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司法的论文（实用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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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正论文

四川蜀泸律师事务所赵永忠。

摘要：在现有国情下，由于法院存在地方保护、人情案、部分法官素质低等情况，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造成法院的公信力下降，司法权威得不到真正维护。为有效解决现有的矛盾，在保持现有我国两审终审制度不变的情况下，笔者提出了“当地审理异地判案”这一新思路，与大家商榷。

关键词：地方保护人情案法官素质异地判案。

在世界各国，最受尊敬最具公信力的国家机关是法院，最受欢迎的官员是法官。在法治化的社会中，在司法最终裁决的原则下，人民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是公民权利的最后防线。公民对法治的信任和对法院的尊重，是通过法院的公正判决、平等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严肃执法等公正司法行为来建立的。

毋庸置疑，我国通过几十年的法制建设，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广大老百姓的法制意识在不断增强，对法院的期望值也在不断提高。但司法腐败问题依然严峻，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受到了严重挑战。笔者认为影响司法公正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地方保护主义依然严重。

更会为其撑起保护伞。地方行政权干涉司法权已是中国一大特色，由于我国司法体制长期以来是依照国家行政机关的模式来构建的，地方法院在某些人看来是地方党政机关的组成部分。法院在财政、组织、人事编制等许多方面都是由地方行政机关负责办理，甚至管理。法院资金由地方财政供给，法院的人员编制更是由地方机构编制部门来核定。使得法院在审理涉及地方利益的案件时受到当地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压力，受到少数地方党政权力机关和个别领导的不当影响、干预、乃至控制，从而法院不能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力。外地企业、外地人不敢到异地打官司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人情案、关系案、勾兑案依然困扰司法公正。

最近，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情案、金钱案、关系案的严重。大多数基层法院的法官生在当地，长在当地，与当地的关系非常密切，亲戚、朋友、同学、领导关系错综复杂。一些法官不能恪守职业准则，将个人感情带入具体案件的处理中，将司法公正置于人情之下，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下。有些法官与律师形成所谓的“利益共同体”，搞“暗箱操作”，损害国家和当事人的利益。人情案、关系案、勾兑案虽然不是主流，但他严重影响了法院形象，大大挫伤了老百姓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度和追求公正的积极性！

三：部分法官的专业能力和个人素养也是影响司法公正的原因之一。

法院的判决维系着公民的生死荣辱。因此在许多国家，法官的.选任是非常严肃的，总是要经过一道道严格程序的筛选才能得以委任。我国虽然颁布了《法官法》，但由于过去法官的出任条件宽泛，导致法官的来源复杂。在以前，法院等司法机关往往是复转军人和本单位子弟的安置地。现在我国大多数法官虽已达到了大专以上专业水平，但熟悉中国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现状的人都知道。除了真正的全日制大学和自学考试含金量较高外，目前专门为有关部门设计的函授班、电大班、网络班是有很大水分的。再说，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建立从律师队伍中选拔优秀法官的选任制度，也没有建立按照不同专业素质评定不同等级法官的标准，也没有完全废除按行政级别、工龄评定法官级别的不合理标准。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人才差距很大。据报道，我国还有260个县没有一个律师，从中我们也不难想象到这些县的法院现状。总之，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法官素质是无法达到应有水平的。因此，法官素质仍然是影响我国司法公正的原因之一。

[1][2]。

试论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论文检察监督与监察监督的关系

摘要：

2013年实施的修改后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的检察监督权，但监督权的范围和具体监督方式并未具体规定。本文结合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和“两高”会签文件，并参考部分地方检法会签文件，通过对当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现状的总结，分析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原则，进而论证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和方式。

2013年1月1日起生效实施的民事诉讼法第235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内容，至此，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权“名正言顺”。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现状。

目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中，检法之间对《通知》在认识上尚存在一定分歧，主要体现为检察机关应当以监督为主还是支持和促进法院执行为主，启动监督程序是否仅限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检察机关调阅执行案卷、调查案件方式、检察建议书发向对象、监督程序提起时间等如何确定等。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原则。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确立了检察监督应当遵循依法监督、当事人穷尽救济、监督谦抑等原则。

（一）依法监督原则。

依法监督原则是指检察机关在对法院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时，对于符合法律规定监督条件的案件，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和方式予以监督。其包含两次含义，一是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只要发现有违反国家法律统一和正确实施的情形，检察机关就应当进行监督，而无需当事人申请，二是检察机关的监督应建立在自身合法的基础之上，不仅体现在对民事执行监督的程序合法上，还体现在监督活动的具体实施方面也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二）当事人救济途径穷尽原则。

民事诉讼法为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设置了执行救济权，包括程序上的救济和实体上的救济，比如向法院提出异议、复议或异议之诉等。因此，对法院正在进行的异议、复议审查或审理的异议之诉不宜进行监督，只有在这些救济程序结束后方可进行法律监督。不过对此也有例外，田凯教授认为，“通过异议之诉寻求救济的案件少之又少，有些法院执行部门以当事人有救济途径为借口，对执行异议不予认真审查，徒增当事人诉累，因此对执行活动及当事人救济过程中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笔者赞同田凯教授的意见，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部分执行人员的消极不履行职责行为，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甚至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对此种严重违法行为，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应予以监督纠正。

（三）监督谦抑原则。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主要指向公权力，并不直接针对私权利。因此，在民事执行活动中，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对象针对法院以及作为当事人参与到执行活动的当公权力主体。

（一）法院作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对象。

法院作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对象时，检察监督范围又可细化为对违法执行行为的检察监督、对不当执行行为的检察监督以及对涉嫌职务犯罪的执行人员的检察监督。

1、对违法执行行为的检察监督。

执行违法行为，主要表现为执行主体违法、执行程序违法、执行裁定超越审判权、执行裁定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7]其中不具有执行资格的执行主体执法或执行人员违反回避制度等执行主体违法情形较为少见，最常见的为执行程序违法和执行裁定超越审判权。

2、对不当执行行为的检察监督。

执行人员对判决的执行不仅应当严格执行法律，而且应当以高效、文明、合理的方式行使，否则将达不到预期的执行目的。常见的虽不违法，但却不当的执行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明显消极执行行为；二是滥用执行权损害公民、法院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三是严重的不文明执法行为；四是违反法律职业道德的执行行为。

我国同法国[8]类似，有关国家机关不履行司法裁判确定的义务，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属于检察机关监督范围。另外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功能来看，检察监督不仅承载了解决“执行乱”的功能，而且部分承担了解决“执行难”的功能，“两高”在《通知》第五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对于国家机关等特殊主体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人民法院因不当干预难以执行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相关国家机关等提出检察建议。

四、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检察建议是“两高”《通知》中明确规定的执行监督方式，也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一种监督方式。除此之外，当前地方检察机关采用较多的监督方式还有：纠正违法通知书、现场监督等，至于抗诉能否作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尚未出现先例，学界也存在争议。

（一）检察建议。

根据《通知》，检察建议分两种，对法院的检察建议和对其他公权力机关的检察建议。程序上，《通知》中要求检察机关对符合监督情形的民事执行活动，应当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并通过提出书面检察建议的方式对同级或下一级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监督对象是公法意义上的公权力义务主体，可向党政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事业单位等发检察建议。

（二）提起抗诉。

检察机关能否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错误抗诉，关键取决于该裁定错误能否通过再审予以纠正。“应当看这种裁定是否在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基础之上，创设、变更或消灭了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民事执行中的裁定创设、变更、消灭了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就应当纳入民事抗诉范围，反之就没有必要通过再审纠正，不需提出抗诉”。[9]笔者赞同该观点，即民事执行程序中的裁定如果涉及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设立、变更和消灭，检察机关就有权将其纳入抗诉范围。因为法院在执行活动中就有关争议所作出的错误裁定，性质上仍属于一种审判行为，能够通过再审予以纠正，检察机关可因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依职权行使抗诉权，启动再审程序，以撤销违法的`执行裁定。

（三）现场监督。

现场监督，其实质上是事中监督，是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参与民事执行。主要依据是1990年9月《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实践中，通常是由法院或地方党委、人大安排，对民事执行中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由检察机关派员到执行现场，对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向执行机关提出建议或意见。现场监督的实时性对于保障法院执行的顺利开展，保障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均具有良好效果，因而适用较为广泛[10]。

从民事执行实践的需要来看，可对以下执行实施行为实施现场监督，一是容易形成争议且出错后果难以弥补的执行实施行为，如标的物评估、拍卖、变卖或以以物抵债行为等；二是容易形成争议且相关证据难以固定的执行实施行为，如责令退出土地、迁出房屋等执行行为；三是执行机关认为确有必要由检察机关进行现场监督的执行实施行为。[11]除此之外，对于涉及国家、集体及社会公共利益或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上级机关要求进行现场监督的、人民法院邀请的也可以采取现场监督形式。

（四）纠正违法通知书。

检察机关针对法院执行程序明显违法、后果严重的执行行为或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发出检察建议法院不予采纳或回复，或者存在明显错误的案件，使用抗诉方式无法及时纠正的情形下，可采用纠正违法通知书方式予以监督。

注释：

[1]李娜：《全国4年受理民行执行检察案34599件》，载于《法制日报》2012年6月5日第5版。

[2]田凯：《执行监督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第174页。

[4]参见肖建国：《民事执行中的检法关系问题》，载于《法学》2009年第3期。

[5]杨荣馨：《略论强制执行的检察监督》，载于《人民检察》2007年第13期。

[6]谭秋桂：《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机制分析》，载于《人民检察》2008年第22期。

[8]在法国，检察官承担收集债务人情报，帮助司法执达官解决公共机构以及应当接受行政和司法监督的机构以保密义务为借口而设置的障碍。法国检察官在民事执行中的监督职权，是对执行情况的监督和对执行效果的保障，主要体现为司法官的身份和职权帮助执达官排除执行中的障碍，从而使得判决或其他执行依据得以执行。参见张剑文：《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理论与实践―以制度创新为视角》，载于《第五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论文集》2009年7月，第332-333页。

[9]参见张步洪：《新民事诉讼法讲义》，法律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一版，第189页。

[10]郑州市检察机关对对债务人长期不履行债务的法院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现场监督，因检察机关的介入缓解了被执行人的抵触情绪，使得案件顺利执行，法院认识到检察机关进行执行监督可以增强执行公信力，主动要求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向当事人讲明检察人员的身份和职责，明确法院的执行主体地位和检察机关的监督地位，对法院的执行活动只建议不指挥。检察人员填写《民事案件现场执行监督表》，由法院执行人员、检察人员和当事人签名，保障现场执行监督的规范性和记录的真实性。“自2003年新密市院开展现场执行监督以来，郑州市两级院共进行现场监督69起，发现和纠正执行不当行为32起，有效规范了法院现场执行行为”。参见田凯：《执行监督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第162-164页。

[11]谭秋桂树：《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机制分析》，载于《人民检察》20078年第22期。

法律权威与公正司法综述论文

一、我国农地流转的动因、现状和制约因素研究综述。

（一）我国农地流转的动因。

目前，国内外关于农地流转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的重要作用。kung认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影响和决定农地流转的主要原因。

2、研究农户兼业行为对土地流转的影响。黄大学认为农业生产专业化分工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农户兼业化则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土地产出率和土地利用率。

3、研究产业分工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朱勇军、徐建群认为，农村加速分工分业奠定了土地流转基础。

4、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的影响。谭丹和黄贤金发现农地流转率与家庭非农就业率正相关，非农就业率提高1%，农地流转率将提高16.26%。

（二）国内学者关于我国农地流转状况实证分析。

温铁军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1984――1992年间的数据对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参与过农地流转的农户比例仅为1.99%，这也是对农地流转进行实证分析时所采用的数据长度较长、样本数较多的文献。谷彬构建了土地流转指标体系，对区域土地流转状况与关联要素进行了综合评估。研究发现：农村土地流转并不充分，土地流转面积、参与农户比例有限，农业兼营特征明显，一些因素对土地流转存在阻碍作用。程令国等认为现有农地制度安排造成的高交易成本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土地流转的重要障碍，农地确权制度使得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可能性显著上升。

（三）我国农地流转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虽然农地流转市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也出现了很多制约因素，主要包括农地产权制度不完善、农地流转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缓慢、农地流转缺乏法律保护、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因素。

1、农地产权制度不完善。完善的产权制度是农村土地流动的前提和基础，农地产权关系混乱将导致农地流转不规范，从而损害农户的利益进而妨碍农地的有效流转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2、农地流转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缓慢。目前，绝大部分地方的农地流转尚处于自发阶段，市场中介组织发展滞后，使得难以通过土地流转优化资源配置，因此应该对农地中介组织的建设和完善，是农地流转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

3、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健全。由于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将进一步发展，不完善的法律制度导致农地流转纠纷日益增多，农户的流转收益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应该尽快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的管理机制和相关制度，促使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

4、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的对策。贾雪池从中俄两国的农地流转情况、农地制度建设和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情况出发，认为农地流转制度是农地流转的前提和保证，建议我国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别化的农地流转制度。张文秀等在对成都14个县市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非农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土地流转租金收益等因素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归纳了促进农地流转的主要决定因素。吕晨光等提出了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承包关系、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农业风险保障机制等建议。

二、农地流转、规模经营与农业生产率研究综述。

（一）关于土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生产率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关于土地经营规模和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出发，认为通过大规模的机械化对劳动进行替代，从而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vandenberg等认为劳动力转移使大规模农场存在劳动力约束，妨碍农民从事经济效益更高的非粮食作物生产和农业的专业化生产，从而妨碍增加农民人均收入和提高粮食产量，因此需要机械化生产。黄祖辉和陈欣欣调查后发现，实行了规模经营以后的劳动生产率会高于小规模经营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大规模经营的劳动力利用比小规模经营更充分，并且规模经营过程中新技术采用以及机械对劳动的替代将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袁军宝认为农户兼业降低了土地生产率，规模化经营能提高农民收入，因此“规模化经营+农业产业化”是理想的农业发展目标；另一种是从农业的土地生产率出发，探讨土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虽然有学者通过经验分析提出了土地规模与要素投入和土地生产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但也有学者的实证结果显示反向关系不明显甚至存在正向关系。刘凤芹认为土地分割不会妨碍农业机械化操作，因为农业机械的型号是多样的，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是机械替代劳动的结果，而不是土地规模化经营的结果。她还认为，经济组织的性质与土地规模直接相关。罗必良总结了经济组织规模效率的若干决定因素，并对农地经营规模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的研究，认为农业在本质上并不具有显著规模效率，农地家庭经营至少在现阶段具有规模有效性。philipwoodhouse从生产成本的角度指出由于能源价格上涨，依靠机械的工业化农业模式虽然生产率更高，但在长期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农业需要小规模的劳动集约型生产方式。陈杰、苏群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xx――20xx年的数据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前后土地规模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土地规模与土地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

（二）关于农业经营组织的研究。

目前，对农业经营组织的研究主要从形成原因、影响因素、模式和类型、所起作用和组织形式的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黄祖辉等研究了影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及障碍。郭红东、蒋文华从农户角度出发，通过建立农户行为模型发现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行为受到户主文化水平、生产商品化程度和政府支持等因素的影响。苑鹏通过案例分析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影响因素、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以及国家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关系。孔祥智和郭艳芹调查发现合作经济组织为成员提供服务最多的是农产品销售方面，其次是技术指导服务，农资供应和信息及经验方面的服务也比较多。

不少合作经济组织当初成立的动机就是通过合作的规模效应提高农民的谈判能力，减少交易成本，从大批量的购销中得到差价。黄b等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及形成模式进行了研究，并对影响各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形成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关于农村经营组织形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专业化和产业化的定性研究，关于土地经营规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集中的方式、途径和意义上，两方面的研究都很少提及对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定量研究方面，关于土地规模主要是研究与产出的关系，很少有关于土地规模和投入的定量研究。组织形式方面，定量研究主要是研究提供的服务、组建条件等，并没有涉及到农业生产要素投入。

司法公正论文

一、从一个案例谈起[1]。

先来看一个案例：甲方在本地开户银行存款450万元作为保证金，开出银行汇票，同乙方做钢材生意。后该汇票从乙方转到持票人丙方的手中，丙方在外省向另一家银行申请贴现。汇票贴现之后，贴现银行向出票银行发来收款委托书。但是，出票银行暂未付款。理由是：出票银行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甲方与乙方经济纠纷案件，查封了该汇票，法院做出了《民事裁定书》，撤消了贴现银行对该汇票的权利，并将汇票的保证金划给了甲方。看到这类的裁决书，笔者难以理解：该地方法院和该法官办案好像没有了“底线”。为什么会给人造成这种感觉呢？因为这个除权裁定书失去了基本的公正标准。就好像下面的情况没有多少区别：假如甲方住在旅店期间，同乙方签订了供销合同。后来甲乙双方发生纠纷，双方诉讼到了法院。法院做出裁定，判决乙方败诉，而且，还判决酒店无权向甲方收取房费。再如甲方在饭店用餐期间，同乙方签订了供销合同。后来甲乙双方发生了纠纷，甲方起诉到了法院。法院裁定，乙方败诉，并且，还裁定饭店无权向甲方收取餐费。类似的例子，还可以有出租车、飞机航班、商店等。更何况商业银行的承兑汇票在市场上等于现金，银行对汇票的贴现等于贷款，该法院怎能将银行对借款人收回贷款的权利除掉了呢？这是两件不相关的事情，该法院应该是知道的。据说，后来最高人民法院纠正了该法院的裁定书，要求撤消对贴现银行除权的裁定。但是，保证金已经划回给了甲方，甲方由于经营状况不好，已经没有偿还能力。该法院无法再将甲方的资金执行划转。由于该法院的除权裁定，造成出票银行对贴现银行要履行垫付的责任。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该法院面临行政诉讼。法院败诉后，将履行国家赔偿责任。由于该法院也没有足够的财力赔偿，所以，行政诉讼的实际效果也可能不理想。

二、什么是公正的“底线”

什么是司法公正的'“底线”呢？笔者采用“底线”，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司法办案要具有的最起码的程序标准。假定将司法公正性分为两个级端：“0”代表能够被社会大众接受的最低公正的程度，“1”代表被社会接受的最好的司法公正的程度。[3]在“0”至“广之间，可以分为若干个级别。这样，”0“就是司法公正被社会接受的”底线“。低于”0“，就出现负值，就没有了公正的”底线“了。法院在处理民事纠纷案件中，当我们谈论司法公正问题时，大家都是在这条”底线“之上，也就是在”0“以上的基础上讨论公正问题的。司法公正用”0“来衡量的话，”0“表示的公正”底线“，就是司法程序和诉讼管辖的界限。司法活动不能越过程序和诉讼管辖的界限，超越了界限，就会突破”底线“。

三、研究“底线”问题的重要性。

[1][2][3]。

司法公正论文

高原。

新闻报道对于人民了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机构赖以生存的基石，没有自由的新闻报道是严重扭曲的和残缺不全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是言论自由一种必要的表达方式和延伸。世界各国宪法都把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加以明确规定和保护，而且这些权利也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所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就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的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1]而联合国于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也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2]当然，以上只是从公民个体的角度来对言论自由进行的说明，新闻自由并不等于而是远远大于公民个人言论自由的范畴。对于本文而言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新闻媒体在对司法过程进行报道的同时可能会存在着大量的评介、质疑、批评，如果我不把这些观点当作是“某一抽象的群体”（即某一新闻组织）的观点、而是当作某一个具体的公民个人所享有的、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时，显得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我在本文中将不去追寻这些权利是如何取得并得到发展与保护的，也不去讨论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和内涵，而仅仅只是对当新闻自由可能以及已经影响到司法公正时如何进行规范与处理等内容进行粗浅的探讨，并结合到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或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司法公正也是一个绝对不能简单化的话题，他的发展历程及其丰富的内容也不是一篇短文就可以讲述清楚的。司法公正不仅仅指实体上的公正，更要求程序上的公正；不仅仅指事实上的公正，更要求法律上的公正。没有程序上的公正是很难得到实体上的公正，或者是在侵犯公民其他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得到的公正。我不赞同通过牺牲某一公民（或其他公民）的某一项基本权利来达到某个具体案件的事实上的公正是符合法治原则的，或者更进一步说更加能够达到法律制度的目的或作用。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没有实证依据也是极其危险的。对于司法公正而言，他并不仅仅是某个具体案件中的当事人（特别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的基本权利要求，也是整个司法制度的起点和最基本的、最终的价值目标。所以，关于司法公正的要求在许多国际条约中得到具体反映，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等等很多条约都有着具体明确的规定。

审判公开对于防止司法机关的专横甚至不公正无疑是一种简单易行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审判公开也就成为一个很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审判制度，也是一项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审判公开并不仅仅是对当事人及其亲属的公开，而是对社会大众的公开，也就是说除法律明确规定的不宜旁听或不允许旁听的人进入法庭外，其他人都可以进入审判法庭旁听法庭对案件的审理。那么，作为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是否也应该享有这个权利呢？尽管法律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但我认为这是不应该有任何疑问的，因为既然公开审判允许符合条件的公民旁听案件的审理，那么就没有理由拒绝作为普通公民身份的新闻媒体工作人员、或者是作为某一组织的代表的新闻媒体工作人员（因为很多法律也没有禁止组织可以旁听法庭对案件的审判）去旁听法庭对案件的审判。因此，除法律规定进行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法庭没有理由拒绝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来旁听法官对案件的审判。

在我看来，现在出现的问题的关键似乎并不在于法庭是否许可新闻媒体进入法庭旁听，而在于当新闻媒体在对案件审判（特别是刑事案件审判，以下如未做特别说明时都特指刑事案件审判）进行报道或评论的过程中可能会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带来负面影响，甚至造成所谓的“媒体审判”的现象，这不仅会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审理与裁判，更是对法院审判权力和国家司法制度的不正当干涉。我们绝对不能允许新闻（媒体）审判的现象出现。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毕竟不是法律专家，如果对案件材料的掌握不太全面，或者是带有某种偏见甚至是不当目的，从而对审判过程或者审判结果表示出一定的倾向性意见或评论，甚至是强烈的批评，那么就可能会影响到全体民众对司法机关甚至司法制度的不信任。这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如果新闻媒体在对案件报道的过程中的错误报道（不论是事实性的报道还是新闻评论）误导了公众对案件审理的期待，甚至严重影响到公众对法律的理解以及对司法公正的信念，或者是影响到法院的威信与法官的声誉时，对新闻媒体的适当限制就变得必不可少。

言论和出版自由与司法公正都是现代宪法所赋予两大最基本的权利，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这二者之间不会发生较多冲突，但并不表示他们之间就不会发生冲突。事实上不论是外国还是中国，这二者之间的冲突还是屡见不鲜的出现了，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甚至是比较突出。因此，我们有必要来对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这两项最基本权利进行必要的探讨，来防范并正确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下面，我首先对美国和英国在处理新闻媒体报道司法程序等方面的相关规定与处理方法进行简要的介绍。

二、美国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冲突的简要介绍。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3]其中对公民“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的保护就是新闻自由的来源和依据。当然，言论与出版自由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可以接近法庭并对刑事案件进行报道和评论，而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而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果新闻媒体通过非同寻常的、过于详细、甚至是不妥当的报道（例如包括含有严重倾向性的报道、只对某一方的观点及证据进行报道，对审判过程或者审判结果进行强烈的、不合适或者不正确的批评，等等），可能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法庭对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定罪与量刑时，那么就可能会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导致法院无法做出公正的裁判，从而严重影响到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这不仅是对刑事案件被告人的权利造成损害的问题，可能也会严重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应当得到公正的审判，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也做出了明确而肯定的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应享受下列权利：由发生罪案之州或区域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的公开审判，……。”[4]该条明确规定了刑事案件被告人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而公正审判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包括防止新闻媒体对案件的不适当报道从而影响到陪审团在审理案件时对案件的认识与看法，从而做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

那么，法院能不能以适当的方式来事先对言论和出版进行限制或者禁止呢？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可以颁发“司法限制言论令”的方式要求新闻媒体不得对某一案件的某些内容进行报道，但是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在命令发出前必须要证实事先禁止命令的有效性，等等），否则可能侵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新闻自由”权利。在“内布拉斯加新闻协会诉斯图尔特案”中，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伯格在发表陈述意见时表示：“我们必须检验在命令发出时，摆在法官面前的证据，以确定（a）审前新闻采访的性质的范围；（b）是否存在着其他的措施可以减轻不受限制的舆论的影响；以及（c）对言论自由进行事先禁止是否会有效地阻止损害的发生。”[7]而布伦南大法官、斯图尔特大法官和米歇尔大法官则表示：“对新闻界所发出的限制言论自由的命令都是违反宪法的。”布伦南大法官甚至提倡建立这样一个原则：“根据第一修正案的规定，限制言论自由的命令本身就是无效的。”[8]由此可见，美国法院对事先颁发禁止报道命令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

既然美国最高法院是倾向于保护新闻媒体的自由报道，那么如何来保护被告人能够得到法庭的公正审判呢？克拉克大法官就详细列举了九种替代的方法来解决新闻报道与公正审判之间的冲突。这些方法分别是：“1、通过对时间、地点、和行为方式的限制来控制新闻界在法庭上的行为；2、将证人与新闻界隔离；3、防止信息从当事人和警方泄露出去；4、警告记者注意他们的报道的潜在偏向性和准确性；5、控制，甚至是禁止双方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向新闻界发表庭外言论（未经法庭允许而发表的言论）；6、直到大家的好奇心减弱时才继续审理案件；7、将案件移送到新闻界的关注程度比较弱的地区审理；8、隔离陪审团，阻止他们与新闻界接触；9、如果上述的所有措施都失败了，进行一次新的审理。”[9]当然，这些措施或方法现在看起来显然无法消除新闻报道对审判活动的影响，有些也没有必要了。

至于法庭是否准许电子传播方式报道法庭审判，美国大多数州的法院允许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进行照相、音频传送，也同意电台或有线电视采访，但也有少数州的法院并不允许这样做。对于联邦法院系统来说，尽管进行了一些试点，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拒绝对司法程序进行电子采访。

总的来看，美国法院在处理与新闻媒体的采访与报道时，尽量采用替代性的措施来保证对案件进行公正的审判，而并不是采取拒绝或禁止的方法让新闻媒体接近司法系统，以保证审判活动的公开审理，达到司法公正的最终目的。尽管美国法院也可以对新闻记者提起藐视法庭的指控（美国的藐视法庭分为刑事藐视和民事藐视），但并不常见。此外，虽然法庭也可以根据案情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是否需要不公开审理，但是由于违反了审判公开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可能会影响到被告人是否能够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公众能否接近审判的权利，因此其适用的条件是极为严格的，限于本文篇幅就不再予以详细介绍。

三、英国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冲突的简要介绍。

在英国，对司法活动进行不适当的报道可能会产生两种形式的藐视法庭罪：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和故意藐视法庭罪，[10]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的主要依据为《1981年禁止藐视法庭法》，适用于正在进行的或者将要进行的民事或刑事诉讼的报道。而故意藐视法庭罪则适用于普通法领域。“禁止藐视法庭法规定，对相关诉讼带来严重损害的实质性风险的声明的公开行为构成藐视法庭的刑事犯罪。”而且，“无论相关出版者是否存在干扰司法的故意，其行为都构成犯罪。这被称为‘严格责任规则’。”[11]有学者介绍，对严格责任规则的适用也受到三个主要的限制，分别为：1、“严格责任规则仅适用于针对公众的一般公开行为或针对一部分公众的公开行为。”2、“对于严格责任的适用，相关评论所指向的诉讼程序必须是‘正在进行的’。”3、“该规则仅仅适用于：能够产生实质性风险，从而使相关司法程序受到严重阻碍和损害的相关公开行为。这是一具有双重要求的测试，而且两个要求都必须得到满足。”[12]为了适用严格责任规则，法院还制定了一些指南来指导对每个受到藐视法庭罪指控的案件进行分析和处理。同时，禁止藐视法庭法也针对严格责任规则规定了一些抗辩理由，例如无辜（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仍未能避免），对诉讼程序进行善意的、公平的、准确的现时报道，以及善意的附带性的讨论，等等，以保护新闻媒体自由报道的权利。在普通法中的藐视法庭罪中，检控方必须证明新闻报道行为对公正审判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损害风险”，而且还必须证明行为者对“阻碍或损害某一审判具有特定故意（这也是与严格责任规则下的藐视法庭罪的主要区别之一）。”由于普通法中的藐视法庭罪并不要求进行相关指控时诉讼程序已经开始（例如审判前或审判后的某一阶段），因此既使尚未启动诉讼程序，新闻报道的某些行为仍然可能会构成藐视法庭罪。例如在司法程序进行前，新闻媒体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前科进行详细报道，导致人们对犯罪嫌疑人产生有罪的结论或效果，等等。所以在英国，发表暗示某一犯罪嫌疑人有罪推定的报道是极其危险的。

既然审判公开作为一项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审判原则，那么法庭能否以不公开审理的方式来避免新闻媒体介入呢？英国的一些制定法做出了一些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例如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39・2条便做出如下规定：“（1）公开审理为审理的一般原则；（2）公开审理之要件，并不要求法院为便利社会公众旁听而进行特殊安排；（3）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审理程序或审理程序的一部分，可不公开审理进行――（a）公开审理将违背审理程序自身目标的；（b）审理程序涉及国家安全事务的；（c）审理程序涉及保密信息（包括个人财务信息），公开审理将损害保密特权的；（d）为保护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之利益，有必要不公开审理的；（e）对无需送达通知书的申请举行审理程序，如公开审理将对被申请人显失公平的；（f）有关信托管理或因死者遗产管理所产生的无争议事项，或者（g）法院认为，为司法利益有必要不公开审理的。（4）法院如认为有必要不披露当事人或证人身份，为保护有关当事人或证人的利益的，则可责令不披露任何当事人或证人的身份。”[13]在刑事诉讼中，除具有非常说服力的理由外，一般都不得将公众排除在外进行不公开审理。但是，如果“关于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或任何其他处于未决或迫近状态下的诉讼程序，当似乎有必要采取措施以避免对相关司法程序造成损害的时候，法院可以命令，在其认为有必要的一段时间之内，推迟对相关诉讼程序或诉讼程序某一部分所作的报道。”[14]而且，英国还对性犯罪中的被害人、以及儿童和青少年的报道采取了限制性规定，例如《1992年性犯罪（修正）法》第1条就明确规定：“（1）如果某人成为被指控的本法规定之罪的被害人，且以下做法很可能导致公众成员认出该人就是被指控之罪的被害人，那么，在该人有生之年，其姓名、住址以及其静态的影像不得：（a）出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公众可获得的书面出版物中；或者（b）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供收听收看的有关节目中播出。（2）如果某人被控犯有本法规定之罪，则任何可能导致公众成员认出某人是被指控犯罪之被害人（‘原告’）的资料，都不得在原告有生之年：（a）出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公众可获得的书面出版物中；或者（b）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供收听收看的有关节目中播出。”[15]《1933年儿童和青少年法》第39条也对涉及到诉讼中的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一些特殊的保护。当然，英国还通过立法对其他情况下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特殊的保护，例如限制媒体对证人的有关报道从而对证人提供相当全面的保护。

对于媒体而言，被法庭以藐视法庭罪进行处罚时也会根据各种具体情节来进行加重或者是减轻处罚，例如是否具有藐视法庭罪前科、做出报道行为时的心理状态是故意还是过失、所使用的犯罪的手段、是否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甚至是否向法庭做出道歉，等等，都可以作为加重或减轻处罚的理由。

四、借鉴和建议。

英美两国都自称为极度尊重人权和新闻自由的国家，不过当新闻报道可能影响到法院对案件的公正审理，以及影响到法院的权威时，两国的做法还是存在一些差异。例如在对新闻报道进行限制方面，美国一般极力反对事先限制新闻媒体的报道，也少见事后以藐视法庭罪对新闻媒体予以处罚，而是采取其他替代措施来保证案件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但英国似乎对新闻报道的限制更加多一些，而且对新闻媒体以藐视法庭罪进行惩罚也较多一些。例如在事先限制方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一度认为，事先限制新闻媒体的自由报道是违宪的，侵犯了公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宪法权利，但英国却制定了一些制定法来加强对新闻报道的限制和引导。

公正、客观地对司法程序进行报道不大可能会对司法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一般也不会受到法院的禁止和制裁，但不当的报道无疑应当受到限制和禁止。其实，这二者之间矛盾的实质主要为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与接受公正审判之间的矛盾，这的确是一件不容易正确把握的事情。此外，不当的新闻报道可能会造成所谓的“媒体审判”现象，这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绝对不允许的，也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所不能容忍的。有许多人特别是新闻媒体从业者曾经错误地认为，新闻媒体报道司法程序的过程实际上是在行使“舆论（新闻）监督权”，但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法律都没有赋予新闻媒体可以拥有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尽管有些人可能认为监督可以分为有法律授权的监督和没有法律授权的监督）。而审判公开作为一项最基本的审判制度和原则，除非有法定的理由外，不能允许法庭可以随意剥夺公民接近司法程序的权利，同时审判公开也是避免司法专横、保证司法公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式。因此，我们也不能容忍法院随意将案件进行不公开审理。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情况来看，新闻媒体对案件毫无顾忌的、甚至是肆无忌惮的报道已经相当严重地影响并导致法院无法对案件做出公正的审判，损害了案件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也损害了我国基本的司法制度，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有些新闻媒体打着“为人民代言”的旗号来对案件进行报道、评论、批评甚至是责难，我不知道这些新闻媒体究竟代表着哪几个或者哪一些“人民”，而且如何来判断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而没有其他不当目的或者企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刑事犯罪案件而言，事后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责任无疑于证明此前所发生的一段“历史”，而“历史”的真实内容目前也是无法能够得到完全证实的，所以也就当然会出现一个事实上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无法使他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法律的公正性，这也是事实的公正与法律的公正之间的一个区别。我们可以宽恕甚至放纵一个犯罪嫌疑人，但绝不能冤枉一个事实上没有犯罪的人。否则，将会严重影响到人们对法治的信赖，并丧失法律对每一个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保障。

英美两国的法院在防止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特有的陪审制度，因为如果新闻媒体对案件进行不当的报道时可能会影响到陪审员对证据和案件的看法，从而无法做出公正的裁判。但是，由于我国并未实行陪审制度（尽管我国也有人民陪审员制度，但与英美两国的陪审制度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而主要是由法官来对案件进行全面的审理（包括证据和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判决结果的做出，等等），因此，似乎可以认为新闻媒体对案件审理的影响并不像英美两国那样强烈。但事实上，由于我国并没有法治的传统，公民的法治意识并不健全，特别是缺乏一个新闻媒体报道司法程序的基本准则，导致新闻媒体严重影响甚至控制案件审判的情况时常发生，根本无法让案件的当事人得到公正的审判。这也是我国目前司法活动所面临的一大难题。由于我国目前没有规定藐视法庭罪，也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报道，使得法院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完全无法可依，从而导致某些案件几乎就是在新闻媒体的意见下进行裁判，严重损害了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也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人民对法院应有的尊敬。还有一些公安机关，在某一些案件侦破后就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些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罪行”，展示某些证据，甚至还让犯罪嫌疑人游街示众，造成此人已经是犯罪无疑的现象，等等，使法院根本无法做出公正审判。[16]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法院以不适当的理由和方式拒绝公众和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接近，损害了案件当事人、公众以及新闻媒体的合法权利。

我认为，我国应当借鉴英美国家的一些正确作法，建立和完善有关藐视法庭的法律制度，以预防和正确处理新闻媒体的藐视法庭行为，以填补法律的空白。至于能否允许、以及在多大程度内允许新闻报道可以对案件的审理进行质疑和批评，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做出合理的规范。同时，除法律有明确规定外，法庭也不能随意拒绝新闻媒体对法院审理案件的接近和报道，对于在法庭中公开的证据和材料也应当允许报道，而且法庭也不得随意将案件不公开审理以拒绝新闻媒体的接近，从而影响到公开审理这一基本审判制度。同时，新闻出版业协会也应当研究并制定出比较系统和完整的报道法院审理案件的规则，以规范新闻界的报道行为。

由于目前我国一些新闻媒体对司法公正的不当影响促使我写成这篇短文，在这篇文章里我无法详细向大家介绍英美国家对处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时所各自采取的具体的方法和措施，而且也无法结合我国目前的情况提出自己明确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因为这项工作的复杂程度并非我的能力可以完成。但是通过对英美两国在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冲突时的基本方法，似乎可以给我们有所借鉴。而且，鉴于目前我国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严重危害，使得这个问题应当刻不容缓地得到解决。否则，所谓的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以及司法机关应当得到的尊重都将会荡然无存。因此，希望本文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力争使我国最终形成比较适当的、完善的相关制度或规则，以指导和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报道，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定稿于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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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编写《国际人权法教程（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3页至第4页。

[2]同[1]引书，第12页。

[3]由嵘等编《外国法制史参考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6月第1版，第517页。

[4]同[3]引书，第518页。

[5]李学军主编《美国刑事诉讼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月第1版，第456页。

[6][美]t・巴顿・卡特等著《大众传播法概要》（黄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月第1版，第144页。

[7][美]唐纳德・m・吉尔摩等著《美国大众传播法：判例评析（第六版）（上册）》（梁宁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367页。

[8]详见[7]引书，第369页。

[9]详见[7]引书，第358页。我在此引用克拉克大法官如此多的具体论述，目的是想让大家知道美国的法官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是如何思考和处理的。

[10][英]萨莉・斯皮尔伯利著《媒体法》（周文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4月第1版，第330页。

[11]详见[10]引书，第331页。

[12]详见[10]引书，第331页至第332页。

[13]《英国民事诉讼规则》（徐昕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月第1版，第201页至第202页。

[14]详见[10]引书，第353页。

[15]谢望原等编译《英国刑事制定法精要（1351――）》，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8月第1版，第227页至第228页。

[16]本来我也收集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新闻报道，但由于害怕这些新闻媒体对我进行攻击，所以我不得不放弃对这些新闻报道的评论，但相信广大读者都能随时、随地、不需任何努力地从报纸上、期刊杂志上、网络新闻上等地方找到这样的很多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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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论文检察监督与监察监督的关系

「关键词」检察院法律监督检察监督法院侦查控诉审判。

作为一项国家活动，刑事诉讼流程涉及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作。仅从权力主体的角度而言，刑事诉讼流程分别关涉三种国家权力，即警察权、检察权、审判权，这三种国家权力之间应该如何分配和组合，这是刑事诉讼程序设计的中心问题。尤其是检察权，上承警察权，下启审判权，无疑具有诉讼枢纽的作用。正如学者所言，“有谓检察为刑事司法运作之中枢。另一方面，又有谓检察为埋没于警察与法院之山谷间。双方固均道出一面之真实，但无论如何，检察功能之健全运用确为对我国司法制度构成致命性重要事”。因此，本章拟以检察监督原则为视角对检察权的配置与功能进行初步探讨。

一、“大检察观”：检察监督原则的理论基础。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据此，人民检察院作为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实行法律监督，这一原则被称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原则，简称检察监督原则。在理论上，检察监督原则因与国外关于检察权作用的规定大相径庭，而一直被视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特色原则，它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特色。根据本书的分类原则和体系，检察监督原则无疑应被划为刑事诉讼法的原则体系中的政策性原则。

从渊源上考察，检察监督原则的法理依据直接来源于列宁有关社会主义国家中检察权作用的理论以及前苏联刑事诉讼体制中关于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的设置。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应当是统一的，“法制不应该卡卢加省是一套，喀山省又是一套，而应该全俄罗斯统一，甚至应该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为了维护法制统一，就必须加强法律监督，“一般是用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第一，对法律的实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律的加以惩办”，显然，在公、检、法三机关中，适宜承担这一任务的只能是检察院，列宁指出，“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作的事情只有一件：监视全共和国内对法制有绝对一致的了解，既不顾任何地方上的差别，也不受任何地方上的影响”，“检察长的责任是要使任何地方当局的任何决定都不与法律相抵触。”检察机关对法律执行的监督，是全方位的监督，不仅涵括公法领域，而且覆盖司法领域，“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我们容许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由此只是扩大国家干预‘私法’关系的范围，扩大国家法废除‘私人’合同的权力，不是把罗马法典而是把我们的革命法律意识运用到‘公民法律关系’上去。”为此，“不要之顺从‘西方’的愿望，而要进一步加强对‘私法关系’，即对民事案件的干预……不要放过扩大国家干预‘民事关系’的任何最小的机会。”据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应当延伸至民事领域，代表国家对民事法律关系进行监督。

[1][2][3][4]。

法律权威与公正司法综述论文

素质教育的贯彻落实使得社会各界对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关注日益加大，积极探索其教学方法的创新及改进是是时代背景下的必然要求。本文主要针对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方法的创新进行探讨，以期以教学方法上的创新带动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课程教学。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加上教育改革呼声的日益高涨，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教育尤为重要，直接关系到学生的价值选择与人生导向确立，对虚拟网络世界错误思潮与文化交流碰撞中的西方霸权主义起到强有力的打击。纵观当前我国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教学实际，其教学理念上的陈旧、教学方式上的不足逐渐凸显，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发挥现有教学条件优势，做好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优化成为教育改革的首要难题，教学方法的创新与调整势在必行。

一、做好兴趣引导，激发学生课程学习的热情。

教学方法的创新必须与兴趣的培养结合起来，奠定学生人生发展与课程学习的基础。兴趣的引导应结合课程教学实际及学生日常生活体验，通过真实生动的案例导入引发学生课程学习的情感共鸣，从而调动起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教师在兴趣引导方面可以以自我体验导入，减少学生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学习的陌生感，以兴趣的激发与培养促进其后期的课程学习。在兴趣引导方面教师要弱化自己的课堂主导地位，鼓励学生大胆发言，积极讨论，借助思想观点的碰撞产生课程学习的动力，在好奇心的辅助下奠定对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学习的的正确认识。

二、课中积极突出主体，做好人本理念的积极凸显。

素质教育理念强调学生主体意识的课堂发掘与培养，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自然也不例外，应重点做好“主体参与”的调动与“人本理念”的凸显。所谓的“主体参与意识从本质上说是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与学生的兴趣调动具有相似的教学功效，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自主开展课堂学习。随着学生课堂参与主动性的增强，其思维能力与判断能力得到有效的培养与锻炼，增强课堂教学实效性的同时提升培养学生自觉学习的好习惯。针对学生开设的课堂活动就是立足学生德育实际，调动主体意识的过程。所谓的“人本观念”就是把学生置于所有教学活动的第一位，综合应用各种科学的方法和途径，让每一位学生都成为课堂教学的积极参与者，努力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课堂学习目标中去。学生参与德育活动需要教师的有效引导，每一位教师都要在课程教学中树立“人本理念”，尊重学生，一切为了学生，让教学真正变得有意义起来。

三、引入多元教学模式，交叉综合提升教学实效性。

随着对思想道德与法律知识课程教学研究的深入，更多的新型教学方法利用在该课程教学中发挥功效。其中最应用比较普遍的创新型教学方法有案例教学、情感教学及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借助生动鲜活的教学案例将枯燥的理论知识形象化，具体化，通过与学生日常生活学习实际的结合，增强学学生对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教育的认同感，从而激发其学习热情。情感教学是将情感贯穿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全过程，教师教学充满热情，学生学习充满激情，通过情绪的渲染营造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教学的良好氛围。启发教学则是设置必要的教学情境，让学生通过分组讨论与交流探究的形式畅所欲言，得出对热点问题的正确分析，教师在启发教学中起着与引导作用。形式的创新带动大学生思政学习的热情，更好地推动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四、发挥网络优势，因势利导提升教学创新性。

新时期网络飞速发展，其对学生主流价值观念带来负面冲击的同时也带来教学方式的创新与教学方法的优化。最大限度发挥网络教学优势，通过因势利导实现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优化教学成为该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与难点。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网络的宣传优势，通过网络媒体的宣传让学生更及时地接触思政动态、思政信息与法律政策，从而指导自己的课程学习。对于教师来说，借助网络可以及时把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教学的时代背景，做好课程教学的备课准备工作，从而更好地开展课堂教学。另一方面做好思政与法律交流平台的搭建。以自由开放的网络平台为基础搭建思政法律教育交流的论坛，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开展思政问题与热点事件的讨论交流，从而增强学生对思政理论的理解与运用，增强对法律政策的认同理解。通过网络与课程教学的结合，因势利导做好学生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教育创新工作。

五、结束语。

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堂教学作为必修课程之一，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未来成长与价值选择，具有人生指导与未来选择的重要意义，因此必须做好该课程的日常教学。本文从四个方面指出了教学方法的创新性，以期对今后的思想道德与法律知识教学起到引导与促进作用。

作者:梁诗娅单位: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司法公正论文

摘要：

司法公正不但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更加为社会的发展鞠躬尽瘁。司法公正是一个国家稳步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司法公正作为社会主义的堡垒，为国家的安邦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关键词：

司法公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事关重要，对于司法而言，其能够公平正义的实现法律的价值更是重中之重。司法公正不仅关乎公民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对社会产生良好的价值，为法律整个大环境贡献出属于法律特有的色彩。司法公正对于个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方面。

从实体法而言，公民可以有效的利用法律带给自身的便利性，为自身的行为做出有效的甄别，对于他人的侵害做出一定的法律分析，从而将自身权利有效的利用，产生符合法律意义上的行为准则，长期以往，可以做到知法、学法、懂法、守法，做一个合格的好公民，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从程序而言，司法公正可以令每一个公民利用法律的武器来抵御一切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个人的权益得以维护，那么整个社会对于司法体系将会越加的尊重，司法一旦被社会所认可，那无疑对于整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而言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如果司法公正没有程序性的保障，就不会使得公民的权利得到有效的保证，那么无疑对于整个大环境来说也是一次不可小觑的危机。

司法公正对于社会价值而言主要体现在其正义性和合法性。

对于司法的正义性而言，司法体制正义、审判及监督制度正义、律师制度正义、法官选任正义、考核及奖励惩戒机制正义都会对司法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解决一些法律纠纷之时，还可以利用法律的正义手段，为一些纠纷的解决提出富有法律正义的解读，从而有效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司法的合法性主要产生于寻求法律的过程之中，其程序合法，即意味着，司法在一定程度上会利用公正的原则为司法结果的产生负责。司法的程序是百姓维护自身权益以及社会制度合理运转的前提保障，司法一旦不符合法律本身的规律，其合法性收到威胁的时候，百姓就会对于法制化失去信心，社会制度的维护将会收到很大的挑战，司法的合法性关乎每一个人对于整个社会安定团结稳步向前的希冀。

一个国家，只有司法合法性与合理性并存才会令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保护个人人权和打击犯罪。保护个人人权即多数情况下意味着保护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

而打击犯罪，即意味着为社会整个大环境形成自身的良好秩序。公民的人权固然需要保护，但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等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的主体，其人权仍然需要法律的.保护。司法公正不单单仅针对于合法的主体，对于一些侵害他人的权益的主体，其人身以及合法财产等权利仍然需要法律的保护。这不是法律的不健全，而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对于人权问题更加的关注和保护的体现。

形成人人尊法守法的社会环境。司法程序以及结果正当，会令人们心中对于司法的态度越加的改观，从而形成人人尊法守法的良好的社会治安。要知道，如果司法不公，舆论对于司法的压力也会日趋显现，而不公平的报道也会越来越多，一旦公民心中对于整个司法大环境产生消极的抵触心理，报复心理一旦在公民心中生根发芽，百姓对于社会越加不信任，一旦出现司法处理瑕疵的情况，百姓就会怨声载道，法律的公正感将会荡然无存，那么无疑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化发展将是不利的。如果只是一味地利用舆论的压力为司法施压，那么对于整个法制体系而言将是一种不可言喻的败笔。

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冲突的时候，法律将是一个很有效的解决途径，司法的日益健全，令很多仅凭道德规制无法做到的问题得到行之有效的解决。个人与社会是不可分离的，也是相辅相成的，维护个人的利益，从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社会的利益的解读，相信，在日趋发展的今天，法律将会是很好的调节个人与社会的工具，令法律的这杆天平能够一直平衡的日趋进步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司法的公平和正义，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司法的公正永远是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保证，百姓安居，社会稳定，势必整个国家都会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尽管在发展的路途中会遇到困难，但路途中的荆棘往往有时候会令前行的路途更加的具有方向性。

总之，无论是司法实体性还是程序性，无论是个人利益得以保障还是社会利益得以实现，司法的公正都将为社会主义法治化体系构建出属于自己的色彩，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走的更加的坚定，令整个中国在新的司法环境下得到最大化的法律保护，令中国更加的强大。

[参考文献]。

[1]曾坚.司法公正与法官中立---对我国法官职业道德要求的法理学思考[j].当代法学,(03).

[2]林凌,赵亚涛.论网络舆论的基本特征[j].东方论坛,(05).

论司法公正的观念转变

司法是法律实施的重要环节，司法活动是维护社会正义、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司法公正是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从依法治国的意义上讲，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了司法公正，那么这个社会也就根本不会有公正可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不会实现。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赃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1]可见，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和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如何实现司法公正，在国内理论界，学者们较多从制度层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笔者认为，观念是制度的灵魂，再完善的制度如果没有相应的观念与之相配合，也不能得到推行甚至会失去存在的意义。要实现司法公正，关键问题是要在全体社会成员的观念层面进行深刻变革。而一个社会的观念形态反映了一个民族所有文化的积淀，它具有传统性、民族性、稳定性和保守性。因此，观念的变革也是最难的。由于我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传统观念仍有着深厚的根基，其对司法公正所造成的阻滞作用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从观念性的障碍分析，主要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

一、重人治轻法治观念。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法治是指“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守，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2]法治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核心，西方社会的发展与法治精神休戚相关。“从古代起，西方人便激烈而无休止地讨论着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这种争论奠定了法治观念的基础。”[3]法律至上、权力受到制约、变专制为民主，这样才能达到法治状态。然而，中国缺乏法治的传统，有的是人治的遗产。人治是传统中国政治法律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古代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只是专制统治方法的分歧，从未涉及民主和专制问题。无论是古代圣哲孔子，还是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都是典型的人治主义者；无论是贯穿整个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的儒家学说，还是法家、道家思想，都是经典的人治主义。从《礼记·中庸》中以孔子名义提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治格言，法家提出的“以法治国”的思想来看，两家的本质是相同的，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前者倡导以德服人，后者主张以力服人，其实都是主张用“人”来推行“严刑峻法”。因此，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情愿依赖于秉公执法、明镜高悬的“包公”为民作主。这种残存于许多人潜意识中的重人治轻法治的观念，严重影响了法律权威的确立和法治观念的形成，直接导致“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等“人治大于法治”的阻碍司法公正的现象产生。

二、重义务轻权利观念。

“义务”是“权利”的对称，是法律上关于权利主体应当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是一个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作出符合权利享有者行使权利的相应行为，借以维护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权利”是法律上所规定并给予保障的权利主体，具有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比如法律赋予人们享有的某种权益，权利人有权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和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相应的行为等。在自然经济、宗法结构、专制政治三位一体的社会中，强调一定的个体对其他个体的依附性和对某种社会集团及国家的从属性，于是，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一定集团及国家的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原则是以义务为本位和以官为本位。由于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抑制商品交换和流通，商品经济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形态。“重农抑商”、以“商”为“利”、以“利”为“罪”成为古代中国人在价值取向上的一种共识。这就必然导致人们商品意识淡薄，与商品经济密切相关的民事权利要求也未能得到健全的'发展。此外，中国古代的法律一向以重刑轻民为特征，义务性、禁止性规范较多，而授权性规范极少，几乎所有被视为民事的律条，也往往都伴有刑罚的制裁规定。这种传统的义务本位观念所造成的权利意识淡薄的影响，使我们至今难以形成现代意义的权利观和义务观。因此，对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司法机关“暗箱操作”、不公开审判、司法人员不认真听取诉讼当事人的意见、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侵犯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缺乏权利意识，大多数公民不依法行使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

三、重特权轻平等观念。

《人权宣言》中有一句名言：“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这是对平等含义的最集中和最具代表性的理解和法律上的界定。一般来说，特权是剥削阶级国家法律上明文规定允许统治者个人、等级或社会集团在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享有的特殊权利，或者虽无法律明文规定，但在实际上享有超越或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权利。中国传统的“尊卑上下”、“贵贱有别”的特权等级观念是儒家伦理观念的主要内容。按等级贵贱的不同，中国封建制法律在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上存在很大差异。由于民众被剥夺了权利，皇帝、官僚等被赋予了种种特权，人们的平等观念必然受到压抑。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特权等级观念经过历史的沉淀形成一种顽固的力量，至今还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导致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对权力充满信心，而对法律缺乏信仰，更不会自觉地寻求法律的保护。一些地方党政领导通过各种方式干预、过问、插手具体案件，个别权力机关对某些案件的处理发表意见、施加压力或下令更改司法机关的裁判等现象仍十分严重，造成人们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对轻视、漠视和虚无。此外，根据审判权的性质以及法官的职责，法官所享有的审判权都是平等的，法官之上不应当有法官。然而，在法院内部实行的“疑难案件”请示制度，不仅难以保证裁判的公正性，而且与司法的现代化要求也相距甚远。

四、重伦理轻法理观念。

争斗式的竞赛，而是一种父母官型的诉讼，官吏如同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对待诉讼当事人。这种“父母官诉讼”是无讼观的一个体现和根源。此外，由于中国封建司法实行纠问式审判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因其专横、残酷而使人们产生了惧法和厌讼的心理定势。因此，久而久之，不仅法的观念与权利的观念不能从诉讼中产生出来，而且人们的诉讼观念也因此受到阻抑而弱化。

五、重实体轻程序观念。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指司法活动就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关系所做出的裁决或处理是公正的。程序公正是指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所受到对待是公正的，权利主张的机会是公正的。前者是司法公正的目标，后者是司法公正的保障，二者共同构成司法公正的基本内容，并且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马克思曾经指出：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6]正当的程序本身就是立法者设计的保证法律得以准确适用的规则和常规机制。任何良好的法律都要通过正当的程序才能体现应有的价值。我国深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实体公正普遍受到重视而程序公正则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司法程序不当、程序规定被严重违反的现象十分严重。比如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使法官行动积极主动、律师行动低调被动。“暗箱”式的操作过程使诉讼参与人及公众无法对裁判结论产生信服，降低了司法的公正性。“绞肉机”式的裁判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法官的思维方式是从众多的法律规范中找出与案件事实相吻合的法律条文，通过推理获得结论，这种状况更不利于司法公正。而相互争夺管辖权、故意拖延办案、对疑难案件的“请示制度”等明显违法司法程序规定的作法更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

六、忽视法律职业的专门化。

按照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的观点，所谓法律职业是指“一群人从事一种有学问修养的艺术，共同发挥替公众服务的精神，虽然附带地以它谋生，但仍不失其替公众服务的宗旨。”[7]法律职业者是一群精通法律专门知识并实际操作和运用法律的人，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他们应当受过良好的法律专业训练，具有娴熟的运用法律的能力和技巧。

由于司法活动维系着社会公平、正义和秩序，要保障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必须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因此，法律职业的专门化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观念上对法律职业者的地位、作用以及其所具备的专业素质要求缺乏必要的认识，而一直将法律职业者等同于一般的政法干部，强调其政治表现，注重其行政级别的安排，忽视了其技术性和职业的专门化。比如法官的名称曾一度被取消而改称为审判员，直到1995年我国《法官法》的颁布，法官一词在法律上才得到正式的确认。我国的律师早在1986年便开始实行统一资格考试制度，而法官的从业资格考试制度迄今为止仍没有建立。有关法律对法官的法律专业素质的要求极不明确，任职的资格条件要求也较低。我国法官队伍素质不高突出表现为知识结构与专业结构不合理。法官队伍非专业化现象极为严重。据有关资料统计，“截止1997年底，在全国法院系统25万多名法官中，本科层次占5.6%，研究生仅占0.25%。”[8]法官数量的增加与素质的提高不能同步，造成相当部分法官在立法加快、审判方式改革、案件及执法环境复杂化等新形势下，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直接导致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的存在。

笔者认为，司法公正的实现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根本上说，有赖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全面实现，即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有序运行，民主政治得以制度化、法律化，精神文明建设能够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具有现代权利与义务观念的自觉守法公民。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司法公正的实现既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更需要观念的更新。制度建设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观念的变革却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观念的变革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能否真正实现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反映着我国文明进步的程度。

【参考文献】。

[1]培根：《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3]［美］埃尔漫：《比较法律文化》，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92页。

[4]《论语·颜渊》。

[5]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页。

[7]［美］哈罗德·伯曼编：《美国律师讲话》，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08页。

[8]参见李浩：“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

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提出了“公正与效率是二十一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这一法治化的科学命题，其基本内涵是：人民法院的全部司法活动，要做到审判公开，程序合法，审限严格，裁判公正，依法执行。这一主题高度概括了宪法和法律对人民法院职责的规定，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特征和目标要求，揭示了人民法院在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反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法律和法治的内在要求。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对公正与效率的理解和感受，以求教于各位学者和同仁。

[1][2][3]。

法院公正司法承诺书

1、公正、高效审执各类案件。严格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审判职责，认真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公正、高效地审判和执行各类案件。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简化诉讼程序，加快办案节奏，确保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保护。

2、认真落实审务公开。做到立案公开、收费公开、审判程序公开、审判公开。

3、确保司法廉洁。严格遵守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严禁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严禁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严禁插手过问他人办理的案件，严禁在委托评估、拍卖等活动中徇私舞弊，严禁泄露审判工作秘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严禁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对违纪违法行为坚决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4、坚决杜绝冷、横、硬、烦、推等不良作风，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严格执行法定时限规定，减轻群众诉累，坚决杜绝超审(执)限现象发生。立案审查在七个工作日内完成，决定是否立案;刑事普通程序案件在三个月内审结，刑事简易程序案件在一个半月内审结;民商事普通程序案件在六个月内审结，民商事简易程序案件在三个月内审结;行政诉讼案件在三个月内审结;执行案件在六个月内执结。

5、着力强化便民措施，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实行基本诉讼知识告知和诉讼风险提示制度，引导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推广便民立案措施，对提出申请的老、弱、病、残等行动不便的当事人实行上门立案服务，最大限度减轻群众诉累;加大对符合司法救济条件群众的减、缓、免诉讼费力度，让经济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法律援助，指定辩护律师;对执行案件实行先执行后收费。

6、切实加大执行力度。对生效法律文书有执行能力的案件坚决依法执行到位，对拒不执行的被执行人和拒不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当事人依法处罚到位，该罚款的罚款、该拘留的拘留、该判刑的判刑。

7、积极做好信访工作。对群众来信来访，认真听取意见，做到有访必接，实行首问负责制，对确有错误的案件，及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

8、积极推进“一乡一法庭”建设工作。建立六个基层人民法庭，接待群众咨询，对当事人进行诉讼指导，发挥好其贴近百姓、服务百姓的平台作用。

承诺人：

日期：xx年xx月xx日

公正廉洁司法承诺书

心得体会公正司法

公正司法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手段。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经历了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法律的制定和执行越来越注重公正、公平、公开和公慈，越来越符合社会规律和人类所追求的正义。从律师、法官、检察官到公民个人，与司法相关的人都应该认真思考和深刻体会公正司法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前法治建设的历史时期。

公正司法是法治建设的核心，它遵循公正、公平、公开、公慈的原则，保证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公正意味着没有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法外之地。公平意味着变着法的判决不能漠视被告或原告的真实情况，让自己成为无辜的受害者。公开意味着每个人都有知道案情和判决结果的权利和义务，并能够直接对司法行为进行监督。公慈意味着司法行为应当以保障人民利益为中心，更注重让人民根据自己的权益享受公正、公平和合理的法律。公正司法的四个原则相互关联、相互促进，构成了司法公正的体系。

公正司法是社会正义的保障，是国家法律制度的根本。只有公正司法才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责任和义务相互纠统才能形成合理的政策法规和正确的司法观念。公正司法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它关系到社会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强化“法治”理念的基础和保障。

实现公正司法需要人道主义的价值观、规范的执法意识和技能、科学的司法评估机制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的相互结合。在具体实践中，需要强调四个方面：加强司法自给自足的能力，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管理和监督，加强信息公开和技术支持，加强对社会参与的调查和监管。

第五段：结论。

公正司法是国家法律制度的基础和社会正义的保障，是实现法治的追求，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追求的价值观。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我们应当始终牢记公正司法的原则，积极参与公正司法的实践和推广，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和谐的社会文明。

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思考

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都是审判工作孜孜以求的目标。世界各国概莫能外。在新世纪开始之际，我国司法机关把公正和效率这两个目标作为工作的重点，可以说是认识到了司法工作的内在要求，抓住了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关键。我们曾经困惑，下一步司法改革该如何走。而公正和效率的提出，使司法改革的大目标得以确立。它的确立标志着我国的司法改革的思路已经变得更为成熟，从过去单一性的追求，比如对于抗辩制和程序正义的简单摹仿，发展到更深层和更为全面的综合性思考；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司法改革不断深化的趋势。此外，公正与效率目标的确立，不仅是一个口号和观念的提出，而是在认识到司法工作的性质和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对司法改革和司法工作本身的深层理论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司法改革的各个方面和具体制度的设计。在这一意义上，对于司法公正和效率的追求，将迫使我们把司法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看待，从而避免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零打碎敲状况。

虽然公正和效率都是司法工作追求的目标，但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不可简单地视为一体。我认为：公正是司法的最终和最高目标；效率是通过司法实现公正的最佳状态。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效率是司法的内在追求之一。如果失去公正，效率也就没有意义。在这一意义上，公正是第一位的.。当然，在司法效率普遍低下的时期和地区，效率作为第一位的追求，也是应该的。

公正和效率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补充的密切关系是主导方面，也就是说，两者密不可分。我们不会认为仅仅追求正义而不顾效率会真正实现法治；反过来，也不会认为仅仅追求效率而不顾正义与否是正常状态。可见，没有效率的正义是延误或虚幻的正义，而没有正义的效率则是恣意的效率。

公正和效率这对“孪生子”也会产生争执。在建立这一矛盾最佳结合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设立公正和效率的统一标准和原则，寻求两者的结合点，也要认识到，上述标准和结合点并非一种僵死不变的公式，而是一种辩证的、因时因事而异的、需要创造性的裁量权灵活处置的原则指引。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在不同的情况下，司法对于公正和效率的侧重也有不同。因此公正和效率说起来容易，真正从理论上论述清楚，从实践上建立各种保障制度，以求实现公正和效率的完美结合，则是一项艰苦细致的长期任务。

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实现必须要有具体制度和程序的保障。在这一意义上，公正和效率可以成为司法改革这一系统工程的统领原则，可以用来检验各种具体制度和程序的改革和设立。只有在各项制度建立和完善的情况下，司法公正和效率才能真正实现。

此外，运用制度和程序的人也是实现公正和效率的重要保障。虽然我国法官的素质已经在一定程序上得到了提高，但从新时期的要求和与国际接轨的要求看，其素质水平仍然亟待提高，素质参差不齐的状况亟需通过人员分类分层分责的方式得到改良。

[1][2]。