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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被申请人：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请求事项：
依法对（20xx）川3425民初3093号民事调解书执行一案（案号为：（20xx）川3425执424号）进行执行监督。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已经会理县人民法院（20xx）川3425民初309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确认，被申请人应于20xx年1月6日前向王世友、饶美兰一次性支付各项工亡损失共计人民币20万元（大写：贰拾万元整）。该调解书已经送达双方当事人，并已经超过调解书确认的履行义务期限，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申请人富昇公司却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法律义务。
申请人于20xx年3月7日依法向会理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xx）川3425执424号。但由于被执行人富昇公司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利用其人脉关系干扰执行，公司的财产被其他法院所冻结，致使该案无法执行，搁置至今长达十个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之法律规定，申请人现依法向贵院提出执行监督申请，诚望贵院加强会理县人民法院对本案的'执行，以公正执行终结本案。
被执行人的财产或财产线索：被执行人富昇公司名下还有重庆分公司和攀枝花分公司，其分公司名下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可供本案执行。同时，被执行人的6位显名股东或隐名杨洪英、严辉昌、李朝东、罗焕亮、杨志光、杨志峰在经营、管理富昇公司过程中存在隐匿、转移财产或未依法缴纳公司注册资本等行为，故执行法院可依法追加这6位股东及其富昇公司重庆分公司、攀枝花分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并且上述6位股东在会理县范围内有房有车可供本案执行。
此致
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
20xx年x月xx日
摘要：本文从加强和完善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责的角度出发，以基层检察院民行部门的视角，发现当前民事行政检察建议运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障碍，通过结合修改后《民事诉讼法》以及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具体做法，针对性地提出对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完善的对策。
关键词：基层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检察建议
新《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的实施，对基层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在职能范围、工作重心、监督方式、监督效果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基层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面临新的要求和挑战。
一、新时期基层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特点
(一)案件数量总体上升，但具有实际监督价值的比例有所下降
案件受理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从监督结果看，不支持监督申请的案件大幅度上升。因此受案数量虽然上升，但是超过半数案件因申诉理由不成立、实体或程序无实质性瑕疵而不符合监督条件，只能做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导致具有实际监督价值的案件数量比例下降，这意味着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将大量精力消耗于不具有实际监督价值的案件。
(二)监督范围扩大，但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及工作重心发生转移
依据新民诉法第209条和监督规则第32条规定以及第83条至85条，对生效裁判结果监督案件的受理和作出决定增加了更多更严格的限制，通过数据发现，在办理的对生效裁判监督案件中，符合受案条件的数量和比重也在下滑。而新民诉法增加了检察机关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和对执行活动监督的职能，进一步扩大了基层检察机关监督范围，由过去单纯的生效裁判结果监督转向对民事诉讼过程的全面监督。由此可以看出，基层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作重心由原来的生效裁判结果监督逐渐转向审判活动监督和执行监督。
(三)监督方式灵活多元，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效率变相降低
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法院的违法情形程度不同，综合、灵活运用提请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等多种监督方式，开展跟踪监督，构建灵活多元的监督格局。但是，当前一种监督方式不被采纳或者无效，再采用另一种监督方式，不仅耗时耗力，而且必须在3个月的期限内办结，使得检察机关的监督效率大打折扣。
(四)监督手段更加丰富，但监督措施缺乏刚性
新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查阅、调阅、摘录、复制案卷，询问当事人或者案外人，勘验、鉴定和调查核实等更丰富的监督手段。但是，实践中检察机关提出的再审检察建议法院的采纳率极低。基层检察机关唯一具有间接性的刚性监督措施――提请抗诉，因受理条件和上级院审查而受到严格限制，又呈现出基本无案可办的现状。诸如检察建议、纠正违法、建议更换办案人等监督措施因缺乏刚性，而较难产生实际监督效果。因监督措施缺乏刚性，一部分成功化解矛盾的案件大都是检、法院协调的结果，致使检察机关从“监督者”沦为“协调者”的角色，丧失了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有的法律地位。
二、新民诉法及民事诉讼监督规则实施后检察建议工作面临的困难
(一)再审检察建议，运行不畅，监督效果欠佳
一是制度性障碍。《民事诉讼法》修改后，再审检察建议的监督对象由普通二审生效裁判转变为被驳回再审申请的生效裁判，这是导致目前再审检察建议运行效果不佳的最主要原因。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检察机关有权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但对于再审检察建议如何启动再审程序却未作规定，导致部分人民法院以无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为由拒绝检察机关的再审检察建议。二是效力保障机制的缺乏。再审检察建议虽然是《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监督方式，但建议最终是否采纳取决于人民法院的态度。再审检察建议要在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依赖于被监督者对检察机关的信赖程度和对检察建议内容的认可程度。
(二)审判、执行活动督初见成效，但远未达到预期
一是案源渠道狭窄。受以往司法实践的影响，大部分当事人并不了解检察机关对审行程判活动违法和执行程序违法的监督职能。部分代理律师基于多重顾虑，不会主动提醒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而当事人对诉讼过程、执行程序中的违法情形只有穷尽了向人民法院寻求救济的途径后，才可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进一步限制了诉讼过程、执行程序监督案件来源渠道。二是相关法律配套制度不健全。现行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相关规定的可操作性不强。作为检察建议重要配套的调查核实权功效难以发挥，对当事人、案外人以及被调查的审执人员不配合调查的情况，检察机关又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
(三)人民法院对检察建议的处理程序不规范
一是人民法院对检察建议的回复程序较为混乱，主要表现为回复形式不规范、审查时限不规范、回复内容不规范等。二是人民法院对再审检察建议的采纳程序不规范，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一般不会在再审裁定书上载明是依据再审检察建议启动再审程序，由于法院在再审检察建议启动再审方式上的变通处理，从而也了导致上级法院和检察院在相关案件的统计数据上差距巨大。
(四)检察建议的提出程序与人民法院审查机制的严格程度不对等
实践中，比检察建议效力更强的抗诉案件都无需一律经过检委会研究决定，相反效力较弱被誉为“软监督”的检察建议则配置了更严格的检察机关内控程序，其合理性值得商榷。相对于检察机关内部对检察建议的严格控制，人民法院却缺乏对等的审查机制和文书制发程序，由此也间接消弱了检察建议的监督权威。
三、解决当前困境的对策建议
(一)深挖现有的案源潜力基层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要在贯彻落实“受审分离”规定的基础上，加强与控告申诉部门的协调联动，提高控申部门准确适用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受理条件的能力;要树立线索发现意识，善于从裁判结果案件审查办理过程中发现审判程序中违法情形和审执人员违法行为线索，对于原案确实存在审判活动违法情形的，可以按检察机关依职权发现程序重新受理后，依法提出检察建议;要建立民事监督案件的逆向审查机制，树立全方位监督理念，重点针对已被查处的审执人员以往办理的案件，依职权启动审查程序，努力实现“查处一案、监督一片”的监督目标。
申请人：xxx，男，汉族，职业个体户，农民，19xx年xx月xx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708xx，住址：济宁市高新区xxx。
申请事项：
请求济宁市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检察监督意见，对申请人认为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20xx）岩法委赔字第1号赔偿决定确有错误所提的申诉一案，指令下级法院重新审查并依法在两个月作出决定，或直接审查并依法作出决定。
事实和理由：本案被申请执行人沈忠鑫在养猪有利润的情形下不按约定归还申请人（原告、申请执行人、违法确认申请人、赔偿申请人、赔偿申诉人）为其代借款和代加工饲料费共计363618元，经法院一审、二审判决，沈忠鑫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人民币363618元给原告xx，并支付自20xx年2月3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xx年xx月29日对本案执行立案。时正值全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养猪业的最高暴利期，连城县法院只要依法查封、扣押沈忠鑫的猪场生猪（指定其自行保管），沈忠鑫就会用金钱履行判决义务，如其不用金钱履行判决义务，则依法拍卖、变卖此生猪也即可使本案在法定的6个月内执行结案。但连城县人民法院却违反相关执行的法律、法规，推延不执行此可供执行财产，直到立案执行xx个月以后在执行他案时，才将沈忠鑫猪场经廉卖转移后所剩的老弱病残猪叫申请人先行接收处理，后指使连城县价格认证中心抬高价格，将当日只值35xx0元的生猪通过剥夺申请人的复议权于1个月后违法裁定为79396元，共给申请人造成判决财产权（含利息）至xx月2日止损失达53万余元。
申请人根据20xx年12月1日前施行的国家赔偿法的违法赔偿原则，向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连城县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进行违法确认，以求获取相应赔偿。连城县人民法院在不争的事实下明知难以推卸责任，就利用工作之便利自己制造假证并指使他人制造假证。而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明知这些假证与之前已确认可作为定案依据的真实证据相冲突，但还是采用这些假证于20xx年7月27日以（20xx）岩确字第1号《裁定书》作出连城县人民法院执行行为不违法的确认。申请人不服，向福建省人民法院申诉。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却不理会申诉人的申诉意见（附《申诉意见书》），不查清事实，不依据法律，于20xx年12月xx日（20xx）以闽确申字第4号《裁定书》裁定连城县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不违法。申请人只得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然最高人民法院竟也违反自家制定的相关执行工作的规定，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之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对连城县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不确认违法，于20xx年5月xx日以（20xx）确监字第71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申请人的申诉，致使申请人本应依法获得赔偿而没有获得赔偿。20xx年12月1日起施行新的国家赔偿法取消了违法赔偿原则。20xx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废止了违法确认程序。
（二）项、第（三）项之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第十条之规定。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重新审查程序]之规定，于20xx年4月17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诉。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无正当理由驳回申诉的情形下，则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期限应当对申诉作出决定为由至今已过80天没有决定（并表示将永远不作决定），严重违反国家赔偿法重新审查程序的.规定。另申请人曾于20xx年5月xx日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打报告请求指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查或直接审查本案，也至今未有回复。综上，由于各级人民法院不对本案因执行错误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失依国家赔偿法作相应的赔偿，不仅导致申请人造成直接、间接损失各过百万元，还导致申请人的花生油厂、饲料加工厂停产、倒闭，现每月还应支付利息等各种费用1。7万余元。为此，现唯有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赔偿委员会重新审查程序第三款之规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检察监督意见，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才能依法得以保护，故恳望贵院能予以大力支持，为盼！
此致
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xxx
20xx年7月8日
要建设一个法治国家，应当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就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法律的规定也许会有它的不合理，不完善之处，但这些不足之处却不能作为任意违反它的理由。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在我国法律中的渊源主要存在于《宪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和《民事诉讼法》中，《法院组织法》第12条第2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人民检察院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抗诉；第14条第3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检察院组织法》第17条和第18条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民事诉讼法》对应上述规定对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进行了细化，其中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85到188条则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权提起抗诉的条件、效力、形式、方式等。这是法律当中规定得最具体的，在实践操作中就必须严格地遵守这些法律。
尽管现在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有许多的争论，有些意见认为检察机关不应介入民事诉讼，有些又认为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权限和范围应该加强和扩大，但应注意这只是理论上的探讨，在实践中也固然可以作一些探索，这些探索却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在理论的研讨上，学者们有必要从各方面对这个规定提出疑问而使之完善，但这需要通过立法或者修改法律的方式来完成，在法律未改变的情况下，民事检察监督的运行还须遵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二、民事检察监督的司法解释应协调统一
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检察监督的规定，在检察监督实际操作的需求下，显得过于原则。法律规定的民事检察监督方式只有抗诉这一种，虽然规定了抗诉的条件、效力、形式、方式，但在抗诉的范围、抗诉的程序、抗诉机关在再审过程中的地位这些重要问题上，法律规定则缺乏相应的内容。在“可以抗诉”这个原则性的空间之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发生了许多矛盾之处。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9月30日）中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这个解释是符合宪法规定的，但对于检察建议对法院有什么样的效力、是否会导致某些程序上的后果的问题上却缺乏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配合。又如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执行程序、保全程序、诉讼费用负担等方面的抗诉，以及检察院在庭审中的地位、阅卷或是审查阅卷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之间也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
出现上述法检两家司法解释的种种矛盾说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之间需协调，在作出涉及对方职务履行的司法解释时，要先和对方协商。法检两家不经过双方协商一致而各自为政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规定，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三、民事检察监督应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
以人民的利益为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出发点，反映在民事诉讼中就是以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为出发点。在探讨建立和完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时候，如果仅限于从法院和检察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其结论不免会失之偏颇，从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考虑问题，才能建立起有坚实基础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
从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出发，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当事人对民事检察监督的需求。笔者认为，在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当事人对法院审判的信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心理认为多一层监督就多一层正义，因此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检察监督还是有群众基础的。而且，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现行规定下，当事人申请法院启动再审相当困难，而民事抗诉则必然启动再审程序，故检察院民事抗诉权的行使，至少是比当事人申请再审和申诉更为行之有效的途径，所以当事人容易认可民事抗诉权的存在。但是，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检察院行使民事抗诉权，可以不以当事人的申诉为前提而主动提起，这不能不说缺乏当事人的需要这一基础，因而也是不合理的。民事诉讼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没有当事人请求的情况下启动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就失去存在的正当性。
从当事人的利益出发，其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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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检察对刑事侦查的监督xxxxxx侦查权是指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专门调查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它虽然只直接关涉到少数人（嫌疑人）的利益但它有着极强的力度，极易造成严重后果，给当事人造成巨大损害。侦查是重要的审判前程序，在整个诉讼活动中处于靠前位置，侦查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以后各个环节阶段的质量，合理合法的侦查才能带来公正的审判结果。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带来腐败，侦查权也不例外。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是防止权力异化的重要途径。在我国，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监督立案，侦查、审判、执行整个诉讼过程的重任。如何建立高效的监督将是消除现存弊端的关键，本文将对检察院在侦查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作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一、当前侦查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肯定我国各级侦查机关对刑诉法中有关侦查的制度和规范的执行情况，总的是好的，但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侦查权缺少制约，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够，进而影响案情的切实查证。1．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都有，主要发生在某些案情较为复杂的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一是有的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难以划清，担心把人放掉会放纵罪犯；二是侦查工作出现“反复”，比如犯罪嫌疑人串供、翻供等，侦查陷入僵局，羁押期满而未能结案；三是少数案情确实复杂，虽经批准延长羁押期，仍然未能查清全案；四是共同犯罪的同案犯在逃，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不按有关规定处理。五是由于鉴定的原因等等。2、对犯罪嫌疑人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以逼取口供，以及诱供、套供、骗供等问题时有发生。3、侦查活动同刑事政策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如在严打斗争中，侦查手段的选择缺乏合理性，倾向于选择最严厉的方法，从而使严打的概括性精神转向具体化，往往使嫌疑人受到不应有的伤害。4、其他不按刑诉法办事的情况。例如，不允许犯罪嫌疑人对询问笔录中遗漏或差错提出实事求是的补充或改正意见；实施勘验，检查，扣押物证，书证，侦查实验等侦查行为不邀请见证人到场见证，等等。二、检察对刑事侦查监督的途径、方法及其不足。我国检察院目前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途径主要有：（1）通过审查逮捕、起诉工作进行监督。（2）通过派员参加侦查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和第一百零七条的有关侦查机关的勘验、检查，认为需要复验、复查的，可以要求侦查机关复验复查，并且可以派检察人员参加。（3）通过受理有关控告进行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因此，诉讼参与人对于侦查机关或者侦查人员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提出控告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及时审查，发现侦查活动中确实存在违法行为的，要依法处理。（4）通过审查侦查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情况以及释放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中有相应规定。人民检察院实施刑事侦查活动监督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口头通知纠正违法行为。这种监督方法适用于情节较轻的违法行为。（2）书面通知纠正违法行为。这种监督方法适用于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即对于侦查活动中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侦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3）追究有关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人员在采取侦查措施或者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立案侦查。目前侦查监督机制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我国警检关系的基本模式：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侦查，检察机关主要负责起诉。检察机关无权指挥公安机关。侦查和起诉在程序上被明显分开，侦查是独立的诉讼阶段。侦查机关独立进行侦查，除逮捕外可自行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检察机关主要通过批捕和审查起诉进行监督。这种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检察机关实施监督的滞后性和被动性，往往导致难以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违法，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大量工作都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材料，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像能够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等向检察机关反映警察在侦查中有刑讯、诱供等违法行为。如果无明显证据证明，实际上多数也难以查实，有些虽然能够查实并对违法犯罪行为人给予了适当制裁，但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已成事实，由此造成的损失和恶劣影响已难以收回。依照法律，检察机关可以参与公安机关的复验复查但其前提条件是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复验，而且复查的案件，一般仅限于大案、要案。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的'侦查活动，检察机关都不参与。在侦查程序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滞后性，参与程度的有限性与活动的被动性都使其预防和纠正侦查违法的作用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公安机关享有广泛的职权，在程序上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除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经过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措施如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乃至拘留等，均可以自行决定，自行执行。权力如果缺乏真正有效的制约，往往导致滥用。特别是刑事侦查权的行使频繁涉及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就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尤为重要和紧迫。（2）检察院缺乏中立、超然地位，监督带有倾向性。检察机关尽管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却事实上担负着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职责，它们本质上也属于国家追诉犯罪机构，在诉讼目标和诉讼角色方面与侦查机构是一致的。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在监督警察心理上就不是那么坚决和明朗。尽管法律要求检察机关要尊重事实真相，并同时注意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但刑事侦查的一个基本情况表明，检察机关无论作为侦查机构还是作为公诉机关，往往更加重视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和事实，即使进行法律监督，也经常是从如何有效进行追诉的角度进行法律监督。法律在不提高嫌疑人地位、不设立中立裁判者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必然造成追诉力量的过于庞大和辩护方力量的继续萎缩，同时也无助于对侦查活动的司法控制。这显然表明，只靠侦查机构负责人实施的内部制约或者检察机关进行的法律监督，侦查活动将很难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事实上，没有中立司法机构的介入，没有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和辩护律师参与范围的扩大，中国的侦查将很难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也很难被完全纳入诉讼的轨道。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的一个基本涵义就是控辩双方在中立裁判者的主持下进行对抗，裁判者居中裁判。这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理念。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就是基于这个理念进行的。任何一个诉讼制度的形成都要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并形成一系列与它相配套的制度。改革一项制度必须考虑与它相配套的制度，例如我国的庭审方式改革就引发了起诉方式的改革，同样对抗式审判也要求侦查制度的改革。因为对抗的前提是控辩双方力量的均衡，这就要求建立一个中立裁判者对侦查机关进行制约。而我们目前恰恰缺少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因而由中立司法机构主持的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并不存在。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的实施，还是对犯罪嫌疑人长时间的羁押，都是由侦查机构自己或者检察机关通过秘密审查来发布许可令状的，而没有类似法院这样一个中立的司法授权机构，也不经过专门的授权程序。即使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要求将羁押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也无法向承担侦查和公诉职责的司法机构提出申请。这样，那种由司法机构主持进行的所谓“程序性审查”活动在中国侦查程序中就不可能存在；那种由控辩双方同时参与的听审活动在侦查程序中也无从进行。一句话，中国的侦查程序不具有“诉讼”的形态，而完全属于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行政化的单方面追诉活动。在这里，无论是专门性调查活动，还是有关限制公民基本自由和权益的强制性措施，都是由侦查机构或是由公诉机构自行决定，而不是由中立司法机构进行授权。这种制度设计不符合“控诉与裁判职能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现代法治基本原则，也会经常带来诸如羁押、超期羁押、非法搜查、任意扣押等现象，主要导源于这种由追诉机构兼负司法审查职能的侦查构造。（3）侦检脱离影响起诉质量。侦查毕竟属于刑事追诉机制的一个环节，刑事追诉的成功与否，最终还要取决于检察机关能否成功地说服法庭作出有罪判决。在刑事诉讼中，案件不论是由检察机关还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最后的出庭支持公诉都要由检察机关统一负责实施。可以说，在确保已经侦破的案件取得最终“胜诉”方面，检察机关要比公安机关承担着更大、也更为关键的责任。但是，中国目前实行的检警分离的体制，却造成负责对大多数案件进行侦查的机关，与负责对所有案件支持公诉的机关各行其是的局面。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只要将案件侦破完毕，其余的追诉工作也就由检察机关去做了。于是，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负责侦破案件和实施鉴定的公安人员极少有出庭作证的，负责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很难获得公安机关的继续支持和配合。另外检察机关不能直接命令和指挥公安人员进行侦查，而只能在必要时请求公安机关派员协助，这样一来检察机关就无法从起诉的角度对侦查进行指导，进而大大影响了刑事追诉的效果。（4）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际上脱离，也不利于促使侦查人员提高素质。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较少受到制约的现状使侦查人员缺少一种外在的压力，在办案过程中往往忽视提高自身素质及改进侦查方法和提高技术手段，而是习惯于过多地依赖和使用强制处分权，尤其是偏重羁押和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而这些手段使用不当又极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实践中存在的违法搜查、扣押刑讯逼供等现象，不能说与此无关，由于对违法侦查缺乏制约机制而不能有效预防及时制止并予以相应制裁，反过来又会强化侦查人员对这种现象的无所谓态度，形成恶性循环。三、对完善检察对侦查监督的思考。侦查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大多数侵犯个人基本权益的现象都发生在这一阶段。那些受到刑事追诉的公民还难以具有基本的抗衡能力，而只能被动地接受刑事追诉机构带有行政治罪色彩的追究。因此，在重新构建这一程序时必须提高嫌疑人的防御能力，为刑事追诉活动设立一系列程序性障碍，以达到在国家追诉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之间形成抗衡的目标。另一方面，侦查程序又是刑事追诉机构发现事实真相、收集有罪证据的关键阶段。可以说，侦查机构能否成功地将刑事案件予以侦破，检察机关能否在法庭上成功地说服法庭，将被告人予以判罪，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侦查追诉活动质量的高低和效果的好坏。从这一角度来讲，刑事侦查程序的设计也必须考虑到提高诉讼效益这一价值目标。根据以上认识，笔者认为，中国刑事侦查程序应当借鉴有关西方国家的经验，结束这种分离化和松散化的局面，走向一体化的诉讼格局。将刑事追诉的各个具体环节视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统一整体，视为追诉机构为发现事实真相、惩治犯罪而必经的诉讼阶段，使得检察机关对刑事追诉活动的成功承担最终责任。与此同时，为防止刑事追诉的集中化所可能带来的权力滥用情况，应当同时确保刑事追诉活动的各个环节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使得所有不利于某一个人的追诉行为和决定，都能受到中立司法裁判机构的授权、审查和救济。从我国实际出发，这种构造同刑诉法规定有着很大的距离，因此，在短期内不会实现。当前最为紧迫的是找到检察机关同侦查机关最有效的切入点，笔者认为，可以在侦查机关设置检察室，检察机关直接监督侦查活动，以增加透明度，从而使侦查与公诉真正成为一体，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都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