想得到财产(也不知道他是否能要求得到什么?)，这样一来让张氏一家一时不知所措。象这样的情况，想请教:。
解答分析。
1、陆某是其生父的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其生父的遗产。但本案张氏一人继承李某的遗产已有多年，陆某并未提出异议，因此陆某要求继承其生父遗产的权利已过诉讼时效，陆某即使就此起诉，也丧失了胜诉权。
2、陆某是张氏的亲生子女，且当年送人时并未办理收养手续，所以陆某与张氏的母子关系依然存在，有权继承张氏的遗产。
3、如果张氏已经立有遗嘱，那么遗嘱继承先于法定继承，陆某将无法分得遗产。当然，为减少争议和确保遗嘱有效，最好将此份遗嘱公证。
相关法律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
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第十七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
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2008年6月，公民张某已经满17周岁，在一家商店工作，能以自己的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按照我国民法通则关于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公民，能以自己的劳动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所以她用自己的积蓄购买金项链的行为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商场有权拒绝张某父母的要求。
文档为doc格式。
案例分析的位置必须恰到好处，唯有如此才符合规范。有的同学喜好将案例置于论文之首，有的同学喜好将案例置于论文中间，也有的同学喜好将案例置于论文的末尾。我们对这三个位置进行一些分析。如果您在文章的开头就将案例已经分析得头头是道，则使案例失去了提出问题的价值，如果您在文末对案例进行分析，则又显得体系不和谐。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在文章开头提出案例的，则比较适合将案例作为引子，引出文章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随后在理论分析之后，再对案例的内容进行分析;如果您在文章的中间提出案例，则可以一并进行探讨;如果在文末提出案例并且分析该案例，则不甚适宜，不建议采用这种方式。
案例分析的数量不宜多，我们建议1-2个案例，并且各个案例之间必须有所不同，而不是相似的案例。案例不能太多，也不能相似，所采用的案例必须具有范本意义。如果案例采用过多，则有凑字数的嫌疑。以前我们遇到一个学生一口气分析了5个案例，且这5个案例之间的差别并不大。5个案例占了他毕业论文的2/3字数，被老师斥责为案例教科书。因此，案例宜精，而不宜多，否则案例分析的效果会走向反面。
切记，案例分析的内容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抄网络或者人民法院公报，如果照抄案例并且标明注释，从理论上将这并不算抄袭，并且摘编案例本身也不是抄袭，但是现在的抄袭检测软件却可能将这部分内容当成是抄袭，给您带来很多麻烦。我们的建议是，您需要对所摘编的案例进行精简、归纳、总结，在保留案件关键信心和核心信息的前提下，对案例的文字进行优化。
如果您的文章能有一个恰当好处的案例，那一定能为您的文章增色不少，但是如果实在没有案例，那还是不要案例为好。一个和主题不甚相关的案例，或者一个杜撰的案例，可能会使您的论文得到差评。所以同学们切记，案例必须高度相关，并且能借此案例说明问题，否则宁愿不要案例，也不要杜撰案例或者选编不相关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